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這不是公衞危機，是公關危機，搞不好了

【文/殷之光】

非常高興能夠身處英國疫區跟祖國人民做交流，謝謝老師的邀請。

我今天跟各位老師請教的實際上是我最近構思的一篇文章，題目初步擬為“為政以言”。這篇文章的出發點，恰恰能夠接續王紹光與陳文玲老師講的問題。

從我個人專業角度出發，我覺得這場新冠危機非常能夠幫助我們理解並打破過去30年前以來，對歐美髮展模式與政治模式那種“歷史終結”式敍事的迷思，並很好地呈現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選舉式民主政治”對英國社會“公共性”的嚴重侵蝕。

5月9日，大病初癒的英國首相約翰遜在公園內不戴口罩、手拿咖啡的圖片在網上“火了”  圖自推特

首先，這場疫情至少在英國來説並不是一次公共衞生危機，而是被作為一場公共關係危機來處理。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這就是這篇文章的一個基本問題意識。

在這場危機中，我們可以發現，與中國政府官員不同的是，英國的政黨領導人以及政府行政官員，承擔的責任似乎極為有限。尤其對執政的保守黨而言，他們所做出的一系列政策決定，似乎更專注於如何減少這場危機對於他們本政黨的影響，同時借這場危機進一步推動一系列對自身政黨政治有利的政策決定。

在此基礎上，我在文章中又希望處理第二個問題，即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政治與經濟秩序對英國以代議制民主為基礎的社會政治組織方式有什麼影響？又對英美政黨本身的行動方式產生了什麼影響？具體説來，就是希望回答這場疫情是否能夠暴露英美政黨向選舉機器的轉變？這種轉變又在多大程度上侵蝕了英美社會與國家政府的“公共性”？

當疫情在英國爆發之初，一項由《柳葉刀》進行的“全球醫療可及性和質量”（Healthcare Access and Quality，HAQ）統計調查在中國媒體上突然爆紅。根據這份統計，截止2016年，中國的綜合HAQ指數為78，全球排名第48位。相比之下，這次疫情中出現大量患者死亡的歐美國家則均在這張排名表上遙遙領先於中國。

除了遠遠超過中國的新冠死亡人數之外，歐美、特別是英國在新冠檢測能力上也體現出了極大不足。這裏還有一份數據，顯示各國在一個時期內新冠確診病例翻倍所用的天數。在這張表上排名墊底的是中國，用66天，這個數字才翻倍。而排名靠前的，除了發展中國家、人口基數比較小的國家之外，歐美那些被認為是公共醫療條件與國家能力都很強的國家，也都遠遠排在中國前面，其中英國用了16天，法國24天，西班牙25天，意大利28天，美國29天。

此外，在收治、檢測、乃至預防等各方面能力都未能跟上、每日確診與死亡人數仍居高不下的情況下，英國甚至還迫不及待準備解封，並積極鼓勵人們復學復工。這一切都會讓我們感到很困惑，為什麼他們明明説自己是發達國家，但是他們在面對這場疫情時做得比我們發展中國家要差得多呢？

這個有趣的現象，在一個層面上體現出近30年來歐美國家“公共衞生”觀念與工作重心的轉變。過去30年，公共衞生的概念在英國出現了重大轉變，這與這幾十年來英國推進小政府以及公共服務私有化政策密不可分。英國的公共衞生起源於維多利亞時代。19世紀中期的英國國力如日中天，其作為一個世界帝國的影響力也在快速形成。在這一時期出現的公共衞生訴求，能夠在政府主導下，集合多行業、多部門，對社會生活各方面進行多渠道的、自上而下式的干涉。除了立法管理、投資公共設施建設之外，政府還發揮了教育公眾的作用。這些都成為維多利亞時期政府處理“公共衞生”危機的重要基礎。今天，中國在處理新冠大流行時所作出的工作，更多地體現出強大國力支持下，充滿着集體主義色彩的“公共衞生”模式。

到了20世紀80年代，撒切爾時代的私有化進程不但大大弱化了英國公共服務的“公共性”，更進一步將政府作為“守夜人”的有限責任形象，融入進“民主政治”合法性的自我敍述中。

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布萊爾的“新工黨”執政時期，作為社會公共服務重要標誌的“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更是加速被私有化，越來越多的資金與服務開始流向私人資本。隨着21世紀初期金融危機爆發，英國政府開始走向財政緊縮時期，NHS的資金也遭連年縮減。

除了公共服務私有化程度加深之外，近30年來英國公共衞生的觀念也出現了巨大改變。從原先社會福利、生活環境、普及疫苗接種等社會共享的公共條件上，逐漸轉到對個人生活習慣的重視與強調。集體責任在公共衞生中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小。公共衞生變成從強調衞生、公共環境、公共衞生教育轉換到強調個人要改變生活方式。反應今天公共衞生的重要指標是人口平均壽命及人口平均生活質量，公共衞生的大量資源也越發從突發、偶發傳染病，轉而投向對長壽人口中慢性疾病的研究。

與這種轉變相關的另一方面，是英國政府向“守夜人”的轉變。我更關心的是，這一過程中，作為選舉機器的政黨是如何通過媒體將這一轉變合理化，並在此次新冠危機中用以説服公眾接受現實，進而實現危機中執政黨自我免責的話術。

首先，可以看一份來自statista的調查數據。這張表調查了中國、德國、英國和美國將近3000人，在4月13日至19日間對新冠信息的關注程度，以及獲取相關信息的渠道。每個國家大概有700多人蔘與了這項問卷調查。我們可以看到，相比其他三個國家，中國民眾普遍對了解新冠信息更有興趣。這一點體現在約有35%的受調查中國人會樂意與朋友討論新冠相關的話題，更希望獲得與之相關的各類信息。同時，在參與調查的人羣中，中國民眾更樂意從手機app上獲取相關信息，將近24%，相比之下，英、美、德受調查的人口中，僅有8%從APP上獲取信息。對於這些國家的受調查民眾而言，電視則是獲取信息的最重要途徑。

5月10日，英國首相約翰遜公佈英國分三步走的“有條件解封計劃”。圖自新華社

當然這個結果也受調查人口的年齡差異影響，在中國大量的受調查人口實際上集中在30歲左右，而在德國、英國和美國的受調查人口主要集中在50歲左右。不過，這也從另一個側面體現出歐美國家媒體與政府在宣傳話術上的有效性。從新冠流行爆發之初，英國政府與媒體就強調，這場疫情僅僅對60歲以上、以及有基礎疾病的人羣造成較大影響，年輕人則無需擔心。

作為精於選舉動員的英國執政黨，在處理此次新冠疫情時也充分體現了他們對受眾接納信息渠道的清晰認識與熟練掌握。疫情期間，政府大量為民眾所見的工作，集中在電視新聞發佈會上，首相也多次通過電視講話；此外通過發送信件的模式，向公眾不斷重複“英國政府積極抗疫”“感謝民眾配合”等信息。

疫情爆發之初，英國政府積極進行媒體響應。新上任的鮑里斯保守黨政府早在3月16日便宣佈召開每日疫情新聞發佈會，第二次新聞發佈會上便提出了“居家、保衞NHS、拯救生命”的口號。然而，他們的公共衞生防疫機制似乎啓動速度要慢得多，不但至今為止未能做到機場、火車站等場所的人員測温，連給一線醫護人員的防護設備也遠未到位，從而造成英國一線醫護人員大量犧牲。這一殘酷現狀與“保衞NHS”的口號背道相馳。

從3月19日至今，英國政府在面對這場疫情的時候，都在不停圍繞統計數據和統計方法等話語口徑來進行各種辯護和自我解脱，核心就是英國如此之高的死亡人數是不可以跟其他國家相比較的，但具體為什麼不可以比，卻沒有細説。與此同時，他們説我們政府已竭盡全力去做我們該做的工作。3月16日，英國通過電視媒體向全世界宣佈，由於英國技術能力、公共衞生體系、知識儲備常非常強，我們政府也非常積極，所以我們將會領導這場抗疫——就在3月16日抗疫還沒有開始的時候，政府已經在電視上向全英人民宣佈英國將會領導這場抗疫。

同時，在每日新聞發佈會上，保守黨政府高級官員也在不斷重複這一基本口徑。但是，當涉及醫院個人防護裝置的分配、公共場所使用口罩的有效性、新冠檢測不同方式的差別、英國新冠檢測能力、確診患者收治能力、以何標準指導社會復產復工等諸多與抗疫相關的具體問題時，則多以“我們用科學指導抗疫”這一模糊説辭簡單帶過。這種在公共媒體上對新冠危機的公關式話語塑造，很大程度上直接影響了英國普通民眾對疫情的認識與態度。

實質上，這次新冠危機反映出一個很重大的特點，即執政黨所關心的問題更像是如何在這場公共衞生危機當中保存自己的形象，並保證在下一次選舉中獲得勝利。將公共衞生危機作為公關危機處理的態度，也直接導致歐美電視媒體上大量出現右翼言論，試圖將公眾注意力轉向尋找指責對象，而非專心探求科學抗疫的方案，或是向現任政府追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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