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鋭：“政治能力”從何而來？

【文/王鋭】

在政治行為當中，參與政治活動的具體的人的能力之高低，對於是否能產生好的政治結果十分重要。固然，在複雜的社會結構與社會環境裏，必須要建立一套較為固定的、能滿足各種政治基本需求的、有操作性的、大體能讓大多數人受益的制度，但是絕不能產生一旦制度確立，政治活動便可一路順遂之念。因為再好的制度也需要具體的人來執行。中國古人論政之時非常重視為政者的品行與見識，這絕非古代先賢只知“人治”而不知所謂的“法治”，而是他們充分意識到在古代的社會條件下，政治的良莠與參與政治的人之間具有緊密的聯繫，故而反覆提及、不斷討論。對於現代政治而言，這一方面體現在從事政治工作的人是否熟悉這套制度的建立宗旨、基本運作邏輯、自我修復機制等關鍵要素，另一方面則體現在他（或她）是否具備從事政治活動的相關能力，比如知識積累、對社會現實的瞭解程度、基本心理素質、基本道德品質、分析與判斷能力、組織與溝通能力、執行能力等。如果在這些方面有所缺陷，那麼不但不能使相應的制度體系有效運作起來，反而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弊病，讓政治體系陷於失調甚至停滯的危險。

《獅子王》劇照

抽象的談“政治能力”過於玄遠，具體的“政治能力”似可一論。對於近代以降的中國而言，除去因人而異的個人稟賦而言，所謂“政治能力”大體上包括以下三個要素：首先，對於中國與世界基本狀況的認識。毋庸多言，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與世界形勢的變動息息相關，如何認識中國，如何認識世界，如何在此基礎上思考何謂好的政治，這不僅是一個知識層面的問題，更關係到如何將這套知識具體運用到政治活動當中。其次，有效解決複雜政治與社會問題的能力。近代以降，中國社會出現了十分明顯的轉型，產生大量新的社會現象與社會問題，甚至這種出“新”的頻率越來越快，這就十分考驗為政之人是否有能力在此世變之下有效處理這些狀況。一旦恪守舊章，不知變化，其後果往往不甚理想。最後，是否具有對不同羣體進行溝通的能力。近代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徵就是“大眾”開始進入政治活動當中，政治制度必須有效吸納。同時，只有獲得了具有真正普遍意義的“人民”的認同，一個政治體才有能建立十分堅實的根基。這就要求為政之人具有較強的與不同階級、不同立場的羣體有效溝通，將各類信息、訴求、甚至情緒進行消化、處理、反饋的能力。

**這些“政治能力”的培養大體而言有兩種途徑。一是藉由學校教育以及學科培養，使相關人士掌握特定時期內被認為是重要的政治知識，然後以這些知識為基礎去進行各種政治實踐。**在現代社會，由於是否具備“專業化”已經成為評判各行各業從業者水平高低的重要標準，於是在政治領域遂也出現了對“專業化”的各種想象。在這一點上，晚清政治很有代表性。晚清中國讀書人羣趨日本學習“法政之學”，這背後凸顯的就是清政府為了施行改革，把日本的政治與法律制度作為主要模仿對象。於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產生了大量日本各色法政學堂畢業之人，他們大多填充到清末民初的各級政府之中。清政府也聘請不少日本教師來到中國，任教於各類傳授專門知識的學堂。當時不少的制度與法規也是有樣學樣，徑直把日本的相關內容給複製過來。至於這些物什是否適合中國社會，是否有助於解決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基本問題，這就不是多為年紀輕輕的法政學堂學子們所考慮的事情了。因為在他們眼裏，日本屬於“文明國”、“先進國”，就像當代中國的美國想象一樣。

另一種培養“政治能力”的途徑就是從實踐出發，在實踐中認識中國，認識世界，把書本知識與實踐相結合，把由實踐而認識到的現象昇華為理論，並且要敢於和廣大民眾，特別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國農民接觸，善於聽取他們對各種問題的看法，在此基礎上形成從事政治活動的能力。毛澤東強調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反對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本本主義；反對“言必稱希臘”，強調要改造學風，熟悉中國的歷史；主張經風雨，見世面，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與人民羣眾打成一片，不斷解決與人民羣眾息息相關的各類問題；以及新中國成立後倡導的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開展理論問題大辯論，幹部參加勞動。凡此種種，都是希望各級領導幹部熟悉中國的基本國情，瞭解中國複雜的社會狀況，具有較強的行動能力，能夠與老百姓進行溝通，在立場與價值觀上和他們緊密相連。

《古田軍號》劇照

當然，這兩種培養與鍛鍊“政治能力”的路徑並非截然對立，而是應該相輔相成。就是既要具有一定的知識積累，又要善於從實踐中認識問題、解決問題。毛澤東本人就多次主張要在黨員幹部當中開展一場“讀書比賽”，不但讀歷史、讀政治，還要讀哲學，讀邏輯學。**但問題在於，人們往往把第一種方式視為金科玉律，把後一種方式日漸淡化。而且就算是第一種方式，獲取知識的來源也多為某一時期的流行之物。比如大量關於“新加坡模式”的教材與小冊子，以及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公共管理教科書、經濟學教科書。**且不説這些知識是否能夠讓人全面認識存在真實矛盾的、處於不斷變化中的、具有動態歷史情境感世界，這些知識中所強調的政治準則與治理模型是否真的能與中國社會接榫，是否能讓大多數人從中受益，至少從實踐層面來看，或許也還是一個未知數。當然，這樣的弊病也並非今日始。早在1930年代，蔣廷黻就如是感慨：“在我們貴國的大學學市政的或者知道紐約、巴黎的市政，但北平、漢口、成都的市政十之八九是不知道的。學‘政制’的都學過英美德法的政制；好一點的連蘇俄、意大利、日本的政制也學過，但中國的政制呢？大多數沒有學過；就是學過，也就是馬馬虎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們的大學不是在這裏為中國造人材，反在這裏為英美法造人材。”或許值得今天需要思考的是，為什麼在1957年的《論十大關係》裏，毛澤東就已經在強調要正確處理好中國與外國的關係，不能在國內建設中照搬別國（主要指的是蘇聯）的經驗，要善於借鑑和反思並存，而晚近以來在不少領域裏，又能看到這些蔣廷黻所批評的存在於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現象？

一旦沾染上了這樣的弊病，其危害絕不至於知識層面的優劣高低，而是會造成類似於“系統錯亂”的狀態。即對由政治體自身的宗旨、目的、路線而生的政治傳統、政治風格、行動邏輯、考核標準、糾錯機制越來越陌生、越來越疏遠，甚至在那些公共管理教科書與各種刻畫“彼岸”美好場景的小冊子的長期“教誨”下，彷彿覺得這些政治傳統、政治風格、行動邏輯、考核標準、糾錯機制是一種比較“反常”的“他者”，是一種在“歷史終結論”式的歷史觀中必將漸漸被“淘汰”的東西。因此**，一旦在保留着原有的架構的政治體中進行具體操作，將很難讓其像過去那樣順暢的“開動”起來，而是左支右絀、倍感吃力，名詞還是那些名詞，符號還是那些符號，可看似那麼回事，但又不是那麼回事。如此這般，即便在抽象意義上很有“政治能力”者，在具體場景中也會顯得“能力”有限。因為其“能力”已然不是與這個“系統”相匹配的“能力”了。**

因此，或許需要回到在實踐中認識中國，認識世界，把書本知識與實踐相結合，把由實踐而認識到的現象昇華為理論的傳統上來。從新的實踐出發，分析其過程中出現的利與弊、得與失，重新探討、敍述政治體自身的政治傳統與運作機制，然後再以這樣的記憶機制為基礎，結合新的實踐中出現的各種各樣需要面對的問題，形成有助於培養“政治能力”的知識體系與經驗參照物。更有甚者，這不僅關乎“政治能力”，還關係到政治認同。這並不是率由舊章，而是返本開新。在這個問題上，古人所説的“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是很有道理的。

自然，在某種特定語境裏，所謂“政治能力”指的就是巴結、討好能決定個人前途和命運的能力。相信大多數人都會覺得一旦這種“能力”流行開來，將造成十分嚴重的政治窳敗後果。這其實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般而言，大多數能決定他人前途和命運的人，總是不自覺地偏向於與自己好惡相近、性情相投、利害一致、服從指令的人。此乃人性使然，雖令人生厭，卻難以杜絕。但是判斷政治風氣是否良好，還在於除了這些因素之外，文章開篇所言的具體的“政治能力”是否能作為銓選考核的主要標準。一個良好的政治環境是能在那些個人情感好惡因素之上，有更為關鍵且客觀的標準作為決定性條件。或者説，一旦建立起良性的激勵機制與考核機制，那些有助於政治發展的“政治能力”將會不斷得到提升。否則，此政治風氣似乎亟需改良。延安時期毛澤東強調“五湖四海”原則，主張“必須不斷地提拔在鬥爭中產生的積極分子，來替換原有骨幹中相形見絀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從組織原則上就與當時派系林立、任人唯親、賣官鬻爵的國民黨形成了鮮明對比。

最後，對於談政治的人，為了讓所談論的內容更具質量，似乎也應具備一定的“政治能力”。近代著名地理學家沙學俊在194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談到，許多以“開明分子”自詡的人，“在團體活動中，他們往往胸襟狹、氣量小、有學問不一定有能力，尤其是領袖能力和組織能力；他們往往過於自信，過於自尊，因而漠視紀律、輕視旁人，這就成了‘不能令，又不受命’的人”。此論引起蔣廷黻寫了一篇名為《漫談知識分子的時代使命》的文章。他認為“學者和專家，在英美社會里，並沒有政治的號召能力”。因而追問：“談政治，最忌憑空創設烏托邦或假定某一部分的人天生聖賢。人情並無別的或階級的天生差異，我們為什麼迷信知識分子在現階段的中國能夠而且應該擔負特殊的使命呢？”他的答案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大多數來自小資產階級的家庭”，可是“他們雖不是勞動階級的子弟，卻知道稼穡之艱難”。只是不知蔣廷黻是否料及，這個預設其實很不牢靠。**“知道稼穡之艱難”也是需要各種條件與機制的，一旦相應的條件與機制喪失，很可能因“大多數來自小資產階級的家庭”而表現出來的各種特徵就會更為明顯，蓋過“知道稼穡之艱難”。**這樣一來就很容易出現他所描繪的“英美社會”裏的現象：“靠知識吃飯的公教人員，因其所得待遇的優裕，實是中產階級，其利害關係與一般工商界是打成一片的”。由於“實際政治大部分是利益集團的鬥爭”，那麼如此這般，知識分子還會不會“知道稼穡之艱難”呢？這或許是使談政治的人具備“政治能力”的過程中必須要正視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