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經：美國、香港、內地的金融貿易關係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陳經】

2020年5月28日，人大表決高票通過了“港區國安法”。緊接着，特朗普在29日就威脅要“取消給予香港的特別待遇政策豁免”，港府於30日發言回擊。

香港貨物貿易進出口額2009-2019，單位港元

港府發言中引人注目的是，2019年香港本地產品出口美國的僅37億港元；而美國從香港賺取的順差超2000億港元，小小的香港竟然是美國最大順差來源！這中間的來龍去脈需要解釋，也能説明為何美國對香港下手只能是“雷聲大、雨點小”。

一．香港特殊的經濟地位

按《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香港是單獨關税區。在WTO框架裏，歐盟、香港、澳門、台灣是僅有的四個單獨關税區。注意，香港的全球單獨關税地位和美國無關，是中國按《基本法》給予的。只有中國中央政府才能收回香港作為地方政府的單獨關税區地位，雖然這沒有必要，但在法律框架上就是如此。美國最多隻能決定自己和香港的關税關係。

香港的單獨關税區地位，最主要的用途就是“轉口貿易”，本身的進出口需求並不太高。全球有130多個“自由港”，香港是最著名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施是最根本原因。這些事平時沒人在意，只有鬧上新聞的政治紛爭才抓眼球，實際是香港經濟的基石。

自由港是説，只對少數商品有管制，其餘商品都不收關税。外國商品到本地可以自由加工、分裝、改裝、裝卸儲存、展覽、再出口，海關不收關税。政策設立很容易，無非就是不管，所以全球這種自由港多得是。

香港海關就只對煙草、酒精、甲醇、碳氫油類徵收特別的關税。本地有煙酒以及燃油價格管制，煙酒汽油的價格較高，香港司機開車到深圳就猛加油。這是香港政府不鼓勵抽煙喝酒開車，也有本地資本的壟斷操作。

另外，香港和內地的關口還有些特別的限制，如不能帶生肉過關，因為香港肉類也專營管制。我就曾經帶了深圳超市包裝好的生肉過關，香港關員説看樣子不是意圖走私也就放過去了。其它商品類別就無所謂了，進出口商到香港海關提前14天申報，就能進出香港了。

深圳海關不能帶的東西就多了，蘋果手機之類的電子產品從香港運過來賣，都是走私逃避關税，出過多起大案。有一大批香港本地人靠往深圳運東西為生，佔水貨客的90%以上。2010年起，內地中產購買力忽然迅猛崛起，我就是在香港發現的。一些親戚朋友找我幫買香港便宜的手機、筆記本，甚至還有奶粉，死沉死沉的。説實在的，這有點坑，應該去淘寶找專業人士買港版的。

其實自由港要運行良好，並不容易，並非不管就行，反而需要很好地管理，只是不收關税。香港政府的管理水平是不錯的，管理人員相當專業、守法。香港工人的效率也不錯，香港是一個運行良好的自由港。

由於2019年香港社會運動影響惡劣，輿論對於香港的經濟環境也有不少批評。其實香港經濟顯然有不少獨特優勢，否則也不可能起來。公平地説，香港經濟崛起主要靠兩個原因，一是內地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窗口機會，二是自由港經濟制度吸引了眾多公司來經營。

世界各國人來香港能迅速辦手續成立公司，享受國民待遇，除基礎設施等專營領域，經營無歧視，麻煩也少。税收方面，政府對公司在海外賺的錢不徵税，只對在香港本地產生的利潤以及本地員工的收入徵税。按中國地方政府的行話，香港的“招商引資”工作做得無比成功，非常讓人羨慕。

圖為大灣區甲級寫字樓租金2009-2019年的漲幅。其實香港寫字樓租金在2009年就高得嚇人，經常和曼哈頓競爭全球最高

但是到2019年，香港的租金還翻了倍，比起深圳、廣州漲幅要高得多，現在香港甲級寫字樓租金約是深圳的8倍。迴歸多年以來，香港一直能吸引全球公司來營商投資，供不應求，才能搞這麼高租金。眾多公司這麼高租金還來經營，這實際説明了香港經濟制度的優勢，以及一國兩制的成功。

香港經濟2003年跌入谷底，但之後從經濟數字上看，算是相當好的。政府税收增長不錯，從2003年的931億港元增長到2018年的3414億，翻了3.5倍。而且這還不包括政府賣地與投資收入，計入的話2018財年政府收入是5998億，2017財年賣地更多，收入高達6198億。財政預算連年大幅盈餘，直到2019年動亂才又出現赤字。有幾年，唐英年當財政司長作年度報告時，會先故作壓抑地説“未能完成全年財政計劃”，然後再來個轉折，“盈餘XXX億”，聽的人卻不笑，效果十分古怪。

香港立法會討論政府開支經常大吵，其實是有錢花不出去，反對派在那各種阻撓，這在地球上算是一個怪事。雖然有嚴重的社會動盪和疫情，但是港府財政儲備實力雄厚，短期肯定沒有問題。

2018年，香港公司利得税1666億，是2003年的4倍多，這是對公司的吸引力。另外港交所還吸引了全球公司來上市。迴歸以後，內地公司成為主力，騰訊取代滙豐成為股王。以股票交易為主的政府印花税收入，從2003年起翻了10倍，到了800億港元的規模，是政府税收的重要來源。這個業務，其實是和美國有競爭的。相當多中國公司，在謀劃或者被逼從美股轉到港股上市。

總體來説，如果把香港政府當作一個財政公司，它的運營是相當成功的。大部分本地居民生活是和港交所、基金公司這些高利潤金融行業隔離的，發展機會少、房價太高、房子太小是大問題。但也不是説得那麼嚴重，普通民眾收入和生活水平不低，住得極慘的人也不多，政府有提供公屋。香港大亂的根源是政治紛爭和教育問題，要破除“香港經濟發展不好”的錯覺。

把香港迴歸後的經濟表現説一下，是要指出，香港經濟發展和美國進出口關係沒多大。美國在香港有8.5萬人生活，有1300家企業。但這些美國企業是來香港賺錢的，並非香港的核心企業，反而在香港有很大經濟利益，拿來當牌打是不可思議的。

二．香港與美國的貿易關係

香港與美國的“進出口”，大部分是“轉口貿易”，香港本地出口美國僅37億港元。生產和消費在中國內地和美國，在香港中轉一下。也不止是中國出口到美國，美國出口到中國也不少經香港中轉。

這個轉口貿易還是有必要的。日常生活中，中間商倒手本來就常見，並非消費者和生產者直接對接效率最高。有人在中間，一頭理解需求，一頭理解生產，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活，光英語對話就不容易。生意渠道建立起來了，大家也就這麼來，都能賺錢，減少風險。其實貨不一定經香港，直接從中國運到美國也是可以的，但有香港註冊的中間商兩頭收錢給錢，也算轉口貿易。

國際貿易不是一個簡單的事，特別是收錢追款能坑死人。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對接中國與世界都方便，搞轉口貿易有優勢。中國有生產能力，但是國際金融還是需要香港的中介作用，這事沒那麼簡單。

轉口貿易也不是特別賺錢，並不是倒買倒賣的關係。生產者和消費者其實能把成本利潤通過博弈弄清楚，不會讓中間商賺太多，就是一些中轉的費用。主要還是消費者那邊的渠道利潤最豐厚，因為是利潤的源頭，會控制得非常狠。搞轉口貿易主要是帶來人氣、金融、資訊流通，間接的好處不少。

中美貿易有名的就是“貿易逆差”兩邊數據不一致，這和香港有部分關係。如美商務部説，2017年，美國對中國貨物出口1304億美元，進口5056億美元，逆差3752億美元。中國海關總署統計的卻是，2017年中國對美國貨物出口4298億美元，進口1540億美元，順差2758億美元，差出去1000億。

這個差值，大部分是“離岸價”與“到岸價”的差異造成的，中間是海運、空運的費用758億美元。另外在香港、新加坡等地搞轉口貿易，中間商加一點價是正常的，設計包裝是合理費用。但是美國搞“原產地規則”，把中間商賺的錢，也算成對中國的逆差。等於美國不管運費和中間商差價，硬要全算成對中國的逆差。美國這麼算完全沒道理，明明是運輸公司和中間商的收入，卻要算到中國頭上。

因為美國是“原產地規則”，所以中美貿易戰對中國商品加關税，經香港的轉口貿易也沒放過，早就加上關税了。美國再對香港加關税，也就是對香港直接出口美國的那一點加，影響很小。

除非説，大陸商品部件在香港搞加工，真真假假地“創造”出30%以上的新價值，算“香港製造”了，再出口美國就享受美國對香港的“單獨關税”。但在香港這麼操作不合算，擰螺絲也要人手。在越南這麼操作倒是可以，2019年越南對美國出口增長140億美元，從中國進口也差不多增加了這麼多，據説就有不少這麼搞的。

既然美國按“原產地規則”已經對內地經香港轉口的貨物加了關税，對香港“單獨關税區”地位承不承認也就沒什麼影響了。

至於“美國從香港賺取的順差超2000億港元”，這個也是有點糊塗賬。港府發言人的説法是，“根據美方數字”。其實按香港數字，香港是有100多億美元順差的。但是美國自己把從香港進口的算成是內地來源的，那當然對香港就有2000億港元順差了。這是美國為了懟中國，就把從內地的逆差算多了，挪了一些成為對香港的大順差。而且由於美國的全球貿易是大逆差，對香港的順差，居然就變成了最大順差來源。

從上圖也可看出，中國內地與香港的貿易關係遠遠超出任何國家與地區，美國完全比不了。而這個貿易關係只是因為香港是單獨關税區要列一下，香港與內地的日常生活聯繫更緊密。深圳羅湖關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關口。香港與內地居民，在港股、A股互相投資，在兩地持有房產等資產，各種聯繫非常深入。迴歸多年以後，香港經濟已經是中國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以筆者在香港的生活經驗，美國商品地位並不突出，和世界各國的特色商品差不多，香港的商品來源非常國際化。不提關鍵性的生活供應，來自內地的商品是最多的，但是由於特殊的政治與文化原因，香港商家不願指明商品來自內地，品牌上還沒有整體立起來。

對內地與香港關係來説，文化融合拖了經濟融合的後腿。美國文化對香港影響較大，但這是世界普遍現象。香港是在有意操弄下，發展到了扭曲的程度。

三．港幣與美元的“聯繫匯率”制度

香港經濟制度另一個大特色，是“聯繫匯率”制度，港幣與美元匯率掛鈎。這事就和美國有些關係，但也沒那麼大關係，不是香港的軟肋。

香港聯繫匯率制度始於1983年，不是説港幣對美元匯率固定，其實還能波動一點。但是有一個“強方兑換保證”和“弱方兑換保證”點位。如港幣升值到了強方保證匯率7.75，港府就保證出手買下在這個價位扔出的美元，如港幣跌到弱方保證匯率7.78，港府就保證用美元買下扔出的港幣。這樣港幣匯率非常穩定，正常情況市場自行兑換，有事港府出手總能穩住匯率。如2020年4月下旬，港幣就幾次觸發了“強方保證”，説明國際資金可能在迴流香港。

這個聯匯制度，理論上來説，並不需要美國批准。阿根廷1991年其實也搞了類似的聯匯制度，強行把比索做成和美元1:1的關係。這並不是一個和美國商量的“貨幣互換”之類的制度，而是一個公開市場操作。交易者用美元來買，我就給你港幣、給你比索，這容易做到；真正麻煩的是，交易者扔出港幣、扔出比索，聯匯制度維護者要有美元給得出。阿根廷就玩崩了，外匯儲備耗光了，比索匯率崩潰，聯匯制度就成了笑話。

美國發生了疫情，美聯儲瘋狂地搞無限印鈔。理論上來説，這倒是一個毀滅香港聯繫匯率制度的辦法。印到市場受不了，美元成廢紙，香港金管局也只有放棄聯匯制度，不接受1美元換7.75港幣的賠本生意。美元自殺了，選擇與美元掛鈎的港幣會遭到重創。如果真發生這樣的事，也只有説句“美國人夠狠”，受害的不止香港，美國人自己肯定慘得多。

1998年香港金融保衞戰

如果想要“正面攻擊”香港聯匯制度，理論上是在市場上收集港元資產，狠狠扔出。一邊造謠引領市場風向，讓投資者都跟風，要美元、不要港幣。就象索羅斯1998年在香港興風作浪那種打法，當時是打得港府非常慌。

曾蔭權當時決定政府資金入市心情沉重，一方面是説違背了政府不干預市場的自由原則，另一方面也是怕玩脱了外匯儲備900多億美元搞光，那聯匯制度也會象阿根廷那樣完蛋。當時是有説法，中央政府外匯儲備也會投進去，甚至有人説會不會連大陸的外匯儲備1400多億美元也給搞光。但實際炒家實力也沒多強，主要還是造勢弄得很可怕。

到現在，對香港搞這類攻擊是完全搞不動了。新聞裏還有“索羅斯重來”之類的炒作，如2020年2月到3月初港股大跌。這本來是全球疫情失控美股大跌帶動的，卻有好事者捕風捉影説有做空大單，完全是胡扯，毫無金融常識。做空大單有對應的多單，會在成交量留下痕跡，完全沒有的事。

香港外匯儲備2020年4月是4375億美元，內地是3萬億美元。基本上國際炒家不可能來挑事的，造股市波動正常，但“攻擊香港聯繫匯率”根本不可能，瘋了才會搞。

如果美國政府出頭組織炒家來衝擊港幣，那也很離譜。這麼幹圖什麼？是想懲罰香港，還是想上演金融大時代？要有這個組織能力，美國也不會搞得疫情失控。

美國和港幣的關係，就是香港選了美元來掛鈎。這是香港主動做的，並不需要美國配合。這是香港經濟對美元地位的強力幫助，對美元是有益的。

筆者倒有個想法，如果要反擊美國攻擊美元，可以從港幣與美元脱鈎開始，改和人民幣掛鈎。當然這扯遠了，不容易幹，要時機。但原則是清楚的，香港選擇掛鈎美元，是幫美國，並不需要美國的配合。

香港金融需要美國配合的，是美元結算，這種金融基礎設施相關的事。其實這也是一個很讓人惱火的事，美國就是利用美元結算地位，到處伸手。華為就是在香港和滙豐銀行談事，被舉報了。中國方面長遠來説，一定是想擺脱美元結算的控制，東亞、歐洲不少國家都想。

如果美國要重創香港，可以不讓香港公司用美元結算通道。但是這和自殺差不多，只不過是自爆型自殺，還能把身邊的人也炸了。如果美國選擇自爆，那也沒辦法。都自爆了，那還能怎麼樣？只有收拾殘局，把去美元的全球貿易與金融結算通道搞起來。

當然，香港成功實現了與美元掛鈎的聯匯制度，對資金自由進出香港的信心很有幫助，也是香港自由港經濟制度的重要一環。香港與美國這個金融關係算是互惠互利，如果沒有重大變故，雙方都不想變。

特朗普、蓬佩奧等政客，因為中國人大通過“港區國安法”，認為香港已經是“一國一制”了，威脅要對香港下手，這完全是政治炒作。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國能對香港打的牌不多，玩大就是自殺。不讓香港官員到美國旅行、凍結官員資產，這都是小動作，真出手反而會讓人看穿美國政府“色厲內荏”的本質，是漏底了。

個人認為，美國方面要下狠手，是通過駐香港領事館操作，搞亂香港。這種無恥下流不能明説的陰招，是對美方較為可行的方案。這正説明了“港區國安法”的必要性，説明香港廢青的炮灰本質。

但是通過2019年在香港的較量，中國對美國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人大立法通過香港國安法，是很好的招數，也是一個大快人心的反擊。香港的國安法實踐，一定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粉碎美國在香港問題上對中國的陰謀下流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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