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沃爾夫：我們一直想把中國強行納入西方架構內，這是行不通的

1 疫情前的世界趨勢

疫情危機到來前，全球的經濟政治形勢已經不穩定。世界主要經濟體、西方國家甚至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和生產率提升的速度都在放緩。

貿易增長的速度也大幅度下滑，金融危機前，全球貿易增速是經濟增速的大約2倍，而現在的增速基本一致。

西方國家債務率非常高，最近十年間，中國、印度的債務也高企。

同時，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國家民族主義都在抬頭，這些趨勢在疫情發生前就已經存在。

2 疫情造成的世界衝擊

歷史上大的經濟危機的兩個衝擊間會間隔一定時間，但是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們面臨兩個接連的巨大經濟衝擊，這很罕見。

此前，西方經歷過的最接近的是兩次石油危機，對西方產生了巨大的打擊。

這次的疫情危機是很多事件前所未有的結合，特別是這次新冠疫情到來前，世界其實還並沒有從全球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中恢復過來。這次危機是前所未有的。

上一次人類面對如此嚴重的疫情是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它導致了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危機。

這次新冠疫情同樣會導致全球經濟直線下降，尤其短期的下降會非常嚴重，因為全球各國的政府為了保護國民健康，需要停止大部分的經濟活動。

我們正處於衞生危機後的經濟危機，並且金融危機的跡象已經顯現。資本從新興市場外逃，尋求安全港。大量的企業違約，西方歷史最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推出。令人瞠目結舌。

現在，我們不知道最終的結果會是什麼；不知道疫情會怎樣發展；不知道各個國家遏制疫情的這些舉措是否成功；不知道經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恢復正常；不知道經濟會怎麼發展；也不知道政治會怎麼發展……

現在看來唯一確定的是，全球主要經濟體短期不會迴歸正常。如果我們沒有辦法成功地控制住疫情的話，付出經濟的代價會更大，恢復常態所需的時間會更長。

3 疫情後的世界

疫情下世界還面臨很多風險點，這些風險點甚至可能改變未來世界格局。

世界經濟的恢復將是曲折的。疫情可能會有第二、三波反覆。高失業率會持續很長時間，不僅發達國家，這對一些新興經濟體，比如印度也是同樣的。

疫苗未必能迅速問世，有效性也難以保證，國境不可能完全開放，人的開放不會達到之前的水平。

如果這些風險都出現的話，我們會有一個比較悲觀的未來。

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會更加得道。我們已經看到各國互相指責，如果繼續這樣下去，一些大國內部的穩定會受到衝擊。

我對歐洲一些國家比較擔心，也對美國有擔心。

如果特朗普在大選中被擊敗的話，他會承認落敗嗎？我不確定。

除此之外，二戰後的全球秩序，包括貿易秩序也有可能瓦解，世界進而陷入1930年代的競爭性的民族主義的失序狀態。

4 我們應該怎麼做

有一點已經比較明確：我們不能也不會回到金融危機前或者疫情前的時代。疫情的衝擊實在太大了。

未來，世界需要摸索出一些新的有合法性的、中立的機制，才能夠協調和管理大國的行為，從而化解中、美，以及歐盟間等一些大的矛盾，維繫整個體系的穩定。

比如，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金融全球化的性質和框架。我們對金融體系的穩定沒有進行足夠的思考。它實在太脆弱了。

我們也需要重新審視全球貿易的結構，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保證它有自由貿易的基本結構，但同時留給各個國家一定權力來應對國內壓力。

我們需要接受舊的秩序已經一去不復返的事實，重新建立一個新的國際合作秩序，否則就要看着世界陷入無序的狀態。

未來的幾年非常重要，我們做出的選擇將是決定性的。

多年以來我們一直在想把中國強行納入西方的架構內，這是行不通的。

中國和西方之間需要某種互相妥協，雙方既可以去維護各自的核心利益訴求，也能夠在一些必要的領域開展合作。比如環境和氣候領域、安全領域。當然這是非常困難的。

此外，自由貿易的架構也需要革新，要容納中國的經濟崛起，也要維繫自身。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需要承認差異，不一定完全按照世貿標準的機制來運行。

美國需要改變，因為目前的美國路徑將擊碎西方秩序，這不僅對我們來講是有破壞性的，對全球來講也是無益的。

5 建議：積極開展中歐合作

作為一個國家，美國現在是失靈的，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不會成為全球格局的構建者。

長期看，美國當然會恢復理性，但不管怎樣，中國和歐洲現在就可以開展有成效的合作，具體包括：

第一，中國應針對氣候變化與歐洲開展切實合作。大刀闊斧地應對氣候變化會有一些短期經濟代價，但最終是非常有利的。我們看到在過去幾年中國有這方面的進展。

李克強出席第十七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

第二，中國和歐洲作為貿易大國，能夠在世界體系內發揮重要的作用，歐洲希望能夠和中國有建設性、開放的關係，因為他們知道這才是中國的未來。

中國也應該通過疫情的契機，作出一些改變，保持中國的開放度。同時，有區分地看待歐洲和美國，中歐應該在貿易、金融、發展、氣候變化等等方面達成協議。

一個強大的歐洲是符合中國利益的，對世界也有好處，它可以發出理性的聲音、制定合理的政策。

如果中國能夠和歐洲達成相對合理的、符合雙方社會和經濟利益的協議，這可以成為一個基礎，使得美國的一些有識之士能夠放棄對中國的孤立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