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韋諾：“港區國安法”只是第一步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梁韋諾】

5月2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開幕，議程包括人大常委會提請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案）》（下稱“港區國安法”），為香港投下震撼彈。

愛國勢力因而士氣高漲。在他們看來，中央出手尤如“王師來臨”，總算讓他們一吐這大半年來的惡氣。

反對勢力則展示出非常複雜的心情，有些人很恐慌，社交平台出現風聲鶴唳的畫面，紛紛退出羣組、改羣組名、刪除社交帳號、使用虛擬私人網絡（VPN），甚至馬上去查詢移民。當然，尤如驚弓之鳥的他們已忘了什麼是“數碼足跡”，也印證了他們“大難臨頭各自飛”的心態。

有些則感到異常興奮，像玩遊戲一樣，覺得終於到了最後一關可以“打Boss”，配合他們的“攬炒”策略，自以為“成功”逼到中央出手，為西方制裁鋪好路，幻想引發大規模走資，達至“中國崩潰”。歸根究底，他們就是想脅迫中國，要麼作出讓步，要麼失去香港這個連接西方的橋樑。

痛苦但必須的“去殖民化”過程

很多時候，“去殖民化”過程等同於教育。然而，這個過程遠遠比我們所想的深入、廣泛及複雜得多。香港這個獨特的“去殖民化”過程，最根本的特徵在於迴歸祖國，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因此，按照學者強世功的説法，香港的“去殖民化”就是國家主權建構問題。

香港“去殖民化”非常獨特，除了是迴歸而非採取獨立或自治等方式，香港亦沒有經過激烈的反殖鬥爭。簡單來説，歷史常見的“去殖民化”過程較為先苦後甜（當然不是每個個案也是甜的），而香港則較為先甜後苦，就如作家陳映真所言：

“從歷史來看，一些殖民地時代的殘留的問題，也不能裝作沒看見。所以香港非殖民地化後，有很多的問題留待以後用比較特殊的方法加以處理，比方説殖民地時代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思想、學術、文化等問題。怎麼擺脱？現在有一種很流行的説法就是後殖民，一些後殖民的問題要如何處理。不能説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平過渡就算了。”

這意味着，香港雖然已經過迴歸這個“去殖民化”的最重要一步，但它仍然未完成“去殖民化”過程。更為棘手的是，由於港府曾經的畏難，以及反對勢力的瘋狂阻撓，香港的“去殖民化”過程一直停滯不前，甚至連國家安全也無法有效捍衞，出現了大半年的動盪局勢。從這個角度看，迴歸後“由港府平穩地推進‘去殖民化’”的實驗，在一定程度上是陷入僵局了，結果要中央親自出手，提高國家主權在香港的能見度，為香港劃下“紅線”。這個過程無疑在某些人眼中會更為“痛苦”，有關港區國安法的消息公佈後股市出現的“陣痛”就充分證實了這一點，但不應忘記，對香港社會而言，這與之前暴力動盪帶來的真正的痛苦比起來，根本不算什麼。

中央會怕來自西方國家和資本的洞嚇嗎？

“港區國安法”消息傳出後，西方陣營馬上恐嚇中國，聲稱會引發恐慌，導致資金撤出香港，嚴重損害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在港反對勢力亦誤以為，香港是“生金蛋的鵝”，中央會投鼠忌器。

這種洞嚇在“香港前途問題”上亦曾出現過，當時威脅中央不要改變現狀，否則會引發大規模撤資。然而，這種洞嚇嚇不到中央，因為在中央眼中，香港的經濟作用只屬其次，更重要的是民族利益。為何鄧小平要不斷強調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中國政府不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更不是李鴻章呢？假如中央只為經濟利益，為何中央當時不採納英方提出的“主權換治權”方案？正因為中央不會為經濟利益而放棄民族尊嚴，不會容許國家主權再被侵害。

即使真的有資本出於擔憂而撤離，天要落雨，娘要嫁人，由它去吧，反正香港也不是未曾試過。正如鄧小平所言，“人們還議論香港外資撤走的問題。只要我們的政策適當，走了還會回來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要“港區國安法”實施一段時間，讓資本看到真正情況，待回覆信心自然會回來，我們不要小看資本追逐利潤的本性。

而且，即使有資本撤離，對香港也不一定是壞事，如學者曾澍基所言，“投機資本對香港經濟的健康發展和中國的現代化有過什麼貢獻呢？趁機開展清除一下流毒也未嘗不是好事。這些資本走了的話，可能對香港經濟結構是一件好事……我們要留意的是，資本的利潤機會永遠是相對的，在整個世界經濟衰退中，國際資本有何出路，香港相對於其他的投資地區究竟有什麼有利的地方？我們用比較的角度才有意義。”

5月24日，大批暴徒繼續進行違法活動，陳子遷律師遭到暴徒圍毆，“港區國安法”立法刻不容緩，圖自：港媒

大氣候的變化

很多人，哪怕是一些很有名的學者，研究香港問題時，總是犯下鄧小平當年指出的錯誤：“要説變，人們議論的總是北京方面政策會不會變，沒有想到其他方面會不會發生變。”他們慣性把所有焦點（以至責任）都放在中央身上，認為是中央干預導致香港變差（但現實是香港變差導致中央干預），明顯是倒果為因。迴歸後，中央的對港政策都是因應形勢變化而作出的調整，而且很多時候都是被動、被逼的回應。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國際形勢的變化，即中國與西方陣營的關係變化。

事實上，香港問題從來離不開國際形勢。香港當初淪為殖民地，正是由於列強入侵中國，令中國淪為半殖民地這段悲慘歷史的開端。

二戰後蔣介石政權無法收回香港，正是由於當時中國缺乏足夠實力與英國角力的結果。

到了七、八十年代，國際形勢出現重大變化，形成了類似列寧所説的“某種極不穩定的均勢”。學者劉兆佳指出，在“香港前途問題”出現的前夕，與香港問題關係最為密切的美國和英國正面對內憂外患的困擾。為了應對來自蘇聯和其盟友的威脅，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不得不尋求與中國進行戰略合作。在這種氛圍下，香港問題的和平解決便有了一個大體上有利的國際環境。西方陣營的意圖非常明顯，就是希望香港在迴歸後能夠發揮影響，促使中國走“和平演變”道路，從而徹底消除中國對西方的長遠威脅。

因此，香港問題就是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問題。一直以來，西方陣營都以香港來要脅中央：假如中央希望香港繼續成為與西方的橋樑，就要繼續維持西方在香港的利益，以及維持香港推動中國“和平演變”的角色。

現時，香港問題的爆發，除了反映香港的小氣候，更加反映國際形勢大氣氛的變化，象徵着中國融入世界資本主義的過程陷入瓶頸。即使中國主張和平發展、永不稱霸，也無法改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全面抑制中國發展的決心，哪怕損害自身利益也在所不惜，中美貿易戰已充分證實了這一點，而新冠疫情只是加速了中美雙方力量對比的變化，意味着中美博弈進入新階段，這並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

在國際形勢的變化下，香港自然成為中美博弈的其中一個角力場。外界對中美金融戰時有議論，如果真到那一步，對香港有危有機，一方面相信會有更多中國企業因到美國上市受阻而轉到香港上市，另一方面美國亦有可能因此而狙擊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導致金融這個疫情下受影響較少的領域也會受嚴重影響。“港區國安法”消息公佈後，美國馬上威脅要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税區”地位，甚至實施制裁。

在港反對勢力更加會瘋狂反撲。體制內，他們會爭取在立法會佔多數議席，癱瘓政府施政，引發“憲制危機”。“港區國安法”為他們提供了珍貴的政治動員資源。即使日後DQ（disqualified的英文縮寫，即“取消資格”——觀察者網注）議員或參選人資格，他們亦有以Plan B等借屍還魂的方法來應對，而街頭運動會更瘋狂，甚至採取恐怖主義手段，意圖令香港“北愛爾蘭化”。當然，這一切中央已經預料到。

只是開始而非取得勝利

“港區國安法”確實讓人精神一振，但有些朋友也不能過於興奮，誤以為港區國安法一實施就萬事大吉，就像如來佛祖的手掌一樣，一下子就把孫悟空壓在五指山，所有問題都能迎刃而解。然而，香港距離長治久安仍然很遠。

與打貪的“三不”一樣，治理都是講求“不敢反，不能反，不想反”三步走。

第一步是不敢反。面對即時的國安威脅，首要的是針對那些被煽動的、不理性的，要他們不敢反。前線警察的行動策略，加上拘捕、受審及判刑的案件愈來愈多，無疑提高了阻嚇度，相信“港區國安法”的制定及實施能進一步強化阻嚇性。當然，震懾力度取決於執法力度。

第二步是不能反。面對暴力分子背後龐大而緊密的組織，這一步針對的是幕後組織者，尤其那些本土恐怖主義組織及外部勢力，他們固然不會因第一步而被嚇怕，繼續會組織行動、製造武器等。這需要有深入而全面的情報，才能領先一步瓦解他們的行動，令他們不能反。

然而，即使港府仿效澳門成立維持國家安全委員會，但由於政治部早已解散，執法機關過去亦只着重治安，缺乏反恐和遏制外部勢力的相關經驗。雖然目前對“港區國安法”最終如何落實眾説紛紜，但筆者認為，鑑於上述情況，需要中央維護國家安全的機關在港設立機構，協助香港執法機關提供情報，增強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從源頭打擊本土恐怖主義組織及外部勢力的組織能力。

最後一步是不想反，亦是三步之中最重要又最困難的一步。前兩步主要是強力國家機器方面的強化，但單靠行政及法律手段並不足以達到長治久安。要令香港市民不想反，實際上就是“人心迴歸”工作，需要從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教育、傳媒、家庭、教會等）方面着手。

然而，多年來反對勢力在上層建築佔盡優勢（也不能怪敵人，畢竟“宣傳思想陣地，我們不去佔領，人家就會去佔領”），幾乎控制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已形成了某種反共反中意識形態再生產。比如説，在最突出的教育方面，這不能單靠行政和法律手段去解決，哪怕強硬地全面整頓教材和教師，反共反中的教師仍然可以在課堂上和私底下向學生無聲無息地灌輸反共反中意識，繼續生產出一批又一批反共反中的青年。

還有那些傳媒和家長，對青年的影響都是全方位的、近乎無孔不入的。還記得那些帶着子女去示威的家長嗎？試想想，孩子在家長耳濡目染下，能不反中嗎？然而，思想問題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強制的方法去解決。要改變，只能是整個香港社會氛圍的改變，需要在意識形態領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與反對勢力作鬥爭。

與此同時，要從根本上解決作為民怨根源的深層次矛盾，包括分配不均、貧富懸殊、缺乏向上流動機會、產業結構單一等經濟民生問題。試問市民能達致安居樂業，對將來有所盼望，暴力分子在香港還會有那麼大的市場嗎？

“港區國安法”只是中央強化對港治理的第一步，要真正達到長治久安，需要整個香港社會的改變。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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