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和平：刺激經濟增長政策不能太短視，收益遠大於風險

隨着新冠疫情在國內逐漸穩定，如何推動經濟復甦成為下一階段的重點。因而2020年“兩會”中，對於經濟政策的討論是全國上下關注的焦點問題，尤其是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和新冠疫情給國民經濟帶來的巨大負面影響，國家將會出台什麼樣的貨幣財政政策幫助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渡過難關？如何看待“大水漫灌”可能帶來的風險？2020年一系列指標能否在經濟下滑的不利環境中如期完成？

針對這些問題，觀察者網專訪了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曹和平。

【採訪/觀察者網 戴蘇越】

**觀察者網：**曹老師您好，在今年這樣特殊的情況下，您對於兩會將要討論的刺激經濟發展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有什麼期待和建議？

曹和平：今年，我希望國家能實現三大類的政策：

第一大類是危機救濟政策。

這次新冠疫情從年前到現在已經小四個月過去了，現在看來對中小企業的影響可能要跨過兩個季度，至少持續半年的時間，因此出台相應的救濟政策特別重要。美國曾經有一項調查顯示，每新註冊100家企業，3年之後這100家企業就剩下3家了。我曾經在浙江大學聽過一位老師的演講，其中他提到，在長三角地區，你註冊100個企業，三年後就剩1.7家了。換句話説，企業的出生存活率是非常低的，在1%-3%之間，非常脆弱。

因此，一個經營了三五年以上的企業，是國民經濟體系發展最珍貴的資源。可以想象，如果一個這樣的企業在疫情中垮掉了，未來得要100個註冊的新企業才能換這麼一個。因此，我認為在疫情中救助企業和救助人民一樣重要。所以，中小微企業和微微企業救助政策要快速出台。

我的建議是國家應該出台1萬億的中小微企業救助規劃。到底是用基金的方式，保險的方式，產業扶持的方式，還是用職業培訓的方式，這個可以討論。但我個人認為不能再像過去那種一個部門一個部門撥款的“撒胡椒麪”的方式——這1萬億必須耳提面命地從中央五個單一部門中下來。

這1萬億怎麼去用呢？三千億用於企業的事前保險。我們以前的保險政策都是保事後的損失，但是新冠疫情不一樣，新冠疫情不確定時間，對任何一個企業來説都是無法抗拒的。我們現在看來，新冠疫情在中國二次爆發的概率不大，但是在發生疫情的前三個季度中小微企業和國有企業都沒有買保險。這些中小微企業和微微企業的利潤率都在10%以下，長三角地區工業企業的年淨利潤率是3.5%，和把錢存到銀行差不多。

由此推算，如果這些企業在一年中有一個月不銷售，就會有8%的損失，換句話説有一大羣企業25天不銷售，成本收入就倒掛了，我們看到有很多的小微企業老闆目前是在用自己家的錢，比如住房抵押，賣車在給員工發工資。這還算好，最差的是被人家堵着門要錢。

圖片來源：ICphoto

所以我覺得國家應該拿出3000億資金，買一個新冠疫情肆虐期間的保險。比如説，出了這個事情，你的企業快要垮了，你用你過去的儲蓄付了員工的工資了，下個月的房租你又沒錢了，有了新冠疫情的一攬子保險，3000億下去，你這個企業合格了，符合條件，我給你補充30萬元，假定房租是10萬塊錢，我代你交給房東。於是這個企業馬上就可以運行，員工的就業被保持在了企業裏，企業一運轉，原材料也消耗掉了，利潤也有了，工資也能發了，抵押的貸款也補償掉了。一個個企業正常運行，國民經濟就運行了。

這些小微企業有的租的就是政府的房子，比如説租的國有企業的房子，產業園區的房子，我們就可以要求國有企業在利潤允許的情況下，國家扶持一份資金，園區出一份資金，這樣3000億下去就變成了6000億，假定1/5是國有企業的房子，這部分免費了，等於是買了五六百億的保險，我把原來準備補貼企業的房租充實到國家新冠疫情一攬子保險基金的本金中去，可以用作以後的“企業養老”。這是第一個用途。

第二個是轉型發展基金。那些小微企業、微微企業的員工其實很厲害，如果企業因為疫情在一個領域做垮了，如果有扶持資金的投入，在另一個領域又可以做起來。但是如果沒有這筆錢，這些人才可能會全部流失，所以第二個3000億可以用作企業的轉型發展資金。

第三個3000億是員工培訓。小微企業往往只有十幾個人，老闆其實很能幹，但是培訓員工要3000塊一天，如果10天一個週期得3、5萬塊錢，這筆錢老闆是出不了的。所以這筆錢我們可以直接通過培訓基金的形式發給具有資質的培訓企業和培訓中介機構。對於小微老闆來説，可以學到新知識，促進企業轉型升級，對於培訓機構來説可以增加今年的盈利收入，政府也可以獲得税收。

以上是我建議的1萬億救助基金政策，我為什麼把它放在國家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前面，因為這些小微企業現在就躺在病牀上，不能等了！

第二個是貨幣政策。在新冠疫情之後我們啓動經濟的時候，貨幣政策的效率比財政政策要快得多，所以貨幣政策要先行一步。你看美國發了4萬個億到企業和員工的手上；我們的消費券上海市是二十幾個億，和上海5萬億的GDP總量相比是杯水車薪。貨幣政策要撬動經濟，逆週期而行的話必須是1.5%，5萬億就需要500億到1000億之間的數。因此，貨幣政策一定要先行，一定要達到槓桿的最低要求才行——如果槓桿太短怎麼把石頭撬動起來呢？槓桿需要多長？就是必須達到1.5以上，所以我認為目前各省各地級市出台的政策都不足以達到啓動經濟的貨幣槓桿作用，需要國家層面更有力的政策。

第三個政策是財政政策，我希望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夠組合，共同促進啓動經濟成長。貨幣政策先行，消費要先行，財政政策要組合，主要集中在新基建裏面去。傳統的基建包括公路、鐵路、高速、高鐵、港口、橋樑、涵洞、隧道等等，而現在我們説的數字基礎設施包括移動互聯網、光纖互聯網、衞星互聯網、星座衞星、通訊衞星、導航衞星、定位衞星、遙感衞星、浮空、制空、遊空飛行器、關口樞紐、衞星地面站這11個基礎設施單元。這些基礎設施的建成為我們互聯網產業升級換代提供了物質保障，是我們新一代戰略體系的數字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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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當年2008金融危機，中國推行過四萬億投資拉動經濟的計劃，這次最近大家關注的“新基建”主要會體現在什麼方面，如何防控其中的風險？

**曹和平：**這個問題我從兩個方面來回答。首先，對於凱恩斯主義的刺激經濟增長我們要有一個正確的心態。2008年，國家在不到半年時間就放下去4萬億，當時的批評的觀點特別多，為什麼？因為“大水漫灌”之後，那些原本應該被淘汰的行業和企業，又被你救助了4年，沒有把壞結構甩掉，反而成為了國民經濟體系轉型的阻力。

但是，最近一年大家對於“4萬億”的評價發生了一些轉變，正面評價開始遠遠大於負面評價，這説明人們在經濟的上行期和經濟的下行期，對政策的評價觀點是不一樣的。這就好比在富人家和在窮人家，對某一類的購買行為觀點是不一樣的。我希望這一次大眾對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不要太短視，不能像當年那樣一味地批評和調侃。

人類歷史上如果沒有凱恩斯主義在1954年到1960年的大盛行，20世紀初的那種大貧困和貧富分化，那種資本家對普通工人的剝削，在20世紀的後半葉是無法緩解的。以前很多人看新自由主義從80年代盛行到2010年就覺得很厲害，誰能想到在新冠疫情中大家都發現了其中的毛病。所以，對於“大水漫灌”式的刺激經濟政策，觀察者和評論者要有更長的歷史週期均衡概念，不能你站在啥立場上就評價啥，那就成了西方的選舉制度，一切都是你個人利益的使然，不具有客觀性。

第二，我覺得這一次對經濟的刺激，比上一次的“四萬億”要好。那個時候的投資我們大體上不知道怎樣去做，上馬了很多鋼鐵、紡織業、化工業，結果弄出很多產能過剩。你會發現這一次人們大體上知道要把錢投在哪裏，該淘汰的企業、過剩的產能從2013年以後慢慢都已經被淘汰出去了，留到現在的大體上都是精華。

所以我覺得這次適度地出一個貨幣和財政的一攬子超級大禮包刺激一下經濟，可能效果會好得多。大體上會和美國艾森豪威爾總統到里根總統這幾十年相類似，也就是凱恩斯主義政策的黃金時間段，國民經濟體系的週期就趕到這兒了。因為數字經濟支持下的這種新的國民經濟體系的成長，是需要凱恩斯主義當時那種大的工程項目下去——高速鐵路、汽車流水線、電腦、大型家電——把傳統的工業經濟提升到了大工業流水線模塊化生產的大車間和製造基地裏去。現在我們一樣具有這種國民經濟提升的因素，所以我認為這輪經濟刺激計劃的收益從國民經濟體系的意義上遠遠大於風險。

**觀察者網：**最近很多人在討論金融層面的“放水”，比如説發行國債、貨幣貶值、增加赤字等等，您如何看待人們對這其中風險的擔心？

**曹和平：**我們的貨幣沒有放水。我看了我們第一季度的貨幣政策，M0的增速是5%，是40年新低。按道理在經濟的下行期貨幣的發行速度應該快一點，但現在我們M2增長過快，M0不放大，M2增長過快會導致什麼結果——資金鍊扯得太長了，你借給我，我借給你，變成了三角債。朱鎔基總理在90年處理三角債時有一點做得很對，他當時的感覺特別對，必須把有毒資產通過高能流動性——也就是政府發行的M0貨幣——放到銀行間市場去，一份M0會變成5份M1，5份M1貨幣放到經濟中去，立馬把銀行的良性債務的表格放出來，把企業的有毒債務讓銀行把它買回去。你現在把貨幣收緊了，銀行沒事，央行沒事，物價沒事，但是，這樣一來就把有毒資產給逼到實體經濟裏去了，相當於把這個毒直接排放到了田野裏，讓資產有毒總比讓實體經濟的項目有毒要好。

管理部門不能把困難的事交給老百姓來幹，管理部門自己不敢去挑重擔，又怎麼能幫得到企業呢？説這次的貨幣政策是“大水漫灌”我認為是胡説八道，這些人應該走出辦公室去企業實地去看一看，現在企業對於M0高能流動性資產是極度飢渴，甚至到了飲鴆止渴的地步，不能再停了。

現在中國銀行界的很多管理者，其中一些是我的學生，他們長期熱衷於學習美國、學習日本的政策，只要發達經濟體做什麼，我們也就跟着做，完全不看中國的實際。然而這次新冠疫情把這些國家貨幣財政政策和管理當局“皇帝的新衣”毫不留情地撕了下來。

所以對這一次的兩會，我寄希望特別高，我希望能夠針對中國的實際，出台大膽有效的政策來逆轉我們經濟的壓力。90年代初，由於政治風波的影響，西方國家一起制裁我們，當時中國經濟主要依靠出口，被制裁後我們經濟下行了很多。當時在鄧小平同志力排眾議的堅持下，增發了1100億的貨幣，是原計劃增發的10倍。我們中國經濟能有今天，就是從93年之後的轉折，這是當年的領導人勇於轉變思路，實施了符合中國國情的貨幣財政政策導致的。

**觀察者網：**之前您對今年經濟增長的預判是3.5%-5.5%之間，之前因為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2020年GDP比2000年翻兩番，所以民間認為今年必須達到6%，那麼政策制定者真會追求這個數字嗎？您認為今年的這個“新冠”黑天鵝事件對於未來國家的全面小康，脱貧攻堅的總體規劃是否會產生影響？

**曹和平：**我覺得今年全面實現小康的目標應該可以完成，此外還有人均收入等幾個大的目標應該也可以完成。脱貧任務本來今年剩下的貧困人口就已經不多，而且説實話這次疫情對武漢、北上廣這些大城市的打擊反而比那些貧困人口所處的縣城和鄉村要大得多。

其次，我想在大多數指標如期完成的情況下，如果有少數指標因為疫情沒能完成，把這些指標放到明年或者是後年完成，我覺得整個社會是能夠接受的。現在中央政府反對形式主義，客觀形勢在這裏，沒完成可以不完成，但是不能説假話。

所以我並不擔心。如果説經濟要達到6%才能完成所有指標的話，我個人認為今年的線上經濟增長速度會比去年快，但是線下經濟的增長速度一定會比線上慢，甚至可能是負的，這兩者相抵消了。現在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很多線上經濟不能進入國家統計局的欄目，當務之急是國家統計局應該啓動一個普查，為今年GDP完整科學地反映經濟增長速度提供一個準確的數據基礎。這樣也會給經濟決策者提供更科學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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