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南枝：疫情之下，美國政治國家和資本權力先打起來了

【文/ 魏南枝】

非常榮幸能夠參加今天的會議，有機會向各位師友學習。我今天發言的基本觀點是，新冠肺炎疫情不是“世界的拐點”，但是會加速世界的“去中心化”進程，並且，這種“去中心化”的加速會使政治國家與資本權力之間的博弈進一步加劇。

第一，世界的“去中心化”是已然趨勢。

世界的“去中心化”表面上看是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正在受到衝擊，實際上，從21世紀初、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秩序如下兩重“去中心化”日益凸顯：

第一種“去中心化”是世界正在從“中心-邊緣”結構慢慢向網絡狀結構發展。所謂“中心-邊緣”結構是指以美國為中心、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其周圍、其他地區均屬於“邊緣地區”的結構。但是，這一變化的推動力量不是中國，而是受到第二種“去中心化”力量趨勢的結果。

第二種“去中心化”是國際秩序的主體不再侷限於主權國家，而是跨國資本、非政府組織和個人都成為國際秩序的主體，這種主體日益多元化背後是跨國資本力量的日益膨脹。因為資本天然地需要追求最高利潤、最低成本和最少監管，需要實現對新市場的壟斷以攫取超額利潤。

因此，在產業鏈條不斷向世界各國各地區延伸、新技術革命使得全球化向縱深發展的同時，跨國資本、特別是跨國金融資本，至少在經濟生產和貿易層面，將產業相繼向歐洲、拉美、日本、韓國、東南亞和中國等轉移，以中國為代表的國家充分利用後發優勢、正在向全球產業鏈條的中高端進軍。

因此，推動“中心-邊緣”結構逐漸向網絡狀結構發展的最初動力，是跨國資本和試圖進一步擴張其全球霸權的美國自身。同時，從上述兩重“去中心化”來看，我們分析世界大變局不能侷限於國家間的博弈或此消彼長，應當看到決定世界格局的變量在日益多元化、其中跨國金融資本力量是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變量。

第二，美國的霸權地位與資本全球逐利之間的互洽性。

如果説現在的美國處於各種維度的分裂狀態，那麼美國的最大共識之一是“保持美國霸主地位”，這是美國在面臨重大調整和變化的進程中保持穩定的基石所在。

也就是説，美國需要尋求相對於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更高的權力，美國政治權力的觸角不侷限於美國的疆界之內、而是可以向世界各國延伸，這就是美國將國內法高於國際法、對外實施長臂管轄等的思想基礎所在。

但是，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其必然要求在全球範圍內不斷拓展生產貿易的網絡與邊界。特別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美國在與跨國資本聯合推動這一輪經濟全球化的同時，自己也逐漸從工業資本主義轉型為金融資本主義，不僅不再是一個20世紀上半葉可以憑藉其強大製造業基礎大發戰爭財的製造業最強國家，而且美國的社會經濟逐漸被虛擬金融資本所統治。並且，如薩米爾.阿明所説，這一輪以新自由主義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使得當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呈現普遍化壟斷、全球化壟斷和經濟金融化三大特徵。

在這樣的世界體系之下，我們要看到美國的金融霸權和軍事霸權與相關金融資本和軍工複合體資本力量等長期形成了利益共同體，也就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和資本利益這二者之間的不同邏輯是互洽的。

因為到目前為止，政治國家是合法使用武力的唯一主體，美國的軍事霸權對於保障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的安全、維持相對統一的世界市場、維護資本攫取高額利潤和實現資本積累等都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與此同時，美國不僅擁有軍事霸權、也享有金融霸權，不僅其權力覆蓋範疇可以超出其疆界、而且可以從這種霸權地位中獲利，例如多邊貿易體制的規則制定者、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全球價值鏈的建立者、佔據全球價值鏈條的高端環節和高附加值環節攫取超額利潤的獲利者、鉅額國際投資淨收益的受益者等。尤為重要的是，美國可以利用其金融霸權在全世界“剪羊毛”。

但是，世界的“去中心化”趨勢正在讓二者利益的不互洽越來越明顯，並且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這種不互洽的進程。

第三，美國的政治國家利益與跨國資本利益的張力。

政治國家與資本要實現二者的利益互洽，必須滿足兩個前提條件：一個是政治國家有足夠的軍事能力保障資本實現其逐利需求；另一個是政治國家有能力持續為資本在全球流動過程中不斷積累提供動力。

顯然，世界的軍事霸權仍由美國在壟斷。但是，如前文所述，自21世紀初、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的經濟權力中心正在朝亞太地區轉移，美國不再能夠完全壟斷世界經濟權力——出現了美國絕對的軍事霸權和相對的經濟霸權之間的分岔。

這一分岔首先撼動了美國的政治國家利益與資本利益保持互洽的第二個前提條件，美國自身的實際生產能力已經難於為資本在全球流動過程中不斷積累提供動力。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美國缺乏防疫物資成為抗疫短板之一，實際上進一步暴露了美國經濟基本面的重大不足：產業空心化並未因奧巴馬和特朗普兩任總統都強調“製造業迴歸”而有根本性改觀，石油和天然氣產業的國內生產總值佔比在上升、但製造業佔比仍趨負增長。

儘管如此，美國的淨私人財富在持續上升，而鉅額國債和財政赤字的持續膨脹説明公共財富為負；淨私人財富上升的同時是貧富懸殊的擴大和財富集中度的不斷提升——已經接近鍍金時代（the Gilded Age）的水平，被稱為鍍金時代2.0版。

從這個對比圖不難發現，美國股市的表現情況和新冠肺炎的疫情情況之間的關聯度很低，曾經一度有過關聯、所以發生過四次熔斷，但是美國通過了累計資金規模接近3萬億美元的四輪紓困措施、美聯儲實施無限量的量化寬鬆政策和進行大規模資產購買等，實際上是在濫用其金融霸權地位救美國金融和穩定美國社會、對美國的實體經濟幫助不大。也就是説，美國經濟的穩定性與美國本身經濟基本面的關聯度已經遠遠低於與其金融霸權的關聯度。

再看如上圖所示的美國家庭收入年平均增長率（2016～2021年），這一數據來自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公佈的《家庭收入分配變化的預測》報告。根據該預測，美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並未因聯邦税收和基於經濟狀況調查而進行的轉移支付等而縮減，反而進一步擴大，而且越是收入高的羣體，平均收入年均增長越快。這説明美國的經濟社會政策實際上是一個“劫貧濟富”的過程。

美國股市和經濟社會政策等都不過是美國政治、經濟和社會失衡的兩個方面，但這些失衡匯聚到一起、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了集中爆發。所以才會出現階層和種族的不平等和年齡差異導致的健康不平等加劇，2020年4月8日，紐約市公佈的早期調查結果顯示，非洲裔、拉丁裔美國人的死亡率是白人和亞裔紐約居民的兩倍。芝加哥七成以上死於新冠肺炎的患者是黑人，其死亡率是其人口占比的兩倍多。

對此，美國職業安全衞生管理局（National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局長亞當斯（Jerome Adams）表示，美國黑人的病死率遠高於美國新冠肺炎的總體死亡率，這不是基於生理或基因的原因，而是黑人由於社會因素更易受到感染。這種現象被批評為是以居住隔離為代表的根深蒂固的種族隔離——“美國社會不平等的一個強大驅動力”——對不同種族和社會階層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健康差異產生了重大影響。

此外，代際衝突也在凸顯社會倫理危機。除了“老年人應該自願為拯救經濟而死”這種言論，美國新冠肺炎疫情特別凸顯的是“千禧一代”和“嬰兒潮一代”的代際矛盾非常明顯：由於感染新冠病毒的死亡率隨年齡增長而增高，一些有仇老心態的“千禧一代”在社交媒體上直接把新冠肺炎稱之為“嬰兒潮一代的消滅者”（Boomer Remover）。

為什麼“千禧一代”會這樣？因為“千禧一代”很多人到60歲都還不清助學貸款，因為美國的社會分化和階層固化使得他們不認為大學畢業獲得學位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千禧一代”認為他們是美國經濟金融化的受害者、而“嬰兒潮一代”是既得利益者。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所暴露出來的種種問題，不過是上述矛盾的進一步放大，而不是美國出現的新矛盾和新困境。然而，深陷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特朗普政府所急於處理的新矛盾之一是，如何針對華為修改出口管制法規中的“直接產品規則”、全面封鎖華為的芯片供應鏈。

有人笑稱，特朗普政府動用國家機器去對付華為這一個中國企業，頗有殺雞焉用牛刀之嫌。但是，如果聯繫到美國的政治國家利益與資本利益保持互洽的第一個前提條件——政治國家有足夠的軍事能力保障資本實現其逐利需求，就不難理解了。

如果中國只是廉價商品的製造中心，哪怕工業產值遠超美國也不會引起外部反制。但是，華為向世界提供作為通信基礎設施的5G網絡，這是對美國科技霸權的挑戰。美國要保持其軍事霸權，必須以強大的高端製造業和技術的絕對領先（科技霸權）為基礎；技術霸權還可以幫助美國攫取安全和政治利益，也有利於鞏固其軍事霸權。

華為的崛起在美國看來是中國變成一個技術強國的標誌，因為中國有龐大、完備、複雜的工業體系，實際生產能力很強大；華為等中國科技企業的崛起意味着中國整體高科技發展和高端製造業的崛起；華為拒絕上市，這種企業文化抵制了跨國金融資本對其進行操控的可能。

與此相反，雖然美國的科技創新能力迄今為止仍遠遠超過中國，但是從科技創新到實現工業生產之間的實際生產能力已經因長期以來的產業空心化而受到了很大限制，從波音等美國企業的現狀看得很清楚。特朗普政府竭力遏制華為旨在維護美國的科技霸權和軍事霸權，美國的跨國資本為了保持其對世界市場的壟斷性地位支持特朗普政府打壓華為等中國高科技企業。但是，一旦美國不能滿足前文所述的兩個前提條件，無法為跨國資本利益提供終極保證，資本是沒有祖國的。

第四，新冠肺炎疫情後的多重博弈加劇。

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世界就已經處於“去中心化”進程之中，並且正在對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產生衝擊。新冠肺炎疫情之後的世界“去中心化”進程將會加快速度，也將導致下述多重博弈將進一步激化：

首先是主權國家與跨國資本之間的矛盾會加劇。無論是特朗普表示“趁着疫情要把製造業搬回美國”，還是馬克龍主張在新冠病毒危機解除之後重建“法國和歐盟的主權”，都無法迴避主權國家與跨國資本二者所追求利益不一致所產生的矛盾：跨國資本需要實現全球逐利，主權國家希望自己保持相對於其他主權國家的優勢，特朗普和馬克龍都不可能迫使資本不追求利潤、轉而投身於維護國家經濟主權，否則產業空心化就不會成為這些歐美髮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痼疾。

其次是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之間的矛盾會加劇。美國目前的政治極化和社會分裂等問題背後的一根主線是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較量，實際上特朗普的當選和特朗普政府的諸多議程設置背後都體現出產業資本對日益膨脹的金融資本的某種反彈。新冠肺炎疫情將會使這兩種資本的矛盾進一步凸顯，也將使得“全球主義”和“民族主義”兩種路線之爭日益激烈。

再次是不同國家的資本之間的矛盾會加劇。西方資本對中國的不滿情緒的確有所上升，原因在於基於各種外商優惠政策、他們在中國市場曾經長期享有高盈利性，但現在隨着內外資待遇一致化、這種高盈利能力和預期都似乎在下降。另外，中國資本和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在迅速增強，衝擊了西方資本對世界市場的壟斷權，例如華為對5G標準的制定有很大發言權。新冠肺炎疫情之後，這種矛盾將會進一步加劇。

最後，新冠肺炎疫情正在不斷地加劇美國的政治國家利益與跨國資本利益之間的張力。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已經陷入失序，失序的集中體現就是在抗疫過程中“資本優先”還是“生命優先”的價值選擇，其實這是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進行輿論戰的一個重要着力點。

這種失序究竟路向何方？是朝向一個不再由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還是趨向於多個區域一體化的並存？無論是哪種趨向，都是世界的“去中心化”進程在尋找另一種可能。因而，新冠肺炎大流行不是在重塑歷史，而是在加速世界的“去中心化”進程。在這一進程中，政治國家與資本的多重博弈在加劇，也導致人類社會的不確定性在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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