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萊茵日記：“陰謀論”喧囂塵上，誰是替罪羊？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歷史有着自己的發展軌跡，並不以有些人的意志為轉移。這次疫情再次告訴世人：過早下結論容易走入歧途，陷入被動，就像“歷史終結論”與“中國崩潰論”被屢屢“打臉”那樣。
人類的進化過程中，許多現象其實一直在重複和循環出現，從未停息過，而人性也在週而復始地展示着善惡兩面，從未改變過。陰謀論的“生生不息”，就是這樣一種人類現象。
五花八門的“陰謀論”
上週末，德國一些大城市出現了規模不同的“反限制措施”示威遊行。一般情況下，抗議活動的意識形態和利益之分濁涇清渭，彼此對立，但過去數日中的示威者成分頗亂，混雜其中的極右、極左、反猶分子竟然破天荒地“聯合”上街了。他們利用油管視頻來進行動員，在臉書羣裏相互交流，通過即時通訊（Messenger Telegram）工具組織和協調行動。
德國的反封城示威得到了不少報道，有媒體指出其極右、新納粹等背景，圖片來源：推特截圖
在網絡時代，社交平台不僅為人們相互交流和傳播信息提供了方便，也聚攏了成千上萬為生存擔憂、對現實不滿、甚至包括百般無聊和無事生非的人。他們在這裏為個人的不幸和社會的不公尋找“責任者”，在無助和迷茫中尋求答案和出路，但缺乏或拒絕理性思考和分析，只是在“知音”和“同道”中感受“自我證實”帶來的快感和力量。這裏是各種“陰謀論”滋生的最佳土壤。
這些天在德國議會和政府門口集會的抗議者們，堅信某些有權有勢的人意欲通過傳播病毒來限制人的基本權力和破壞民主。這些“理論”偏離事實，充滿成見、偏見、敵視和猜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有關微軟創始人蓋茨（Bill Gates）的各種“傳説”，譬如，蓋茨欲將世界置於“衞生專政”（Health dictator）之下，以便將芯片植入人體；蓋茨為了兜售疫苗而故意培植病毒等。
2018/19年，蓋茨的基金向世衞組織（WHO）的項目捐贈了3, 68億美元，德國卻有人批評他利用大金主的身份對該國際組織施加影響。對於上述針對他本人以及他的基金的種種“説法”，蓋茨5月11日在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表示：“我們所作的一切，無非就是出錢和表達我們的看法。”他感覺“很糟糕”，因為此前沒有更有力地警告大瘟疫的危害，不然全球的抗疫或許能做得更好。
不只是德國，澳大利亞也有這樣的集會，而在推特上，各路“陰謀論”會互相串聯，捍衞本方觀點。圖片來源：推特截圖
為了控制疫情，各國的科學家們目前正在緊鑼密鼓地加緊研製有效疫苗。但是，這種努力很可能在各種“陰謀論”的圍攻下被打折扣，因為反對打疫苗（不僅針對新冠病毒疫苗）的人早就存在，數年來也一直在傳播各種説法。專家們擔心，如果一部分人因相信這些説法而拒絕接種疫苗，這次新冠病毒的傳播將很難得以控制。
圍繞新冠病毒還有以下“理論”：1）這個病毒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發明，2）政府想以此轉移視線，3）沒有病毒，只有5G輻射，4）製藥業為了推銷疫苗，5）新冠病毒沒那麼可怕，6）病毒是在武漢某實驗室培植出來的。
據此間媒體分析，這次仇視蓋茨和反疫苗的人之所以能與反猶主義和“帝國公民運動”（Reichsbürgerbewegung）串聯在一起，也與俄羅斯海外媒體、“第三立場”雜誌（das Querfront-Magazin Rubikon）和極右博客等的作用分不開。
德國的一些公眾人物也成為“陰謀論”的有力推手：德國著名流行歌手沙維爾·奈杜（Xavier Naidoo）否認新冠病毒的存在，聲稱這是“憑空捏造”出來的瘟疫；德國土裔素食菜譜作者和電視烹飪明星希爾德曼（Attila Hildmann）公開指罵衞生部長施帕恩（Jens Spahn）：“沒有人想要你骯髒的應用程序（Drecksapp）、沒有人想要你引入的蓋茨投資的疫苗接種義務（Zwangsimpfung），沒有人想要你計劃中的監控之國（Überwachungsstaat）”；多名德國天主教主教響應梵蒂岡前駐美大使維迦諾（Carlo Maria Vigano）發出的倡議，在一封聯名信中呼籲警惕“出現一個不受任何控制的世界政府”，質疑新冠病毒的傳染性和危害性，認為這是一些勢力在故意製造恐慌。
希爾德曼與沙維爾·奈杜成了典型，圖片來源：推特截圖
2015年的難民危機曾撕裂過德國社會，這次的新冠病毒恐怕又將是一個新的考驗。
研究“陰謀論”的德國心理學家拉姆貝蒂（Pia Lamberty）表示，8%的德國人相信政府決策受到“秘密組織”的影響；認為艾滋病毒和打疫苗是一種陰謀的人分別佔9%和20%；四分之一的人相信醫界和政界會沆瀣一氣地進行有目的的“掩蓋”。
雖然政府發言人塞伯特（Steffen Seibert）認為參加這類遊行的人在8300萬德國人中只佔極少數，但也有各界人士擔心極端勢力會利用民眾的不滿來操控抗議活動。德國猶太人中央理事會（der Zentralrat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在5月10日發表的一份聲明中指出，反猶陰謀論在新冠危機中捲土重來，在二戰結束75年後的今天，德國社會必須認真對待“絕不重演”（nie wieder）的誓言。
鑑於納粹德國殺害數百萬猶太人的歷史、以及猶太人上千年來遭受的種種迫害，德國猶太人組織發出這樣的警告一點都不奇怪。
猶太人：陰謀論最著名的受害者
反猶主義歷史悠久。早期的原因是，堅持信仰一神教的猶太人因不接受新的宗教與文化，而被地中海沿岸地區信仰多神教的征服者們視為對統治者的反抗，並遭到鎮壓。後來，古老的猶太教與新興的基督教因教義和詮釋等方面的分歧而交惡，隨着基督教於西元391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猶太教的“千年厄運”便由此拉開了帷幕。
此後，在基督教文化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和地區中，每遇天災人禍，猶太人都會被當作“罪魁禍首”，遭到排斥、驅趕和迫害。
歷史上針對猶太人的主要陰謀論有以下四個：
1）“兒童獻祭”
1144年，英國發生了一起兒童謀殺案。隨後流言四起，有人稱遇害孩子是被猶太人擄走的，為了給“逾越節”的秘密儀式獻祭；也有人説這個罪行是當地的猶太人遵照拉比教義（Rabbi）的指示犯下的，以嘲笑救世主的受難。總之，此事件之後，每次針對兒童的犯罪，都會與所謂的“獻祭”掛鈎，並引發一波波反猶的誣告、暴亂和屠殺。
2）“井中投毒”
據傳，1321年的夏天，一位麻風病人在法國南部某貴族領地內被捕，他供認是一個猶太人給其一個有毒的包裹，裏面裝着人的血、尿和三種神秘草藥，以及從神聖的主那裏獲得的粉末，並指示他把這個包扔到一口井裏。這一事件在當時的“黑死病”期間持續發酵，最後，那場大瘟疫被説成是猶太人井中投毒的結果，目的是要消滅基督教。
3）“猶太-共濟會合流”
“共濟會”本是一個產生於十四世紀的工匠行會，屬於非宗教性質的“兄弟互助會”，後因其“神秘”的色彩而被指控惡魔崇拜（撒旦主義），具有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野心。二十世紀初，沙俄出現一本反猶主義的書籍《錫安長老會紀要》，其中描述了猶太人通過加入共濟會來“征服世界”的具體計劃。這個理論在歐美國家中一直流傳至今。
4）“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
由於“國際工運”和“國際共運”的許多領導人具有猶太血統，如馬克思、托洛茨基等，所以，有理論宣稱“1917年俄國革命”的思想主張源自猶太人，布爾什維克背後的最大金主也是猶太人。這個“猶太人支配國際共運”的陰謀論後來被納粹黨及其支持者廣泛運用，1920年代，希特勒宣佈納粹的使命就是摧毀“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
從以上針對猶太人的各種“説法”中，我們可以發現“陰謀論”的演化過程和常用手段：面對天災人禍，或為了爭奪利益（宗教、政治、經濟等），或為了轉移視線和嫁禍於人，人們會先找出一個“替罪羊”或“假想敵”（用現代語言來説就是“甩鍋對象”），以此來解釋災難的根源；繼而用謊言、傳説、真假參雜的信息來對其“污名化”，讓民眾相信“惡人惡行”之間的必然聯繫。
到中世紀結束時，猶太人在經年不斷的“污名和潑墨”之後，已被妖魔成喪失人性、十分邪惡的“人渣”形象和“萬惡之源“；在民間，猶太人就是“無處不在、神秘而邪惡力量”的代名詞，仇猶於是被視為“美德”和“虔誠”的體現。
因此，後來納粹政權對猶太人的滅絕，既與基督教中根深蒂固的排猶傳統和一些著名歷史人物（如馬丁·路德、瓦格納等）的反猶思想密切相關，也是種種“猶太陰謀論”作祟的結果，而希特勒所做的只是用“血統論”和“人種論”來詮釋、佐證並實踐這些“傳統”和“理論”而已。
納粹德國戰敗後，排猶仇猶似乎與希特勒一起被釘上了人類的恥辱柱，任何反猶言行都會受到主流社會的抨擊或法律的制裁，猶太人也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國家（以色列）。從這個意義上説，歷史（或權力？）似乎已給猶太人“正名”了。
然而，每遇災難來襲，沉渣還會泛起。不僅如此，隨着國際格局的變化，“陰謀論”也在尋找新的對象。從19世紀的“黃禍論”到近年來喧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其演變過程再次證明，“陰謀論”雖然難入廟堂（也未必？），卻能廣傳江湖，其蔓延的速度以及導致的創傷面甚至不亞於生物學上的“病毒”。而且，任何針對族羣、理念和國家等對象的大規模迫害、打壓和圍剿，加害者往往都依託或尋求“主流意識”、“價值體系”和“強大權力”的支持。
這個“循環”和“現象”從未也不會終結和改變。
淺析“陰謀論”
陰謀論走的是“簡單因果”線，也就是説，把某個社會現象或歷史事件簡單歸於某個“陰謀”，在不加闡述和説明的情況下便籠統地認定：世界的所有發展後面都藏着一個計劃，沒有什麼是偶然發生的，所有事件彼此都有某種關聯。
學界對“陰謀論”的對象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有些學者認為，“陰謀論”雖然被稱為“論”，但其實並不構成一個科學理論體系，所以，為了消除誤解，他們建議不要使用“陰謀論”這個概念，而用“陰謀假設”（Verschwörungshypothese）、“陰謀意識形態”（Verschwörungsideologie）、“陰謀神話”（Verschwörungsmythos）或“陰謀敍述”（Verschwörungserzählung）等。
概念清晰後，解釋相對會容易一些。如果我們稱其為“假設”，就可以用科學的手段去進行驗證，如果論據不足，在上升到“論”之前，即可將其拋棄；如果科學手段無法證偽，而人們依然相信“陰謀論”的推斷，那就可以將其歸為“陰謀意識形態”的範疇。
一般而言，“陰謀意識形態”喜歡自我認定為“真理”，並設定可辨認的敵人，傾向於將世界和人類劃分為“好的”和“壞的”，“陣營意識”強烈，習慣將“我們”和“陰謀者”對立起來。我們常説的“陰謀論”其實是指“陰謀意識形態”，這是一種強迫症式的、帶有宗教情結的迷信。
“陰謀神話”則是“陰謀意識形態”的升級版。兩者的區別是，後者一般會具體指認現實中誰是“陰謀者”，前者則不指名點姓，而是泛泛而論，籠統述之。
那麼，為何有人相信“陰謀論”？實際上，信者的理由是不盡相同的，但他們有個共同點，那就是極度質疑國家以及國家機器。根據英國肯特大學的研究，這些人相信的倒不一定是某個世界觀理論的內在邏輯，而是“官僚主義的本質惡意”，似乎 “總有什麼不對勁，不對頭”。這種基本判斷給陰謀論者的認知和理由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陰謀論”是一種危機症狀。在冷戰結束後以及全球化進程中，我們的世界無論在政治、科學還是金融領域，都變得越來越複雜。面對某些新問題，經驗豐富的德國議員們尚且離不開專家們的諮詢服務，更不用説普通百姓了；他們中的許多人難以理解眼下縱橫交錯的發展及彼此之間的關聯，感覺非常無助。
危機則是陰謀論“有所作為”的時刻，因為人們無法“透視”各種事件發生的背景和原因（如，“9.11”恐襲、2008年的金融風暴、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或2015年的難民潮）；政府和媒體給出的答案又流於簡單籠統，或老生常談，所以難以讓人理解和信服。一般的規律是：國際事件越難以參透，人們對“外來威脅”的感覺就越強烈，“陰謀論”在社會上流傳得就越瘋狂。
“陰謀論”是某種“替代宗教”（Ersatzreligion）。這與“陰謀論”的另一個功能有關，那就是人的自我身份認同。
2017年，法國的一個研究團隊發現，人們相信“陰謀論”，不僅僅是為了賦予事件某種意義，而且也是為了滿足個人主義的慾望（自我存在感）：認同“陰謀論”意味着某種“與眾不同”，因而會給人“眾人皆醉，唯我獨醒”的滿足感，繼而發展出某種“喚醒和拯救渾噩無明眾生”的“使命感”。他們相信自己掌握了超前於他人的“獨家知識”，比別人都更瞭解世界到底是怎麼回事。
在這方面，“同儕壓力”，或稱“同輩壓力”“朋輩壓力”（英語：Peer pressure，德語：Gruppenzwang）無疑起着重要作用。
早在1961年，發明“六度分隔理論”、著有《服從權威》（Obedience to Authority）一書的美國心理學家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就發現，凡事相信的人越多，就越容易被認為是真理或真相。
他做了以下實驗：讓一個人站在街上盯着天空看60秒（雖然空中或天上啥都沒有），此舉引起旁人關注並模仿的概率並不大；但是，如果這麼做的不是一人而是一眾人，那麼引起關注並加入“莫名觀天”的人數就會很多。也就是説，一個理論的“社會依據”要遠比“事實依據”更有效果。
一般情況下，人更傾向於相信被多數人接受、又能證實自己觀點的數據（有選擇性），而那些有道理、依據充分、但信者不多的事實卻往往被忽略。這個現象雖然不只出現在“陰謀論”的信眾中，卻頗能解釋用事實説服信眾為何這麼難。
那麼，哪些人比較容易相信“陰謀論”呢？
如果你以為“陰謀論”的信眾多是一羣患有狂想症和偏執症的怪人，那就太過簡單了。實際上，關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學界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看法。
對於心理學家來説，容易相信“陰謀論”甚至屬於穩定的人格特質。按照心理學中的“陰謀心態”概念，相信某個“陰謀論”的人，往往也容易陷入其他“陰謀論”中；這類人對權力（如官方機構或高位人物等）有着本能和根本的不信任。比較典型的觀點就是：銀行家、企業高管、政治家、製藥業或所有“上面”那些人只顧自己的利益或只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心理學家發現，面對社會上存在的很多弊端，“陰謀論”的信眾不善於或不屑於分析和區別對待。還有心理學家認為，大多數情況下，產生這種“陰謀心態”與幼時受到比較嚴苛和專制的家教有關。
社會學家則認為，陰謀論是“邊緣化”（Marginalisierung）和社會不安全感（soziale Unsicherheit）的結果。所謂“邊緣化”是指某些人羣被隔離和排斥在“主流社會”（Mainstream）之外，對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參與度較低。1994年，美國羅格斯大學（The State University Rutgers）心理學教授戈澤爾（Ted Goertzel）通過研究發現，少數民族比其他族羣更容易相信“陰謀論”，因為他們生活相對貧困，對現狀的不滿度高，感覺被政府遺忘了。
拋開族羣因素，社會不安全感的確是“陰謀論”生根發芽的重要土壤。誰感覺自己的社會地位受到威脅，或對未來忐忑不安，或感覺懷才不遇，或缺乏成功經歷，或物質生活貧瘠，或經歷了什麼人生挫折，誰就比較容易相信“陰謀論”。這些人覺得，相信“陰謀論”能給人帶來某種“同屬感”和“歸屬感”，可以此來療化“自卑感”，並把自己的不好境遇歸咎於指定的敵意對象。
學者們還發現，持極端政治立場的人越多，相信“陰謀論”的人就越多；很多“陰謀論”也與少數派族羣和宗教團體受到歧視有關。此外，有信仰或對靈性和神秘主義感興趣的人也容易相信“陰謀論”。研究還表明，“陰謀論”並非只是心理缺陷的一種表現，而是因人而異、背景複雜的現象，與教育程度、職業和性別並無必然的聯繫。
“陰謀意識形態”意義上的“陰謀論”是一種難以溶解和非常固化的世界觀。一旦進入“陰謀論”的圈子，理性和據理的討論幾乎沒有可能。具有“陰謀心態”的人，容易質疑權力，習慣將專家意見和觀點一概歸於“精英的宣傳”。對他們而言，所有來自科學界、媒體或政府機構的信息統統都是謊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面對事實依據，依然懷疑載人登月是假的。
“陰謀論”產生的疑惑、猜忌和恐慌對信者自身和他人均會帶來不同程度的後果，這點經常被低估。具體而言，假如你一直堅持認為騙子無處不在，那麼到了關鍵時刻，你很難再相信媒體的報道、警方的警告或醫生的建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眼下示威者們對“打疫苗”的質疑態度。
那麼，“陰謀論”背後的政治利益是什麼？從歷史的角度看，陰謀論其實一直是政治家屢試不爽的宣傳、鼓動和辯論的手段。例如，在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期間，雅各賓派就利用“陰謀論”來把政治對手推上斷頭台的做法合理化；一戰後在德國廣為流傳的所謂“背後捅刀説”（Dolchstoßlegende）則被用來把戰敗的責任推給社民黨人、其他民主人士和猶太人。
在“假新聞”大行其道的今天，“陰謀論”在國內和國際政治中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在有些事件和領域中，甚至大有成為主流意識的可能。這個趨勢很危險，而且還看不到改觀的前景。
下面回到眼下的德國疫情：
默克爾的聯邦政府上週在解禁問題上放權給各州之後，德國各地加大了“恢復常態”的步伐。有些人利用重新獲得的“權力”，開始對政府此前採取的限制措施進行“反攻倒算”，謠言、假新聞和陰謀論紛紛登場。
對此，德國“明星”病毒學家德羅斯滕（Christian Drosten）深表不安。他抱怨説：“社交媒體上流傳的信息讓人無所適從。不少視頻一派胡言，缺乏常識，卻被數百萬次地點擊、下載和傳播，因為這些始作俑者中還包括醫生和教授，雖然他們此前從未研究過病毒課題，但他們的頭銜和醫學背景卻增加了其觀點的可信度。”
有些人甚至把早在此次新冠病毒問世之前就存在的、與流行病毫無關係的陰謀論內容也生搬硬套過來，這讓德羅斯滕感到很頭疼，因為澄清、解釋和駁斥這些謠言花去了他本人不少精力。
目前輿論中針對“羅科所”（Robert Koch-Institut）的批評更讓德羅斯滕無法忍受。他説，羅科所此前每天（包括週末和節假日）都舉行發佈會，其所公佈的信息，無論是深度和廣度，都是歐洲任何一個國家望塵莫及的。但對有些人來説這都不算什麼。德國似乎被“寵壞”了（Luxusproblem）：因為這裏的重症病室並沒有人滿為患，所以就可以罔顧疫情的存在。他無奈地表示：“但願我們還能繼續擁有這份奢侈，也希望德國人能珍惜這份奢侈。”
- 未完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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