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宇：美國不是個“按鬧分配”的國家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周德宇】
這幾天美國的騷亂看起來動靜很大，甚至逼到特朗普短暫地逃進白宮地堡。但是大家看看熱鬧就好了，過上一陣子事情就會平息。
暴動會被鎮壓，犯事的警察可能會被處理以平息一點民憤，而少數族裔的處境不會有任何根本性的變化。
當然，民眾的情緒可能會一直緊繃，直到十一月的大選。在這期間，任何的類似事件都會激起新一波動亂，兩邊的政客們都會就此表態以賺取政治資本，而兩邊的民眾也都會以為自己的訴求會有效果。但當大選結束，塵埃落定，這些事情就會像沒發生過一樣。
就好像2014年美國警察槍殺黑人少年所引起的弗格森騷亂，在反覆了幾個月之後最終還是銷聲匿跡。當然，弗格森騷亂留下了“黑人的命也是命”這個口號，在如今又被撿了起來。
但是如果上一次的騷亂有任何實質影響的話，我們現在還會看見一模一樣的悲劇和一模一樣的口號嗎？
不適當地套用一句馬克思的老話：歷史事變和人物，第一次出現是悲劇，第二次出現就是笑劇了。
當然，這只是一種比喻，不是説我們真的就要笑。
在很多人的印象裏，黑人一直都是“武德充沛”，敢打敢鬧，所以黑人在美國的地位高。而相對來説，亞裔因為總是安守本分，不懂得爭取自己的利益，所以一直在美國種族歧視的最低端。
這個印象不能説完全沒有道理，但仍然對現實進行了過度簡化。
其實仔細想想就能明白，如果黑人僅靠暴力鬥爭就給自己爭取到了生存空間，我們還會看到警察一次又一次地對黑人濫施暴力嗎？
（當然，亞裔肯定應當對黑人的暴力進行武力反擊，但這也不過是所謂的底層互害，不改變亞裔面對白人時的弱勢。再武德充沛的亞裔也不可能跟白人警察對着幹。）
你覺得當警察射殺黑人少年，將黑人鎖喉致死的時候，心裏還會想着“天啊好害怕我怎麼殺了個武德充沛的黑人”嗎？
正相反，他們可以正當化自己的殺戮：因為黑人充滿暴力傾向，所以我們不能手下留情。
順帶一提，當年在弗格森射殺黑人少年的警察，最後以正當防衞為理由被無罪釋放了。當然，即便是這個警察最後因此獲罪，也不可能改變美國警察系統內對於少數族裔系統性的歧視。
涉事警察Darren Wilson最後被判無罪釋放（圖/ABC News）
從局外人的角度我們可能很難理解，為什麼這麼多次的抗議和騷亂，最後卻是這樣一個結果？
其實很簡單，因為美國從來不是一個“按鬧分配”的國家。美國的體制內沒有任何一條規定了“當騷亂到達XX程度，上街人數突破XX萬時，政府應予以回應”。民眾表達訴求是一回事，如何回應，那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碼事了。
當然，抗議和暴動，是人民爭取權益的手段之一。但是手段永遠只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我們首先要想的是，為什麼抗議和暴動這類羣眾運動可以爭取權益？因為它們可以展示羣眾的力量，從而迫使政府妥協。如果不妥協，那麼政府就會付出慘重的代價。
也就是説，抗議和暴動這些手段，最終都是力量對抗的籌碼。
比方説，當五四運動只是學生罷課的時候，北洋政府沒啥反應；只有當運動發展到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威脅社會正常運轉的時候，北洋政府才開始妥協和讓步。
當政府意識到鎮壓一項運動帶來的麻煩會遠大於妥協時，社會運動的目的才更有可能達到。這點在古今中外都是適用的。
所以，上街喊一句口號，砸一扇窗子，燒一輛警車……這些行為本身不會帶來任何變革與進步。真正重要的，是通過這些行為來動員民眾並展示力量。
重點不在於上街暴動的時候是不是夠專業，關鍵在於這些運動背後所代表的是什麼樣的勢力。
為什麼六十年代的黑人運動，能夠至少帶來1964年的民權法案，是因為黑人們展示了足夠強大的力量。
一方面，是馬丁路德金這些民權領袖，還有浩浩蕩蕩的“向華盛頓進軍”等一系列動員活動，向美國人展示了，黑人們可以團結起來，並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
而另一方面，在冷戰的大背景下，黑人運動也是跟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相聯繫的。黑人運動從種族矛盾轉化為階級矛盾，並且最終顛覆美利堅資本主義體制的威脅是實際存在的。
因此對於美國政客們來説，與其暴力鎮壓黑人運動，不如直接招安，少數族裔也從此成為民主黨的鐵票倉。
當然，早在1964年之前，黑人們就因為民主黨對底層階級的關注，而逐漸從被視為“解放者”的共和黨（因為共和黨和林肯在內戰中解放了黑人）轉投到了民主黨。但1964年發生的事情（民主黨政府簽署的民權法案，還有共和黨在戈德華特領導下的大轉型），奠定了我們如今所看到的美國政治版圖：民主黨從共和黨吸收了幾乎全部黑人，也讓共和黨從民主黨吸收了對民權運動不滿的南方白人。
但是六十年代的風起雲湧，終究不是美國曆史的常態。無論是純粹的人數規模，還是組織與領導的程度，美國再也沒有能夠與六七十年代相匹敵的社會運動了，當前的騷亂也不例外。
常態是什麼？常態是，美國會週期性地湧現小規模的羣眾運動，就好像出氣閥一樣，暫時消解民眾的怨氣，然後就一切照常。
為什麼是這樣呢？
因為美國體制非常“優越”的一點就是，它把人民爭取權益的手段都制度化常態化之後，手段本身就成了目的，而真正要爭取的目的，就變得無足輕重了。
給你抗議的自由，甚至給你有限的空間讓你暴亂，從而讓你以為權利得到了保障，正義得到了伸張。
所以我們看到，當前的很多抗議和騷亂，都是在為了“鬧”而“鬧”，是人們藉此發泄心中的怨氣和怒火……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因為上街的美國人們，絕大多數根本不打算直接鬧革命來顛覆國家政權。他們無論砸了多少車，也並不是真的想要讓美利堅變天。（當然，我們還得排除掉大量只是跟風上街爽一把的人，考慮那些真的打算通過遊行示威引起變革的人。）
他們相信，現存的民主體制是可以解決問題的，這是他們的道路自信。
在他們的意識裏，上街遊行示威，是可以推動美利堅的民主體制自行解決問題的。
怎麼解決問題呢？靠選票。
理論上，如果社會運動的聲勢足夠大，就可以一方面威懾政客和官僚，讓他們意識到這些運動背後龐大的選民數量，那麼他們就有可能為此做出妥協；另一方面，也可以直接感召和動員大量的選票，向國家機關輸送自己支持的政客和官僚。
那麼，反過來説，在這套體制下，如果政府沒有響應民眾訴求，那麼責任就不在制度和政府本身，只是因為民眾自己太弱，動員不出選票來影響政府。
當然，我們美利堅的制度是絕對公平的，歡迎你下次再來嘗試。
所以美利堅的進步民眾就是再討厭特朗普以及這屆政府的倒行逆施，也不會因此想要顛覆整個政府，只是會乖乖地等着彈劾。當註定失敗的彈劾沒有用的時候，他們又乖乖地等着大選，相信大選能夠還他們一個公道。
即便在彈劾與大選之前，特朗普已經有整整四年時間，可以充分用來摧毀這些人所相信的那些自由平等了。
所以美國人雖然看似武德充沛，敢跟政府鬥天鬥地，實際上都是小打小鬧，他們對美利堅整個體制的順從，簡直可以饞哭普京。
更不用説，即便選票起了作用，每隔幾年就要輪換的政客往往也勢單力薄，更不能在任期結束後保住進步的成果。
別忘了，弗格森騷亂可是在奧巴馬任期發生的。就是一個黑人當到了總統又能怎樣呢？他能夠和全美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鬥爭嗎？就是能鬥爭，他管得了自己下台之後的事情嗎？
特朗普大統領就生動地給我們展現了，摧毀和倒退總是比建設和進步容易得多。
當然，從根本上講，遊行示威應當是民眾主體性和革命性的體現，但在美利堅體制下，民眾想要獲得些什麼，又必須放棄自己的主體性和革命性，轉而將命運交給少數政客，這本身就是一種難解的矛盾。
特別是對於少數族裔來説，這個矛盾更是尖鋭。在選票決定一切的邏輯下，人數少的族羣幾乎是註定吃虧的。
在種族矛盾不明顯的時候，少數族羣還可以偶爾當當關鍵少數，只要有一定票數，就總歸是值得被拉攏的對象。但是當種族矛盾尖鋭，身份政治盛行的時候，如果每個人都必須按照自己的族羣來選邊站，那麼少數族裔就必然淪為弱勢。
所以為什麼亞裔比黑人弱勢得多，因為亞裔的人數比黑人少太多了，連當關鍵少數的票數都不夠。當然，亞裔缺乏政治敏感性，不願意參與政治，不夠團結，都更加稀釋了自己的政治力量，這不是補上武德就能簡單解決的問題。
（有人肯定會説，那立法保障少數族裔的權利就好了嘛。但是法律不是萬能的。法律本身的解讀和執行就存在各種現實問題，更不用説還有無數非正式的制度和觀念在阻礙着法律的實施。所以1964年民權法案就禁止了種族歧視，但是種族主義的觀念和傳統仍然代代相傳根深蒂固，絲毫不受影響。）
人多打人少，就是人少的吃虧，這是簡單的民主政治道理。特朗普以及共和黨之所以喜歡打種族牌，就是因為他們相信只要白人還佔據主體地位，那麼靠種族主義把白人都動員到自己麾下，他們就會一直在選票上佔優勢。
當然，反過來説，民主黨也喜歡打種族牌，因為民主黨可以吸收90%以上的黑人選票，但是共和黨卻不可能吸收90%以上的白人選票，畢竟也有很多白人認同民主黨的經濟社會政策。
所以今年的大選，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看是共和黨更能動員起種族主義的白人，還是民主黨更能動員起反對種族主義的少數族裔。
如果單純看民調，以及當前的騷亂，大統領的選情是不樂觀的。大統領在各大關鍵州的民調都落後於拜登，而種族衝突很可能在今年激發出少數族裔的投票熱情，從而有利於民主黨在十一月的勝利。
不過，這次的騷亂，也可能會給大統領一個機會。別看美國人平日裏鬥爭精神很足，但實際上他們絕大多數人仍然是嚮往歲月靜好的普通老百姓，只想過日子，不想整天鬧騰。上街的人再多，也沒有在家裏看戲的多。
如果這批人的生活不受騷亂的影響，他們可能還會對少數族裔產生一定的同情甚至認同。但是，假若騷亂發展到了影響民眾正常生活的地步，他們肯定會開始厭惡少數族裔，並且開始呼喚法律與秩序——而這正是特朗普最近一直強調的，他知道自己該取悦哪部分人。
更不用説，特朗普還可以把這次騷亂歸結於所謂恐怖分子和境外勢力頭上，更是一舉兩得。境外勢力我們都明白是指誰。至於誰是恐怖分子呢？特朗普剛剛點名了，Antifa，就決定是你了！
資料圖來源：華盛頓郵報
當年意大利法西斯的上台，就是利用了民眾對社會主義和社會動亂的恐懼；當年德國法西斯的上台，也是利用了德國共產黨的激進活動，激發了民眾對穩定的渴求……如今特朗普將一個反法西斯組織列為恐怖組織，不知道是學的哪一家呢？
更不用説，現在美國的持槍民眾很多都站在特朗普一邊，再把這些右翼民兵們動員起來，法西斯套餐就快齊了，只差一場國會山縱火案。
當然，這套手法美國自己也經常用。比如1922年的鐵路工人大罷工，美國政府就一邊煽動民眾對於共產主義革命的恐懼，一邊挑動不同族裔的工人內鬥，成功鎮壓了罷工。種族主義加反社會主義，幾乎是解決國內矛盾的萬靈藥。
所以美國的少數族裔運動，幾乎總是面臨一個無解的難題：你不去鬥爭，就是坐以待斃；你去鬥爭，那必然會被污名化，從而得不到更廣大羣眾的支持。
所以少數族裔能夠爭得的妥協，也不過是充當民主黨的票倉，寄希望於民主黨的政策能夠少一些種族主義罷了。但是説到底，種族主義不是光靠自上而下的政策就能夠解決的，需要付出極大的耐心和努力，突破美國立國以來的積弊。而民主黨政客們在利用完少數族裔的選票之後，是沒有意願和能力做這些艱苦的努力的。
於是少數族裔們經常就會有一種習得性無助。他們知道自己需要鬥爭，但又知道自己鬥爭了也不可能怎麼樣。即便表面上積極地參與，實際上內心早就已經放棄了改善現狀的希望。一切都不過是一場套路。
當然，説到底，身份政治本身就是分化民眾的工具，只可能有利於主流族羣。如果少數族裔仍然以自己的族羣身份展開鬥爭，那麼勢必會疏遠其他族羣的民眾，從而減少自己的力量。
正如剛才所説的，無論是抗議還是暴動，都不過是展示力量的手段。社會運動想要成功，都需要儘可能地擴大羣眾基礎，也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所以香港的暴動者們要傳授給美國人對抗警察的技巧，不過都是些奇技淫巧，不會改變力量對比。
真正要做的，不是如何有效率地破壞，而是如何有效率地爭取廣大人民羣眾的支持。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暴力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誰是朋友，誰是敵人，是最為關鍵的問題。
也許總有一天，美國民眾能夠跳出族羣鬥爭的敍事，意識到無論白人還是黑人，都不過是這個體制的犧牲品，他們的敵人不是彼此，而是那些剝削了他們血汗還挑動他們內鬥的資本家和官僚。
當然，這一天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到來。美國人對社會主義的敵意，和對種族主義的堅定，可是不分上下。
羅莎·盧森堡那句名言是不會過時的：“不是社會主義，就是野蠻。”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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