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中國》 第55集：世界不同眼光看中國-張維為、丁一凡
【隨着中國走向世界經濟和政治舞台的中央，越來越多的國家、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都把目光投向中國，投向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這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部分，也是中西方軟硬實力此長彼消的發生鉅變的一部分。
對中國的擔心和學習中國，某種程度上是一個硬幣的兩個側面，都反映出中國的快速發展在那些地方引起的不安恐懼和嫉妒羨慕。
4月27日，在東方衞視《這就是中國》第55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的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員丁一凡教授，共同探討西方對中國崛起的矛盾心態。觀察者網整理節目內容，以饗讀者。】
張維為**：**
丁老師，我們今天想要探討一個話題，外部世界對中國迅速崛起的態度，一種是擔心疑慮，另外一種是覺得中國太成功了，我們要向中國學習。我覺得這非常有意思，您對外部世界非常瞭解，也可以簡單跟我們一起分享。
丁一凡：
其實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對中國的擔心和學習中國，某種程度上是一個硬幣的兩個側面，都反映出中國的快速發展在那些地方引起的不安恐懼和嫉妒羨慕，其實都是相同的東西。
張維為：
我們人民共和國剛剛度過七十週年華誕，整個世界都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中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思考中國是如何迅速發展起來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和科技戰，實際上也為中國崛起做了超級廣告，使越來越多的人想了解中國是如何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走到了今天這個地位。對中國的崛起有羨慕和讚許，我想這是主流，但也有擔心和憂慮，許多不一定完全出於惡意。
大家可能對反華勢力抹黑中國、妖魔化中國已經比較熟悉了，但對其它類型的擔心可能不是那麼熟悉。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觀察到的、我自己經歷的另一類擔心。不管這些擔心有沒有道理，但我們還是要了解，因為這是一個真實的世界，真實的世界是複雜的是多面的。隨着中國崛起勢頭越來越猛、隨着中國走出去的步伐越來越大，準確把握外部情況，對於我們中國來説，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十多年前，中國還不像今天這麼發達，當時不少外國人已經開始擔心中國。我自己曾在意大利最古老的學府博洛尼亞大學做過訪問學者，住在一位意大利教授家裏，所以連着好幾天聊到深夜，推心置腹地深聊。他跟我説，維為，你知道嗎？很多意大利人真的害怕中國人。我説，為什麼呢？他説，你們中國人來了，把經營不下去的雜貨店、餐館統統買下來，然後開意大利餐館，賣比薩和意大利的麪點，比意大利人做得還好，價格還更便宜，這叫我們意大利怎麼和你們競爭？
其實，我過去到泰國、馬來西亞、阿根廷、智利，當地很多人也會跟我們説，你們中國人太勤勞，生意擴張太快，這些都跟意大利教授講的比較類似。
還有一次我是在西班牙巴塞羅那——就是現在正在鬧獨立的加泰羅尼亞的首府，參加一箇中歐關係的大型學術會議。當時法國前總理法比尤斯也來了，他對我説，我們歐洲人心裏真是害怕中國，不是擔心你們要打仗，而是擔心另外一個問題：從中長期來看，除了需要人與人直接面對面接觸的服務之外，中國在幾乎所有領域內、你可以想到的領域內，幾乎最終都會成為歐洲的競爭對手。他説，坦率地講，我們現在看不到歐洲有什麼辦法來應對這種前景。那法比尤斯是一位很有頭腦的歐洲政治人物，上個月我在法國，我們又有機會見過一次面，他的基本觀點沒有太大變化，但他堅決主張中法之間多多交流，特別是文明層面的交流，主張中國和西方之間多溝通。
這又使我想起另外一位老朋友——一位德國資深媒體人，他曾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説，歐洲正在失去競爭力，怎麼辦？以後歐洲可能就是一個超大型的博物館，天天接待來自中國的遊客。過去德國一直希望能夠在技術上保持對中國的領先大概三至五年、甚至十年，但現在越來越難，中國正在越來越多的方面趕上甚至超過我們。
我也去過不少非洲國家，對非洲的整體觀察是這樣的，總體上非洲國家的政府和多數百姓是非常歡迎中國投資、歡迎中國的存在的。中國人做了大批工程，正在改變非洲的面貌，今後也會繼續改變。但我注意到，在非洲有兩個羣體的人，對中國的疑慮非常多，一個就是受西方影響的所謂公民社會，特別是非洲媒體和非政府組織，他們受西方勢力的影響非常大，甚至就是西方出錢資助的；還有一個羣體是非洲的一些中小企業，他們競爭不過中國企業，所以有很多抱怨。另外，多數非洲國家由於種種原因都先後採用了西方的所謂民主制度，中國的投資項目往往成為這些國家內部黨爭的靶子。好在從各種大數據來看，特別是有關民調來看，多數非洲人是讚賞中國，讚賞中國在非洲的存在。
所有國家中對中國崛起最憂心忡忡的是美國。一方面，美國似乎已經感到中國崛起勢不可擋，但另一方面它又總覺得很難接受一個不信上帝的民族、他們稱之為“共產黨國家”，竟然會成功。我個人認為歐洲國家現在或多或少接受了中國崛起的事實，但美國還是有一些人不願意正視這一事實，還要想方設法阻攔中國崛起。他們採用的方法包括我們現在非常熟悉的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支持“藏獨、疆獨、台獨、港獨”等各種反華勢力。美國現在一些政治人物，如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眾議長佩洛西等等，都是談華色變，真讓人有點匪夷所思。
章家敦
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人眾多，有世界最多的所謂中國問題專家，但是良莠不齊。美國對中國誤判的人也是最多的。其中一位大家可能都知道，美籍華人章家敦，他出版了一本書叫《中國即將崩潰》，當時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他認為，中國政治經濟體制在加入WTO之後的衝擊下，很快會走向崩潰，不超過五年。但中國自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後，非但沒有崩潰，反而通過自己的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中國經濟總量在16年間，也就是到2017年的時候，整整增加了9倍，從世界排名第六的經濟體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貨物貿易國，成為帶動整個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所以現在回頭一看，不是中國崩潰了，而是“中國崩潰論”崩潰了。今天在多數國際會議上，還會經常提到章家敦的名字，不過幾乎都是當作反面例子來引用，會場經常發出笑聲，一切盡在不言中，他成了國際學術界的笑柄。
但有意思的是，這樣的人在西方、在美國還有一定市場。美國假新聞媒體還特別喜歡採訪他，所以給人的感覺是，這些人就想聽聽“中國即將崩潰”這句話，有點像吸毒的癮君子一樣，生活在中國崩潰的幻想之中，當然事實總是把他們的幻想擊得粉碎。這本身也説明，今天西方真的是十分缺少實事求是的態度。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仍有不少人死死抱住僵化的意識形態，天天盼望中國崩潰，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就讓他們去吧。
我再回憶一段自己經歷過的往事，那是我最早參加的一次比較重要的外交活動，大概在1983年底到1984年初，當時我們接待菲律賓馬科斯總統的夫人伊梅爾達·馬科斯。在座年長的人可能記得馬科斯夫人，她先派了一個先遣組到北京，為她做訪華準備。大家可能知道馬科斯夫人是聞名世界的採購高手，她喜歡shopping購物，先遣組一到北京就向外交部禮賓司打聽，北京哪裏購物最方便最好。當時北京也確實挺可憐的，沒有多少購貨中心，老是推薦北京友誼商店，這是當時唯一拿得出手的涉外商場，在那買東西都要用外匯券的；友誼商店的英文名叫Friendship Store，所以菲律賓先遣隊有個口頭禪叫“Friendship Store again”，就是怎麼又是友誼商店，然後問北京除了友誼商店還有沒有其他的商店？但當時北京確實沒有比較像樣的商廈。
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面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2005年，也就是我參加接待馬科斯夫人之後的22年，我終於有機會第一次走訪了菲律賓，走訪了馬尼拉。我發覺，從外表來看，馬尼拉的城市面貌和2005年的北京，至少已經有20年差距了。因為在這20年裏邊，菲律賓不停地搞政治運動，所謂“人民力量”，一波又一波，換了5位總統，經歷各種各樣的兵變，但整個經濟鮮有增長，人民生活水平還是沒有改善。但是，北京、乃至整個中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能以這樣的速度和規模崛起，確實震撼整個世界。
從2016年杜特爾特擔任菲律賓總統之後，我發覺整個菲律賓上上下下都在談論如何向中國學習。杜特爾特總統上台後不久就明確表示，菲律賓需要同中國保持友好關係，學習中國的成功經驗。在世界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經濟和貿易運行平穩，中國的經驗非常值得借鑑。菲律賓人口已經超過一億，但一半的人口、5000多萬還處於貧困狀態，所以中國的扶貧經驗對菲律賓特別有觸動。
菲律賓國家減貧委員會主席馬薩這樣説，中國減貧事業成就顯著，很多政策舉措值得我們學習，特別是通過產業、就業來扶貧。我上次在這兒做過一次演講，談中國鉅變，扶貧取得的巨大成就，短短40年間，中國消除了世界上70%多的貧困，這個事實永遠改變了中國，改變了整個世界。我在不少發展中國家講過學，每當提起中國7億4千多萬人脱貧，下邊聽眾都會頻頻點頭，甚至熱烈鼓掌。因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最大挑戰都是貧困問題，中國在消除貧困方面的成就是世界最大的，所以中國的扶貧經驗讓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有啓發。
印度的一位管理學專家卡普爾，他寫過一篇文章標題就是《印度能從中國70年的增長中學到什麼》，主要觀點是中國和印度幾乎同一時期擺脱殖民主義，但兩個國家採用了截然不同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70年後，兩個國家在經濟、軍事、技術等方面處於完全不同的發展水平，中國的實力是印度無法比擬的。他説，1950年的時候，中印兩國國力差不多，其實印度比中國還略微高一點，當時印度的人均收入是619美元，中國是439美元，但今天中國的人均收入幾乎是印度的5倍。他認為中國的成功經驗對印度有重要的借鑑意義，他説中國從一開始就做對了一件事情，對人的發展的重視。他引用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説，中國對全民教育和社區醫療的重視，幫助中國民眾在人的發展方面取得良好成績。1950年時，中印兩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幾乎是相同的，但到1973年，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已經明顯高於印度。這是中國社會為後來的改革開放做好了完美的準備，大量的人力資本的發展，為經濟改革、為中國經濟起飛奠定了基礎。
他認為，第二個很大的區別就是中國專注於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如紡織、輕工業、電子工業等等，在這方面有更多投資，而且通過建立經濟特區，加速製造業增長，推動出口導向的產業，而印度則更多地側重資本密集型產業，結果是中國的製造業帶動了整個中國經濟的增長，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高的生活水平。
應該講，這位印度學者對中國經驗的概括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但還是不夠全面，也可能是因為一篇短短的文章篇幅有限，但我覺得他抓住了一個關鍵，就是中國發展的兩個階段之間的關係，也就是我們講的前30年和後40年之間的密切關係，沒有前30年的基礎，就不會有後40年的騰飛。
我個人認為如果要解釋中國的發展為什麼遠遠領先印度，一個最簡單的解釋就是印度既沒有出現毛澤東，也沒有出現鄧小平。因為沒有毛澤東，印度無法進行深刻的社會革命，如土地改革、婦女解放，沒有真正地廢除種姓制度，就沒法像中國這樣實現人的比較全面的發展。也因為沒有鄧小平，印度就無法產生一種真正能夠引爆讓多數人受益的工業革命和財富革命。
肯尼亞的一位資深官員基特，曾在當地主流媒體《星報》上專門寫了篇文章，探討中國經驗對非洲的啓迪。他結合非洲發展的教訓，總結兩條，第一中國沒有乞求援助，沒有坐等饋贈；第二中國沒有“複製”“粘貼”，即paste and copy世界銀行或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制定的計劃。中國依靠的是一種開拓精神，根據本國實際情況和經歷來進行大膽的試驗，走出了自己的道路，當然中國也借鑑其他文明的成就。
他這個結論使我想起了30多年前，也就是1985年9月18日那天上午，我給鄧小平做過的一次翻譯。那次，他會見加納國家元首羅林斯，羅林斯非常希望小平同志能夠談一談中國發展的經驗。小平同志這樣説，如果説中國有什麼經驗的話，恐怕就是按照自己國家的實際情況，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計劃，在前進過程中不斷總結經驗，好的就貫徹下去，不合適的就糾正。鄧小平説，這個經驗可能對你們也有用，我們自己就這樣做的，從中得到不少好處。這也是他反覆講的一個觀點，每個國家一定要根據自己本國的民情、國情來制定政策。鄧小平的這番話給羅林斯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後來他回到加納之後，也根據加納的國情推動了自己國家的一些改革。
美國前總統卡特
我們曾在這個節目中提過，美國總統特朗普與美國前總統卡特通過一個電話，後來卡特本人把雙方的交談內容透露給了媒體。特朗普問卡特，我很焦慮，中國正在許多方面超過我們，美國應該怎麼辦？卡特坦率地介紹了中國成功的原因，他説很簡單，美國天天在打仗，中國天天在發展；美國是世界歷史上最好戰的國家，因為美國希望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其他國家，而中國沒有在戰爭中浪費一分錢，這就是為什麼他們走在我們前面，幾乎在每一個方面。
實際上我們仔細看一下特朗普總統這些年的演説，一直在談中國，一方面他指責中國，甚至罵中國，但另一方面老是用中國的迅速發展來反襯美國的問題、美國的落伍，這在美國政治中是比較少見的。他多次提到，美國的機場太破了，中國的機場、高鐵、高速公路等基礎設施會讓你大吃一驚。當然他講這些話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贏得選票，他認為中國在不少方面比美國做得好，是因為在自己之前的美國領導人都太無能了，美國要等他這樣的救世主出現，才能使美國再一次偉大。
西方許多有識之士也在思考中國崛起和西方走出來的原因。大概是10年前，也就是2009年的11月，美國《時代週刊》登過一篇建議美國向中國學習的文章。文章針對美國模式存在的問題，提出中國有五個方面的經驗值得美國學習：第一，明確大的發展目標，以舉國之力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第二，投資教育、注重人才戰略性的培養；第三，尊老養老的文化使得中國社會有很強的凝聚力；第四，健康的儲蓄習慣，因為美國人不怎麼存錢；第五，就是讓民眾通過自己的努力，有可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實際上這原來是美國夢的一個基調，結果在中國卻做得更好。文章感佩中國改革開放數十年來，無數普通人的命運被改變了，從農家孩子到軟件工程師，從一貧如洗到千萬富翁，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
如果我們仔細看作者提到這五個方面，它既是中國崛起的現代特徵，也是中華文明悠久傳統的延續和發展。舉國之力實現大目標的背後，是中國政治文化中歷來比較重視政府的作用；重視教育是中國儒家的核心思想，這個影響延續至今，中國今天每年培養的工程師數量超過美國、德國、日本之和；尊老愛幼是中國孝敬文化的延續和發展；儲蓄習慣實際上也反映了中國人勤儉持家的生活方式，雖然現在儲蓄習慣有所削弱，特別是我們90後，但總體上仍然還是遠遠高於美國，這為中國現代化事業提供了充沛的資金；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更是中國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精神的體現，包含了中國舉賢不分高低貴賤的文化傳承，也體現了當今中國製度安排有利於國人改變自己的命運，所以中國成了世界上最多的人改變自己命運的國家。
在傳統與現代結合方面，我們確實引來了很多羨慕和讚揚。但我們也看到國內有些人主張拋棄這些傳統，有人完全否定養兒防老，有人對中國的產業政策嗤之以鼻，我想這些人需要多一點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
再者就是中國模式的長遠規劃能力，引發了很多西方人士的思考。意大利前總理蒙蒂2018年就撰文專門談這個問題了，西方應該學習中國的長遠眼光。越來越多的西方人擔心西方民主模式將競爭不過中國模式，實際上我很早就提出一個觀點，中國不害怕模式競爭，特別不害怕政治模式競爭。我又要提到福山了，九年前我和他辯論的時候就説過，中國人的眼光是超越美國模式的，我們在探索下一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瑞士前駐華大使西格先生最近也公開表示，當西方國家陷入黨派鬥爭、內部分裂，但在亞洲、非洲、南美洲以及整個東歐、中歐，中國正在被視為榜樣。瑞士《盧塞恩日報》近日刊文説，“如果我們不優化民主體制的話，就可能被中國超越。”西方企業界向東方看、向中國學習，同樣也是近年來一個正在興起的話題。學者葉恩華在其《創新驅動中國》一書談到，西方跨國公司需要向中國企業學習管理經驗和發展經驗。
總之，隨着中國走向世界經濟和政治舞台的中央，越來越多的國家、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國，投向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可以説，這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一部分，也是中西方軟硬實力此長彼消的發生鉅變的一部分。作為中國人，我們為自己的成功感到無比自豪。當然我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我們還面臨內內外外的許多挑戰，我們還有更加遠大更加宏偉的目標，但我們的前途非常光明，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謝謝大家！
丁一凡：
在中國發展速度上面，我有一次和一個法國經濟學家聊天，是他提醒了我。他説你看中國發展多快，在2005年的時候，中國剛剛超過法國，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現在2018年法國經濟就剩中國的1/5了。有時候社交媒體上的一些人諷刺中國經濟，其實他們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因為他們不知道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是製造業增長。
從2008年到2018年，中國製造業的增長之快，是一般人無法想象的。2010年的時候，我們的製造業超過了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到2018年的時候，我們就是美國的1.8倍；再到2018年，中國製造業是美國、日本、德國這些全球最大的製造業國家的之和還要多一點。中國製造業的比例佔全球製造業比例的大概30%。如果從一個長的週期來講，實際上中國正在迴歸它的歷史輝煌。
麥迪森，一位已故的英國經濟學家，從公元960年開始分析中國經濟的成長過程，一直到2030年的一個展望。在他的整個分析過程中，從公元960年到1820年之前，中國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而且中國的製造業一直是世界最強大的製造業。但是鴉片戰爭之後，就一路下滑，等到新中國建國，那時候的製造業水平只有世界的3%，從33%降到了3%，所以我們比較貧窮，後來的發展才比較困難。
接着，我們經過近一個世紀的奮鬥，經過不斷的社會革命，中國製造又重新恢復，中國領導人在講這個問題的時候，是説中華文明的復興。中國的增長、中國的恢復不是一種偶然的恢復，它是一種歷史的迴歸。我們曾經有過失去的一個世紀，但是恢復了以後、中國工業化開始了以後，我們的發展就一路向前，這種速度確實引起發達國家的很多擔心。
最近我在和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和戰略學家討論問題時，他們就説，中國的崛起似乎是不可避免了，那麼中國如果變得特別強大以後會怎麼樣？
其實回答他們這個問題，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中國的歷史回覆。剛才我提到英國經濟史專家麥迪森的分析，從公元960年到1820年這將近九個世紀的時間裏，中國一直那麼強大的時候，沒有搞任何殖民主義，所以歷史告訴我們，中國的文化沒有擴張、沒有用武力去逼迫別人的這種習慣。其實現在這些道理已經慢慢地被“一帶一路”項目沿線國家所認同了，也就是説某種程度上，在我們的外交政策、在我們對外投資和對外貿易政策中，都可以看到歷史的影子。
圖自新華網
除了對發達國家講這些道理以外，還有一個就是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刮目相看。現在如果去非洲，當地的國家跟十年前相比有很大變化，這是因為自從中國進入這些地方以後，改變了他們的整個思維方法。我記得十幾年前去非洲，跟這些非洲人談話的時候，他們經常説我們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大陸，因為非洲領導人腐敗，政治昏暗，打來打去，沒有發展的可能，他們對未來也就沒有什麼期望。但是最近幾年我再去非洲的時候，他們覺得現在充滿希望，主要是中國的投資、中國的企業、中國的公司大大改善了他們的基礎設施，在非洲大多數國家慢慢開始城市化。隨着城市化的推進、中產階級的出現，發展就成了觸手可及的現象，所以大家都很願意努力做這些事情。
其實這就是中國給他們的經驗，中國給他們帶來的希望，而這一點中國自己最有感受了，我們這一代人確實是經歷了從不發達經過努力達到比較發達的階段。剛才張老師也講了，西方媒體有時候對中國不太公正，但是偶爾也説一些實話，比如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經常罵中國，但有一次説了一件事情，經過他們的調查證明，在所有發達國家發展最快的時期，一個人如果參加勞動，最後工作30年、40年退休，每個人可以看到自己收入增長20倍，這是戰後歐洲、美國、日本出現過的現象。但在中國身上那就是奇蹟了，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內，一箇中國人的收入通常可以增長100倍，中國的發展非常令人吃驚，也因為這個事情大大改變了世界對中國的看法。謝謝大家。
**主持人：**西方的一些發達國家對中國目前的成就，當然是很焦慮的。就像剛才丁教授也説，這是一個硬幣的兩個方面，一方面他們為自己失去對世界的領導權感到焦慮，對未知也有一些恐慌，但另外一面又覺得我還是要靠近這個國家，靠近這個市場。所以這糾結會不會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存在？
**張維為：**會的，因為西方人的心態中，對中國崛起有一個根深蒂固的懷疑。西方是“一神教”傳統，只能有一個“太陽”，如果你證明你是對的，那我就錯的，他們很難接受現在的事實，要克服這個心理障礙是需要時間的，特別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宗教傳統現在比歐洲還要強，克服起來會要更多的時間。但有一點是真的，西方國家是最承認實力的，你真的迅速崛起之後，他慢慢認識到沒有辦法了，就會承認，並想辦法來結識你。
**丁一凡：**從馬可波羅發現東方以後，在歐洲的基督教社會里面就一直有兩種勢力在爭鬥，一種勢力認為中國特別好，中國應該是他們學習的榜樣，還有一派就説中國挺危險。其實信息是一樣的，尤其是在當時信息不太發達的情況下，他們得到的支離片碎的信息主要是來自於各種各樣的傳教士從中國寫回去的信，這些信在教皇、教廷、西方社會到處傳，他們就根據這些信裏的不同片段，得出不同的結論，然後因為立場不同，就會出現兩種完全不同的看法。當年在啓蒙運動時期有最明顯的兩個代表人物，一個就是伏爾泰，一個就是盧梭。伏爾泰把中國説得不得了，中國是西方絕對要學習的典型。盧梭為了反對伏爾泰，就説中國是一個不動的歷史，中國人就是一幫油頭滑腦的小人，完全是相反的東西。一直到今天，西方人對中國的看法仍然沒有擺脱這種套詞。
問答環節
Q1：改革開放40年以來，我們國家實現了很多方面的發展，學習西方先進的經驗和技術，實現了彎道超車。像剛剛丁老師所説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比我們稍微弱一些，比較羨慕我們，要向我們學習理所應當，但是一些實力比我們強的國家，它能夠向我們學習什麼呢？
**張維為：**我們過去有一種觀點，西方國家總是比我們好，他們叫發達國家，但我在這多次講過，我自己已經不怎麼用發達國家這個詞了，這個概念給西方太多好處，我們以後可以想一些更好的表述方法，我現在一般就是稱西方國家。我跟丁老師都在西方生活過，實際上很多方面我們已經走在他們前面了。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文件中列出了13個領域內的顯著優勢，這些顯著優勢就是國際比較中得出來的，包括你説比較強的國家，所以我是贊成實事求是。
就以中央文件列出的13項為例，最簡單的一項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我舉個簡單例子，互聯網是西方發明的，但是真正在中國實現最廣範圍內的應用，一部手機全部搞定，它背後的理念跟西方不一樣。互聯網一出來，美國第一時間就把它政治化，到處策動顏色革命，推翻所謂專制政權，最後反而搞得西方社會民粹主義上升，特朗普上台、英國脱歐，它現在正在嚐到這些帶來的問題，所以不要政治化。但中國習主席一開始就説，互聯網一定要以人民為中心，使人民生活更加便利，更加方便，更加高效，更加人性化。像這種經驗，我覺得西方應該好好學。
另外還提到我們的幹部制度是選賢任能，我稱之為選拔加選舉，雖然也不是十全十美，但明顯比西方光靠選舉要好。光靠選舉就是比嘴皮子，但中國人對幹部最基本的要求是，至少看你過去十年或五年乾的怎麼樣。所以我覺得很多經驗是西方是、可以借鑑的。
其實，現在很多西方人也看到了這些問題，所以我剛才專門提到，像瑞士大使就很擔心，恐怕除了西方以外，別的國家都把中國當做榜樣了。他也在提醒西方，黨爭走得太遠，互相內鬥導致社會分裂，西方民主制度該怎麼改革？這個問題要提到他們的議事日程。所以，不必簡單區分他們是發達國家，他們什麼都比我們好，不是這樣的。
**丁****一凡：**西方人有很多很多東西都是從中國學過去的，你看英國式花園裏頭的元素，説穿了基本上是中國園林元素搬過去了，按這些東西編了一套自己的説法而已。在法語，有一個詞叫chinoiserie(中式風格)，就是類似於模仿中國的東西來創造各種各樣的用具、圖畫、雕塑什麼的，所以歷史上有過這樣的經驗。現在中國的發展西也已經引起了他們很多反思。美國《紐約時報》著名評論人托馬斯·弗裏德曼曾經寫過一篇評論，挺有意思，他説如果我們美國可以學一天中國，他就説了中國社會、中國製度的若干好處，如果我們學習，是不是也可以變得更好；但顯然這個東西通不過，政治不正確，那我們就學習一天好不好，學習一天是不是也可以大大改善我們的情況，改善我們的政黨政治，改善我們的沒有長遠規劃，就是這麼一個複雜扭曲的心理。
**張維為：**我補充一個小故事，因為我剛從英國回來，碰到我們一個資深的外交官，他是60後，他孩子90後，是手機的一代，英國互聯網環境、特別移動互聯網應用比中國落後很多。他説，老爸，我覺得你待在那兒挺好的，但90後就不適應了。
尋求庇護者搭乘小艇，從利比亞海岸出發，橫渡地中海。圖自聯合國難民署
Q2：意大利海軍在地中海經常截獲一些運輸難民的船隻，偷渡者、難民這些問題令歐洲一些國家很難應付，我想請問張教授，這些國家能否向中國借鑑某些經驗？謝謝。
**張維為：**這一點，我真有話説。難民危機現在是歐洲最頭疼的事情，還有數百萬等着。
難民危機就是“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直接造成的，甚至有人説過，中國能不能幫助我們解決這個危機？我説，你們要公開承認，在“阿拉伯之春”過程中，發揮了很不好的作用，你們要承認這個錯誤，否則以後還會發生。這就是中國的話語權，非常重要，絕對不能讓步，一定要他們承認錯誤之後，我們再考慮怎麼幫助。所以，我在法國演講時就説了，我們當初是全世界最早預測“阿拉伯之春”要變成“阿拉伯之冬”，2011年爆發時我就預測了，如果當初你們能夠聽取中國學者的判斷和預測的話，恐怕就可以避免這場危機了。
另外，怎麼解決難民問題？現在他們討論的都是治標的辦法，還要討論治本的辦法，治本辦法就是什麼？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丁一凡：**幫助它們發展。
**張維為：**幫助這些國家發展起來。我們跟他們提出很坦承的建議。實際上我覺得對歐洲最大的挑戰是非洲的貧困，因為非洲人口增長速度非常之快，在1950年的時候，非洲人口佔世界不到10%，大概8%、7%左右，但是到2050年，也就是30年之後，照現在的出生率，非洲人口將佔世界人口的39%。相比較，歐洲的人口在世界比重，1950年是20%多，到2050年大概是7%，這是明擺着的問題，因為非洲離歐洲最近。如果那個地方不發展起來的話，難民危機根本解決不了。
所以我們説“一帶一路”對非洲是很有好處，我們在幫非洲發展，非洲的發展也是一個合作共贏的過程，你們應該和中國一起來推動“一帶一路”，把非洲發展起來，這是治標治本的。不要再搞“顏色革命”，一天到晚端着架子説我的價值觀怎麼怎麼重要，世界要普遍實現這些價值觀，這是行不通的。當時在場的法國學者還説，你講得蠻有道理，但我估計是客氣話，他們很難真正的接受，我太瞭解西方的“一神教”傳統，他們很難接受我們是對的而他們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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