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峯：“偽中產”正在消耗社會穩定性，我們愈發需要一個穩定的農村
【採訪、整理 朱敏潔】
**觀察者網：**賀教授您好，感謝您接受觀察者網採訪。觀網在疫情期間，採訪了不少在武漢工作生活學習的人，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學生們也給我們寫了很多稿件，記錄了疫情之下的生活和所思所想，非常感謝。疫情發生以來，您一直在武漢嗎，能簡單説説這段時期的感受嗎？雖然這段時期學校沒有開學，您在研究工作方面主要關注些什麼，和過去相比有沒有發生什麼變化？
**賀雪峯：**疫情發生以來，一直在武漢，哪裏都沒有去，哪裏也不好意思去。
這段時間的感受簡直是太多了。簡單説兩點，一點是沒有想到中國抗疫會取得如此完美的成績。春節期間特別悲觀甚至憤懣，結果在中央正確領導部署下，中國很快就控制住了疫情。反觀歐美發達國家，新冠疫情蔓延至今，政客甩鍋不擇手段，醜態百出，實在是出乎我的預料。
二是中國農村再次發揮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應對危機的穩定器和蓄水池的作用。疫情期間，沒有聽説因為就業而造成嚴重社會穩定問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進城農民工有家鄉可以返回，返回家鄉就可以住得下來、生活得好。當前農村户籍人口占到全部人口的55%，就是一半以上。農民是我們公認的弱勢羣體，而在疫情之下，農民回到家鄉，應對疫情，應對不確定性，根本就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這就使得中國在面對疫情時，可以依據防疫需要進行疫情管控，也就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控制住疫情。等到3月6日，全國除武漢以外的所有地區就開始進入新增確診病例為零的階段，距離武漢1月23日封城僅僅一個半月時間。
我個人的研究工作沒有變化。這次疫情進一步增強了我對中國體制的信心。我相信，再經過十年、二十年的努力，中華民族必定可以實現偉大崛起。只是我以為，這個偉大進程中，我們千萬不要急躁，千萬不要折騰，千萬要為佔中國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民保留好農村的退路，千萬不要像山東那樣借合村並居來拆農民房子。如果將農民的家都拆沒了，中國現代化就會缺少穩定的根基。
越是快速發展時期，越是面對深度不確定性，就越是需要一個穩定的農村。目前的鄉村振興戰略，重點不是要建設強富美的鄉村，而是要建設保底的能夠為農民提供基本生產生活秩序和為國家提供穩定農村根基的鄉村。過去我就一直反對激進的城市化主張，經過本次疫情，我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主張。
賀雪峯 出版社供圖
**觀察者網：**相比城市的關注度，鄉村總是在大眾視野邊緣。疫情爆發，特別是武漢封城後，人們開始討論大城市的發展路徑，尤其和17年前SARS相比，很重要的不同點是城市人口密度、人口流動頻率和城鄉融合程度。那麼，類似城市研究面臨的這些問題，在鄉村研究中會如何被關注？城鄉融合，人口流動，基層治理等方面，是否拓寬了內涵？
**賀雪峯：**鄉村一直是學界研究的核心議題。在史無前例的現代化背景下，城鄉融合、人口流動、基層治理一直是鄉村研究的主要視角，疫情爆發帶來的公共衞生危機擴大了這些主要視角的內涵。
城鄉融合並不是單向度的城市化，而是雙向的城鄉互動。經濟此次疫情，鄉村的地位將被重新審視。在疫情的影響下，大城市的風險被放大，這提醒我們注意城市化並非越快越好，要考慮更綜合的因素。十八大以來，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中有兩個鮮明的戰略，一是新型城鎮化，二是鄉村振興，兩者並行不悖，體現了中國處理城鄉關係的獨特製度路徑，形成了城鄉融合的關係。由此，鄉村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持續發揮“蓄水池”和“穩定器”的作用，在這一基礎上，又好又快的城市化才能得以實現，最終帶動鄉村振興，實現更高層次的城鄉融合形態。
人口流動要有更多的社會學思維。應對人口流動既不能人為地加以限制，也不能抽拔農民的鄉村之根。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户籍制度改革推動大規模人口流動，使農村勞動力資源得到高效的配置，形成了“全國性勞動力市場”。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春節及之後兩個月內的嚴格人口流動管控措施並沒有使鄉村陷入失序、釀成新的經濟社會危機，這是中國經驗。其背後是農村人口流動的社會性質：農民是有根的，人口流動僅僅是增加了農民可以從外部市場獲得的收入，並不是使他們流離失所。比如説，農民在農村有穩定的居所——持續多年的脱貧攻堅全面解決了農村危房問題，有承包地和菜地滿足了糧食和蔬菜的需求。小農家庭普遍的自給自足，實際上緩解了人口流動管制給農村帶來的經濟衝擊。
基層治理要更加重視應急治理。疫情帶來的公共危機瞬間使中國進入了前所未有的應急狀態，考驗着基層治理能力。基層治理不僅體現在主導鄉村經濟社會發展的維度，還要體現在高效應對公共衞生危機的維度，這就是底線思維。這就需要更加註重應急治理體系的建設。應急治理體系並不是另外建立一套體系，而是在現有常規治理體系中加入一些應急轉換機制，使得常規治理秩序迅速轉換為應急治理秩序。中國基層治理體系的某些因素有利於應急治理，如黨對基層治理的集中領導。同時也需要注意一些薄弱的環節，如基層村和組的組織薄弱，農民應急意識有待提高等，這需要注重提升基層的社會組織能力，增強廣大農民的應急意識，以應對包括公共衞生危機在內的多樣化危機。
圖自新華網
**觀察者網：**在這次疫情中，您是否觀察到了鄉村組織、基層治理的問題，與過去研究中所發現的有所差別？疫情會在哪些層面拓寬未來鄉村研究的內涵？
**賀雪峯：**在疫情背景下的鄉村治理觀察中，的確能夠觀察到一些鄉村治理的短板弱項。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討論。
一是鄉村體制方面。在湖北省的疫情觀察中，我們發現其鄉村治理能力還比較薄弱。比如説，在疫情初期，湖北省鄉村兩級對武漢返鄉人員的數據就一直摸不準，一定程度上延誤了疫情控制。這反映出鄉村體制建設的短板。2005年湖北省實行鄉鎮綜合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在鄉鎮層面實行“以錢養事”，大量基層幹部轉化為“社會人”，失去了幹部身份，也失去了工作動力，鄉鎮政權弱化，甚至懸浮於基層社會之上。取消農業税之後，湖北省還推進“合村並組、取消小組長”等，導致基本治理單元超出了傳統熟人社會的範圍，極大削弱了基層社會治理的能力。
二是鄉村治理機制方面。疫情防控阻擊戰是一場人民戰爭，政府不僅需要動員縣鄉村各級幹部，還需要動員廣大的人民羣眾。在疫情防控初期，少數地區再次出現了在搶險救災過程中的“幹部動、羣眾不動”的基層治理困境。一些地區有羣眾聚集打牌，旁觀者並沒有去勸阻，認為這是得罪人的事情，除非村幹部來強制驅散。在一些城鄉接合部農村，由於基層組織殘缺，基層疫情防控出現了真空地帶。
當然，全國相當多的村級組織通過強有力的動員建立了疫情防控體系，動員了各種力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村莊成功的羣眾動員經驗表明，國家需要重新審視鄉村治理中的羣眾動員的積極作用，把羣眾作為基層治理的社會基礎。我們經常説，基層治理的主體是農民，我們一定要指導，這個農民主體不能是個體的農民，而必須是組織起來的農民。農民主體不是分散的農民個體的集合，而是組織起來的農民的集體。如何將農民組織起來，是當前一個時期農村工作的重點和關鍵。
**觀察者網：**4月，發改委印發《2020年新型城鎮化建設和城鄉融合發展重點任務》的通知，其中户籍問題又有進一步調整，不僅便利農村轉移人口城市落户，甚至鼓勵有條件的超大特大城市也取消落户限制，相比而言去年只是全面取消大城市落實限制，這是一個很大突破。您怎麼看待户籍制度不斷鬆綁的趨勢，對城鄉融合的意義凸顯在何處？疫情之下，對户籍問題是否有了新的思考？
**賀雪峯：**户籍制度鬆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落實《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所確定的發展目標。2014年確定的目標是到2020年實現“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差距縮小2個百分點左右”。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到2019年底，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0.60%，户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4.38%。在户籍城鎮化率以及縮小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方面，還存在一定差距。相關政策是為了做好國家新型城鎮化的收官工作。
對於户籍政策改革，要分兩個層面來看。一是為何户籍城鎮化率低於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歷史上，我國户籍制度背後捆綁着一整套社會福利和保障體系。近年來，隨着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體系建設，以及對“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的推進，城鎮户籍的“含金量”大大弱化。在此背景下，進城農民沒有落户的積極性。
不能忽視的是，不僅城鄉之間存在公共服務水平差異，而且不同城市之間也存在着巨大的公共服務差異。中西部縣城的公共服務與沿海一些特大超大城市的公共服務不是一個概念。一個城市的公共服務水平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和地方財力相關，只有極少數，如北京、上海這種具有優質公共服務的城市户籍才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基礎教育方面的公共服務。相反，獲得其他大部分城市的户籍，不等於就享有額外多的優質公共服務。所以，城鄉人口轉移速度超過户籍遷移速度。
二是，我比較擔心激進的城鎮化政策。城鎮化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是，激進的城鎮化會給我們帶來極大風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建立了自由流動的全國統一勞動力市場，實現勞動力要素的最優配置，促進了中國經濟騰飛。現在要打破城鄉關係，一方面是讓農民進城落户，主要是進縣城；另一方面，資本也千方百計地想要打開下鄉的閘門。我們之前形成的具有彈性的城鄉結構正在被打破。
最近，我與團隊正在重點研究農民城鎮化問題，發現農民進城很大程度上是被當地縣城房地產拉動的，縣域城鎮化政策正在製造一個“城鄉三元結構”。縣城是不可能實現本地就業的。進城農民正在變成脱離土地、高消費的“偽中產”羣體。他們不同於傳統的農民，也不等於市民。短期來看，可能刺激消費，長期來看，實則是在“消耗”我們保持社會穩定的戰略資源。我一直反對激進城鎮化，反對將農民“趕到”沒有產業支撐的三四線城市。
面對這次疫情，中國能夠取得今天的成績，與我們的保護型城鄉關係有關。因為有農村作為退路，所以中國遭遇各種意外風險時，就有了退路。進入三月份以來，沿海地區外貿企業訂單減少，一部分農民工返鄉，農村有土地、房屋和糧食，並沒有引發嚴重社會問題。這就是我們的優勢所在。2001年我就提出“鄉村作為中國現代化穩定器和蓄水池”的判斷。到今天，我還是堅持這個判斷。我認為，這次疫情提醒我們必須在戰略上重新認識城鄉關係。不能指望刺激農民“消費”來拉動內需。保持農村穩定，建設好農村這個大後方，是我們必須重視的問題。
前幾天，我專門寫文章批評山東拆農民房子的合村並居運動。山東這些年在這方面一直很激進，一直不吸取教訓。地方政府為什麼要想盡辦法拆除農民房子呢？當然不是為了拆房子種糧食。很有可能是因為前幾年城市擴張太快，地方負債太多，想通過新一輪的合村並居讓農民進城託房市，來緩解經濟下行的壓力。必須警惕地方政府將“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搞成了以人口、消費和房地產為目的的城鎮化行為。
合村並居後社區一景（無人機照片）。 新華社記者 丁洪法 攝
觀察者網：****《重點任務》中，還有兩個問題關注度比較高，一是繼續加大“人地錢掛鈎”配套政策的激勵力度，包括將建設用地指標與吸納落户數量掛鈎，二是全面推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直接入市。首先向您請教，這兩者之間是否存在一定聯動性？其次，關於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問題，現在大家知道有允許宅基地流動這回事，但具體機制其實並不清楚，您作為農村研究學者，從農村發展、農民利益等角度來看，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的建立需要關注什麼問題？
**賀雪峯：**這些年，包括地方政府和很多人，都存在一個極大極大的誤會，那就是，認為土地上包含了很大的財富。土地上不投入生產，怎麼會有財富呢？帶着這個誤會，很多人一直想做土地“文章”。全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由於土地多就自動完成現代化，也沒有哪一個國家因為土地不夠，現代化就一定失敗。比我們（人均）土地多的國家多的是，很多這樣的國家十分落後。反過來，比我們土地少的國家，有不少成功完成現代化。土地是“假問題”。
很多人盯着城市“地王”，想着土地價值，説中國只要一改革土地制度，就釋放幾十萬億元甚至百萬億元的財富。真是不可思議的想法。照這麼説，其他土地多的國家，按照他們的建議改一改制度，就一下子“趕英超美”了。
回到上面的問題。“人地錢掛鈎”這個説法，我從來就不認可。現在城市發展缺的是“建設用地指標”嗎？當然不是。很多城市規劃了很大的新城區而發展不起來，根本不是缺少土地，而且缺少土地上面的有效投資。城市發展關鍵還是靠經濟發展，靠工業化，靠就業，靠產業升級。“人地掛鈎”這類制度的作用小之又小。
與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相關的是徵地制度。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實質是減少徵地範圍。這背後涉及的是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案問題。不同的人主張不同的社會財富分配方式。一些人主張土地增值歸被開發地塊的農民，支持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土地增值是社會發展的結果，是全體勞動者投入的結果，應該歸社會享有。打個比方，深圳的土地增值很大，有人認為應該歸幾十萬的深圳“原居民”，還有人認為應該歸千萬個為深圳創造財富的勞動者。我支持後一種觀點，認為徵地制度更合理，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會帶來財富分配不公平的問題，會鼓勵食利行為，對勞動者不利。
再就是宅基地問題。除了大城市周邊的宅基地之外，大多數的農村宅基地並不值錢。鼓勵農民“交易”宅基地進城，負面後果很大。一般農民的宅基地儘管經濟價值不高，但是作為農民退路和保險的社會功能很重要，宅基地作為一種社會保障，不應該拿到市場上交易。有人説，農民宅基地空在那裏很浪費。我將宅基地稱作為中國城鎮化和現代化必須保留的“資源冗餘”。不是所有的資源都要在某一個時刻被開發殆盡。“冗餘”的概念，很多人不理解。我想，如果是懂得工程控制的人，應該比較容易接受這個概念。既然中國現代化必然存在風險，那麼，就一定需要設置對應的“冗餘”來應對這些未知風險。過去，誰能預料到新冠疫情的爆發呢？我們的發展就像一頭超級大象在奔跑。為中國的現代化事業留點回旋餘地，有什麼不好？
**觀察者網：**前段時間，由於越南、烏克蘭等國發布糧食出口禁令，導致國內輿論擔憂糧食安全，甚至在市場上引起小波動。其實，這裏面涉及到幾個問題，農村拋荒、糧食儲備、糧食進出口等，中國目前在這些方面現況如何？如何看待糧食儲備和進出口的關係？
**賀雪峯：**中國確實存在較為普遍的耕地拋荒現象，許多人據此推斷國內可能會產生糧食安全問題，這個論調一直都有，只不過在全球疫情持續、部分國家禁止糧食出口的局勢下，更加引起社會關注罷了。這種擔心其實是源自人們對中國糧食生產能力的一些誤解。
我們要看到拋荒的深層原因。農村拋荒大部分是季節性的，農民之所以選擇這種種植方式，主要還是因為糧價較低，種地不划算。糧價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內糧食儲備充足，且受到進口糧食影響，國家無法再收購更多。只要國家適當提高糧價，在現有農業生產技術條件下，農民完全可以馬上擴大種植面積。
另外，農村裏還有一批因為各種原因沒有進城務工的“中堅農民”，他們年富力強，有足夠的種植能力和種植意願，這個羣體也能夠承擔起迅速擴充糧食生產能力的作用。大家要對我們的糧食生產能力有充足的信心。我一直認為，糧食安全，並不是糧食問題，而是農民問題。就是這個道理。
我國一直保持非常高的主糧自給率。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飯碗要端在自己手裏。糧食安全事關國家戰略安全，這一點上，我們的政策一直是明確的。因此，糧食進口波動並不影響主糧供應安全。這個戰略要毫不動搖地繼續堅持下去。
前些年有人説應該放棄主糧自給自足，加大進口。顯然是書生之見，如今更見其幼稚。無論什麼時候，都要牢固樹立戰略安全意識。一方面，要通過豐富糧食進出口，滿足人民羣眾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另一方面，更要堅持底線思維，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裏。
截圖來自聯合國糧農組織官網
**觀察者網：**因為疫情，全球、區域乃至一國內部物流受阻。最近，Nature發文稱，全球糧食供應鏈正出現中斷；甚至有些地方因買賣受阻，出現浪費，而人為屯糧，恐將引發落後貧困地區的糧食安全，這些問題是否如想象得那麼重，值得擔憂嗎，您對此怎麼看？
**賀雪峯：**據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村貧困監測調查統計，2019年末我國農村剩餘貧困人口中，東中西三地分別有47萬人、181萬人和323萬人，表明農村剩餘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新冠疫情對貧困地區農户帶來了一些影響，但影響不是傷筋動骨的，而是在可控可接受的範圍之內。
一方面，雖然新冠疫情減少了農民家庭的務工收入，但及時復工復產降低了影響程度。中西部地區農户的家庭收入主要有務工收入和務農收入兩部分，其中務工收入佔較大比例。據西部深度貧困縣2019年貧困縣退出第三方評估抽樣調查數據顯示，2019年建檔立卡脱貧户家庭收入中，務工收入所佔比例是75%到85%。這意味着農民能否獲得穩定的務工收入，對農户脱貧的穩定性具有決定性影響，也表明貧困户土地耕種的收入在其家庭收入中佔比較小，尤其是在貨幣化收入上佔比更小。只要這些地區的貧困户及時外出務工獲取工資性收入，那麼疫情對他們收入的影響就可以大為降低。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對農業生產影響較小，貧困地區不會出現糧荒現象。農業生產，對農時的要求很嚴，如果春耕備種不及時，會對農業生產造成一定影響，糧食產量會降低。從調查來看，新冠疫情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主要是對種植大户的影響，比如受疫情防控要求和復工復產影響，農業生產資料購置不夠暢通，一些種植大户無法獲得及時的務工需求。
在廣大中西部貧困地區，農業經濟主要還是自給自足的小農户經濟，大户種植較少。再加上，湖北以外貧困地區的疫情本身並不重，疫情防控任務較輕，疫情影響的持續時間不長，小農户基本上可以及時進行春耕備種。因此，糧食生產方面受的影響較小，基本上可以滿足本地農户自給自足和本地市場的需求。退一步説，即便這些地區糧食產量下降，國家糧庫儲備充足，根本就不用擔心糧食問題，也就不會因糧荒、非理性屯糧而造成糧食危機。
**觀察者網：**從中國來看上述問題，這段時期國內一直在做“助農”活動，其實效果有好有壞，有的人可能因為東西不是很新鮮或價格，出現一些糾紛，當然有的認為這個活動本身就超出一般的買賣行為，您對這些活動持什麼看法？您認識或關注的一些基層或農民是否參加此類活動，實際反饋如何？
賀雪峯：“助農”活動一直以來就有，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農村春耕生產和一些農產品銷售受到一些影響，各種形式的“助農”活動也就多了起來。這表明各級黨委政府、社會各界對“三農”問題的關心，對農民生活，尤其是貧困地區農民的脱貧攻堅非常關注和重視，這是好事情。從調查來看，各地“助農”活動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
一是電商平台的“愛心助農項目”。電商平台針對某些地區農產品銷路難的問題，與當地政府建立合作幫扶關係，以一對一的方式直接對接合作社和農户，從而減少中間銷售環節，將中間節省下來的利潤留給農户。電商平台通過龐大的用户羣、高效的數字化能力和反饋消費者訂單的能力，推動合作幫扶農户的確定性收益，讓他們放心在農業種植上投入更多的精力，而不需要擔心銷售問題。電商平台的“助農”活動，在助推一些地區銷售滯銷的果蔬方面確實起到了很好效果。
二是基層組織成立的“愛心助農志願隊”。基層政府和企事業單位通過不同的形式，組織本單位的黨員、幹部和職工，到農村開展助農公益活動。比如“助農採摘活動”，幫助農民羣眾採摘西紅柿、收撿核桃等。還有如“春耕愛心助農”公益活動，為貧困户購買農資，解決貧困户的農資短缺問題，減少他們的現金支出，保障他們春耕備耕工作順利開展。再如“精準扶貧愛心助農”活動，組織黨員幹部為缺少勞動力的貧困户家庭鋤草、育秧、犁地等，切實解決貧困户家庭的燃眉之急。這些活動一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助農效果，另一方面也是對單位黨員幹部職工的一種很好的教育形式和聯繫羣眾的方式。
三是單位結對幫扶的“助農”活動。這是政府企事業單位針對結對幫扶的貧困縣或鎮村開展的系列助農活動。主要的助農幫扶的方式包括：工會福利購置幫扶，即單位工會福利主要從結對的貧困縣或鎮村購置；組織單位職工捐資助學和認領貧困户；組織單位職工購置鎮村的扶貧種養殖產品等，如某高校職工承包了某貧困村果園的冬棗果品。
四是志願者組織的“助農”行動。這也是“助農”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志願者組織形式多樣，既有大學生組織，也有城市公益服務性組織，還有市民自發組織的興趣愛好小組，助農的形式包括幫助搶收、自購、義賣、宣傳、推介、網上銷售等。
上述各種形式的“助農”活動，在一定範圍、針對具體地區、村鎮或農户，確實起達到了一定的幫扶效果。但是，“助農”活動是一種超越市場的買賣行為，之所以會起到幫扶的效果，是因為幫扶方的“義舉”並沒有計入成本，或者説由幫扶方承擔了一定的組織成本。這種成本的擔負行為是不可持續的。正因為如此，“助農”活動只能是局部的、個別的、偶然的、間歇性的行為，不是普遍的市場行為，也就不可能惠及大部分農村地區的大部分農户家庭。
我們也不可能指望“助農”活動來解決農產品的銷路問題和農民的貧困問題。在業已形成統一的全國農產品市場的條件下，統一的全國市場是將種植農户組織起來的最有效方式，也是農產品流通的最有效方式。“助農”活動最有效的方式不是直接幫助農民生產和銷售，而是幫助農民獲得信息、連通市場、對接需求。在這方面，電商平台和基層組織可以大有作為。
**觀察者網：**2020年最具關注度和議論性的話題，應該就是全面實現小康社會。最近有15個省市先後宣佈全省貧困縣清零，相信之後還會陸續出現。您過去寫過很多文章，包括《大國之基》一書中也收入關於精準扶貧的論文。可能有人比較好奇的是，全國各地發展不均，如何在一個截止時間之前全部完成脱貧，對此如何評價、衡量？這幾年國家在脱貧攻堅、精準扶貧上投入的人力物力十分巨大，從過程、效果等總體角度來看，有什麼評價？
**賀雪峯：**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實現之年，也是全面打贏脱貧攻堅戰收官之年。應該説，在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政府持續投入了巨大人力物力的情況下，國家今年必定能夠如期打贏脱貧攻堅戰，順利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
評價這幾年的脱貧攻堅戰，我認為需要注意以下幾個維度：
一是歷史的維度。這幾年的脱貧成績是建立在過去幾十年的減貧工作基礎之上的。1986年我國開始了有計劃、有組織、大規模的開發式扶貧工作。當年，國務院成立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安排專項扶貧資金，制定有利於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優惠政策，確定了開發式扶貧方針。到2015年精準脱貧正式開展時，我國實現了7億人脱貧。在這個意義上，開發式扶貧戰略為精準扶貧戰略的開展奠定了強大基礎。
二是實踐的審視。精準扶貧是在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下開展起來的，形成了中央統籌、省（自治區、直轄市）負總責、市（地）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堅持片區為重點、精準到村到户的脱貧攻堅責任制。我們之所以能夠在地區發展不均衡的情況下順利實現脱貧目標，關鍵就在於我國有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如通過對口幫扶、扶貧工作隊等具體策略，實現了區域協調發展。具體而言，中央和各級黨委政府通過加強黨的領導，實行一把手負責制，加強了扶貧工作力度；並且，充分發揮政府主導的作用，配合市場和社會參與扶貧，以及激發羣眾主體性，形成了大扶貧格局。
精準扶貧不僅工作力度大，且工作要求也高，要求做到“六個精準”：扶貧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户精準、因村派人精準、脱貧成效精準。可以這麼説，這些年的脱貧攻堅，成績不易，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這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精準扶貧過程中滋生了不少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問題，加重了基層負擔。因此，我們不僅要總結精準扶貧的經驗，也要重視其中的教訓，為將來的常態化扶貧機制的建立做好準備。
三是戰略視角。後扶貧攻堅時代，扶貧攻堅如何對接鄉村振興戰略，全國農村工作重點如何由精準扶貧轉向鄉村振興，成為當前及未來一個時期不得不考慮的重大問題。
從鄉村振興戰略來講，按2018年年初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部署，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將分三步走：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
按三步走的部署，2020年進入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第二步。也就是説，2020年由扶貧攻堅所對接的是鄉村振興戰略的第二步，即對接到再經過十五年奮鬥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而不是直接對接到第三步即建設“強富美”的鄉村。尤其扶貧攻堅重點所在的中國中西部農村地區，經濟欠發達，基礎設施比較差，雖然農民脱貧了，地方經濟基礎卻普遍比較落後。這些地區農村工作重點轉換時就尤其要注意對接到經過十五年奮鬥才能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鄉村振興第二步的戰略上，就尤其要防止錯誤對接到鄉村振興第三步即“強富美”的鄉村建設上。
因此，中西部地區切忌在脱貧攻堅後急功近利，試圖通過集中資源、重點突破、打造亮點的形式建設美麗鄉村，從而將有限的資源重點用在了脱離地方實際的鄉村振興形式上，沒有做基於保底的鄉村建設工作。
**觀察者網：**當前，各學科、各行各業等都在探討“疫後時代”，當然疫情之下，各類安全問題上升為國內外政府、民眾最關注的。新書名《大國之基》，猜測其中一部分的內涵是指“三農”是中國的基礎，那麼疫情之下，從國家安全、資源安全角度，如何考慮農村問題？
賀雪峯：“大國之基”，確實一部分內涵是指“三農”的壓艙石作用，是我國非傳統安全的有力保障。
疫情爆發的時間，剛好處於春節期間，農民工都返鄉了。到2月底，東部地區加快提升復工復產進度的時候，我們調查發現，農民工復工的積極性並不高，並不願意冒風險返城復工。到3月，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後，受國際經濟形勢的影響，部分農民工失去了在城市的工作機會。這雖然並不是愉快的事情，卻也不是那麼過不去的事情。一個月兩個月，半年一年，甚至一年兩年三年，日子就是艱苦一點，也可以過得去。
正是農民工失去得起工作機會，使得中國具備強大的應對新冠疫情的能力：無論是新冠疫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還是新冠疫情對全世界的影響。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農村再次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
同樣面對疫情，為什麼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印度、巴西等諸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急於復工？因為防疫、發展經濟、就業、社會穩定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美國確診病例超過150萬了，死亡人數都已經超過中國感染總數了，卻整天在着急復工。巴西一個月換了兩位衞生部長了。意大利也急於解封和復工復產，恢復旅遊業。其中原因是，美國40%的個人積蓄不超過400美元，巴西、印度一個人失業往往就意味着全家捱餓。
結果就是，越是因為就業與穩定的壓力不敢於封城，就越是造成疫情失控，疫情遲遲得不到控制，防疫、發展經濟、就業、社會穩定之間的矛盾就越是不可調和。
中國當然也要復工復產，卻是基於經濟發展需要和疫情控制需要，而不需要過於擔心就業問題和社會穩定問題。所以，中國疫情防控就可以依據疫情防控的需要而進行堅決果斷的決策，就可以採取頂級防控措施，就可以在短期內控制住疫情。其中一個根本的方面是，佔中國人口總數一半以上的農民有退路，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因此中國就有應對新冠疫情的足夠縱深，中國國家決策就有足夠的自由空間。
我一直反對激進城市化方案，認為應當一方面消除所有限制農民進城的體制機制障礙，一方面要限制資本下鄉。中國應當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採取“保護型城鄉二元結構”，即允許農民進城，同時保護農民返鄉權。
我還認為，鄉村建設乃至鄉村振興的核心並不是要將農村建設得比城市更好，而是建設一個不差的農村，為缺少進城機會的農民提供基本生產生活秩序。
農村是農民的基本保障和最後退路，基本保障是不應當市場化，也不能夠效率優先的。
中國現代化之路從來不會太平，經濟週期不可避免，只要有農村這個穩定器，中國就有退路，有迴旋餘地，有辦法。無論這個世界上有多麼巨大的風浪，中國總可以藉助農村這個穩定器率先平息風波，克服困難，在每一次危機之後獲得更好更快的發展。對於中國來説，危乃是機也。
保留進城農民的退路，就要警惕激進的城市化。農民有了退路，中國現代化就總會有辦法。這是中國現代化之所以順利的基本經驗，也是中國戰無不勝的法寶。
小農經濟、加工製造、產業升級三者之間不是相對沖突的，而是相互依存的，是驅動中國現代化的三個輪子。當前中國發展最大的重點和難點是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中國發展的全部關鍵和重點是“中國創造”。只有推動技術進步，實現產業升級，解決當前中國發展高新技術“卡脖子”技術，中國才能真正實現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美國對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創造”的圍剿和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高新技術的反圍剿的博弈成敗，是決定中華民族能否實現偉大崛起的全部關鍵。
中國加工製造業仍然是當前中國競爭力的源泉，是中國國力上升的主要表現。只能繼續發展，不能絲毫削弱。
小農經濟為中國最大多數的弱勢羣體提供了與土地結合起來的條件，從而為中國最為廣大的弱勢羣體提供了保底和退路。農村穩定為中國現代化贏得時間與空間。
農村穩定，中國製造業繼續保持競爭力，就為中國創造和產業升級提供了空間與時間。再過十年二十年，中國由世界體系的邊緣國家轉變為中心國家，那個時候再消滅小農經濟，徹底改造中國農業，改變鄉村治理制度，就有了可能。
對於中國來説，新冠疫情是一場遭遇戰。這場遭遇戰中，中國在最短的時間用決絕的意志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尤其是相對美國、歐洲這些發達國家來説。他們是在明知疫情情況下展開的阻擊戰，卻打成目前的膠着狀態，可以比較確信地説，西方體制也是存在問題的。美國的月亮不一定就非得比中國圓。中國體制有中國體制的優勢，美國體制有美國體制的劣勢。
中國體制優勢，不僅包括舉國抗疫的體制，而且得益於中國土地集體所有制和保護型城鄉二元體制。藉助體制優勢，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中國農村仍然保持了穩定，繼續作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在發揮作用。也正是一個穩定的農村，為中國應對偉大復興進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種深度不確定性提供了廣闊的自由決策空間，也就為中國實現現代化突圍提供了基礎條件。
未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千萬千萬不能折騰。總書記説中國改革不能犯顛覆性錯誤，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就是不能折騰。
賀雪峯：《大國之基》，東方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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