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光：疫情之下我們為何會有這麼多“想不到”？恐怕是西式思維作怪

【文/王紹光】

昨天電視裏面聽一個醫學專家的比喻比較好，這次疫情，武漢、湖北和全國開始打的是一個遭遇戰，然後才是阻擊戰。我覺得遭遇戰這個詞很好，即在沒有料想的情況下就突如其來的碰上了一場戰鬥，它與阻擊戰不同，後者是已知敵人來襲的情況下開打的。現在疫情得到了一些控制，即使有第二波反彈的話，也不會變成遭遇戰，更多的可能是阻擊戰。

戰鬥、戰役或者是戰爭總會有結束的時候，可能我們離結束的日子越來越近。問題是，結束以後情況會變得更好嗎？新的世界格局會變成什麼樣？我覺得有非常多的不確定性。我看最近各個智庫開的會都和疫情以後的國際格局有關，大概已經開了無數場會。

從歷史上來看，戰爭之後的情況不確定性往往比戰爭期間可能還要更大。作為開場白，我先講一下自己的小小感想。這場疫情以後的情況會更多像一戰以後到二戰之間的戰間期（Interwar period），還是更像二戰結束以後的狀況？

其實，不管是哪一種狀況，都會出現大量難以預料的事情發生，是很麻煩的事情。一戰結束的時候大家都很高興，作為戰勝國，中國人有理由高興。但1919年初召開的巴黎和會，卻將德國強佔的山東半島主權轉交給日本，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引發了“五四運動”。不僅在東亞，歐洲發生的很多事情，也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1922年，墨索里尼領導的法西斯運動席捲意大利；1929-1933年，世界範圍的經濟大蕭條；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佔東北三省全境；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上台。後來，法國元帥福熙因此回顧説：“這不是和平，而是20年的休戰”。

二戰結束後也是一樣，開始大家非常高興，就跟疫情結束後，我們大家會很高興一樣。但是，二戰剛剛結束，1945年10月9日，奧威爾首次使用“冷戰”一詞；1946年3月5日，英國首相丘吉爾在“和平砥柱”演説中使用“鐵幕”一詞；1947年3月12日，時任美國總統拋出“杜魯門主義”，擺出一副與社會主義陣營勢不兩立的架勢，奠定了戰後幾十年的世界基本格局。

所以，疫情結束鼓勵值得慶賀，一定會出現一個短暫的高興期，但是接下來的世界格局會變成什麼樣子？這就要聽接下來各位的發言。

丘吉爾

在這裏，我講一點我的一些最新想法，即關於深度不確定性的思考。

我最近寫了一篇關於深度不確定性的文章，它依據確定性的程度把各種各樣的事件分成三大類。

一類叫確定性事件，就是“已知之已知”，即決策者已經知道那些已知的東西。用我們日常的話來講，可以叫做“曾想到”。2017年美國出了一本書，很快翻譯成中文，而且在中國的影響可能比在美國還大，叫《灰犀牛：如何應對大概率危機》。“灰犀牛”事件就是一種確定性的事件，它有三個特徵：1）可預見，2）大概率，3）影響巨大，雖然“曾想到”，但終究被人忽略了。

第二類是一般不確定性，就是“已知之未知”：我們雖然不知道未知的是什麼東西，但是我們已經知道存在這些未知的東西。用日常的用語來講，這種情況叫“沒想到”。2007年出版過一本題為《黑天鵝》的書，“黑天鵝”事件也有三個特徵，第一是出乎意料，第二是影響巨大，第三是事後可以理解的，這個東西是可以想到的，但是當時“沒想到”。

最近幾年，談論“灰犀牛”或“黑天鵝”的人不少，但我覺得人類還要意識到另一種可能性，即深度不確定性，它指“未知之未知”，即有些因素我們連它們是未知的因素都不知道，用日常的話來講，這種情況叫“想不到”。它既不是“灰犀牛”事件，也不是“黑天鵝”事件，我把它比喻成“隕石來襲”，一顆巨大的隕石從天而落，砸在地球上，可能對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包括人類造成巨大的影響，據説恐龍就是因此而滅絕的。

“隕石來襲”事件也有三個特徵：第一個叫不可預見，第二是小概率，第三是影響超大。這次的疫情就屬於這類事件。同樣，1918年前後發生的所謂“西班牙流感”與本次疫情後的世界變局恐怕也屬於這類事件，它們的共同點是很多情況具有深度不確定性。下面，我就分三個部分來講。

“西班牙流感”與這次新冠肺炎相似點很多。對比這兩次疫情，有些東西是可以確定的。比如口罩的作用。這次疫情初期，歐美很多國家的人不願意戴口罩，彷彿戴口罩是過於謹慎的東方人的習慣。其實，在互聯網上稍作搜索就會發現，“西班牙流感”肆虐時，歐美國家人戴口罩的照片比比皆是，而東亞人戴口罩的照片很難找到。口罩當時在阻止疫情傳播方面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此外，保持社交距離的作用也是巨大的。有人對比過當時美國兩個城市的情況，一個是費城，一個是聖路易斯。費城開始忽略了保持社交距離的重要性，疫情期間舉辦過一次大型集會，結果死亡人數一下子就上去了；但是，另一個城市聖路易斯做得很好，所以很快壓平了疫情上升的曲線救壓。這是100多年前確確實實的教訓，值得人們面對當前疫情時牢牢記取。

不過，即便過去了100多年，到今天為止，當年的大流感還有很多的不確定性。

首先，零號病人找不到。疫情到底發源於何處？仍是眾説紛紜，不確定。主流説法是美國，也有人説是英國，近年來也有人把矛頭指向中國，也不排除還有其它可能的源頭，但基本可以排除，不是西班牙。

其次，病原體不完全確定。1918年大流感之後，一直到1933年才有科學家分離出一個H1N1流感病毒，但是現在仍有學者試圖重建當年流感病毒的起源。

第三，病亡人數也是不確定的。最低的估計是1700萬人，最高的估計是9000萬、甚至1億人，兩者相差七八千萬人。感染的人數當然更多，有人估計，當時世界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受到感染，而受到感染的人口裏面大概有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的人死去。這也是估計，不完全確定。

第四，1918年的大流感對短期和長期的世界經濟的影響不確定。如果回看統計數據，兩種情況是比較確定的。一是出現了去全球化的趨勢。比如，1918年以後，商業和金融全球化的指數都呈下降趨勢。如果使用其它全球化指數，情況也大同小異。二是經濟增長率下滑。如果對比世界各地區1918年前幾十年與後幾十年的人均GDP增長率，前者一般都比後者高。直到1950年代出現新一波全球化以後，經濟增速才再次提高。然而，我們並不能據此得出結論，1918年的疫情是造成這兩種情況的原因，因為在此前後，還有很多其它事情發生，比如戰爭、經濟危機、社會危機等。所有這些因素的影響難分難解，不確定。

這次的新冠肺炎也有很多事情我們是想不到的，也具有深度不確定性。

比如説這次疫情的損失之大，很可能大於很多戰爭造成的損失。以死亡人數為例，到現在為止，美國這次疫情的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了越戰、朝鮮戰爭的死亡人數，僅僅低於二戰與內戰的死亡人數。未來疫情在美國會怎麼發展？按照一些學者的模型模擬，美國這次疫情最終造成的死亡人數可能接近二戰的死亡人數，這都是我們以前不可能想到的事情。

經濟損失也是如此。有人估算過中國2003年SARS造成的經濟損失，大概是千億級的。但是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損失肯定是萬億級的。去年中國的GDP總量是將近100萬億，損失1個百分點就是一萬億，損失幾個百分點就是好幾萬億。昨天看了最新的報道，歐盟2020年的GDP可能會下降7.4%，是歐盟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所以，從世界經濟的重型區看，這次疫情的威力是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

新冠肺炎的防控情況也出現了很多“想不到”。

先看中外對比。有些國家與地區的醫療體系據説比中國大陸好得多，但這次防控疫情的結果十分出乎意料，我們以前都很難想象。比如説福建省人口比台灣地區多，但福建省的確診和死亡都比台灣少。台灣一直把自己鼓吹成世界上抗疫的典範，但是我們福建省比他們表現好得多。深圳市人口比香港特區多得多，但確診和死亡數量比香港少。

另外，蘇州市比新加坡人口多得多，表現好得多。武漢市比紐約市表現好得多，湖北省比紐約州好得多，儘管武漢與湖北人口比紐約市、紐約州多得多。湖北省周邊的四個省，河南、安徽、江西、湖南都比很多國家要大得多，它們有很多來自湖北或武漢的流動人口，防疫照説很難，但它們的表現比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好得多，而這些國家往往被國際媒體看作這次抗疫的明星國家，它們也都自認為表現得不錯。最後，跟歐美所有國家相比，中國整體表現很好，這其實是我們以前想不到的。

截圖來自紐約時報

不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中外比較有很多“想不到”，外國與外國的比較也有很多“想不到”。比如説越南、老撾、古巴這些地方，要比歐洲國家（如瑞典、丹麥、挪威、比利時）表現好得多，這些都是我們以前不可能想到的事情，因為不管從人均收入來比，從醫療體制來比，從福利水平來比，後者都據説比前者強得多，但是現在這些社會主義國家表現的都比歐美的所謂福利國家好很多。

還有一個對比我們可能也想不到：非洲整體其實表現的非常好。非洲有13.4億人口，比歐洲大得多，但是非洲現在的感染人數僅僅佔全球感染人數的1%左右。很多人以為這是因為非洲的檢測能力不足，真正的感染情況可能很嚴重。但據研究非洲問題的專家介紹，非洲疫情也許的確沒那麼嚴重，因為非洲歷史就是當地人民與疫情作戰的歷史，他們積累了大量抗疫的本土知識，這次派上了用場。

全球比較，如果以每百萬人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作指標，在全球140個有數據可查的國家裏面，頭20位除了伊朗以外幾乎全部都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即便如果按新冠肺炎確診患者的死亡率來看，排在中國前面的至少有十多個最發達的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這些國家，這都是我們想不到的。

問題是，我們為什麼會想不到？這裏面其實有很多值得深思的東西。對解釋世界，歐美有大量看似很“科學”、“合理”的説辭，我們自己以前往往不假思索地全盤接受下來，變成自己思維框架。但是這次疫情撼動了這些貌似“科學”、“合理”的假設，激發我們對它們進行深刻的反思。比如疾控體制、公共衞生體制、醫療體制在防控大規模疫情方面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是否還有其它很多東西在防控疫情方面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行為模式是不是很重要、思維方式是不是很重要？文化傳統是不是很重要？尤其是這次中國和歐美國家比較，也許告訴我們，社會政治體制比什麼都更重要。將這些“想不到”的事情想清楚、説清楚是我們接下來應該做的事情。

疫情之後的世界會出現什麼樣的大變局？現在恐怕誰也説不清，因為涉及太多的“想不到”。很具諷刺意義的是，今年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報告》以全球價值鏈為主題。疫情還沒有結束，已經有很多人討論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的未來，不少人對此憂心忡忡。其實，在疫情之前，全球價值鏈未來就已經蒙上了一層陰影。相比前40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全球價值鏈佔全球貿易的份額不僅沒有增長，反倒有所下降。這次疫情很可能會雪上加霜，導致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的斷裂。儘管有人比較樂觀，有人比較悲觀，各有各的道理，但總體上，大家也許都同意，這方面具有深度的不確定性。

現在據2049年，我們還有大概30年，這其間世界格局變化的不確定性我覺得會是非常大。講到去全球化，還是再全球化，最近還有一個人提了一個説法，叫慢全球化。世界銀行的《2020年世界發展報告》已注意到，過去十餘年已經呈現慢全球化的趨勢。疫情會不會讓慢全球化變為去全球化？如果出現去全球化，它恐怕不僅僅是經濟上的脱鈎，不僅僅是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脱節，還可能在政治上出現一些情況。比如最近在西方已經有政客提出來要在中國周邊拉上一道“鐵幕”。“鐵幕”的説法是丘吉爾1946年3月份提出來的，當時人們還沉浸在二戰勝利的狂歡之間，然而“鐵幕”的預言不久變為了一道真實“鐵幕”。“冷戰”的説法是1945年10月份，二戰剛剛勝利時，《1984》那本書的作者奧威爾提出的，當時很多人“想不到”冷戰最終會變成殘酷的現實，並持續了幾十年之久。

面對深度不確定性，我們不能忽略去全球化的可能。總之戰鬥、戰役、戰爭結束之後，往往會出現具有深度不確定性的局面。這次疫情之後，恐怕也不會例外。會不會出現一個我們十分不願意看到的局面？我們當然看到最好的結果，但與此同時，一定要準備應付最壞的結果。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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