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中美道路之爭，是“民本”民主和“資本”民主的較量

【文/ 楊光斌】

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是多元化關係

我們經常説，中國的經濟成就顯著，經濟改革一往無前、突飛猛進，但是政治改革滯後。如何看待這樣的命題？顯然這個命題的背後有一一對應的關係，有什麼樣的經濟制度就有什麼樣的政治制度。

從大的歷史脈絡來看，其實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之間的關係非常多元化，比如古希臘、古羅馬，他們的經濟制度是奴隸制，政治制度是共和制。美國開國的時候是奴隸制，但最終建立的也是共和制。

從案例比較研究來看，20世紀60、70 年代，中國、美國和前蘇聯三個國家都曾處於危機當中。今天看來，我們説國家好是相對意義上的——中國和美國度過了危機，前蘇聯卻在危機當中解體了。

前蘇聯解體的原因是什麼？為什麼政治制度動搖了，這個國家就消失了，這裏面涉及到國家權力。國家權力是經濟權力、軍事權力、文化權力、政治權力四種權力的綜合；其中，政治權力是其他權力的結果。

中國和美國度過了危機，而蘇聯卻在危機中解體了

比如，從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治權力是其他權力博弈的結果。但在現實生活當中，當遇到問題的時候，往往歸因於政治上出現問題；如果把結果當原因，很多改革往往就改錯了方向。以前蘇聯為例，在改革中把結果當原因，首先改動政治體制，結果政治制度賴以生存的根基沒有了，這個國家就不存在了。

再看美國的歷史。美國最初的時候是農奴制或者奴隸制，但現在卻是共和制。美國的共和制經歷了不同形態的資本主義，包括農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到現在的金融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制度一直沒有改變。

因此，無論從大歷史到近代史，還是中國、美國、前蘇聯的比較，我們都可以看到，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關係是非常多元的，並非一一對應的關係。

中國道路體現了政治和經濟的關係

如果問經濟學家，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成就是什麼，根源在哪裏？經濟學家肯定會説出經濟改革、對外開放、發展民營經濟、市場化等關鍵詞。但是世界上很多發展中國家，他們的市場化程度、對外開放程度、私有化程度都比中國高，為什麼發展成這樣？答案是，經濟的背後還有政治。

我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家治理的模式可以歸納為：堅持方向，混合至上。

其中，“堅持方向”是從國家治理的政治邏輯上説的。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時，學界有人對此不理解，認為提出政治原則是對經濟改革的約束，稱之為“左”。今天回頭看，當初改革開放起步時，我們不知道怎麼搞改革，也不知道可能會發生什麼事。但是從自由化等傾向中，黨中央糾正方向，明確提出“不能搞什麼”，這就是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

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再看世界的政治秩序，它是多元的、競爭性的。可以把競爭性的政治秩序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資本秩序，一類是民本秩序。

從邏輯上看，資本秩序是非常抽象的類型。市場經濟帶來社會分化，社會分化是產生多黨政治的基礎，實現多黨政治的方式是代議制民主，但是代議制的結果，其實是保護政治。

西北大學教授在研究1981年到2001年美國政治議程的過程時發現，有利於資本集團的動議很容易成為法案政策，但是弱勢羣體的動議成為法案的可能性的，還不到資本集團的三分之一。由此得出結論：美國不再是一個民主國家，而是一個寡頭國家。經過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民主化，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包括很多發展中國家紛紛轉型為資本秩序。

相比之下，中國的政治秩序是民本秩序。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也是發展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導致社會分化。但是在社會分化的情況下，我們依然堅持了共產黨的領導，實現黨的領導的方式就是民主政治，它的結果是以人民為中心。當今的世界政治依然是兩條道路的世紀之爭，中國和美國之爭其實就是道路和制度之爭，這一點我們迴避不了。

如果沒有民本秩序，或者沒有黨的領導，中國轉而走向資本秩序，結果會怎樣？我大膽假設，中國只不過會成為另一個大的發展中國家，絕不會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做得更好。

在比較政治研究中，有一些比較有説服力的大數據，比如1：9和1：150。其中的“1”代表中國的民主集中制和民本秩序，而“9”或者“150”都代表資本秩序。“1：9”的樣本來自10個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目前人口過億的國家有13個，其中3個是工業化國家即日本、俄羅斯和美國），亞洲有6個，非洲有2個，拉美有2個；“1：150”的樣本表明，發達的新興國家基本上走向了資本秩序和多黨民主，但是沒有一個國家因為走向資本秩序而走向發達國家。從政治上來説，討論政治和經濟到底是什麼關係，中國的經驗和道路是一條重要的經驗。

民主集中制體現了“混合至上”

從國家治理的政策邏輯上看，我們要堅持問題導向、混合至上。為什麼要實現“混合至上”？大歷史告訴我們，再好的意識形態，只要絕對化，最後都是一句空話。過去一百年，從放任自由主義到經濟大危機，後來羅斯福新政使得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國家推行，再到1980年至2008年的新自由主義，這些都是我們研究大歷史的經驗教訓。

任何時候，人們的需要在利益上是多層次的，反映在人的觀念上，就分為左中右。滿足一部分人的利益或迎合一部分人的觀念的政治決策，在某些人看來是好的，但是對大多數人來説不一定是好的。在現實當中，也許你聽到幾乎所有人都在抱怨，但是對某個羣體來説，他們看待這些抱怨的結果可能完全不一樣。這就是我們過去40年經濟發展的基本經驗。

研究中國政治學30年來的發展，我得出一條基本經驗：不要妄加導向。尤其是知識分子、政府官員和企業家，各人對一些公共問題都可能持有確定的觀念或主張，如果按照自己的觀念看待現實，可能存在差異。有些政策不符合你的觀念，或不符合你的利益，但可能符合另一部分人的觀念和利益。

我們根據朱雲漢教授做的ABS調查（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認為，現實當中，中國人的價值觀是以自利為訴求，換句話説，中國人更多地要求實質性民主。杜克大學的一位教授説，中國人多數時候是以民主的話語表述民生的訴求。

朱雲漢教授ABS調查中關於中國在亞洲影響力數據

人的需要如何混合？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政治學理論上可以稱為混合。民主和集中，這兩個在西方人看來相互對立的東西，在中國人看來是可以混在一起的。兩個對立的東西為什麼能夠相互並存，這對中國人來説並不是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發生的變化很多，不變的東西就是民主集中制。如果説革命時期的民主集中制是1.0版，毛澤東時期的民主集中制是2.0版，改革開放以來的民主集中制就進入了3.0版。民主和集中之間的關係總是在動態調整，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民主集中制的憲制結構之下，很多政治關係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比如説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我們實行單一制或中央集權制：地方的一把手或者副省級以上幹部都要中央直接考察和任命。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表現在經濟上則是聯邦主義：在城市治理、土地開發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實行權力的分享與共治，並且地方的權力越來越大。

在政治與經濟的維度，政府與市場和企業的關係上，我們一方面政府對實際經濟生活還保有不少直接管理的功能，比如對經濟發展目標的制定和重大投資項目的決策，對國有企業的人事任命，所以國家機構包括發改委、組織部等；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利益集團在政治生活當中的作用越來越大。

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我國政府對政治、法律、民族、宗教等社團實行嚴格的管理；同時文化類、經濟類等其他社團則實行登記制，現在登記在冊的社團已經超過150萬個。由此可以看到，在民主集中制的政體之下，我們最重要的政治變量、政治關係和權力關係，其實都在不同程度地和金融資本發生橫向聯繫。

“好政治”考驗治理能力

我們需要重新認識中國政治的變與不變。不變的是我國憲法規定的民主集中制，變的是各個領域的結構性變革。因此，到底什麼是政治？我們認為政治可以分為兩種，一個是形式上的政治，就是體制和制度；另外一個是實質政治，就是治理能力。

40年前，美國政治學者薩繆爾•亨廷頓説過一句話：國家與國家之間最大的政治差別不是政治形式，而在於國家的統治能力。那個時候他所説的統治能力，今天就叫做治理能力。

我認為，民主政治是迴避不了的。但是，民主政治離不開權威和秩序，如果沒有秩序，民主政治就會被無理性的民粹勢力所俘虜，甚至變成暴力政治。因此，無論是民主還是權威，都離不開法治，法治主義就是一切以法律為準繩。法治既可以約束民主，也可以約束權威，它們之間的動態平衡大概就是我們所説的“好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