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費什曼：舊秩序已死，後新冠病毒時代如何構建新的世界秩序

【文/ 愛德華·費什曼 譯/ 觀察者網特約譯者 傅洛拉】

國際秩序很少以明顯的方式變化。正如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羅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並不是一閃即逝的階段：它持續了幾個世紀。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始於1815年維也納會議的秩序才徹底瓦解。

但是在極少數時刻，人們對舊秩序的信心瓦解了，人性消散，只餘真空。正是在這些時期，新的秩序誕生了，新的規範、條約和制度應運而生，以定義國家之間的互動方式以及個人與世界的互動方式。

作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影響最深遠的全球性破壞，新冠病毒疫情正是這樣的時刻。1945年後的世界秩序已停止運作。在一個健康的秩序下，我們希望至少有誠意地進行國際合作，以對抗無國界的病毒。然而，聯合國失去作用，世界衞生組織已成為一種政治足球，不僅國家之間甚至歐盟內部的邊界都已關閉。數十年來鞏固的合作習慣正在消散。

無論我們是否喜歡，隨着疫情的消退，新的秩序將出現。美國領導人應盡一切力量確保新冠病毒後的秩序有能力應對即將到來的時代挑戰。

五年前，我代表國務院參與了一個跨機構項目，評估國際秩序的未來。我們研究了過去的變化並討論了可能的改革。我們認識到當時的秩序是脆弱且需要修復的，但是我們也很欣賞慣性的力量——只有在極端情況下，領導者才能接受舊秩序已被打破，並下定決心建立新秩序。

現在已經到了極端情況，美國領導人有一個百年一遇的機會：他們可以建立一個真正適合我們時代的秩序——應對氣候變化、網絡威脅和公共衞生挑戰，使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的成果得到更廣泛的分享。如果是的話，他們做對了。

美國在最近兩次建立國際秩序的嘗試中有一些教訓——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1919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45年。1919年後世界秩序的標誌是大蕭條，極權主義政權的崛起，以及一場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更具破壞性的大災難。相比之下，1945年後的秩序帶來了超過七十年的和平與繁榮，其間暴力死亡人數大幅下降，全球國內生產總值至少增長了八倍。

美國如何避免一戰後的錯誤並效仿二戰後的成功經驗？有三個主要因素造成了兩者的區別。

首先，隨着危機的持續進行，美國領導人應立即計劃新秩序。當戰爭結束兩個月後，1919年1月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抵達巴黎和平會議時，戰後秩序的核心原則尚未達成共識。因此，協約國的商討受到相互矛盾的議程的影響，導致達成的條約無法處理世界即將面對的問題。

相反，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總統在美國參加戰爭之前就開始計劃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解決方案。美國和英國於1941年8月（比珍珠港事件還早四個月）發佈了《大西洋憲章》，闡明瞭戰後秩序的目標。1944年7月舉行的佈雷頓森林會議則決定了戰後經濟體系。到1945年戰爭結束時，新秩序的宗旨已經成熟，使同盟國能夠集中精力執行重要的細節。

新冠病毒對我們生活的影響比我們想的更長，但不會是永遠——當危機過去時，新秩序的輪廓將迅速形成。為了充分利用窗口期而不被爭論所浪費，美國和世界各國領導人現在應該開始合作以制定原則。

期望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總統率先為新的國際秩序進行規劃是愚蠢的，他正是造成當今國際秩序無法運作的一個原因。我們可能必須等待一個更具國際意識的總統才能構建新秩序的體制。但是，特朗普當政並不意味着在此期間不可能取得有價值的進展。

共和黨和民主黨雙方的領導人，特別是在疫情之後將大有作為的年輕領導人，應立即着手圍繞新冠病毒後世界秩序的目標進行研究、辯論和集會。在深入探討諸如聯合國的未來之類的細節之前，我們必須就基本目標協調一致。

我們距離新秩序的曙光可能還有一年多時間，而在任何體制創新之前，這個體系的知識基礎將通過思想競賽來鞏固。國會議員、民間組織和企業的領導人，以及學者應該以醫療專家為榜樣，他們在各種形式的論壇（從醫學期刊到推特）中進行了合作，制定了治療新冠病毒的策略。這些人應該知道，他們提出的任何原則，即使只是書面或電子的文本，也可能最終具有更大的意義：一戰後和二戰後的秩序都起源於簡單的聲明，前者是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準則，後者是《大西洋憲章》；而它們直到公佈幾個月或幾年後才獲得廣泛認可。

其次，美國領導人可以從過去學到的是避免“責備遊戲”。以法國總統喬治·克萊門梭（Georges Clemenceau）為首的一戰後秩序締造者一直受到指責，他們迫使德國接受“戰爭罪惡”，做出領土讓步並支付賠款。這些條款引起了德國人的憤慨，助長了納粹的崛起。相比之下，二戰後秩序的建立者着眼於未來，致力於將德國重建為繁榮的民主國家，儘管事實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相比，德國在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明顯更有過錯。今天的德國是一個自由的榜樣，也是美國的堅定盟友，證明了該政策的智慧。

這次疫情已經比越南戰爭殺死了更多的美國人，為此尋找替罪羊，是很有“誘惑力”的事。儘管如此，美國領導人應該慷慨地在世界各地協助新冠病毒疫情後的恢復工作。雖然中國無疑會因限制關於新冠病毒的早期報道而受到指責，但支持中國的公共衞生體系，而不是試圖懲罰中國或用種族歧視的稱號使中國尷尬，對美國和世界都將有好處。

在以新療法和疫苗結束疫情的競賽中，慷慨大方是最重要的。美國應當領導全球範圍內的努力，儘可能快速和廣泛地研發、測試、製造和交付這些藥物，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試圖收購一家德國疫苗公司時所暗示的，可能會將這些技術突破的益處據為己有。最重要的是，美國在結束疫情方面的作用，將決定其塑造未來世界時具備多少道德權威。

美國還應該慷慨地支持新秩序的體制建設。華盛頓已經花費了超過2萬億美元，將美國從新冠狀毒的深淵中拉出來，而且還將投入更多資金。這些注資使560億美元的國際事務預算相形見絀，該預算涵蓋了國務院、美國國際開發署、對外援助以及對國際組織的捐款。如果説有什麼危機能夠證明為何“一盎司預防等於一磅治療”，那非本次疫情莫屬：美國應該為新秩序的體制提供資金，以便它們有能力避免下一場危機走向失控。

最後，新秩序應以國內共識為基礎。威爾遜在參加巴黎和平會議的美國代表團中沒有包括任何一個著名的共和黨人，他不僅排斥激進的孤立主義者，還排斥了他可能已經找到共同點的温和國際主義者。最後，參議院以53票對38票否決了《凡爾賽條約》，美國也從未加入國際聯盟。羅斯福（FDR）和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從威爾遜（Wilson）的失誤中吸取了教訓，並儘早致力於為二戰後的秩序積累支持的力量。當參議院討論《聯合國憲章》時，以89票對2票獲得了壓倒性的支持。

美國在後新冠病毒秩序中的影響力，將取決於其行動是否得到國內共識的支持。在我們這個黨派分歧空前的時代，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近70％的美國人，包括多數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支持美國在世界上發揮積極作用，這是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的最高支持水平。即使在特定的國際問題上，美國人也比他們想像的更加願意表示支持。整整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認為美國政府應該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做更多的工作，近80％的人認為網絡攻擊是嚴重威脅。

現在，新冠病毒使我們從美國天下無敵的集體認知中醒悟，我們可以期待更多的人能認真對待全球風險向前行動。美國領導人應該利用這種支持，使建立新秩序成為兩黨合作的項目。

這個實際上要去解決21世紀問題的新世界秩序究竟會是什麼樣？每個國際秩序的核心是廣度與雄心之間的權衡：隨着成員的擴大，目標必須縮小。因此，我們應該想象一個兩級系統。

在全球層面，新秩序應將重點完全放在集體行動問題上，包括氣候變化、網絡安全和流行病，這些問題將在未來的時代給我們的世界造成危害，就像過去的核武器一樣。核不擴散體制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既制定了明確的規則，又發揮了真正的權力：監測、檢查、出口管制、封鎖和制裁協同工作，以檢查核擴散。新冠病毒讓我們所有人本能地意識到我們面對公共衞生挑戰的脆弱性。我們應該把這種創傷像限制核武器擴散一樣，有力地納入規範和體制。例如，我們可以想象這樣的世界：各國做出了減少碳排放和限制網絡入侵的堅定承諾，而這些承諾是通過商業約束以及對經濟和政治後果的威脅來形成強制力的。

同時，我們需要在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之間重新調整秩序，而作為一個較小的團體，它們可能會更加雄心勃勃。美國及其在歐洲和亞洲的盟國應組成一個民主政體委員會，將集體防禦從軍事領域擴大到應對更隱蔽的威脅，例如選舉干預、虛假信息和金融脅迫。在經濟方面，將人類的福利放在“為增長而增長”之上的國際體系時代已經過去了。美國、歐盟、日本和其他民主國家應簽署新的經濟協議，共同推進擴大市場準入，打擊逃税，保護數據隱私和執行勞工標準。全球化程度在某種程度上的回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然的。但是現在沒有計劃的話，回落將變得混亂而遲鈍，會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潑掉。

歷史學家唐納德·卡根（Donald Kagan）指出：“如果沒有歷史，我們就是自己出生地點和時間的意外囚犯。”新冠病毒後秩序即將來臨，不可能再回到舊常態。儘管這樣的轉變很少見，但它們曾經發生過，我們應該留意歷史的教訓，否則代價可能會更高。如果我們再重複1919年的錯誤，我們可能最終會回憶起新冠病毒是更大破壞的先兆——它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危機”，後面就跟着以氣候變化為表現的“第二次世界危機”。現在，我們有機會制定不同的路線，並引領我們的時代歷史駛向更美好的未來。

（原文載於Politico網站，觀察者網特約譯者傅洛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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