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銘：借疫情批評大城市發展路徑，有理嗎？
【文/ 陸銘】
自疫情發生後，各地相繼推出了延遲復工的政策，另外由於異地隔離等問題，居家辦公、在線辦公也成為普遍的方式。
那麼，首先討論的一個問題是，大家真的不用去辦公室了嗎？我的朋友攜程CEO梁建章梁總，也是一位經濟學家，他用攜程的樣本做過一個研究，發現在線辦公甚至有可能效率更高。我覺得這個結論可以再討論，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只看到過這一項非常嚴肅的討論在線辦公效率的研究。
但這個結果似乎跟大家反映的在線辦公效率更低是有點矛盾的。從我自己直覺來講，更願意相信在線辦公效率是低於線下辦公的，否則線上辦公省錢又省時，我們應該看到所有企業都把線下辦公搬到線上才對，但實際上這種現象並沒有發生。
當然我也相信在最近這段時間，有一些線下活動的確有轉到線上的趨勢。因為疫情發生以後，大家都悶在家裏，政府也推遲復工時間，企業也受到限制不能充分開工，所以有時候被迫要把一些活動轉到線上，我所在的交大，很多教學活動也即將轉到線上來開展一段時間。
這些線上活動蓬勃發展起來，的確給一些從事線上渠道的企業帶來新機遇。比如今年春節，整個電影業幾乎停擺，但是線上娛樂活動卻迎來了一個新高峯。這次疫情過後，不管對線上辦公效率做怎樣的評價，從比率來講，線上辦公會有提高。線上娛樂文化產業將得到巨大收益，對此我一點都不懷疑。
但是，線上和線下到底存在什麼樣的區別？
因為今天的主題是城市發展，釐清線上線下區別的重要性在於，如果我們真的相信在可預見未來，線上可以完全或很大程度取代線下活動的話，那人和人之間見面、互動的必要性就會降低，距離就不重要了，城市所具備的優勢和基礎也不存在了。但事實並非如此簡單。
第一，線上互動中，一對多比較容易實現，比如現在我給大家做直播，你們可以看到我的畫面、PPT，基本上和線下教學區別不大。但是多對多的效果相對來説就要差一點了。可以想像在今天這個直播室裏，如果同時有二三十人開會，希望有比較多的互動交流，就比較混亂了。像我們平常在教學時，課堂上經常有你一嘴我一嘴的熱烈討論氣氛，但在線上就很困難。
由此而來的是互動性比較差。今天到最後會讓大家提問，但能夠實現的方式就是留言，由工作人員整理後發到我手機上。這種互動效果，問題篩選，是否都有機會提問題，我能否看到大家的反應，都值得商榷。
第三，線下辦公比較容易實現相互監督，是不是偷懶、開小差、聊天、看視頻，無論是上級對下級還是同事之間，但在線上就很難實現了。線上活動除非把任務交代得非常清楚，所有業績都是以任務導向，並以業務完成數量和質量作為評價。對於一些可能並不容易描述清楚的任務，在線上開展就比較難了。在線下，可能通過互動和相互監督給予員工隨時隨地的創新壓力和工作壓力，但在線上這很難實現。
第四，還有一個非常大的差異就是，線下活動可以產生隨機效果。舉個例子，大家在辦公室，可能邊上會有茶歇室，累了就去喝口茶，可能會碰到另一個同事，在喝茶的幾分鐘裏面聊一下。這種見面幾乎是隨機發生的，而這種隨機，特別對於具有高科技性質的企業來説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可以產生任何人之間知識的組合和碰撞。一分鐘的隨機見面可能就帶來一場更長時間的討論，比如我們作為學校老師，平時有很多科研工作，有時見面就是在隨機場合，交流一下，如果講的有意思，是不是另約時間見個面討論一下，可能就會產生研究想法和論文創作的機會。
第五，社會交往的意義。人和人之間的社會交往可以增進人和人之間的感情和信任。這一點在促進企業調和、交流的時候非常重要。之前，有很多網友在網上發帖，“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渴望趕緊上班”。比如，人們去上MBA課程，其實也是一個社會交往的過程，我們商學院裏面MBA、EMBA項目的意義之一是為了知識的學習和交流，但其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就是促進人和人之間的社會交往，產生更多的朋友關係、同事關係、甚至有人交到男女朋友、最後成為夫妻關係也有可能。社會交往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產生人和人之間相互交流、聯合創新的機會。
基於上述原因，我個人的看法是線上和線下之間還存在比較大的差異，在可預見的未來，線下活動不會完全被線上活動所取代。
既然如此，人口密度就變得非常重要了。人口密度低，人和人之間的交往就會變得困難，所以這就引出了下面的話題，人口密度的雙刃劍效果。
這次新冠疫情的爆發，讓很多人認為，我們在討論問題時忽視了人口密度的負面影響，即造成疾病的傳播效應。甚至有人以此抨擊城市的發展路徑，特別是大城市和高人口密度的城市發展路徑。
在此，我覺得有必要做一點澄清。在經濟學研究裏，在城市科學的研究裏，這門學科一旦開始，學者就從來沒有否認過在城市發展、特別是高密度城市發展過程中存在的風險，而疾病的傳播本身就是密度城市發展過程中存在的風險之一。但是，我們仔細分析疾病的產生、傳播和人口密度之間的關係，是否如所想的那樣有如此強大的關係，這需要好好解讀釐清。
首先來分析傳染病的發生，這次新冠疫情發生是從武漢這樣一個千萬級人口的城市開始的，很多人憑直覺認為疾病的產生和人口規模、密度有關，這個方式很像前幾年某市的跨年踩踏事件，事發後很多人立即把該事件和人口規模、密度掛起鈎來。
踩踏確實會在高人口密度城市產生，但如果大家到網上搜一下關鍵詞，踩踏也經常在一些中小城市發生，甚至趕集時都有可能。疾病傳播也是如此，新冠疫情發生在武漢，但到目前為止，大量信息仍表明跟食用、交易野生動物有關，除非你認為大城市和人口密度高的城市擁有更多野生動物使用和交易，這樣城市人口規模和此次疾病發生之間的關係才能建立起來。但其實不然。
我們還可以有另外一些推斷。2019年時曾有過一次極小範圍內的傳染病情況，媒體也有過報道，但由於程度很輕，所以人們並沒有特別在意。2019年11月，內蒙古發生過鼠疫疫情，因為傳染範圍非常小，很快就被遏制住。從這個簡單的例子，包括前面提到小城市也會發生踩踏的案例，就可以知道，疾病的產生、傳播跟人口密度，不能説完全無關，但這種關係是非常弱的。
再比如，當你把人口密度和傳播聯繫在一起時，可以做一個思想實驗，在疾病開始發生時，沒有得到很好控制，似乎在武漢高密度人口的城市產生了比較快速的傳播，但之後很快疾病就得到有效控制，通過隔離。
但農村地區呢？從最近一段時間報道可以發現，農村地區總人口密度是低，但在農村地區要實施傳染源發現、隔離都相對比較困難，而且到了春節農村走親訪友更頻繁，農村工作就會非常困難。
所以，大家可以試想，是一個得到有效管理的高人口密度城市容易防止疾病傳播，還是在一個有羣聚習慣、走親訪友文化、管理相對鬆散的農村地區更加容易傳播疾病？這樣來看，疾病傳播本身真的跟人口密度有關嗎？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中間變量就是管理。所以不能簡單地説，通過疫情發現，高人口密度是一個壞事。
再者就是人口流動。因為這次新冠疫情發生正好碰到春節，春節期間大量的人口流動成了疾病傳播的一個途徑，平時人口流動規模不會這麼大。
而春節期間之所以有這麼大的人口流動，其實也不是一個正常現象。這跟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大量流動人口在遷移時不是舉家遷移有關。換句話説，舉家遷移是家裏的户主外出打工，會把自己的太太、孩子，甚至父母帶在身邊。
但在我們國家，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特別是户籍制度，現在的人口遷移大多不是舉家遷移，而是家庭分居。通常是年輕的老公在外打工，有時把太太帶在身邊，還有大量孩子因為在城市裏沒有平等教育機會，成了留守兒童，老人則成了留守老人。因為這樣的家庭分離導致春節期間的大規模人口流動，成了這次疾病傳播加劇的因素。
但這件事情，大家不能怪在人口流動本身，因為一個國家的人口跨地區流動是正常的。美國每年到了聖誕節前夕也是大量跨地區人口流動，就跟中國人過春節一樣，我們能把人口流動停止下來嗎？能因噎廢食嗎？不能。我們只能減少跟制度性因素相關的人口流動，也就是説接下來要通過户籍制度改革，進一步讓大量跨地區流動的人口能在居住就業的地方安居樂業，成為市民。這樣就可以避免在春節期間突然出現這麼大規模的人口流動。這是我講的第三個方面問題。
第四，講講人口密度的另一面。平常到了春節，很多大城市變得空空蕩蕩；這次疊加新冠疫情影響，城市就更空蕩了。短期內，阻斷人流和物流一定有其必要性，大家都有共識，這裏就不贅述了。我也絕對贊同這種説法：由於中國體制的原因，世界上很難有其他國家能像中國這樣在非常段時期有效阻斷人流和物流，以防止疫情快速傳播。
但是，隨着新增病例逐步減少，我們需要回頭總結、思考什麼是適度地對人流、物流的阻斷政策。比如，全國幾乎所有地區都是拿出一級響應態勢，很多地方阻斷道路，人都出不去。這裏補充一句，其實就法律而言，採取物理手段阻斷道路是違法的。有些比較極端的措施是以不計代價為前提的，但不計代價是否正確？這是我們今後需要思考的問題。
當然，我們的地方政府是以結果導向的、無限責任的政府，萬一出現疾病傳播和新增確診病例逐漸增加的現象，對於地方政府的績效考核是一個負面影響，地方政府擔心被問責，所以有時會採取不計代價的做法。
但是，我們進一步要問的是，這個代價由誰來承擔？如果不計代價地阻斷人流物流，最後導致生產生活受影響，那代價或許會越來越大。最近有一些調研逐漸出來，有針對農民工羣體，也有針對中小型企業，基本可以確認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大量中小企業再繼續受人流和物流阻斷，將受到極大影響。有些企業稱自己手邊的現金流大概就能撐1到3個月。
而普通民眾的情況就更加緊急一些。我有朋友最近做的一個針對流動人口的調研顯示，部分農民工羣體的收入基本上只夠支撐兩天，好一點的可以支撐一個禮拜。我們要關注社會底層羣體的生活狀態。不能想當然，因為我們生活無憂，邊辦公邊休息，但同時也有新聞報道有人從湖北劃木盆到江西，為了去工作。最後傷害最大的，不是社會中產階級以上的人，中產以上或許還能憑儲蓄和資產收入維持，但底層老百姓可能真的面臨無收入。
再繼續嚴厲阻斷，可能連防疫物資本身也會有所衝擊。所有問題加在一起，如果隨着疫情有所好轉還不盡快恢復生產、生活正常化的話，接下來可能是物價上漲。而物價上漲的結果，就是全體普通民眾買單。稍早前，一月份CPI指數已經出來了，大概是5%，超過了很多人的預期。
最後，是大家非常關注的話題，疫情會不會改變城市發展路徑。從疫情爆發起，就有一些學者站出來，特別是原本主張小城市和農村地區的學者站出來，説疫情的發展終於體現出發展大城市路徑的一種誤區，以此來背書發展農村、中小城市，特別是小城鎮、低密度城市等觀點。我覺得，類似説法是極其不負責任的，甚至有點綁架民意的嫌疑。
其實我們不妨做一個很簡單的思想實驗，如果把武漢的人口從1000萬減少到800萬，大家覺得這20%的人口規模減少會對此次疫情的產生和傳播有什麼實質性影響嗎？我想大家應該有答案。
我們無法預知下次是否還會發生類似疫情，但如果把這些觀點變成公共政策，如果我們真的相信降低人口規模和密度可以防止疫情產生和傳播的話，試想把全國城市人口全部降低20%會是什麼結果？
那麼，今後城市發展路徑會是什麼樣？我想，可以有一個反向的思維。
這次新冠疫情在武漢爆發，的確暴露了大城市發展中的一些短板。前兩年，武漢在吸引人口方面，也參與了“搶人大戰”。但是在“搶人大戰”中，由於地方政府傳統都比較重視經濟發展，不太重視公共服務的提供，所以疫情突然來襲，導致很多地方跟不上。
疫情過後，相信從中央到地方對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有一個補短板的行動。如果大城市存在短板，我們去補充完善它，會使城市治理得到改善；而城市治理得到改善，就會進一步加強大城市的優勢。所以，我不僅不認為疫情會改變城市發展路徑，還認為疫情會改善城市治理，加快中國户籍制度改革，甚至強化大城市發展的優勢。
可能很多人會問我為什麼這麼自信？接下來想談一談人性。人性是我們在城市發展中形成城市發展優勢最為重要的一個技術性原因。
大家同意不同意隨着收入水平提高以後，會消費更多的服務，我想答案應該是肯定的。那當你消費更多服務的時候，你是不是更加希望有服務的質量和多樣性？我相信答案也是肯定的。
那麼，服務業有什麼特性？兩個，一是絕大多數服務，不能走極端，不是囊括所有服務；二是，服務是不可儲藏的。只要服務業有不能運輸、不可儲藏行，同時隨着收入提高，又會希望消費更多、更好、更加多樣性的服務，那人類社會靠什麼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就是提高人口密度。
而提高人口密度又通過三件事來實現：第一，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第二，大城市發展；第三，大城市內部，人口往中心城區集中。
剛才講到的由人性所驅動的規律和服務業的特點，就會看到隨着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城市化率是不斷提高的，大城市人口所佔的比重是不斷提高的，且人口是往市中心集聚的。因為城市相對於農村，有更多、更好的服務，大城市相對小城市有更多、更好的服務，市中心相對郊區有更好、更多的服務。
我給大家看一些數據，這幾張圖是我和復旦大學的老師、我的學生一起做的研究中的一些圖。圖一對比農村和城市地區第三產業的就業差距，可以看到三產就業佔比中，城市遠遠超過農村。大家可以想一下，哪裏會有服務、醫療、教育、餐飲？城市。
圖一，來自作者PPT（下同）
再來看城市化率跟就業佔比的國際比較。圖二展示世界上很多國家，橫軸是這些國家的城市化比率，縱軸是這些國家的服務業就業比重。可以看到，在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國家，服務業佔比就會越高，這又是我剛才講到的一個世界範圍內的規律。
圖二
接下來，再將不同規模的城市來做一些比較。圖三中，左圖分成大城市和非大城市。隨着時間推移，大城市始終比非大城市這個組別服務業佔比要更高。而且近些年，兩條線都在往上走，前面紅色這條線説明，大城市的優勢仍然存在。
右圖把城市分成三組，將大城市進一步區分為普通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可以看到特大城市的服務業GDP佔比要遠遠領先於一般大城市和其他中小城市。這又跟前面講的有關係，只要相信在大城市有服務業優勢，那麼剛才講的這種現象就可以得到解釋，並且這種優勢會被加強。
圖三
圖四是人口密度和三產之間的關係，橫軸是不同城市建成區的人口密度，縱軸是第三產業的佔比，也可以看到密度高的城市第三產業的佔比就會越高。
圖四
放到整個國際上來看，中國今天出現的是什麼現象？圖五是把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大都是OECD國家，跟中國做比較。連着數字的紅線是中國，兩張圖的橫軸都是人均發展水平、人均GDP，縱軸是服務業在GDP和就業當中所佔的比重。我們會發現兩件事，第一，隨着經濟發展水平提高，各個國家服務業佔比都是一直提高的。第二，中國的確隨着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以後，服務業佔比也是提高的，但是跟那條代表其他國家規律的直線相比較而言，服務業佔比始終較低。
特別有意思的是右邊這張圖，服務業就業佔比在經濟發展早期還落在那條直線上，但隨着時間推移，我們跟世界上其他國家走過的路徑相比較，我們的服務業佔比越來越低，差距越來越大，所以中國未來要做兩件事。
一、讓中國的回到一個正常結構上來，回到那條直線上，縮小跟其他國家服務業佔比的差距。
二、隨着經濟發展水平的再提高，服務業佔比還要進一步提高。
這兩件事情加起來一定會讓中國未來的城市化進程和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進程進一步發展。這就是我跟大家講到的經濟規律使然。
圖五
事實上，這些道理隨着時間推移慢慢被大家所理解，因為大家可能知道原來我們國家所採取的政策一直是抑制大城市，特別是特大和超大城市發展。
去年8月26日，中央財經委員會召開第五次會議，這次會議可以説對於中國城市和區域發展有180度的轉折。會議提出，未來要按照客觀經濟規律來調整和完善區域政策體系，發揮各地區比較優勢，促進各類要素，包括勞動力和人口，要合理流動和高效集聚。而且要增強中心城市和城市羣等經濟發展優勢地區的經濟和和人口的承載能力，而增強其他地區，在保障糧食安全、生態安全和邊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不同地區之間的發展要走一條所謂在發展中營造平衡的道路，而平衡要着眼於不同地區之間人均收入和生活質量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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