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軍：全球產業鏈多樣化趨勢，對中國不見得是壞事

**信睿週報：**今年2月您曾在世界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上以“The Coronavirus Will Not Cripple China’s Economy”為題撰文，其中提到疫情持續時間才是影響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流行病只會導致短期的經濟放緩，外部衝擊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經濟的中長期增長趨勢。但就最新進展來看，疫情雖在中國率先得到了控制，卻在世界範圍內呈現出快速蔓延的態勢，考慮到中國作為全球供應鏈中的重要一環，這是否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的恢復？

**張軍：**我其實是在1月底撰寫的那篇文章，當時還沒有考慮到疫情可能在全球蔓延，所以對海外疫情的發展有所低估，或者説基本忽略掉了輸入性疫情的可能。現在我們發現，中國雖然在比較短的時間裏控制住了疫情，但在復工復產的過程當中，我們迎來了第二波，也就是輸入性的疫情，像北上廣這樣的主要城市都面臨着巨大的壓力。

除此之外，我在寫文章時也沒有想到，美國以及歐洲的很多國家會經歷當前這樣一個疫情蔓延的混亂局面。這些國家，應該説大部分都比較難採取一些嚴格的隔離措施來應對疫情，防控疫情的反應總體上比較緩慢，這和這些國家的制度，特別是政治制度有很大的關係。

歐盟國家管控不太嚴格導致疫情超乎想象的蔓延，全球金融出現恐慌，美國三大股指的持續動盪，反過來也對中國經濟造成了巨大壓力。因為中國經濟對全球市場的依賴比較大，如果全球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不得不關閉市場的情況，就會影響到我們的出口。這也有可能導致一些國家的進口商會以不可抗拒的原因為理由毀約，那麼很多我們已有的訂單就會被撤銷，我認為這會對我們接下來的製成品出口構成比較大的壓力。另外，不排除全球經濟會因為美國的金融市場動盪這樣的一個壓力而導致衰退期提前到來，那中國必然會受到巨大的影響。

2020年1—4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户）下降10.3%（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我在Syndicate上發表的那篇文章主要針對的還是中國的疫情，尤其是疫情接下來可能的發展情況。當時我表現出對國家控制疫情能力的信心，個人覺得差不多一個月的時間疫情就會出現拐點，整個抗疫鬥爭會贏在第一季度。第一季度的疫情，特別是防控疫情的隔離政策，可能會對第一季度的服務業、製造業有比較明顯的衝擊，但坦率地講，我當時無法估計到這個衝擊會這麼大。我在文章中談道，第一季度增長會下降一半，原來可能會有百分之六點幾的增長，下降一半後至少會有二至三個百分點的增長。現在看起來還是高估了。從一二月份的數字來看，製造業、服務業都出現了大幅度的負增長，這樣的話一季度要保持2-3%的經濟增長，現在看來是不可能的。

**信睿週報：**除了外部因素的影響，與2003年SARS時相比，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第三產業佔比更大，此外企業的盈利能力、通脹率和信貸規模、槓桿水平都發生了很大變化。這是否意味着此次疫情給中國經濟帶來的短期衝擊可能會更大，且從中長期來看恢復起來也可能會更慢？

**張軍：**中國的GDP規模在過去的17年裏已經翻了好幾番，現在的經濟體量跟那時相比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語。人們一般會認為，經濟體量這麼大，在遇到金融危機或外部衝擊時，抗壓能力會更大，吸收危機的能力也會更強；另外我們經常講“中國經濟的韌性比較大”，所以衝擊一下應該不會出現超預期的下滑。但遭遇病毒疫情的衝擊時，情況會非常不同，因為疫情會讓經濟活動停下來。從一二月份的數據來看，中國經濟確實出現了大幅下滑，這正説明，經濟停擺是主要原因，尤其是中國經濟當中服務業的佔比高，製造業當中的供應鏈發達，一旦停擺，影響特別大。

服務業佔比高了意味着一旦受疫情衝擊，服務業不容易恢復，因為服務業多半都是勞動密集型的，採取隔離政策之後，服務業就沒有人了。這一方面會使得很多需求沒有了；另一方面，很多人不能回到崗位工作，員工暫時也回不去，還要進行隔離。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服務業佔比高，受到的衝擊會更大一些。

從製造業來看，雖然中國的製造業佔比相對於17年前已經下降，但是製造業的供應鏈相比那時更加發達了。所謂供應鏈更發達，就是説一個製造業的下游企業更多地依靠中國其他地方提供原材料和中間產品，也就是跨地區的企業之間的供應關係更加複雜了。受隔離政策影響，即便今天的終端企業員工回到了崗位，可是沒有中間產品、沒有原材料——這些東西都在外地，運不過來。我們的製造業之所以能夠發展得比較快，原因就是供應鏈發展得比較快，但現在看起來供應鏈在受到疫情衝擊的時候會變得非常脆弱，有一個環節不能夠及時地到位，整個供應鏈都會梗阻，那麼就會影響到整個生產部門。

自2003年以來，中國已從世界第六大經濟體躍升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一直是世界範圍內的主要增長動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估計，僅中國一個國家就佔到了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的39％。圖為2003—2019年中國GDP增長趨勢。（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圖為2003—2019年三產對中國GDP的貢獻率變化趨勢。（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信睿週報：**我們注意到在疫情期間，尤其是口罩緊缺的時候，有些工廠組織工人復工復產，卻沒有相應的生產材料，這成為一個普遍性的問題。隨着供應鏈體系建立起來，很多工廠都處於零庫存狀態，這次疫情會不會帶來對製造業現有庫存狀況的反思呢？

**張軍：**我覺得肯定會有反思。比如我們過去一直説庫存太多會佔用資金、成本很高，每個企業都希望把庫存降到最低，這主要是因為我們有發達的物流，供應鏈也比較完備，把庫存降到最低可以節省大量的成本，所以這變成一個最優的策略。但是我相信，接下來在很多領域當中我們都會反思庫存，關於庫存的理論可能會改變。

過去我們有很多企業基本上都是零庫存，因為物流比較發達，但是現在看來這個還是比較脆弱的。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很多企業會對庫存有一個重新的評估。可能要庫存兩三個月甚至半年的量，關鍵取決於這個行業的特殊情況，以及對外部衝擊的一個基本估計。

將來像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狀況可能會比較頻繁地出現，比爾·蓋茨在TED演講時也講到，全球面臨的最大的威脅不是核武器，而是病毒和超級微生物。這就表明，將來我們的公共醫療要有足夠的應對儲備，我們的企業在庫存上面也要增加，這就相當於買保險，或許大多數時間裏面較高的庫存代表了成本，但是沒有辦法，因為有巨大的不確定性。

**信睿週報：**這可能與行業的具體情況也有關係，一些行業可能會考慮這一問題。

**張軍：**對，每個行業會有具體、比較特殊的情況。比如一些行業的上下游可能比較短或比較長，這個情況就不一樣。上下游比較長的話，可能會有更多的庫存考慮，上下游比較短或者説很容易在當地找到替代品的行業，就方便很多。所以我覺得每個行業確實不同，但總體上疫情會讓我們對庫存的重要性有一個新的評估和考慮。我相信在疫情之後，庫存是會有大幅的提高的。

武漢多家醫院推出復工體檢套餐 圖自長江日報

**信睿週報：**您剛剛提到“中國經濟的韌性”，事實上早在2014年的一次演講中您就談到過這個概念，並認為“韌性”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國在過去30年以及東亞（特別是韓國和台灣）在經濟發展的頭40年裏為何會取得成功。能否請您結合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和現實，談談在當下應該如何理解中國經濟的“韌性”？

**張軍：**當時講到“韌性”這個概念，我是從體制的“可改革性”這個角度來談的。一個國家如果體制上有很多問題，其實並不一定是個特別大的問題，體制上有問題卻改不了，才會導致真正嚴重的問題。像中國和東亞“四小龍”，雖然他們的體制是不完備的，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能夠取得成功，原因就在於其體制是可改革的。一個不可改革的體制，哪怕再完美，總會遇到經濟發展當中的一些問題，關鍵是這個體制在遇到問題、走到十字路口時，能不能做到對問題有反應。當時我是從這個角度來解讀一個經濟體制的韌性為什麼是重要的。

另外，現在很多人談“韌性”這一概念，主要還是講中國有巨大的國內市場，所以在碰到外部衝擊時，相對於小型的外向型經濟體，有更多的迴旋餘地。一個經濟有韌性不僅僅是説有迴旋餘地，其實還在於我們有很多市場是相對比較靈活的。大家都知道，在遇到外部衝擊或經濟遇到問題時，企業因承受不了壓力往往會解僱一些員工或者給員工降薪，從而渡過難關。但在一些發達國家，比如歐洲最典型的像是法國這樣的國家，就會發生罷工，他們的勞動力市場缺乏彈性，而沒有彈性就不能緩衝、吸收外部衝擊。

所以，我覺得韌性可以泛指經濟體制的可改革性，能夠在遇到解決問題的時候，去應對這些問題，而不是無動於衷，它也可以使市場相對比較靈活，變得有一定的彈性，這樣就可以吸收外部的衝擊。

**信睿週報：**您一直強調，地方競爭在中國經濟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近些年地方競爭的範圍一直在不斷拓展，從支持創業企業到吸引人才等等。最近還出現了這樣一種聲音，認為圍繞疫情防控的地方公共治理競爭逐漸顯現，如果能持續深化，其意義不下於地方政府的GDP競爭，甚至有可能開啓改革開放下一個40年的新篇章。您是否有觀察到這樣一種趨勢？如何看待這樣一種競爭的意義？

**張軍：**地方競爭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確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20世紀90年代。這種競爭更多地體現在經濟發展的層面上，大家要招商引資，要改善當地的投資環境和基礎設施，其背後是一種中央政府對主政官員政績的考量。這是一個非常簡單，但又很高能的激勵，因為只考核一個指標，這個激勵的強度就比較高。所以官員們都會為官一任，去把當地的經濟推上去，保持比較快的一個增長，這樣也會增加這些官員的晉升機會，這就是背後的一個機制。

當然這種競爭也有很多負面的東西，當初大家還不是那麼關注。比如，這種競爭導致的重複建設、資源過度使用問題，地方爭相去開發土地、搞房地產，然後把地價推高；另外還有對環保方面的關注不夠，以及在公共醫療衞生、基礎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增長速度相對較慢——也就是説，很多民生項目因其對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不是那麼明顯，所以可能會被忽略。而在進入2000年以後，隨着中國經濟的發展到了一定階段，我們開始更多地關注到公共服務的問題、民生的問題、環保的問題。在這個情況下，中央政府就要去回應這些東西，強調地方政府不要只關注GDP，對其考核機制也做了一些調整，我把它叫作“從單任務考核到多任務考核”。

原來只有一個任務，那就是考核GDP、看經濟發展，現在則要考核環保等多個方面，尤其是將環保作為一票否決制——其他做得再好，如果環保不達標就不合格，官員就沒有晉升的機會。一旦變成多任務考核，地方政府對GDP的追求力度就不是那麼大了，在基礎設施、招商引資這些方面也不可能像之前那麼有動力了，這些也可以理解為是過去這些年我們的GDP增速一路回落的背後原因之一。

現在我們也聽到很多説法，比如地方官員不像過去那麼放得開，能夠大膽地改革，等等。那麼，這次疫情會不會帶來一些改變？因為疫情對當地經濟有比較大的衝擊，為了儘快地復工復產，也為了下半年能夠更好地對沖疫情衝擊，我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已經出台了一些簡政放權的政策。簡政放權當然是個好事情，除了對受疫情衝擊比較大的一些部門、行業、企業進行財政扶持、解困，採取簡政放權的辦法將有助於當地經濟快速恢復，不要經過那麼多審批、條條框框。而且如果有個別省市先走一步，在這個時候推出簡政放權的政策，我相信會引發其他省市的模仿和競爭。這實際上就等於是疫情提供了一個機會，讓各地競相加快在簡政放權上的進度。我覺得，這對於我們的整個改革來講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信睿週報：**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影響，多國股市暴跌，國際油價也持續走低，聯合國旗下機構國際勞工組織（ILO）3月18日發佈評估稱，新冠疫情可能導致全球2500萬人失業……您如何看待此次疫情對歐洲、美國和全球經濟可能產生的短期及長遠影響？我們是否可以認為全球已經進入了新一輪經濟危機？

**張軍：**我覺得雖然目前主要還是金融的危機，但疫情會直接衝擊實體經濟，讓經濟活動停擺，造成經濟衰退。而且，從過去幾周的情況來看，特別是從美國開始，疫情引爆了三大股指的熔斷，然後全球共振，大多數的資本市場都出現了熔斷的現象，個別國家已經出現本幣貶值的現象，這些都會加劇衰退。

金融危機的源頭是疫情的蔓延造成的恐慌，沒有人知道疫情會在美國持續多久，也不知道會有多少人感染到這個病毒。不確定性導致美國金融市場出現巨大恐慌，這種恐慌會導致流動性在金融市場收縮，而在流動性收縮之後，很多機構有可能挺不過去。再加上如果股市持續暴跌的話，市場上的那些大公司就會受到比較大的衝擊，前兩天就報道説波音公司的股價好像腰斬了，這對這些實體企業來講，也是一個巨大的衝擊。但就目前來講，因為美聯儲出台了超預期的政策對市場有所緩解，市場的恐慌也會有所緩解，但還沒有徹底消除這樣一種恐慌，這個市場還是非常脆弱的。所以大家都在關注當下全球金融市場的這樣一種恐慌到底會持續多久。這種恐慌如果在市場上得不到徹底地消除，再持續兩三個禮拜，那麼我覺得不排除這種金融的危機會影響到經濟的衰退，這還是一個持續時間的問題。

現在大家對一旦出現金融危機，全球怎麼應對缺乏信心，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時，全球治理還是比較穩固的，中美又有聯手應對危機。當時中國出手為美國提供了很多——比如在流動性上——支持，同時中國還動用了10萬億來提升國內需求，這可以吸納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產品和資源，所以很多國家在這個過程當中能夠挺過來。但現在中美不太可能合作，到目前為止兩國在疫情這個層面上也沒有合作，這和十年前已經完全不同了。現在沒有全球治理，大家最後都只顧自己，同時又相互封鎖，這對應對危機是極其不利的。

所以我覺得對接下來全球經濟衰退可能帶來的影響，不可掉以輕心。並且，一旦全球經濟進入到衰退期，這個衰退期會比較長，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造成的那次重創，很多國家都還沒喘過氣來，全球的債務負擔並沒有減少。而且，全球靠什麼來挽救這次經濟衰退，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可以拿出什麼樣的殺手鐧來阻止全球的衰退，好像不能太樂觀。

**信睿週報：**而且現在恰好處於全球商業週期的一個脆弱節點。

**張軍：**就是一個轉折點，如果沒有疫情的話，再堅持一兩年還有可能，但是有疫情的話，這個衰退可能提前到來。關鍵問題是，我們沒有什麼辦法。不像十年前，那時候中美還可以合作，現在都沒有了，幾乎是個真空，稱為G0[1]。

**信睿週報：**前不久“七國集團”（G7）領導人提出，將“不惜代價” 採取一切必要的經濟政策，但他們現在也不是鐵板一塊。

**張軍：**第一，他們不是鐵板一塊，第二，我覺得他們也拿不出真槍實彈。全球各大央行的利率都已經為負，債務負擔又那麼重，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現在情況普遍不好，中國經濟持續下行七八年了，所以這個已經是此一時彼一時的問題了。

蓬佩奧在G7外長視頻會議上提議將新冠病毒稱為“武漢病毒” 圖自法新社

**信睿週報：**剛剛您談到供應鏈的問題，這次疫情還引發了大量關於全球化的討論。有兩種聲音，一種認為，此次疫情將加劇去全球化、去國際工序分工、去人際交流的衝擊，可能會帶來逆全球化進程，使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本地化、區域化和分散化。另一種聲音則認為新冠疫情是“全球危機”，但非“全球化危機”，倡導人們不能無視全球化的益處，自給自足並不能帶來安全，應利用分散的全球供應網絡的能力，加快全球化結構的調整。您如何評價這兩種觀點？

**張軍：**很多人把這次疫情產生的這樣一個衝擊看成是“暫停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思潮在過去十年間已經蔓延到大多數西方國家，這次疫情發生之後，我認為全球化真的會面臨巨大的考驗。

首先來看看產業鏈，大家會覺得目前的全球產業鏈極其不安全，因為它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手中，疫情發生後，我相信很多國家的共識是要儘快地分散全球產業鏈，這種想法肯定會成為主流，而這對中國就會很不利。過去我們講全球化1.0、2.0版本，現在我覺得前面要加個負號，將來的全球化可能是反向的一個版本，可以叫做負1.0版本，這個版本就是它可能會退到區域化。

現在各個國家不斷湧現出來的民粹主義以及由民粹主義來支配的政府，那麼政治正確的事情一定會是反全球化的。在疫情當中已經出現了這個問題，大家都要切斷與其他國家的交流，航線要停下來、機場要關掉、人口的流動要停止，這些都是反全球化的。所以我不太相信疫情之後全球化會迎來一次機會，我倒覺得應該是相反的，反全球化可能會越來越變成政治正確的事情，會有越來越多的被選舉的政府上台走上逆全球化的這條道路。

這對中國來説是一個特別具有挑戰性的消息，而且我覺得中國必須去考慮這個問題。我相信未來十年中國將面對嚴峻的外部挑戰，那麼怎麼來應對這個問題？產業鏈撤出中國的問題這些年來一直沒有中斷過，我相信疫情之後（產業鏈）也可能會加速流出中國；再加上很多主要的經濟體可能會考慮分散產業鏈的問題， 這會對中國產生比較深遠的影響，但中國這些年慢慢也明白，我們不是要阻止一些投資轉移，而是要利用好一些產業鏈外移的機會，更合理地優化我們的產業鏈。這些年外移的投資大多數還是低端製造，如果我們能在高端方面變得更有競爭力，我們就可以保持全球產業鏈上的優勢。現在看來，全球產業鏈多樣化的趨勢不見得是個壞事，中國可以在高端技術領域與更多國家加強合作，同時集中精力做好高端技術供應鏈的文章。

**信睿週報：**3月初，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推出了主題為“疫情與經濟”的系列在線課程，其中第一課《關於新冠疫情的經濟影響——你需要知道的幾個常識》是由您主講的。這個系列課程的題目是什麼時候確定的？您認為這門課的核心議題和難點分別是什麼？

**張軍：**其實（籌備開這門課的）時間很倉促，這本來不在我們的計劃當中，是因為新冠肺炎疫情這樣一個突發的事件。2月下旬，隨着教育部開始要求各高校考慮返崗但不返校——學生不允許回到校園，因為吃住在一起風險很高，但教師2月底要結束寒假回到工作崗位。在這樣一個情況下，我們就要考慮對學生的課程表做一個怎樣的安排。雖然學生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返校，但是隨着開學時間的臨近，教師不可能無限期地推遲教學工作，教育部要求各高校要儘快制定網上教學預案，因此我們經濟學院就在2月下旬的時候做了預案，將本科生的170多門課都納入到網上教學的計劃當中，也是在這個期間，我們考慮開設一門關於“疫情與經濟”的系列課程。這個課程（的受眾）不侷限於經濟學院的學生，我們把它做成一個公開課，這樣可以有更多的受眾。

因為疫情會對經濟有比較大的衝擊，所以大家都很關心今年一二月份，特別是第一季度的經濟會怎麼樣：我們的經濟會遭遇多大程度的衝擊，主要是哪些部門會受到衝擊，這會對全年經濟造成什麼影響，政府能夠採取什麼措施緩衝這次疫情的衝擊，等等。我作為院長做了課程的第一講，有關第一講的主題，主要是因為我覺得對於疫情如何影響經濟，其實不需要很複雜的理論，很多都是常識性的東西，那麼我就把它總結為五個常識。後面還有好幾位同事是從不同的角度——比如金融的角度、財政的角度、公共醫療的角度、國家的醫療體制的角度——來談疫情對我們的公共衞生、公共醫療體系提出了什麼樣的挑戰。課程內容後來被“學習強國”和一些財經智庫平台分享，得到了比較廣泛的傳播。

張軍教授在復旦大學今年3月推出的“疫情與經濟”系列在線課程上，將疫情如何影響經濟總結為五個常識，分別為：經濟增長是長期趨勢，衝擊後會有強力反彈；縮短疫情持續時間有利經濟快速恢復；正確看待疫情對GDP的影響；化解供應鏈危機是對沖疫情衝擊的關鍵；中小微企業應是疫後紓困和幫助的主要對象。（視頻截圖）

**信睿週報：**目前全球經濟學界對“疫情與經濟”這個課題的研究情況是怎樣的？

**張軍：**站在全球來看的話，其實對於“疫情與經濟”這樣一個主題，經濟學界一直都有研究，不是因為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才讓經濟學家關注到了這個話題。在歷史上我們遭遇過多次疫情，經濟學家的研究與流行病學家的研究有很多交叉，但不太一樣。流行病學家主要研究的是致病的因素是什麼，病毒的傳播模式是怎樣的，怎樣把握病毒擴散的速度和規模，什麼時間會出現拐點等。經濟學家關心的是，一旦疫情不斷蔓延，對整個經濟的短期和長期影響是什麼。

病毒可能會帶來的長期影響，是經濟學家比較關注的話題。舉個例子，現在美國很多大學因為疫情停課，教授們大多數時間只能居家，最近就有位年輕的經濟學家觀察到，很多經濟學家使用Twitter的時間增加了，並用這樣一個大數據來研究經濟學家因受到疫情衝擊而居家隔離期間，他的生產率有什麼變化——這個生產率就是説，如果在Twitter上面用的時間多了，那麼用在研究上面的時間就會相對減少。這就是經濟學家關心的一些有趣的問題，當然研究這些問題並不是為了好玩，其本身具有很強的意義。

這次疫情暴發之後，大家非常關注疫情可能給中國經濟造成的衝擊有多大，或者全球經濟未來會不會受疫情的影響而發生一些長期性的變化。此外，感興趣的課題還包括這次與2003年SARS的對比。我想這是因為從SARS到現在，17年來中國經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全球經濟也進入到一個深度全球化時代，人口的流動加速了，中國國內也是這樣。那麼因為全球化，病毒一旦蔓延出去，對全球經濟的殺傷力就比較大，這是17年前不能想到的。

《改變中國：經濟學家的改革記述》，張軍 / 著，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11版

**信睿週報：**您在《改革中國》一書中，除了回顧改革開放歷程以及一些關鍵性事件，還講述了中國經濟學家在這期間進行的探索，您如何看待經濟學家在今天能夠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

**張軍：**如果我們關注更年輕的新生代經濟學家，我覺得他們的作用會相對地小很多。因為他們更多地關心的是中國的經驗能夠提煉出什麼樣的理論，而不像老一代經濟學家那樣關心反過來的問題，即經濟理論如何來指導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改革。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新生代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發展進程的影響力可能會變弱。但是他們會有一個間接的影響，那就是一旦對中國自己的經濟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反過來會大大改善我們在很多問題上的認識能力。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因為我們對很多問題的認識能力和知識存量是慢慢積累起來的。我們在改革和發展中經常面對的是需要馬上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需要更多靠各類智庫來提供諮詢意見，而不是靠那些在基礎研究一線的經濟學家。事實上，現在年輕的經濟學家其實已經不關心這些問題了。我覺得經濟學家的角色在發生改變，這也是必然的。

註釋

[1] G0意指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國家聯盟有能力、有意願制定並執行全球經濟議程。2011年，歐亞集團創始人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警告説，世界面臨“G0”風險。隨後，美國經濟學家努里爾·魯比尼（Nouriel Roubini）將這一概念帶入達沃斯論壇。

（採訪、撰稿/常瑩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