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弗裏德曼：新冠疫情之後，世界還是平的嗎？
疫情教我們對大自然保持謙遜
幾周前復活節的時候，美國的教堂和電台都在做佈道的節目。我最喜歡的一段佈道是一首歌，歌詞是：“他征服了世界，他手中掌握着世界”（歌曲：He’s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s）。
這首歌恰好總結了現在的局勢，不過不是“he”，而是“she”，是“她手中掌握着世界”。“她”指的是我們的大自然母親。
我們的命運掌握在大自然的手中。
世界各國都在面臨大自然給我們帶來的同一個挑戰。我們這一代人從沒有經歷過這種挑戰，上一次這樣的挑戰還是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
大自然的本質就是物理、化學和生物，我們不能對大自然説：“我們現在經濟不好，停一停吧”。
她依舊會遵循物理、化學和生物的規律，她總是會以一種平衡的方式運行，我們不能挑戰大自然。
1918西班牙流感，資料圖
在這次的疫情中，特朗普總統用“戰爭”這樣的字眼描述抗疫行動，但是如果對手是大自然的話，那就是非常不當的措詞。
二戰時期，通過動員和戰鬥打擊日、德這樣的法西斯國家的時候可以用這個詞，冷戰期間通過投資和創新對抗蘇聯時可以用這樣的措詞。
但是當對手是大自然的話，戰爭的措辭就不恰當了。
在這種挑戰下，能夠帶來收益的是適應性。洪水、颶風、暴風、乾旱，疫病，這是適者生存的遊戲。
最有適應性的個體、物種、國家能夠生存下來，而不是最強最聰明的。
有三種適應性的策略會得到大自然的青睞。
第一要謙遜，如果我們不尊重大自然，那麼它就會打擊你，會傷害你身邊的親人。
第二要有協調應對能力，病毒一定會找到系統裏的漏洞，協調有序才可以防禦。
第三是要發展物理、生物和化學方面的研究，而不是強調政治、大選和意識形態。
我相信每個國家在這次挑戰中都有同樣的目標，那就是可持續性。
在我們的適應策略裏需要儘可能地拯救更多的生命，同時挽救更多的工作崗位，讓我們的生計能夠得以維持，並期待最終獲得所謂的羣體免疫。
獲得羣體免疫的唯二途徑是靠開發並大規模使用疫苗，或者靠大量人羣感染之後產生自然抗體。
全球化走向取決於最先重啓經濟的國家
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世界上有兩類適應模式。
第一個是中國的模式，就是封城，阻斷傳播鏈，減緩確診數的增加。用高效的監測來做檢測、隔離、追蹤、治療，然後把剩餘的病例數降到最低的可控水平，然後重啓經濟。
比如韓國、新加坡、德國，基本上都是沿襲這樣的模式，先是封城，然後讓疫情曲線平下來，再去重啓經濟。這是一個很好的拯救生命、維持生計、等待疫苗問世的模式。
第二個模式是瑞典的模式，只進行部分的鎖國和封城。比如選擇性地關閉餐廳，有些行業關、有些不關；實施社交隔離，無症狀或者輕症的羣體，可以讓這些人感染，獲得自然的羣體免疫。同時能夠保護老齡人口等易感人羣。
如果60%的人口獲得了免疫，就可以開放經濟，允許易感老年人出來活動。
我們還沒有看到這個模式的最終結果。而且還發生了養老院大量感染的案例。但根據瑞典傳染病專家的表述，瑞典醫護人員和斯德哥爾摩地區的羣體免疫可能已經達到了25%-30%。
第三個模式很不幸，是美國的模式，也就是把前兩個模式混亂的結合。
中國已經先行一步重啓經濟。雖然這個過程會比較漫長，也需要保持社交隔離，但比如上海的迪士尼樂園都已經恢復營業了。
德國、丹麥也是同樣的情景，凡是採取了中國模式的國家，或多或少的都已經開始重啓經濟了。
而瑞典的模式還要再等等才知道結果。
我認為，未來全球化面臨的一個大的分化點，就是在於採用前兩個模式的國家，誰能夠首先在疫苗問世之前可持續地重啓經濟。
中美關係的黃金期已經結束
即使沒有新冠病毒，中美關係也依然會緊張，也需要重新定義，這對全球化是有影響的。
從1979年到2019年這40年，是中美關係的黃金期。
在這40年間，兩國發生了一種“無意識”的一體化。所謂無意識，指的就是這40年間，中國和美國真正成為了一個國家兩種體制。
如果一個美國商人早上醒來時説：“我要去中國訪問”“我想和中國做生意”“我需要在中國建立供應鏈”“我想招聘一個年輕的中國科學家”“我希望我的孩子到中國去上學”，都不會有一點的奇怪。
同樣，一箇中國人説“我要去申請哈佛大學”或者“我想和美國公司合作”“我想投資一家美國公司”“我想在美國買一間工廠”，也是司空見慣的。
這些行為是無意識的，就是大家想做什麼都能做得到。這種無意識的一體化對於全球化來説是非常關鍵的，而且對於全世界的繁榮也是至關重要的。
但美國和中國這種關係已經結束了。
中美之間貿易的結構性變化一直在累積，在疫情暴發前達到了高峯。
在過去40年，美國賣給中國一些深層的產品，是要進入企業、家庭的深入的產品，比如軟件、芯片等等。而中國賣給美國的是淺層產品，比如衣服、鞋、襪子、棒球帽等等，不是進入生活很深的產品。
在過去這些年，中國在生產深層產品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包括電腦、通訊技術，特別是華為。不幸的是中美現在沒有一個互信的關係，讓美國消費中國的深層產品。
這種緊張情緒在疫情暴發前就不斷地累積，在疫情過後還會存在。
如果説過去40年的全球化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中美關係發展，那麼這種全球化其實本質上是依賴於中美這種無意識一體化的。
我們如果不去建造一個新的互信的框架，建立真正的互信，使得美國也可以消費中國的高附加值產品，那麼中美關係就會惡化，全球化也會惡化。
世界還是平的嗎？
最後，我想做一個總結性的回顧。
在過去幾個月人們經常問我，這個世界還是不是平的？
我認為，經濟學家們對全球化的定義過於狹隘，他們關注資本和貿易的流動，全球化遠不只是這些。
我認為全球化的內涵是，國家、企業和個人都有能力在全球範圍內開展行動。
過去只有企業和國家才有的全球行動的能力，現在個人也有了。
很有意思的是，幾周前，我早上和印度開了一個網絡會，下午又跟聯合國開了一個網絡會，晚上又跟中國開了一個網絡會，大家都問，全球化會終結嗎？
我説當然不會，我坐在馬里蘭州的辦公室裏就可以參加全球各地的會議，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和世界有那麼多的互動。
弗裏德曼與論壇代表連線
人們總是説，“全球化要結束了，世界不再是平的了”。當然，全球化會經歷起起伏伏，但是我堅信，只要我有電腦、有zoom、有手機，那麼我就可以作為個人在全球範圍內行動。
就像一個企業或者國家一樣，我可以找到我的讀者、客户、供應商、生產商等等，只要我有這個技術，我就能做到。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隨意宣告全球化終結。
我當了40年的記者，寫了很多文章。在有的文章開頭，我會寫一句話，就是“世界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那些都是我曾寫過的最差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