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議員指責中國留學生成高校“衣食父母”，昆士蘭大學反駁

【文/觀察者網 熊超然】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導致許多行業遭受重創，一向將招收大量海外留學生當作是“搖錢樹”的澳大利亞，同樣在疫情期間遇到了巨大的經濟困難。

日前，來自維多利亞州的自由黨參議員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erson）利用一份“泄密文件”指責昆士蘭大學，認為該校在收入來源上過度依賴中國留學生。他還警告校方，與中國交往密切甚至會帶來更為嚴重的“非金融風險”。

對此，昆士蘭大學的校長彼得·瓦爾吉斯（Peter Varghese）予以堅決反駁。他批評帕特森的“泄密文件”是在胡言亂語，同時強調與中國發展關係是“風險中存在着機遇”，無論是高校還是澳大利亞都應該明白這一點，抵制中國是不可取的。

《悉尼先驅晨報》13日報道截圖

《悉尼先驅晨報》14日報道截圖

據澳媒《悉尼先驅晨報》（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13日報道，帕特森12日在議會發表演講時，宣讀了一份由昆士蘭大學內部人士泄露給他的校方高級職員薪酬報告。報告顯示，因“成功發展了學校與中國方面的關係”，副校長彼得·霍伊（Peter Hoj）獲得了20萬美元獎金。

文件內容顯示，霍伊的一大“優秀業績”便是“在中國獲得了良好的戰略地位”，他於2018年至2019年間共訪問中國6次，想要去昆士蘭大學學習深造的中國學生數量持續強勁增長，預計2020年第一學期將有63%的國際留學生來自中國。

帕特森指出，正是因為上述“優秀業績”，使得霍伊獲得了獎金，但其實他在另一項關鍵績效指標上並沒有出色表現。這項指標旨在讓學校的國際留學生羣體更加“多樣化”，以此讓學校在財務上更具彈性。

“僅憑這些成績，霍伊遠沒有資格獲得獎金，那些獎金來自學生的學費和納税人的口袋。”帕特森表示，63%的外國學生來自同一個國家，這一情況應該為昆士蘭大學校長以及學校管理機構UQ理事會（UQ senate）敲響警鐘。

按照帕特森的觀點，這種在留學生方面的依賴性，特別是對中國留學生的嚴重依賴，早在新冠肺炎疫情開始前就應該注意到。他認為，一些不可控的自然情況和市場因素會引發金融衰退的風險，而過度依賴中國還會帶來“非金融風險”。

帕特森聲稱，這種“非金融風險”在昆士蘭大學裏尤為明顯。比如，曾有學生因抗議學校與中國的密切關係而被紀律處罰；該校開辦了孔子學院；該校還曾計劃提供四門由中國政府資助設立的課程，雖然如今這一計劃已經停止。

觀察者網注意到，帕特森所提到的那名抗議學生名叫德魯·帕夫盧（Drew Pavlou），昆士蘭大學在對他的紀律處分中稱，帕夫盧嘲笑、諷刺該校與中國的關係，包括身穿防護服在學校的孔子學院外拍照。

而據《衞報》報道，帕夫盧去年曾幫助組織一場支持“港獨”的抗議活動。《華盛頓郵報》也指出，帕夫盧去年7月曾捲入一場混戰，他在昆士蘭大學布里斯班校區舉行的有關香港問題的集會上，還曾和他人發生肢體衝突。

面對帕特森咄咄逼人的批判，昆士蘭大學校長瓦爾吉斯隨後作出了回應。

據《悉尼先驅晨報》14日報道，瓦爾吉斯在一份聲明中稱，帕特森宣讀的那份報告文件是在“有選擇性地引用”，並且對霍伊副校長進行了不公正的批評與攻擊。

對於霍伊的領導能力，瓦爾吉斯十分讚賞。他表示，學校的國際排名在霍伊任職期間不斷上升，校方是根據霍伊的一系列關鍵績效指標，對其作出了公正的評判。

“中國學生的學費佔到昆士蘭大學總收入的20%，中國目前也是昆士蘭大學最大的研究合作伙伴之一，如果霍伊教授經營運作如此關係都不能算作是優秀的績效指標，這反倒是更令人驚訝的。”

《悉尼先驅晨報》稱，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澳大利亞高校一直處於危機之中，昆士蘭大學的國際留學生人數就已大幅減少。此外，留學生行業越來越依賴中國學生的入學率，接下來的六個月裏，預計該行業的收入最多將會減少46億美元。

瓦爾吉斯曾擔任澳大利亞外交貿易部秘書和情報機構國家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Assessment）總幹事。他表示，在外交部門和情報機構的職業經歷讓自己意識到，學校在與中國的關係中既存在風險也擁有機遇。

他承認，“過度依賴”的問題有必要注意到並採取措施。因此，自2016年他擔任昆士蘭大學校長後，他利用財政收入建立了“未來基金”。

“讓留學生多樣化的最佳方法是拓展其他市場，而不是去縮小中國市場。”瓦爾吉斯強調，澳大利亞必須面對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已成為世界領先的經濟體和崛起的學術研究大國，儘管兩國在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但抵制中國是非常不明智的選擇。

瓦爾加斯還説，“我們需要和中國進行直接接觸，只要這種接觸符合我們的利益和價值觀，無論是作為一個國家還是一所大學，這都是我們方法中的一塊‘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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