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中美關係裏，誰更有意識形態取向？

本文為沈逸老師專題節目《逸語道破》第一期文字整理稿

大家好，本期我們來討論一下中美關係，從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結束以後一直到今年，大家總感覺自己不斷地在見證歷史——美國發生了很多事，中國發生了很多事，中美之間又發生了很多事，在認識這些事情的時候，一個比較簡單的辦法就是回顧一下歷史，

1949年10月1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從那個時候開始中美關係發展至今，大體上可以分為幾個不同的階段：第一個時間節點是冷戰，以蘇聯的解體為標誌，大體上91年92年的時候是一個拐點。在冷戰前的階段，1949年到1991年間的中美關係又可以分為兩個進程：第一個進程是大概49年到72年，那個時候是中美關係的某種敵對競爭和對抗衝突的年代。

1949年在中國內戰，我們稱之為解放戰爭的進程當中，美國和共產黨執政的新中國之間進行了一段早期接觸。這期間最著名的故事是1949年5月解放南京以後，圍繞美國對中國的外交承認問題，黃華作為我方特殊代表和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進行了兩個月的秘密接觸。因為是秘密接觸，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面，這段歷史是不為人所知的，大家看到的是這個接觸的結果，就是毛主席發表了那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別了，司徒雷登》，然後有人以那篇文章的發表為依據，認為在中美關係早期階段是中方中國的第一代領導人由於自己的不理性的認識，過度強硬地，用現在話來説是用某種戰狼式的態度，關上了中美交往的大門。

其實事實恰恰相反，在1949年5月解放軍過了長江，解放南京之後，中方很快派出黃華作為代表——當時是作為南京軍管會的副主任——到南京去和司徒雷登進行了早期的接觸。在秘密的接觸當中，中方給出了一個極具創意性的方案，這個方案的內容是請司徒雷登以他往年的習慣，以燕京大學前校長的身份到北京去過生日。當然生日會非常地不同尋常，他在北京會見到周恩來，也會見到毛澤東，探討美國對中國的外交承認的問題，但是這種承認是建立在平等互信基礎之上的承認。

司徒雷登本人當然是極富興趣的，因為對他來説，這意味着他推動中美關係開闢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中方也表現出了足夠的誠意，答應了美方各種各樣的近似苛刻乃至於無理的條件。其中包括美方提出，司徒雷登要從南京先飛瀋陽，帶上美國駐瀋陽總領館的人，當時他們在遼瀋戰役期間給國民黨軍隊提供情報，違反了駐外使館應有的行為準則，被當成美國間諜遭到了扣押，然後他們要帶上這批人去見毛主席，然後在毛澤東面前念一封美國政府起草的，包含了羞辱性措辭、態度非常強硬的信件，然後開始後續的談判。

美方自己後來在外交檔案中承認，當美方提出這個條件的時候，其實它就是希望中美談判破裂，但是又不想承擔談判破裂的責任，於是想把鍋甩到中方強烈的民族主義的情緒反應上，他們預期毛澤東會拒絕強硬的方案，但事實上中方以某種形式接受了這個方案，這出乎美方的意料。然後美方圍繞技術問題，坐飛機、坐輪船還是坐火車？從南線、北線哪一條具體的航線花多長時間從南京去北京討論了很多技術問題。

最終根據美國的外交解密檔案，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給司徒雷登發了一封非常清晰的電報——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講叫“字數越少事越大”——電報的內容就是你發來的電報在華盛頓的最高層面上進行了討論，電報就是司徒雷登準備答應中方的條件去北平——“特指示你在任何條件下不得以任何形式訪問北平”，也就是説美方把門關上了。電報一傳來，司徒雷登在中國待着就沒有任何意思，於是他收拾鋪蓋走人。你可以理解在中方付出了兩個月的耐心和交涉之後，迎來美方這樣一種非常冷遇的結果，中方很憤怒地發表了《別了，司徒雷登》。

這段早期歷史我們花了很長時間去細緻的去講，為什麼？那麼就告訴大家在中美關係的發展演變過程中，我們對中美關係的觀察要克服一個刻板印象，就是大家通常會認為中方是有比較強烈民族主義傾向的，尤其是共產黨的領導人，早期領導人也好，現代領導人也好，是有很強的意識形態取向的。而美國則是表現出了戰略上的彈性、務實、着實跟遠見。 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事實是恰恰相反的。

當然後面的歷史大家也知道，中美在朝鮮戰場兵戎相見，打了抗美援朝，然後經歷了談判、封鎖、衝突摩擦的年代，然後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全球收縮，蘇聯全球擴張，在越南戰爭陷入泥潭的情況下，尼克松向中方遞出了橄欖枝，當時中國因為中蘇邊境的問題，中蘇同盟破裂的問題，外部環境惡化的問題，也需要改善跟美國的關係，實現關係的緩和。

這種緩和極具戲劇性，有乒乓外交這種小球轉動大球的智慧，有尼克松、周恩來、毛澤東、基辛格這些人在中國這種極具歷史穿透力的會面。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請大家記住這樣一個事實，1972年是一個怎樣的年代？在特殊的年代裏，中美之間實現了歷史性和解表現出的，或者説再一次證明的是中國的戰略決策者在中美關係上所具有的務實態度、彈性，政治智慧以及政治勇氣。那是1972年，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哪一年發生了什麼事。

接下來，中美關係迅速地緩解，緩解以後79年解決了建交的問題。這個建交由中方推行改革開放因素的需求，又有美方面對蘇聯入侵阿富汗帶來的戰略壓力，需要跟中方進一步緩和關係的戰略需要。請大家注意這樣一點：從1972年以後的中美關係，包括1979年以後發展至今的中美關係，首先從客觀上來説，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面，中美雙方的力量是不對等的。但是另一方面，在發展中美關係當中，請克服第二種常見的錯誤認知，即“中美關係的發展來自於美方的恩賜跟善意，是美方單方失語或者是贈與的結果，而中國扮演的是一個搭便車的角色”，這是絕對錯誤的。

客觀地講，即使在現在被一些人經常美化成中美“蜜月期”的20世紀80年代的中美關係當中，從80年開始到88年裏根政府時期，這段中美關係當中，美國對中國的小動作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在意識形態問題上，在台灣問題上，美方對中國的擠壓和那種基於美方自己利益毫不考慮中國核心利益的那樣一種舉措，從來沒有中斷過。中美關係任何形式的緩和或者是這樣一種“友善”，本質上來説都建立在利益的基礎之上。

拿美國跟中國之間當時曾經達到那種所謂友好非盟國關係頂峯的中美軍事合作而言，請記住一條，美國對中國的所有的軍事援助計劃都不是免費的，中國都付了錢，中國當時能付多少錢，美國給多少援助，基本上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沒有任何額外的恩賜，而美國對中國的援助也很簡單，就是認為這樣一種援助有助於在在全球扶持一個對抗蘇聯戰略威脅的一種牽制，那麼這樣一種牽制對美國的國家利益有利。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美雙方各取所需。

冷戰結束以後，中美關係進入到了一個大的新階段，像冷戰時期那樣有一個顯着的共同外部威脅，一個非常清晰的共同利益的這麼一種中美關係結束了。於是中美關係迅速進入一個動盪和波折的年代，1991年蘇聯解體開始，一直到2000年，幾乎每年中美關係都會有例行波折。一個就是每年的5月份，圍繞是不是要給予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後來被稱之為正常貿易伙伴待遇。美國國會都要辯論，而辯論的焦點是什麼？ 這種待遇是不是要和人權問題掛鈎。

克林頓在競選總統的時候囂張地説過一句很押韻的話，他説他如果執政了，他要反對從巴格達到北京的所有暴政，巴格達他指的是伊拉克，北京當然指的是中國，用了英語當中極具意識形態色彩的一個詞叫tyranny。就沒有一個美國總統曾經這麼囂張的説過這麼一句話，然後他做出了但是看上去非常勇敢實際非常魯莽的舉措，宣佈“除非1994年中國在人權問題上滿足美國的一系列要求，否則1994年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就不給了。”

中方的回應非常清晰，在人權問題上終止跟美方的談判。然後，在那個時候發生了非常著名的事件，就是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企業到美國去進行遊説，有人曾經用一種比較戲劇化的語言描述過這樣一個場景：在投票前夕有中方的人到美國國務院分管中國事務的官員辦公室，就美國是不是給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的問題進行溝通跟交涉，然後他目睹了一個龐大的律師團，這個律師團一色深色西裝從會議室裏面出來，然後當中方的人進去和美方官員落座的時候，中方官員還沒有開口，美方説，“剛才出去差不多20個人，你看到沒有？”“看到了”“看到的話，你説的所有話都不用説了，你要説的話他們已經説了20遍”。這個20遍就比較通俗簡單粗暴地概括，大概的意思就是“如果克林頓政府1994年不給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那麼在1994年美國國會中期選舉中，民主黨一分錢政治捐款都不要想得到，因為它會嚴重的損害美國的企業在中國的利益。”

當然後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克林頓給自己想了一個台階，這個台階是什麼呢？就是他在自由貿易給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和所謂中國的政治民主化和人權進程之間進行了一個關聯，這個關聯就是：我們給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中國的經濟就會成長，中國市場經濟發展起來了以後，有新生的中產階級，新生的中產階級在政治上和民主上會有這樣那樣的要求，推動中國發生有利於美國的演變。説穿了就是一句話——指望富裕起來的中國人把中國共產黨幹掉。

當然這個事情的結果就是後來2017年作為特朗普前總統競選顧問的史蒂夫·班農在日本演講當中的那句話，就是“美國過去20年到30年對中國的接觸政策總體上是錯誤的”，所謂的錯誤就是他判斷失敗與成功、正確與錯誤的標誌就是中國有沒有發生和平演變，有沒有像蘇聯那樣導致共產黨政權的解體，如果發生了，那麼他認為這個東西就是正確的。所以大家要知道中美關係的發展過程當中，中國獲得的收益不是來自於美國主觀善意的恩賜和施捨，而是中國自身的努力。

第二，中美關係的發展從冷戰結束以後，就走上了一條基於各自利益，尤其是商業利益的這麼一個角度的過程。第三，所有的統計數據都會告訴你，在中美髮展這種商貿關係的過程中，事實上在相當長的時間，包括到現在美國還是拿到了大頭，或者説他獲益還是比中國要多。

當然你會發現在中國入市到07年、08年， GDP趕上並且超過日本，然後從那以後到美國的戰略調整，一直到特朗普政府這一任期，中國的發展速度確實很快，中國的發展速度快表現在不僅中國自身的絕對發展速度快，而且在中國發展過程，中國在經濟體量和其他各項力量指標上，和美國的差距正在持續地縮小。但這種縮小不是美國導致的，而是中國國家治理能力所導致的。當然美國現在的問題就放在這，用肯尼斯·華爾茲的話來説，美國在2016、2017年以後的這種表現證明，美國是一個關注相對受益的國家，它不僅要確保自己在中國合作過程當中是獲益的，而且要確保自己能夠保持對中國的領先優勢。

冷戰結束以後到2001年是一個拐點，在那之前齷齪不斷的中美關係找到了一個新的、臨時性的共同的威脅，就是全球恐怖主義。01年到08年實現了一個重大發展，但請記住大體上在2006年的時候，在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下半段，在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當中已經開始修改對美國面臨的全球威脅的評估。在新的威脅評估當中，重新崛起的大國，在可見的將來出現一個跟美國相匹敵的全球戰略競爭對手，已經成為美國僅次於恐怖主義威脅的一個重大挑戰。而當時有可能成為這種威脅的候選國家，一個就是俄羅斯，一個就是中國。

後來美國又花了大概10年的時間，去探討和評估中國對美國的實質性的威脅，去決定美國對中國挑戰的回應。最終的結果就2016年，特朗普上台，特朗普上台的時候用史蒂夫·班農的話來説，就是這一波民粹主義的復興， 其實就是被中國的崛起刺激出來的。

當然現在在全球的傳播語境當中，美國的民粹主義，尤其是作為特朗普的鐵桿支持者，基本上已經被比較刻板化地描述為粗鄙的、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耿直的美國白人，所謂的“紅脖子”的象徵。但是在像史蒂夫·班農這樣的人的自我畫像和自我認知當中，他把自己定義為“西方文明資本主義世界的最後的捍衞者”，説穿了有點像美劇裏面的超級英雄。他們自己認知的世界是什麼呢？就是中國的持續的崛起，源自於美國建制派對中國威脅處置和應對的失敗，而這種失敗產生了極為嚴重和不良的後果，以至於這一波平時藏在美國民間的超級英雄看不下去了，覺得不能再放任這個局面發展下去，他要出來收拾一下殘局，他要來把握挽救美國霸權的最後的機會，於是就有了這一輪中美關係的變化。

在中美關係變化和演進的過程當中，有幾個因素或者説認識和理解中美關係變化的核心影響要素，形成一個框架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個就是實力，中美整體力量的對比，經濟的體量，以及可以在全球進行這種能力投射的軍事的核心資產和能力的建設。第二就是認識中美關係必須強調它的時代性，這個時代性是什麼呢？跟特定時代的生產方式，生產關係密切地相結合。今天在網上，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包括在線下，有很多圍繞中美關係的討論，其中一個比較顯着的可以進行完善的地方，就是對於時代性的忽視。

在中美關係研究的過程中，以美國人提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為典型代表，經常有一種歷史學派觀點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到歷史上找一段相似的歷史，兩個國家興起，然後他們之間怎麼樣互動，然後用來做類比。然後比如説中國更像歷史上的哪些國家，美國像歷史上的哪些國家，然後歷史上這些國家是怎麼從崛起到摩擦到衝突的，所以此來對比，認為中國大概也會重複這樣一個過程。

但是在這種對比的過程中，就像我們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進程中某一些分析跟研判，後來其實被事實證明是不成立的，原因是什麼？就是時代在發生變化。這個時代變化是什麼？就是生產方式的變化，今天中美之間的關係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利益是相互嵌套的，而這種嵌套是由生產方式所決定。比如説我們舉個簡單例子，蘋果系列的產品，從手機開始到PAD，到筆記本到他的台式機，你會發現美國在信息產品當中投在上游芯片上的這些資本，它要獲取利潤，必須把芯片出口到中國，或者授權中國，讓中國這邊進行生產和組裝，把芯片變成一個最終產品，然後把這個產品在世界範圍進行銷售，銷售形成的利潤，在產業鏈上的每一個環節，根據貢獻，根據一定的分配比例進行分配。

也就是説今天這個世界全球生產、全球消費、全球交換，全球分配，中美之間如果脱鈎，不是這兩個國家的事情，中美之間脱鈎，意味着美國資本要找到一種可以替代中國的供應鏈跟產業鏈，實現它的資本的完整循環。要解決的是什麼？不是説它在產能上能不能接替中國，在生產出來的產品質量上能不能替代中國的產品，而是它能夠提供的利潤，能創造的價值上能不能進行替代。我們發現全球範圍沒有選擇，為什麼？因為從歷史角度看，今天中美之間的這種相互嵌套的關係，是冷戰結束以後，美國資本消費冷戰紅利在全球進行最優化佈局的結果，説穿了供應鏈慢慢聚集到中國，不是因為對中國有什麼特殊情感，不是因為要照顧中國，也不是要施捨或者幫助中國發展，而是因為這樣安排對資本來説是一種市場上效益最優化的選擇。

2016年以來的中美關係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説，特朗普只嘗試做一件事情，他和他的核心團隊中的一些人，比如像納瓦羅這種腦子不是特別正常的人，包括像史蒂夫·班農這種反華已經返的有點偏執的人，他們嘗試用美國的戰略決策去對沖經濟規律。也就是説他們認定上層建築可以決定經濟基礎，當然他們有他們自己的一套邏輯，拿他們最喜歡提到的所謂脱鈎的問題上來説，它的邏輯是什麼？它相當的一部分邏輯是他們認為中國是非常脆弱的。用納瓦羅的話來説，中國有求於美國，超過美國有求於中國，所以美國對中國就可以為所欲為。

意思是什麼呢？你們不要着急，現在你在中國賺20塊錢，我現在讓你們先從中國撤出來，呆個半年，最多一年，你們一撤中國就死——這所謂的死就是共產黨政權或者垮台，或者中國政府接受美國提出的所有條件，任由美國予取予求——你們再回去，在出來之前你們從中國賺20塊錢，在這個過程中你們損失了10塊錢，然後等你們回去以後，在中國可以賺100塊錢，算下來賺不賺？

早期2017年2018年美國政府悍然對中國發動單方的貿易限制措施，包括在科技領域對我們進行限制，背後的核心邏輯就是這一條，“中國政府是非常脆弱的”。在美國用一種比較強硬的措施，用關税上進行擠壓，用科技交流限制，技術交流上限制上進行擠壓，中方很快就會完蛋。而一旦政權瓦解之後，美方可以從中國市場上獲得更大的收益。換言之，所謂中美之間脱鈎，它不是為了脱鈎而脱鈎，是以脱鈎作為一種籌碼，然後通過脱鈎推動中國的政權，原先軟的那手不行，我就用硬的一手把你共產黨幹掉，幹掉之後我進來對市場進行更好的督戰，獲得更大的利益。

大體上在中美貿易摩擦的早期，在18年12月、19年第一季度之前，歐美那邊的主要的諮詢機構、研究機構、投資銀行對中美貿易摩擦對美方關税的效果，保持了一種令人感到非常有趣和微妙的沉默。但是19年以後大量的報告湧現，湧現的報告提了一個非常簡單的結論，就是貿易戰對美國弊大於利，為什麼？因為他承受損失的心理極限到了，他不願意再承受下去，然後中美關係就會走向一個新的階段。

最後簡單説一下未來的中美關係會怎麼樣去發展。不説那些細節，大家可以看歷史上大國之間的戰略競爭，它大體上有兩種類型，一種姑且可以稱之為叫做相互博弈的類型，就是兩個國家互相打架，然後在一次決定性的交戰中，一方被另一方決定性地擊敗，然後贏者通吃；另一種很多時候看上去他們在打架，但其實他們在競爭，甚至是在選秀，什麼叫選秀？他們展現自己模式的魅力，他們展現自己的發展道路的吸引力，然後由各國人民、由歷史作出選擇。

美國跟蘇聯的冷戰就有點這種意思了。儘管當時蘇聯跟美國的經濟互相是不嵌套的，是相對隔絕的，但是兩種模式，兩條道路，兩種制度彼此進行競爭，

誰能夠讓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在冷戰時期最能夠反映這一幕的是1959年發生在美國駐蘇聯大使館的廚房辯論，當時艾森豪威爾的副總統尼克松和蘇聯的總書記赫魯曉夫在廚房電器展覽區面前進行一場辯論，美國工人和蘇聯工人誰生活的更好一些，看上去在講誰的工資高，誰的生活方式高，實際上在比較哪種模式更加優越。

今天中美之間更是這樣，今天中美之間在一定程度上競爭的是什麼？不僅是中美兩國人民誰能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而且中美兩國誰有能力讓世界人民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這種更加美好的生活包括在沒有什麼特殊事情的時候，以一種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式去搞貿易，去搞治理，去分攤成本，去分配收益，讓更多的人能夠獲益，以及在向新冠疫情肆虐的這樣一種特殊的環境下，誰能夠為人類抗擊性觀病毒的威脅做出更大的貢獻，誰能給出一套更加有效的方式，團結和領導世界人民一起去抗擊疫情，這個東西是要接受歷史的檢驗的。

而對中美關係的審視，也應該放在這樣一個更加宏觀和總體的框架中，加以分析，加以研究，然後作出各種各樣的判斷，然後這些判斷需要接受事實的檢驗。

這一講我們就説到這。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