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東昇：中國不必接棒美國扮演全球化的新旗手，但要抓住新風口
【文/ 翟東昇】
我是人民大學的翟東昇，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內容是跟全球化有關的，主題是全球化的進退與分化的問題。
首先，疫情本身是不足以改變全球化進退的方向的，它只能是加速或者遲滯原有趨勢。
大航海以來的500年，全球化是曲折前進而不是一路上漲的，而且它存在明顯的週期，它的週期其實跟主導性帝國的權勢消長有關。從國際關係或者國際政治經濟學學科視角來講，有霸權穩定論的觀點，認為主導性帝國的巔峯時期是全球化推進比較好的階段，一旦主導性帝國權勢不穩、自信心消失，那麼它所推動的這輪全球化就會消退和調整。
上一輪的全球化是英帝國巔峯時刻，1880-1914年。這個現象背後，既有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流行的因素，又有金本位制度的貢獻。金本位體制是1870年開始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普遍採納的貨幣制度。1870年德意志帝國統一，從法國弄到50億金法郎賠款之後就開始學英國搞金本位，日本也跟進，其他幾個國家陸續跟進之後，金本位就流行了，大家統一了貨幣單位之後，配合英國資本的全球輸出，自由貿易這一套都玩得轉了。
一般來講，大家都認為1880年-1914年全球化的各方面指數是明顯上漲的。隨之而來的逆全球化時期是英帝國的逐步崩塌階段，主要是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中間的大蕭條。
這張圖是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做的全球化指數，明顯看到在1870-1914年之間是上升期，1914年到1945年是明顯的下調，1946-1980年之前，我們可以稱之為半球化，即兩個分別以美蘇為中心的平行的世界體系。斷代方式如果劃到1980年，那是里根和撒切爾夫人提出“這個世界上沒有其他道路，只有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道路一條道。There is no alternative，簡稱TINA”這個概念的時間，這個劃分主要是中國此時正式加入美國主導的世界市場體系，開始搞改革開放。當然也有人劃分是從1991年開始算真正的全球化。
無論如何，我們從1945年到2008年的過程當中全球化指標都是持續上漲的，但是2008年以來，剛才王紹光老師講到的慢全球化、逆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等等都有體現，在指標上有明顯變化的。
我發現PIIE的這個指標有一些值看得不是特別清楚，所以我讓學生重新做了一下指標，我們更新到了今年的一季度。PIIE的指標其實很簡單，就是全球貿易佔全球GDP的比例，這個指標簡單粗暴，沒有那麼大的爭議，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這個指標是持續下行的，你也可以爭辯説這個下行是對趨勢的暫時修正，未來還會再創高峯，全球化還會繼續，我們中方作為出口國當然希望如此，畢竟我們有些人自認為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但是我個人表示悲觀，原因是除了指標展示之外，還有一系列的其他現象暗示這個事情不那麼簡單，包括英國脱歐和特朗普當選。美英的政治新勢力都是反對跨境人口流動，一旦人口流動的趨勢被阻礙之後，其他指標也不可能伴隨上漲。
我們再看一看其他一系列與全球化相關的輔助性指標，我做了FDI佔全球GDP的比例，也就是FDI的全球化指數。1970年代到現在50年的格局，總體上FDI佔比看是一路往上的，2007年見頂然後就一路下行，最近FDI的全球化指數是創了新世紀以來的新低。
貿易是商品和服務的跨境交換，FDI是實體產業的跨境投資和併購，此外還有金融的全球化指數，我們提供了兩種指標。一是全球國際債券未償餘額佔GDP的比例，這個指標也是在2008年和2009年之後出現了一個調整，但是沒有大跌，下跌的比例似乎不多，其實這裏面有一個貨幣錯覺，因為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危機之後美、歐、日、英、中這五大央行拼命印鈔票，貨幣發行量大幅度增加了。如果我們把它變成在1970年之前可比的邏輯，這第二個指標，我們看一看在同等的貨幣基礎之上，在淨貨幣之外衍生出的跨境信貸能衍生多少，就是把分母從全球GDP改成了五大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我們就能看到這個下跌的趨勢還是比較明顯的。
以上，我們用一系列客觀而且可計量的指標來説明這樣一個趨勢：2008年代表了本輪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巔峯，此後的12年以來，全球化持續退潮。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全面退潮現象發生呢？
逆全球化的動能是很多的，首先第一個是華爾街在美國內政中的失勢。
第二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在全球尤其在西方的影響式微。
第三美國國際權勢的相對衰落。
第四是美歐社會的嬰兒潮老化，導致全球總需求增長停滯，這個是從經濟學的角度研究者比較看重的底層因素。
第五還有通縮和低利率現象持續發生。為什麼1980年開始美歐要搞全球化？當時一個大背景就是高通脹和高利率，所以他們把產業外包出去對於他們降低通脹是有幫助的；可是現在是通縮，所以這個時候打貿易戰對本身的負面影響是可控的。
第六個是西方藍領中產在政治上的翻盤與民粹力量的上升。
時間關係我重點講一講第一點和第六點。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核心推手是華爾街金融資本。我讓學生做了一個工作量比較大的統計：過去幾十年每一屆政府，白宮30位高官，包括總統、副總統、財長還有國務卿等重要的崗位，有多少來自華爾街背景。在杜魯門時期只有百分點十幾是來自華爾街，因為你需要有經濟金融方面的專才。
但是此後持續上升，一直到克林頓總統的第二任期達到巔峯時刻，克林頓總統的第二任期居然有一半多是華爾街的人，在此之後開始逐步下降，尤其是到了特朗普時期，在這裏我只是統計特朗普第一年的30位頂級高官的比例。但是此刻只有一位，就是姆努欽還留在白宮，其他人全被踢出去了，由此可以看出華爾街在美國政壇的影響力是式微的。
其實從內政的角度來講，這個事情對於美國的開放性和擁抱全球化政策的投入程度影響非常大，因為美國的開放性主要來自於兩個勢力，一個是華爾街金融資本，還有一個是西海岸的科技成本，以前者為主。
蓬佩奧與姆努欽
還有大象曲線，橫軸是最窮的到最富的全球人口的排列，縱軸是在全球化過程中不同財富段的人相對獲益的情況，美歐白人藍領30年來收入沒有漲，但是其他的各種指標都漲了：失業率、死亡率、犯罪率、自殺率、吸毒率、離婚率都漲了，他們認為自己被全球化出賣了。
我認為，當前的逆全球化時期，全球化各子項的分化趨勢是這樣的：首先，經濟和技術全球化可能會倒退回冷戰期的半球化，也就是類似於1945-1990年的兩個平衡的國際體系，現在中美在技術上的切割已經開始了，我個人跟美國、歐洲政治界的朋友們交流，感覺這個事情已經是無法挽回的。
其次，疫情期間人口流動的全球化全面停頓，這個事情可能會持續不止一兩年，兩年之後疫情能不能真正過去我認為不能太樂觀，許多人以為我們會找到特效藥和疫苗，或者還有個辦法是病毒自身毒性的退化。但是據我所知，特效藥到目前為止沒有什麼希望，疫苗也不樂觀，目前全球做疫苗水平最高的據説是美國的Moderna。該公司的高管和老股東比較掌握實際情況，在過去的一個多月裏面趁着股價上漲賣了10億美元股票，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根本做不出能夠符合大家期望的疫苗。
當然，我希望我們中國的團隊能做到美國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們也要有心理準備，這個疫情很可能持續不止兩年，剩下的希望就是等到這個病毒自己退化之後。即便全球疫情結束之後，人員的跨境流動局面也難以真正恢復到歷史上的人口互相往來峯值。
其三，我想談一個比較有意思的情況，全球疫情背景之下，數字經濟的全球化反而正在加速。數字經濟構成全球化的新風口，跨境電商正在蓬勃發展，跨國公司以前都是超級大公司，能夠進行資源配置和資本配置。但是現在由於移動互聯網的大規模普及，5G時代就更厲害了，許多中小企業可以變成跨國公司，尤其是那些以信息和知識為基礎的業務領域，以後的跨國公司絕大多數將是中小企業而不是過去的大企業。
現在整個疫情之間，我聽一些年輕人介紹，一些互相都不怎麼認識的網友大家一起組織了線上合夥企業，這些人完全在全球不同的時區，他們有分工，互相之間不是上下級的分工而是平行的分工和縱向的分包，然後生意在全球大蕭條的環境下竟然不錯。所以我們將看到原有的經濟構造的業態將出現重大變化。
數字貨幣將是大國主權信用在全球各地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拓展的新的利器。以前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普通民眾是沒有金融支持的，連銀行帳户可能也沒有，但是數字貨幣尤其是中國這樣大國推出的主權數字貨幣，可以在全球各國進行延伸。我知道中國有一些名不見經傳的互聯網企業已經在一帶一路沿線拓展了十億量級的用户。有一些數字經濟全球化場景將以我們此前難以想象的方式快速展開。
最後我説一下政策主張。有以下三點，首先，我主張中國應該順勢而為，待機而動，而不是逆勢而為。我覺得中國目前還缺乏擔任全球化旗手的實力和能力，尤其是在我們無法承受每年五千億美元貿易逆差的背景下。這個事情一定要澄清一下，許多人以為美國GDP比我們就大70%，他們現在不願意做這個旗手，為什麼我們不做？
其實我們也可以做，但是有一個前提，美國之所以能夠在1980年代開始扮演全球化的旗手，還有一個重要條件是他數十年的貿易順差消失了，開始出現持續擴大的貿易逆差，而且貿易逆差佔GDP的比例也是在擴大的，這個事情伴隨着國內藍領中產階級的萎縮等等。
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中間，這條路目前是不太現實的。所以如果你不願意承受這個巨大逆差，你基本上很難接棒美國扮演全球化的新旗手，因為你無法替代美國向全球提供增量的貿易逆差來讓大家分享的，所以關於全球化，我們提的口號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
第二個就是“一帶一路”應該做戰略性的升級和集中，這個面不能鋪得太廣，飯要一口口吃，仗要一個個打。我們要集中火力做好可控區域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做好一些重點或者支軸國家，而不是“撒胡椒麪”。如果説全球化有春夏秋冬的週期的話，現在我們處於深秋季節，享受到了此前的成果，但是冬天還在後面，要儲存足夠的能量扛過寒冬。按照上一次逆全球化週期的長度，整整三十年，咱們現在這一輪才走了12年，可能還要有二十多年，也就是在2035年和2040年之後我們再扮演旗手，才是水到渠成，事半功倍。
第三個主張，就是抓住新風口，有選擇地主動推進局部開放。作為“美式”全球化的追隨者和支持者，中國並沒有被美國的自由主義完全催眠，有一些東西做了必要的保留。以前我們搞了資本項目管制和互聯網管制，我認為那個時候的兩個管制是非常合理的，而且效果非常好。凡是不搞這兩項管制的國家，顯然都不好了，比如一些發展中國家提前放開資本項目管制，先後發生了金融危機；歐洲和日本沒有搞互聯網管制，結果被美國的互聯網五大巨頭贏家通吃，結果歐洲在互聯網經濟時代全面落伍。
但是到了現在，我認為要反其道而行之，中國的企業和產業，在資本金融領域和互聯網經濟領域，相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存在某些比較優勢，因此現在要開始主動和有節奏地放鬆我們的資本項目管制和互聯網管制，以便讓中國企業抓住新風口。
正如上文所述，逆全球化時代不是完全的倒退，而是裏面有分化，數字經濟的全球化是有進展的，就如同寒冬中也有臘梅花開。我們要在相對好的風口上創造條件，為我們的企業和產業創造儘可能好的全球拓展的條件。
謝謝大家。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