宋魯鄭巴黎日記：説中國是戰狼式外交，那西方是什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2020年5月11日 星期一 陰冷、大風
法國解封第一天。又是一天一夜狂風怒吼。
法國解封以後，我的日記這周也要和大家説再見了，週五發表的將是最後一篇。剩下的這幾天會談到大家都非常關心的中美關係，最後一篇也會有驚喜和大家分享。
早上看新聞，今天外出的人相對並不多。天氣是一個原因，再就是恢復正常工作的機構應該還是沒有預想的要多。第三個就是法國民眾也擔心疫情再爆發。地鐵很多線路乘客人並不多，不少座椅上貼着禁坐的標識。人少，大家自然也都能按照標識去坐。我看了一下，前後八個座位只能坐三個人。但以擁擠著名的13號線則是擠到關不上門——當然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兩個站出了滲水事故。
地鐵站景象，作者供圖
至於郊區快線（RER B、C）高峯時段也是擠到人挨人，根本辦法做到安全距離，總理提出的每隔一個座位空一個確實行不通。多地交通部門承認在交通運輸中遵守一米的安全距離是不可能的。至於地面交通則出現了堵車現象，據法國媒體的報道，塞車長達35公里。另據法國官方數據，仍然有5%的民眾乘車不戴口罩。
今天除了咖啡館、餐飲和酒吧，多數商店也開門了。香街上的老佛爺、路易威登等地，也是排着長隊。雖然大都戴着口罩，但這樣的人流還是相當危險。由於西班牙香煙價格低廉，法國眾多煙民湧向邊境小城狂買，以致西班牙憲兵不得不要求法國干預。
巴黎聖馬丁運河由於人羣聚集並不遵守安全距離而被執法人員驅離——就這惡劣的天氣還聚集，我的日記要跟着疫情走，這一年估計就什麼也不能幹了。今天世衞組織也發出警告，要求解封的國家保持高度警惕。中國解封時，世衞就沒有這樣的擔心。不過法國標準和中國與世衞不同，大巴黎地區主席已經歡呼這是成功的一天。
下午4點，風小了，太陽也出來了，我戴上口罩出門。發現車輛明顯多了，也經常堵車。路經幾個理髮店，都排着長隊，有的戴口罩，有的不戴。理髮員則都有口罩。媒體報道説，最早的客人是今天凌晨零點1分！也就是一過晚上12點就立即去理髮了。法國人對美的追求確實獨步全球。
路上的行人也多了，但戴口罩的仍然很少。路過兩個藥房，酒精都沒有，一個只有可重複洗的口罩，另一個則什麼口罩都有。我倒是不缺，就是想了解一下。因為政府早就宣佈5月4日就能在藥房、煙草店和超市買到口罩了。除了織物口罩，其他的都是來自中國。
我買了一盒醫用口罩，生產商是湖南某公司，0.95歐元一個，比疫情前貴了不知多少倍。這也是民眾外出很少戴口罩的原因：一個人一天兩個，一個月就是60歐元，一家有兩個人戴就是120歐。這對法國家庭還是一個不小的負擔。
在藥房買的中國造口罩。作者供圖
當然現在只要是超市、藥房等封閉空間，戴口罩的還是很多。我路上看到有人把口罩拿在手上，估計是從超市出來，受不了。還有一個女孩把口罩拉到下巴。口鼻都露着，也是因為不習慣。
我先來到地鐵站，門口站着多位公交工作人員維持秩序，出入口都已經分開。我進去後發現警察正在檢查一個乘客的路條。下午4點以後屬於高峯時段，乘地鐵要有工作證明。
地鐵站外工作人員。作者供圖
隨後便去了所在區最大的書報店。進去了，才切身體會到法國媒體對中國掀起了一場多麼大的輿論戰：幾乎所有的雜誌封面都是中國：謊言、圖謀諸如此類。不管怎麼説，法國媒體在維護國家和社會穩定、維護這個體制方面是盡了全力。
按説，法國媒體不應該和中國媒體一樣深挖真相嗎？比如為什麼政府長達三個月對口罩撒謊，影響多少人的生命健康？再比如法國駐華大使和前衞生部長布贊輪番爆料早就向總統發出警報，卻都被忽視，到底為什麼？這可是直接關係到這場疫情爆發的真正原因啊。且不説媒體的責任感和監督功能，這種報道光市場銷量也很好啊，寫報道的記者也一定能成名。
更何況，法國都有《查理週刊》這樣的榜樣，寧可面對恐怖襲擊命不要，也要捍衞自己諷刺伊斯蘭教的權利，怎麼法國媒體這一次面對自己就完全變了呢？是不是中國媒體應該到法國取取經，如何轉移視線？轉移矛盾？掩蓋真相？或者法國媒體到中國來學習如何堅守新聞職業道德？如何保持新聞專業水平？
不管怎麼樣，在法國媒體卓越的工作下，這個國家的民眾已經把疫情的主要責任推到中國身上了。如果説疫情初期，法國和西方主要是害怕中國人的話，現在則會再加上仇恨：正是中國欺騙了世界，沒有及時採取措施才害了他們。中國賣給法國再多口罩他們也不會領情。
這幾年經常有自由派學者批評中國的大外宣是戰狼，外交是戰狼，是煽動民族主義。可如果中國這個表現是戰狼，那西方算什麼？超級戰龍嗎？中國媒體如果非要用戰狼這個詞來形容，那一定是“戰狼式綿羊”。
今天法國的教育部長去了學校，因為學校要開學。法國交通部門的國務秘書也到了地鐵站，並都接受記者的採訪。歐洲的政治運作有一點和中國很相似，就是發生重大突發事件的時候，領導人一定要到一線，一定要到現場。不過這位教育部長在鏡頭下聲稱：“很多兒科醫生這麼説，讓孩子留在家中比上學的風險更大”。真是舉國譁然：一句話就把55天的封城措施給否了。
不過和歐洲、中國不同，在美國政治人物走向一線的現象就非常少見。中國資深外交官、曾駐美國舊金山大使銜總領事袁南生先生在他的《直擊美國》這本專著中就談到了這個政治現象：
2014年8月24號舊金山發生了6.1級的地震。但是州長布朗以及副州長等政治人都沒有到地震災區慰問災民，也沒有到現場指揮賑災救災。包括當時的總統奧巴馬在內，也沒有一個國家領導人到地震災區視察慰問，也沒有做出與此有關的任何批示。當然這次美國抗震救災表現的也非常不錯，措施也很得當，和這次疫情的混亂完全不一樣。
出現災情或者意外突發事件，政治人物到不到現場一線去視察，只是一種正常的政治現象，國情不同，關鍵就是看結果。但是我記得2008年，中國抗擊汶川地震的時候，就有不少學者批評中國這個模式不好，總是需要領導人到現場才能夠解決問題，才能夠推動去行動。我覺得這種説法有點兒上綱上線，為批評而批評了。
袁南生先生在《直擊美國》這本書還能提到一件事情。2013年7月6日，韓國亞洲航空公司在舊金山國際機場降落的時候，出現了空難，其中有三名來自浙江中學的女中學生死亡。美方在處理空難的過程中疑似有消防車碾壓到了一位中國學生。因為在當時濃煙滾滾、飛機起火、能見度很低、一片混亂的情況下，這種事情是有可能發生的。美國相關的部門都承認了，並且也多次向家屬道歉。袁南生先生感嘆説：
“沒有一個人企圖隱瞞碾壓真相，儘管披露真相意味着自找麻煩，要應對沒完沒了的檢查，意味着必須道歉。意味着必須承擔責任，意味着儘管盡心盡力救火救人，但仍然可能要支付鉅額賠款，甚至意味着處分。但是大家確實都實事求是沒有一個人隱瞞真相”。
只是更令人感嘆的是，僅僅7年，面對疫情，美國就完全變了。媒體不負責任，政治人物不負責任，不顧醫學專家的結論，謊言連篇。白宮新任發言人麥克納尼上任第一天就聲明絕不撒謊。難道這不是最基本的底線，完全應該的嗎？怎麼就成了必須聲明的標準了呢？難道警察要聲明自己一定不會放走犯罪嫌疑人嗎？消防員一定要聲明自己必須要滅火嗎？
更有意思的是，當記者問她曾表示特朗普不會讓新冠肺炎進入美國，現在會不會收回當時的話。麥克納尼隨即一口氣懟遍台下4家美國媒體：Vox要不要收回“新冠肺炎不會出現致命大流行”這句話？紐約時報你要不要收回“恐懼比病毒傳播更快”這句話？……説完離開了會場。既然大家都撒謊，誰也別裝崇高。
今天法國新增死亡263例，昨天是70例。新增確診412人，仍在醫院救治的22284列。疫情仍然如此嚴重的情況下就解封了。杭州3月16日新增確診清零，直到昨天才宣佈5月18日全市各類幼兒園大班幼兒開學。法國卻已經統統開學了。
席捲全球的新冠疫情有三個非常不同之處。一是美國放棄過去幾十年的領導責任，成了自己優先。二是中國相當程度扮演了全球救火者的角色：不僅輸出自己的防疫經驗，還輸出醫療隊和醫療物資。三是過去面危機時的全球合作變為爭執，特別是中美之間。美國因為決議對世衞組織的用詞不滿意，就投票否決聯合國倡議各國停火把寶貴的資源用於抗擊疫情的議案。
德國外交大臣海克斯·馬斯評論説：“這一次的疫情，可能是一個多世紀以來第一次無人向美國尋求領導的全球危機”。
客觀而説，這場疫情並沒有化解中美這幾年的緊張關係，反而由於中國的出色表現、美國的混亂以及大選臨近而出現了更多的對立。
特朗普總統的競選團隊在4月初發布了一條負面競選廣告，指出前副總統拜登曾反對特朗普總統在中國爆發新冠疫情後下達針對中國的旅行禁令，稱拜登是在“保護中國的感受”。這條競選廣告還提到拜登的兒子亨特·拜登跟中國有鉅額商業往來，直指拜登出於家族利益而支持中國的發展。
4月16日，支持特朗普總統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美國第一行動”花費1000萬美元在密西根、賓夕法尼亞、威斯康辛這三個重要戰場州，投放一系列以“北京拜登”為主題的競選廣告，指責拜登“在過去40年中在中國問題上一直是錯的”。
拜登方面也迅速做出了反擊。4月17日，一個民主黨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美國橋樑21世紀”斥資1500萬在同樣三個戰場州投放負面競選廣告，稱特朗普總統在新冠疫情中選擇“相信中國”，併為中國提供醫療物資。
隨後，拜登的競選團隊在4月18日發佈了另一條長達1分40秒的競選廣告，指責特朗普總統在疫情蔓延之際“倒向中國人”，在1、2月份“15次誇讚中國”。
遠在大西洋另一側的歐洲也在關注着中美角力。《世界報》上個月採訪法國外交部長勒德里昂，問“中國是否正在試圖取代美國的強國地位？”
勒德里昂表示，“新冠疫情大流行是大國之間鬥爭的繼續，只是方式不同而已。這場鬥爭也是顯而易見的各種競爭關係的系統化體現，中美之間越來越明顯的敵對更加劇了這種局面。”
“美國是一個強國，但似乎正在猶豫是否繼續擔任世界領袖。因此美國的撤退讓在一些攸關人類的重要議題難以採取集體行動。因此，中國感到可以説‘我是世界領袖’的那一天的時機已經成熟。”
應該説這一次美國的表現，不僅震撼了全世界，更震驚了歐洲盟國。總部位於巴黎的蒙田研究所的政治學家和高級顧問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 Moïsi)説：“美國的表現不是差，是指數級的差。”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4月21日發佈的一份最新民調顯示，如今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約90%的美國人將中國的影響力和實力視為一種威脅。從黨派來看，72%的共和黨人對中國持負面態度，這個比例在民主黨人中為62%。
自從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問還沒有建交的中國，雙方就一直保持了準盟友或者合作大於競爭的關係。但何以到今天中美關係發展至此？
2019年11月7日，法國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三的智庫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IFRI）舉行中美關係研討會。我應邀參加與並來自美國的David Rank先生在第一輪發表各自看法。David Rank在美國政府服務27年，後不滿特朗普的政策而辭職。在這場研討會上，我非常坦率地分析了中美關係惡化的五大原因，並指出中美關係惡化的原因不在中國。
2019年11月7日，參加由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IFRI）舉行的中美關係研討會。作者供圖
中美表面上看直接的大規模衝突始自2018年3月美國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戰，然而早在十年前雙方的關係就開始下行，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既有歷史的宏觀背景，也有微觀的各種事件甚至是意外。
中美關係演變到今天，有許多分析。比較典型的是修昔底德陷阱，即中國的發展和美國對中國的恐懼是主因。根據這個分析框架，中美全面對決甚至走向（非核）戰爭都是難以避免的。歷史上十六次類似的衝突有十二次導致了戰爭，其他四次都是特例，特別是英國和美國和平模式有不可複製的歷史因素。
比如，當時英國面臨很多強國崛起，除了美國還有法國，德國和俄羅斯。這其中，德國離英國最近，其軍艦離英國本土就幾個小時航程。另外美國和英國不但距離遙遠，雙方在文化、種族上還有很大的一致性。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才決定對美國忍讓，而把主要精力用於應對德國。以今天的中美為例，這兩個因素都不存在。
然而，這個解讀存在問題。在一個核時代，中美不可能發生熱戰，哪怕是再常規的戰爭，也極有可能迅速升級為核戰爭。如果雙方僅僅停留在貿易戰、科技戰的層次，要想分出勝負是相當漫長的，甚至演變成馬拉松。這並非美國所追求的。
另外一種分析則指向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博弈，是制度差異使然。
比如，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全球事務教授，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高級研究員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就聲稱：“美中競爭的根源是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美中之間力量的改變令人擔心中國可能會在西太平洋和全球取代美國。中國對高科技威權的接納令人有理由擔心，一個崛起的中國最終會引發威權主義的興起，不僅在中國也可能在全球。”
曾擔任美國前副總統切尼辦公室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的範亞倫（Aaron Friedberg），2019年5月初在國會眾議院一個有關美國對華戰略的聽證會上特別強調，美中之間的摩擦和競爭並不是兩個不同的文明造成的，而是共產黨的本質以及兩個不同的政治體系造成的。
當然還有帶種族主義色彩的觀點，比如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奇諾·斯金納（Kiron Skinner）2019年4月底在一個研討會上説，中國與西方自由世界存在文明和意識形態衝突。斯金納説：“美國與中國的競爭，不僅侷限於雙方的國家利益，也存在於不同的文明和意識形態等更為廣泛的領域。”她還稱，“這是第一次我們將面臨一個強大的非高加索人種的競爭對手。”
然而，中美文化、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早就存在，但這並不影響中美歷史上多次結成盟友，如結盟對抗蘇聯，雙方當時還創造了一個國際關係史上的奇蹟——還沒建交就已成為盟友；兩國還在9·11之後一起對抗全球恐怖主義。
就是今天，美國和沙特這樣文明完全不同、宗教信仰對立、政治制度缺乏現代性——如果以西方的標準非常野蠻和落後的國家——仍然維持着盟友般的關係。即使和美國有關係的記者卡舒吉被以超越底線的方式殘忍殺害，也絲毫沒有影響到美國對沙特的支持。
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崛起，大有威脅美國全球霸主地位之勢，美國學者傅高義還寫出轟動一時的《日本第一》。結果，美國聯合歐洲強迫日本簽訂廣場協議，成功終結了日本的進一步發展。日本和美國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都相同，但美國並沒有絲毫的手軟。
很明顯，這種解讀有為美國不按規則出牌辯護和美化的意圖，但卻不能解釋原因。
原因究竟為何，我就從明天的日記開始和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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