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保爾森：美元的未來

【文/保爾森基金會主席、美國前財長、高盛集團原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亨利·保爾森】

3月下旬，全球金融市場在新冠疫情所引發的動盪中已經瀕臨崩潰。就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所做的那樣，國際投資者們再一次把美元當作了避難所，美聯儲不得不大量供應美元來滿足各國央行的需求。在二戰結束75年後的今天，美元依舊維持着自己的至高地位。考慮到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以及美國經濟地位的相對衰落（從1960年佔全球GDP的40%到如今的25%），美國能夠把美元的主導地位維持到今天的確是不同尋常的（remarkable）。不過美元的地位仍面臨考驗，華盛頓應對新冠疫情的能力、白宮為壓縮國家債務和結構性財政赤字將出台怎樣的經濟政策等因素，都將決定美元是否能夠通過考驗。

保爾森基金會主席、美國前財長、高盛集團原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亨利·保爾森2020年5月19日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網站刊發評論文章：《美元的未來》

對美國來説，美元的信譽極為重要。美元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美元的這一地位能夠讓美國為美元資產支付更低的利息；此外，美元的這一地位還能夠降低匯率風險、讓美國承受大規模貿易赤字，美國金融市場將因此更具流動性；最後，美國的銀行業也能夠從美元地位中獲益，他們的融資將因此更加便利。

美元能夠在這麼長的時間裏維持這一地位從歷史角度來説是很反常的（a historic anomaly），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尤其如此。從目前來看，中國的人民幣是最有可能取代美元地位的貨幣。中國龐大的經濟規模、良好的經濟增長前景、與全球經濟之間不斷融合的態勢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的不斷推進都有利於人民幣在世界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然而，上述因素還不足以讓人民幣取代美元的地位，即便考慮到中國在金融科技領域取得的那些被廣為宣傳的成就（比如移動支付的快速普及以及最近中國央行在數字人民幣方面的嘗試）也無法改變這一點。央行數字貨幣的推出並不能改變人民幣的本質屬性。北京仍然需要解決一些重大問題才能夠讓人民幣取代美元成為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中國需要在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道路上繼續前進、改善公司治理、為贏得國際投資者的尊重推動金融市場向更高效、更規範的方向發展，做到了上述幾點，北京便能夠解除資本管制並推動人民幣轉型成為一種由市場決定其價值的貨幣。

在與中國博弈的過程中，華盛頓應該頭腦十分清醒地認識到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美國應該繼續保持在金融創新和科技創新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而且我們無需過於誇大中國數字貨幣對美元造成的衝擊。美國必須繼續掌握那些最初有利於美元成為首要國際儲備貨幣的諸多國家優勢：在良好的宏觀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幫助下蓬勃發展的經濟、開放透明的政治體制以及美國在經濟、政治和安全領域的全球主導地位。

簡而言之，美元的地位並不是由中國決定的；正相反，美元的地位幾乎完全由美國自己來決定，由美國推動經濟在後疫情時代繼續發展的能力來決定，由美國是否能夠讓自己成為一個成功的榜樣來決定。

中國公司在金融科技領域的競爭力

許多到過中國的人都會對中國社會無現金程度之高深感意外。從在街邊購買小吃到施捨乞丐，如今中國幾乎所有的支付行為都是通過手機掃描二維碼來完成的，用ATM機取款已經很罕見了。中國公司在金融科技方面的競爭力正不斷提高，中國消費者是其服務的最大使用羣體。

看到這些事實之後，我們的一些評論人士經常大呼中國在金融科技領域的優勢將很快對美元地位夠成威脅。目前無需過於憂慮，而且我們還不能斷言美國在金融科技方面已經落後於中國（that is not a serious concern—nor is it clear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actually falling behind in matters of fintech）。事實上，中國並非金融科技領域的先驅，它只是在新技術的應用方面動作很快，推廣普及做得比較好而已。

阿里巴巴和騰訊這兩大科技巨頭不但使移動支付過程更加簡便，而且還成功打入了農村這個不太使用銀行服務的龐大市場。如今在中國，使用這兩家公司金融服務的消費羣體已十分龐大，中國移動支付總額在2018年就已高達41.5萬億美元。

移動支付在中國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成功，基本上要歸功於中國金融基礎設施的陳舊和國有銀行體系的低效。此外，信用卡從未在中國實現大規模普及，當智能手機的價格低到讓每個普通中國人都能買得起的時候，中國以現金為基礎的經濟體系就如蛙跳一般直接進入了移動支付時代。

很多人驚訝於中國社會的無現金程度之高，然而除了小額支付，許多美國人也早已想不起上一次使用現金是什麼時候了。在美國，人們能夠把資金從一個銀行賬户便捷地無縫轉移到另一個銀行賬户，而Venmo和Apple Pay等移動支付手段與中國的支付寶、微信一樣好用。不過大多數美國人還是更喜歡信用卡，因為使用信用卡與使用手機一樣方便，而且美國現有的金融基礎設施足夠安全、穩定、可靠。

中國科技公司一直在用自己的創新成果來滿足消費者需求並以此來彌補中國金融基礎設施的不足。此外，這些中國公司已經開始把自己的技術輸出到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那些國家尚處於發展初期的經濟很容易接受智能手機的許多應用場景，中國公司因此在那些國家獲得了大量商業機會並佔據了相當的市場份額。

貨幣的形式與功能

據報道，中國央行在今年內就可能推出數字貨幣，然而一些媒體在報導中稱這一事件具有“顛覆性影響”還是過於誇張了。一些人擔心中國在金融領域的這一進展可能會傷及美元地位，其實他們還不明白：貨幣的形式也許有所改變，但其本質卻並沒有太大變化。數字化的人民幣仍然是中國的人民幣，這種中國貨幣本身並沒有脱胎換骨。

貨幣在流通中的形式發生了變化，但中國的人民幣是否能夠獲得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地位還是取決於這種貨幣的發行者本身是否能夠滿足某些條件。此外，雖然中國政府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時一直在致力於擴大人民幣在貿易結算中的使用範圍，但石油等大宗商品的價格仍然是用美元標定的。

其實，美元並不是天生就擁有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的。美元之所以能夠獲得這一地位，是由於二戰結束後的地緣政治形勢、美聯儲的政策以及當時美國經濟的龐大規模和發展活力等一系列歷史性的偶然因素恰好同時落在了自己身上。美元的“天然壟斷地位”在今天看起來似乎是國際秩序中固有的一部分，可是在20世紀上半葉，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美元和英鎊二者的地位可以説是平分秋色的。

隨着局勢的發展，很可能會再次出現兩種或多種國際儲備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享有同等地位的局面。中國的人民幣當然是其中之一，其實人民幣已經與日元、歐元和英鎊一道享有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了。在不發生重大變故的情況下，中國將在不遠的將來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眼下，中國還會是第一個從新冠疫情中恢復的主要經濟體。

然而現在就預判“人民幣將與美元一道共享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還為時尚早。人民幣若要獲得與美元平起平坐的資格，中國還需要進行進一步的經濟改革並使自己的資本市場獲得發展，然而做到這一點是非常困難的，其中會涉及非常複雜的政治權衡。中國希望把上海打造成一個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城市，然而若不放開資本管制且人民幣仍不能實現市場化，那麼上海是很難成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的。在獲得主要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的道路上，人民幣也面臨着同樣的問題。

雖然由北京背書的數字貨幣本身不太可能對美元的至高地位造成嚴重衝擊，但它對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還是有幫助的。在委內瑞拉等缺乏穩定貨幣的國家，相對於當地貨幣來説，數字化的人民幣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替代選項。騰訊等中國公司已經在非洲、拉美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力，他們將繼續擴大對上述市場的參與，數字化人民幣將幫助他們佔據更大的市場份額。這一切都將有助於鞏固人民幣的全球地位，而且也將對中國向外投射政治經濟影響力的宏大戰略發揮促進作用。

美國應提高金融創新成果的應用能力

美國不應在“美元主導地位是否即將終結”這個問題上過度思慮，美國更應該擔心的其實是自己的私營經濟部門在金融科技創新成果應用方面的能力。數字貨幣並非中國的發明，而且數字貨幣也未必一定由中央銀行來發行，美國私營經濟部門已經在數字貨幣和移動支付領域取得了創新成果。不過，那些金融創新成果所具有的內在風險不應被忽視。如果數據隱私不能受到保護，實現這種新技術在美國的大規模應用將會是十分困難的。此外，新的金融技術還可能為洗錢等非法金融活動創造便利條件，所有這些擔憂並非毫無道理。

長期以來，硅谷和華爾街一直在新的數字化交易平台和新的貨幣形式等金融創新領域處於領先地位。如果他們能夠將這些創新成果投入實際應用，那麼美國公司就能夠創造出世界上最好、最安全、最可靠而且對非法金融活動有着強大防範能力的數字貨幣。這種數字貨幣在使用時的高效率以及相應的交易成本的下降將給消費者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因此美國的政策制定者需要在支持美國私營經濟部門進行金融技術創新與控制新的金融技術的內在風險之間謹慎地找到平衡。

一些美國公司有能力向那些更喜歡數字金融服務而不是傳統銀行服務的美國用户以及遍佈全球發展中國家（許多此類國家的金融市場尚未成熟而且當地缺乏穩定的貨幣）的20億無法使用任何銀行業務的潛在用户提供服務，但問題在於我們的那些工作熱情過高的監管者可能會提高進入門檻，如此一來那些美國公司便無法進入數字貨幣領域開展業務。

美元的地位取決於美國自己

毫無疑問，美國應該把中國視為一個需要嚴肅對待的極為強大的經濟競爭對手。可是在美元地位這個問題上，局勢的走向最終還是由華盛頓而非北京來決定。美國必須確保自己的經濟繼續享有國際聲譽，必須確保各國繼續對美國經濟充滿信心。如果美國做不到這一點，假以時日，美元作為最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必將陷入危機。

美元的地位其實是美國政治經濟體制基礎健康狀況的反映。為了維護美元的主導地位，我們必須確保美國經濟的成功並使之成為各國效仿的榜樣。這就意味着我們的政治體制必須有能力使那些可以幫助更多美國人在經濟方面取得成功的政策獲得執行。此外，我們的政治體制還要有能力確保國家財政狀況的健康。歷史告訴我們，從長期來看，當一個國家在財政方面做不到謹慎行事時，它是無法居於領導地位的。美國的政治體制必須對我們當今所面臨的經濟挑戰作出反應。

此外，美國的對外經濟政策也非常重要，因為這關乎美國的國家聲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關乎美國影響全球局勢的能力。為了維護美國的領導地位，美國應該就貿易、投資和科技競爭等領域的全球規則和標準的調整乃至升級提出倡議以反映21世紀新的現實。

華盛頓還應該意識到，單邊制裁（正是美元的主導地位使得此類制裁成為可能）並非沒有成本。把美元當作制裁他國的武器來使用會鼓勵盟友、敵對國家推出能夠替代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甚至可能讓我們的盟友和敵人聯起手來去做這件事。這正是歐盟一直在致力於推動在國際貿易結算中擴大歐元使用範圍的原因。

同樣的道理，人民幣是否能夠像美元那樣成為一種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將完全取決於中國如何重塑其自身的經濟。如果北京能夠成功推進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中國經濟就將變得更加有利於美國產品和服務的對華出口，在華美資企業也將擁有一個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美國將從中國經濟所發生的這種變化中獲益。

一個國家貨幣的價值，從根本上來説反映了這個國家政治和經濟的基本狀況。在新冠疫情結束後的幾年里美國能拿出怎樣的成績單對美國來説是一個重要考驗。首先一點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美國必須推動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以便讓國家債務和結構性財政赤字變得更具可持續性。此外，美國絕不能再繼續無謂地破壞構成其經濟力量的那些最為基本的因素，而要做到這一點，美國就必須發揚創新精神並確保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如果華盛頓能夠堅持這樣的道路，我們就沒有理由對美元失去信心。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20年5月19日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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