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育仁：美國官員這麼捧胡適，打的什麼算盤？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吳育仁】
5月4日，美國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馬修•波廷傑（MatthewPottinger）在弗吉尼亞大學的米勒中心（the Miller Center），用漢語發表了一場關於“五四精神”的主題講演。很快，這場帶有政治目的的講演就受到了我國政府的關注。
5月6日，華春瑩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波廷傑的講演：
他錯了，五四運動的性質不是他所謂的“平民主義”運動。五四運動爆發於中華民族危難之際，是一場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五四精神的核心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流淌在中華民族血脈當中。當代五四精神真正的繼承人是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中國公民。
……
他忘了，五四運動的導火索是一戰後巴黎和會上，外國列強之間拿他們在中國領土上的特權私相授受，中國人民絕不接受喪權辱國。101年後的今天，如果華盛頓還有人想在疫情問題上對中國甩鍋、推責，霸凌中國，14億中國人民絕不答應，我想李文亮醫生的在天之靈也絕不會答應。
順帶指出，“平民主義”（Populism）這個詞也可以翻譯為“民粹主義”。波廷傑先生讚揚“它推動了 2015 年的英國脱歐；2016 年特朗普總統勝選”。
五四運動以後，各種“平民講演團”、“平民教育社”如雨後春筍，紛紛湧現。波廷傑先生在講演中提到了美國漢學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的名字，正是舒衡哲在著作中，大量論述了當時中國的平民教育組織。可見波廷傑先生在講演前做足了功課。
從某種程度上説，舒衡哲是對的，五四運動當然具有濃厚的平民色彩，甚至可以説它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知識分子與人民羣眾相結合的政治運動。但它絕不能被貶低為民粹主義，至少它同時是一場現代化運動。
其實在我看來，完全可以把“Pottinger”這個姓氏換成一種中國人更加熟悉的譯法——璞鼎查。沒錯，中英《南京條約》的英方全權代表、第一任香港總督就叫作“Henry Pottinger”（亨利•璞鼎查）。直到今天，香港中環還有一條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
作者供圖（下同）
首任港督不僅自己從事了50多年的殖民事業，更培養了一個家族的殖民分子，比如他的侄子埃爾德雷德（EldredPottinger）就是東印度公司精心包裝的戰鬥英雄。據説埃爾德雷德•璞鼎查曾經憑藉一己之利扭轉乾坤——臨時指揮了赫拉特（阿富汗東北部的軍事重鎮）守軍，抵擋住波斯軍隊的猛烈圍攻，從而粉碎了俄國人借波斯之手染指阿富汗的企圖。不過埃爾德雷德的英勇事蹟並沒有得到波斯和阿富汗當地史料的證明。
但相比起來，這位美國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璞鼎查”，“功績”卻是赫赫有名。
美國“璞鼎查”波廷傑畢業於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主修中國研究，能説一口流利的中文。1998年25歲的他加入路透社北京站，2002年到2005年則任華爾街日報駐華記者。據稱波廷傑曾經在晚上去南華早報辦公室偷竊材料當場被抓，後來離開華爾街日報，這事當初南華早報公開譴責過，鬧得沸沸揚揚。
早在SARS期間，波廷傑就在中國進行全程報道，其中有一篇報道就提到了實驗室安全問題，可能引發小規模的病毒復發。這次新冠疫情，波廷傑又在背後推動特朗普使用“武漢病毒”一詞，相信中國掩蓋了疫情真相，認為中國政府對疫情的處理是“災難性的”，連累了世界。波廷傑也被認為是主導對華強硬政策的幕後之人。
天曉得這位美國“璞鼎查”跟首任港督在祖上是不是一家人？職是之故，本文後面統一將“Pottinger”翻譯成“璞鼎查”。
一
五月集中了許多重要的歷史紀念日：5月1日是國際勞動節、5月4日是中國的青年節、5月5日是馬克思的生日、5月7日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最後通牒的日子、5月8日美軍轟炸了我駐南聯盟大使館、5月9日袁世凱政府被迫接受修正版“二十一條”……所有這些歷史事件一再為人們所追憶、所重述。其中當然包括“歐洲勝利日”（蘇聯時間5月9日、英美時間5月8日）。
就在今年5月9日這天，俄羅斯人奧爾加•什爾妮娜將當年蘇聯紅軍把國旗插上柏林國會大廈的經典歷史照片上色，並上傳到了自己的臉書（Facebook）賬號。臉書管理系統很快以“違反社區規定”為由，將她的賬號封禁了3天。
為了防止冤枉臉書，“今日俄羅斯”的編輯以及其他網友紛紛試驗上傳這張經典歷史照片，結果遭到了相同的厄運，理由是“你的發帖違反了我們社區規定有關危險人物或組織的內容”。
事情沒有結束。與此同時，美國白宮推特賬號這樣紀念了“歐洲勝利日”：“1945年5月8日，美國與英國贏得了對納粹德國的勝利！美國精神永遠會勝利，到最後，就是這麼回事。”
一面抹掉了蘇聯的符號，一面宣稱“美國與英國贏得了對納粹德國的勝利”，這不禁令人想起幾個月前，許多中國網友發言反對香港廢青的暴行，卻無一例外地遭到了推特和臉書的刪帖、封號。相同的配方，相同的味道。
二
璞鼎查先生“紀念五四”的用意是為了把疫情的責任全盤推卸給中國。但公允地説，他在講演中展現出了十分高超的政治修辭。首先，他的喊話對象是中國人民，當然我們也可以理解為某些“代表”中國人民的公共知識分子和文化精英。
其次，璞鼎查先生把五四運動敍述成了中美友誼的一次偉大歷史實踐。站在某個特定角度看，這個説法符合事實，就跟白宮説“美國和英國戰勝了納粹德國”一樣“符合事實”。
當時中國有着紛繁複雜的政治派系，比如舊交通系（梁士詒、葉恭綽等人）、研究系（梁啓超、林長民、汪大燮等人）、北京大學江浙幫。這些派系各懷鬼胎：舊交通系不滿曹汝霖等人搶了自己的肥缺；研究系不滿安福俱樂部搶了自己國會第一大黨的交椅；北大江浙幫正在蔡元培的領導下排擠桐城派（後者構成了舊北京大學的主要文科班底）。
當然，他們也有共通之處。曹汝霖等人是段祺瑞政府任命的；安福俱樂部是段祺瑞的狗頭軍師徐樹錚組建起來的；徐樹錚又是桐城派教育出來的；安福俱樂部中許多人都跟桐城派有瓜葛。總之，一旦北洋皖系軍閥勢力倒台，這些草台班子就會作鳥獸散。暗中操縱國會的皖系軍閥因此成為了舊交通系、研究系和北大江浙幫的共同敵人。這些在野派系蠢蠢欲動，他們結成政治同盟只差一面旗幟。關鍵時刻，美國人送來了旗幟。
1918年1月8日，美國威爾遜總統提出了著名的“十四點原則”，比如國民外交、民族自決等。究其實質，後來美國歷史學家歐文•拉鐵摩爾概括得非常到位：“分我一杯羹主義”。【1】
拉鐵摩爾（左）
不幸的是，西方列強根本不會搭理這種看似飄在雲端的空洞理想。威爾遜主義需要有聽眾，西方列強不當聽眾，那麼就讓孱弱無力的中國人來當。此時的美國人倏然發現，他們在中國缺乏有力的外交宣傳工具。許多消息必須經由日本媒介轉播，但作為列強之一的日本顯然不想讓美國人分一杯羹。
為了改變這個局面，1918年8月，美國政府成立由卡爾•克羅（Carl Crow）領銜的公共信息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中國分部，專門負責對華宣傳威爾遜主義。這等於主動送給了舊交通系、研究系和北大江浙幫一面絕佳的旗幟。為什麼這麼説？
當初段祺瑞政府向日本人借款，屬於秘密外交，但威爾遜主義鼓吹國民外交、公開外交，這豈不是正好否定了段祺瑞秘密借款的合法性，進而否定了皖系軍閥的合法性？
北洋軍閥秘密借款屬於賣國無疑，後來安福國會更是漢奸輩出。但我們不應忽略，當年舊交通系和研究系政客同樣是推動秘密借款的一把好手。從秘密外交到反對秘密外交，只不過變換了屁股的位置而已。
正是在美國外交宣傳和中國政治派系的鼓譟下，威爾遜總統一度成為了北京青年學生心目中的“世界第一大好人”。儘管“世界第一大好人”也會在巴黎和會上施展柔軟的身段，果斷出賣中國的利益。
五四精神的光榮屬於純潔的青年學生和工人階級，而不是那些先親日後親美的政治派系。事實上，運動最初的表現與2014年的烏克蘭沒有太大區別。是什麼扭轉了五四精神的軌跡？
一種名為“列寧主義”的全新政治理想和組織原則！
璞鼎查先生大談“平民主義”，批判“精英沙文主義一直阻礙了‘五四’所擁護的民主理想”。我們不應無視：1920年的直皖戰爭總共只打了五天，之前來來回回的“電報戰”、“新聞戰”卻打了一個多月！輿論上獲勝的是美國精神武裝起來的文化精英，軍事上獲勝的同樣是美國精神武裝起來的直係軍閥。極少數壟斷輿論的文化精英居然可以左右軍事上的勝負，這難道不是當前某些公知大V的理想嗎？
列寧主義改變了這一切，它不僅為中國提供了遠大的政治理想和有力的組織紀律，更改變了輿論的傳播方式。從此以後，宣傳不再僅僅意味着幾個大牌文化人在通電檄文、報刊雜誌上舞文弄墨（反正羣眾也看不懂），更意味着有組織的先進知識分子紛紛下到工會、農會，為勞動人民宣講解放的道理。軍事不再意味着各路軍閥城頭變幻大王旗，而是意味着廣泛的羣眾動員。公知決定國家命運的時代結束了！迎來的是葛蘭西所説的“新的文化領導權”。
我們當然可以説，美國人在中國傳播了民主。但它跟平民沒有關係，這是精英權貴的民主，跟今天美國所作所為的一樣。
總而言之，璞鼎查先生巧妙地把美國塑造成了中國人民的盟友，也巧妙地把公知大V塑造了中國人民的代表。他的修辭十分高明，倘不是美國政客在疫情中的表現已經跌破了人類文明的底線，指不準這場講演還真能在中國收割一批信眾。
特朗普與福奇 圖自新華網
三
璞鼎查費盡心機把胡適塑造成了“平民主義”的中心人物，但胡適本人未必樂於擔此重任。這裏不能不説説胡適其人。
倘不是梅光迪書信尚存，我們還真不知道“新思想的是師表”胡適之先生早年留美期間，居然曾肉麻地吹捧程朱理學：“朱注為千古第一偉著”，“程朱心性之學為世界哲學之一大派，”“人類最高尚之智識”。【2】其實仔細想來這並不令人奇怪，乃父胡鐵花尚有文字留存世間，可知其人滿嘴“天理人慾”。胡適崇拜程頤、朱熹，顯系家學使然。
令人奇怪的是，此人1917年回國出任北京大學教職時，倏然發現北大江浙幫正在痛打程朱理學，遂忙不迭地與之前的自己“劃清界限”，轉而以“打倒孔家店”的先鋒人物拋頭露面。
**胡適在美國時，尚且給梅光迪寫信宣稱自己，“排斥漢儒説經而推尊晦庵”。結果不出幾年，蔡元培就在給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作序時，就替其偽造履歷，稱胡適乃“説經漢儒”胡培翬的後人。**在那個講出身講門第，等級觀念嚴重的時代，沒有一個靠譜的家世，是很難立足於學林的。蔡元培説胡適是清代考據學家的後人，而非道學夫子的後人，這等於是給他做了身份認證，使他有資格成為彼時北大當權派拉攏的對象，而不是痛毆的對象。
荒謬之處還不僅在於家庭出身可以造假，就連學問路數也可以造假。按理説，胡適沒有接受過乾嘉考據學訓練，不論他再怎麼表現出“考據癖”，也很容易露出馬腳。但事實不僅如此。沈尹黙曾提及：
當年，陳仲恕震於胡適之聲名，曾到北大來聽過一次胡適講演，一聽之下，他聽出問題來了。他越聽越覺得熟悉，原來所講的是從顏習齋書上搬來，並且不加説明，據為己有。錢玄同也知道胡適這個秘密。有一次，胡適被邀作學術講演，此公既已成為時下忙人，自無功夫作什麼準備，玄同曾親眼看見胡適在講演之前，匆匆赴琉璃廠舊書鋪找了一本不知什麼書，大約就是一般人不大看的顏習齋著作之類吧，在洋車上翻閲一過，他這點鬼聰明是有的，裁裁剪剪，上講台發揮一通。此公行事，大率類此。【3】
沈尹黙並沒有冤枉胡適，查考後者著作：“諸子不出於王官説”來自康有為；屈原史無其人來自廖平，“岳飛是軍閥，秦檜是英雄”來自呂思勉；儒家是奴隸哲學來自傅斯年；章學誠有現代史學意識來自內藤湖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大抵他十分善於專門獵取一些聳人聽聞的新奇觀點，大加發揮，似乎是其考據所得。“考據癖”大抵如此容易養成。
問題是胡適真的放棄了思孟程朱嗎？其實不然，等到此人一旦站穩腳跟，就轉而把孟子、朱熹等打造成為了具有懷疑精神的啓蒙思想家。尤其令人玩味，滿嘴夷夏大防的道學夫子，卻可以跟美國發生一些親緣關係。
四
五四運動的起因是反對日本割佔我山東主權，但胡適與日本人的關係卻頗為曖昧。自1920年代中期以後，他就大量接受日本人的好處。例如1924年7月下旬，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資助下，胡適遊歷瀋陽、大連等地，發表演説、參加派對，十分風光。日本間諜媒體《盛京時報》更對此大肆造勢：
吾人既已深佩滿鐵當局此舉之賢明，而與胡博士之惠然肯來，使東省人士得以聆其高論，無不勝歡迎之至也。……
……大連雖系中國領土，而租借多年，且滿鐵所辦之夏期大學，乃專為日人而設，是則胡氏今次東來，大有幾分國際講演之意味，以開中華學者出國講學之新例，甚可喜也。【4】
大連是中國領土，胡適赴大連講學，卻“開中華學者出國講學之新例”，着實令人錯愕。也許這解釋了後來為什麼他會建議國民政府放棄東北，可“繼續剿共五十年”。
時過境遷二十幾載，胡適也早已改變了政治屁股。1951年初，值朝鮮戰場激戰正酣，他接受了美國記者的採訪，公開表示“中國人民會翹首以待美國去轟炸他們”。
記者問：如果我們轟炸滿洲[注：麥克阿瑟主張轟炸東北]？
胡適：貴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博士告訴我説，當國民黨的飛機轟炸南京的時候，他以為人民一定會恨國民黨。結果當他跟南京人交談以後，他很意外地發現他們歡欣鼓舞地説，國民黨終於回來了。【5】
司徒雷登是不是真的説過南京人樂意挨國民黨飛機的炸彈，這裏無法考證，但胡適藉此呼籲美國飛機轟炸東北，卻是不爭的事實。
1951年4月下旬，胡適到費城參加“美國哲學學會”的年會。在會上他發表了《如何理解中美關係在這十年間的惡化》（“How to Understand a Decade of Deterioration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的主題講演。他在講演中明確指出，中美關係的惡化起源於1942年1月1日，當時中國與美、蘇、英三國一同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因而躋身於“四強”之列。
胡適
在胡適看來，羅斯福政府把中國抬進了“四強”的行列是對中國過分的拔高，遠遠超出了中國人的實際能力。美國人太愛中國了，所謂“愛之深責之切”，難免對於中國百般要求，也難免對於中國百般苛責。這就像父母對待孩子一樣，期望過高，反而損害了家庭關係。在結尾處，他這樣給未來的“中”美關係出謀劃策：
孟子在一個場合説“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孟子在另外一個場合又根據同樣的理由説：“古者易子而教之。”這就是要讓父子之間避免常常因為“責善”，而造成“離”的惡果。
孟子不希望發生在父子之間的“責善則離”的問題，卻由一個大國的政府強加在其孱弱的盟邦政府身上。其無可避免的結果就是憎惡、反問、與劫難。
我希望這個二十三世紀以前中國哲人睿智的誡言，能夠幫助我們所有的人理解這過去十年來的教訓，而且作為未來之師！【6】
孟子説：“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道大焉。”（《孟子•離婁上》，按：“古者易子而教之”與“父子之間不責善”本在同一段，不是胡適所説的“在另外一個場合”。）意思是父親不能對兒子求全責備，求全責備就會使父子關係疏遠，沒有什麼比父子疏遠更不幸了，所以古人易子而教，既能嚴格教育兒子，又能保證父子親密。
顯然，胡適是在説，考慮到家庭關係的和睦，作為父親的美國也不應該對作為兒子的中華民國求全責備，否則不免“責善則離”。璞鼎查把胡適打造為五四運動的靈魂人物，在胡適那裏，我們找到了“美國爹”一詞的具體出處。
五
無論璞鼎查先生怎麼把胡適當作五四精神的代表，都不能否認胡適晚年在嚴厲抨擊五四運動：
我告你這件事，就是説從新文化運動的觀點來看——我們那時可能是由於一番愚忱想把這一運動，維持成一個純粹的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運動——但是它終於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撓而中斷了！【7】
我國內便有些人據此宣揚“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是兩檔事情”。應該説，璞鼎查先生的講演恰恰證明了這種説法純屬胡扯。有充足的史料證明，胡適在五四時期可沒有把文化運動和政治運動當作“兩檔事情”。
璞鼎查先生這樣描述胡適對政治的態度：“張彭春和胡適都知道‘中國人不適合民主’不過是一派胡言，是最不愛國的論調。”中國人當然適合民主，只要它是貨真價實的，但問題是貨真價實的民主跟今天的美國沒有什麼關係。
據騰訊網報道：
疫情確實沒有國界，但它能分出階級。
參考文獻：
1、【美】拉鐵摩爾：《亞洲的決策》，曹未風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11—12頁。
2、梅光迪：《梅光迪致胡適信》第3函，羅崗、陳春豔編：《梅光迪文錄》，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4—115頁。
3、沈尹默：《我和北大》，《文史資料選輯》第61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第234頁。
4、高翔整理摘編：《胡適東北行史料鈎沉（之一）》，《瀋陽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1993年第1期，第28—29頁。
5、江勇振：《捨我其誰：胡適》“第四部：國師策士”，新北：聯經出版社，2018年，第616—617頁。
6、江勇振：《捨我其誰》第四部，第644—645頁。
7、胡適英文口述、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載歐陽哲生主編：《胡適文集》第1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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