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罷免案通過——四大因素終結韓國瑜神話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如果評選台灣最不可思議的政治人物，實非韓國瑜莫屬。2018年，已退出政壇十幾年的他掀起了勢不可擋的韓流，在沒有資源、沒有人脈、沒有知名度的艱難情況下，不僅擊敗已經執政二十年的民進黨贏得高雄市長選舉，更帶動2016年大敗的國民黨席捲整個台灣。當時正在台灣觀選的我，親身體驗了韓流難以想象的威力：台北的出租車司機不談柯文哲，張口就是韓國瑜。如果看媒體，不會以為這是“九合一”縣市長選舉，還以為只是高雄在選市長。投票前開往高雄的高鐵一票難求。選前之夜狂熱的選民全都棄座不用，一直站立振臂高呼。外圍的攤販別説一眼，兩眼都望不到邊。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上任僅4個月，韓國瑜就投入台灣地區最高領導人的選舉，成台灣選舉史上首例。就在世人以為他又要再創歷史的時候，一路領先的韓國瑜突遇香港修例風波，最終以空前差距慘敗。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高雄部分民眾發起罷韓投票，竟然通過，使得韓國瑜成為台灣歷史上第一個被民眾投票罷免的縣市長。2018年韓國瑜獲得89萬張選票，這一次罷韓票接近94萬！更遠超57萬4996的罷免門檻。韓國瑜神話再度破滅。

韓國瑜的崛起和跌落，堪稱流星。賴清德參加黨內初選的時候，稱韓國瑜是百年一遇的政治人物，我今年年初在台灣觀選時，也聽到民眾贊他五十年不會再有的政治人物。但以如此速度跌落，確實不可思議。這一極度罕見的政治現象，原因極為複雜。

首先，時勢造英雄確實是政治學的鐵律，個人再神勇，也難擺脱。2018年九合一選舉，民眾對民生問題的關注超越一切。民進黨執政兩年幾乎冒犯了各個階層，包括深綠。幾乎所有的人都是利益受損者。當時全民戲稱台灣最大黨是“對民進黨不滿黨”。所以，哪怕韓國瑜在辯論時公開承認“九二共識”、他對高雄不瞭解的短板一再暴露，都改變不了高雄民眾對他的支持。正常情況下，在一個綠遠大於藍的地方，敢於在選舉時公開承認“九二共識”是政治自殺。但天時地利人和全在韓國瑜這一邊，最終大勝。

韓國瑜市長選舉勝選的口號“貨出去（中國大陸），人（陸客）進來，高雄發大財”，為此2019年3月底，韓國瑜開始拜訪大陸，之後前往香港，接受特首林鄭月娥的高規格接待，併成為首位踏入香港“中聯辦”的台灣地方首長。

但2020年選舉，時勢完全逆轉。大陸對台政策從反獨到促統的轉變、香港修例和民進黨的刻意操弄，使得選舉的主軸從民生轉向“反中”和“主權”。但韓國瑜面對記者對香港事務的提問，並未予正面回答，以“我不知道，我不曉得”回應，被媒體評論為閃躲問題。

另外，國際因素也對國民黨不利：中美貿易戰長達兩年不休，兩國的地緣政治博弈日益激烈，美國也明顯介入台灣選舉，立場鮮明地傾向民進黨。此時的韓國瑜儘管個人魅力不減，造勢現場熱度並未衰減，從場面上看也遠勝民進黨的蔡英文，最後確實也成功地把藍營的基本盤催出，但最終還是大敗。

這一次罷韓，實際是2020選舉的延續，其大勢氛圍未變。客觀而言，罷免的門檻還是比較高的，這也是為什麼台灣歷次罷免公職人員都未成功。而且韓國瑜的市政表現也還不錯：雙語教學、抗擊疫情、吸引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等可圈可點。但這一切都無法改變結果。雖然很難找到證據，但可以確定的是美國和民進黨都會盡力支持罷免行動，以給大陸顏色。

第二則是中國的政治傳統和文化。

從東西方對比的角度，中國政治傳統和文化最突出的一個不同在於高度的道德性。北大學者唐士其先生在其專著《西方政治思想史》開篇序言中就指出：“與西方思想相比，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是高度道德化的，或者説中國古代思想家追求的是一種有道德的政治，至少這是先秦儒家的最高理想。”“它首先要求統治者追求道德的完善、接受道德的約束”。

美國學者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對比過中國和俄羅斯政治的不同：“但與中國不同的是，俄羅斯最高精英沒有對國民負責的類似道德感。在中國，政治等級越高，政府質量越有改進。但在俄羅斯，它卻變的越糟。當代精英願意借用民族主義，使自己權力合法化，但到最後，好象仍在為己着想”。也是一語道出中國政治的特性。

出生於眷村的韓國瑜是非典型政治人物，沒有受過好的教育，脾氣爆，性子野。他在早期從政時就卓爾不羣：吃、喝、打（架），前領導人陳水扁就曾被他打進醫院。因此韓國瑜是“民意代表”的時候，就曾經面臨罷免投票，雖然沒有通過，但37.7萬的罷免票也成了全台最高，再無人能企及。對此他本人也不諱言，並在2018年選舉時就把自己塑造成“浪子回頭”的形象。

這種形象，在縣市長層次影響還不是很大，反而給見慣了滿嘴政治正確的選民以真實、耳目一新的感覺。但真要選台灣島最高領導人標準就不同了。“德不配位”的指責一直不絕於耳，也成為這次罷免的一個主要口號。他在去年的選舉中風格不改，屢屢出語低俗，比如民調落後，他就説：“得民調者得痔瘡”。這在南部比較草根的社會或許不以為意，但在以知識羣體為主的北方則頗損其形象。就是國民黨的知識藍都不願意投票給他。2020年選舉，他在台北的得票率甚至都比國民黨的“民意代表”低。也就是投票支持國民黨“民意代表”的選民卻沒有把票投給他。

從西方的政治光譜看，一般把韓國瑜定性為民粹主義政治人物。民粹主義在西方大行其道，並出現了美國總統特普、英國首相約翰遜，還在意大利贏得議會選舉。但民粹主義在儒家文明中雖也存在，也可以小贏，卻難以在更高層面取得突破。

放眼世界，特朗普這樣的政治人物可以在巴西、墨西哥、菲律賓等信奉基督教的第三世界再現，但無法在儒家文化圈內複製。

第三則是韓國瑜的戰略性冒險和失誤。

當選高雄市長僅4個月就決定參加台灣地區最高領導人選舉，是一個破釜沉舟的戰略性舉動。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當時韓國瑜攜高人氣，確實有很大勝選的機會。但政治風雲詭譎，特別是台灣的選舉結果還涉及到中美關係，它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從法律上講，韓國瑜參選2020並沒有問題，也是他的權利。但在道德上卻有虧：辜負了投票支持他的選民——其中很多是對民進黨不滿的綠營支持者。而且他曾多次表示一旦當選一定不會離開高雄，把任期做滿。背棄自己的承諾，對於一個政治人物的誠信來講還是相當嚴重的。

當然我們可以説台灣有很多政治人物都在任期未滿而離去。比如陳菊，在任期還有8個月的時候擔任“總統府”秘書長。賴清德更是在任期還有一年多的時候就擔任“行政院長”。但一般都是在第二任期，而且離到任時間也不太長。儘管如此，也被批評違背做滿任期的承諾。

象韓國瑜這樣，確實打破了台灣的政治底線。

按説贏得高雄的韓國瑜，並不需要去做這樣的賭博。他只要守好高雄，不管2020選舉結果如何，他都是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更重要的是，國民黨已經在野兩年，許多人都是兩手空空，而且在2018年的選舉時不少重量級人物都支持過韓國瑜，作為回報，他們希望韓國瑜能夠支持他們。但韓國瑜決定參選，卻形同“已經佔着碗裏——而且是很大的碗，還想着鍋裏”，有違政治倫理，自然把自己的後路給斷了。

當然，有一個因素可能影響到韓國瑜的判斷：他認為蔡英文一定敗選，如果 其他國民黨候選人勝了，加上連任，就是8年，到時他就70歲了，也就沒有機會了。但這個判斷顯然是錯了，低估了政治的複雜性和多變性。

最後一個因素則是高雄長期被民進黨統治，綠明顯大於藍。全力以赴治理、保住高雄都是難度很高的挑戰，更何況上任幾個月就“落跑”。

韓國瑜能在2018年獲得綠營選民的支持，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本身藍營色彩並不突出。他長期脱離政壇，在國民黨裏面也是一個名不經傳的小人物，因此他和國民黨的聯結並不突出，更象是柯文哲那樣的中間派政治人物。在許多選民心目中，投的是韓國瑜，不是國民黨。

但韓國瑜代表國民黨競選地區最高領導人後就不一樣了，他的中間色彩蕩然無存。於是綠營意識被喚醒，再加上韓國瑜參選缺乏正當性和道德性，所以儘管罷免門檻很高，他仍然成為台灣史上首個被民眾投票罷免的政治人物。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假如韓國瑜是在一個藍營佔優勢的縣市，就不會發生這樣的罷免案。這背後還是脱不了政黨惡鬥。

未來，韓國瑜的政治生命是否終結？從台灣的選罷法來看，一旦罷免，四年內不得再競選高雄市長。但此時已62歲的韓國瑜如果想繼續從政，最根本的前提條件是韓粉是否能一直牢固地存在。

2020年選舉時，他擁有38%的鐵票支持，而且到目前為止，支持者粘度非常高。如果其支持者仍然初心如一，2022年九合一選舉他可以競選台北市長。如果國民黨慘敗，現任主席江啓臣辭職，韓國瑜也有可能競選黨主席，並進而在2024年競選地區領導人。

如果2022年國民黨小負或者繼續維持縣市長選舉的優勢，到2024年，黨內其他競爭者仍然落後於他，而且黨內初選機制不變的話，韓國瑜仍然有可能再次出馬。

因為2024年，新北市長侯有宜、台中市長盧秀燕都有可能連任在身，如果連任失敗，更喪失競爭的資格，老一代政治人物如朱立倫、王金平這一次就看的出來，並不得選民喜愛。就只剩下“立委”身份的國民黨主席江啓臣。但江啓臣顯然沒有強大的韓粉優勢，更沒有黨內大佬那樣的人脈。

從國民黨的角度説，韓國瑜的支持者是大於泛藍的基本盤，同時支持者粘度相當高，所以國民黨也不會放棄韓國瑜，勢必進行整合。韓國瑜的政治生涯並不會到此結束。

第二個條件則是民進黨未來四年的執政表現。目前來看，蔡英文雖然空前高票當選，但民眾對民生議題和兩岸關係的處理都相當不滿。未來四年，蔡英文也未必能有所改觀。民進黨再次天怒人怨也是大概率事件。

第三個條件則是外部形勢。這包括中美關係、香港國安法實行以後的情況。中美關係只要穩定，香港只要穩定，國民黨就會加分。反之，民進黨就有機會。

最後要説的是從台灣這次罷免，看西方民主制度的問責。新冠疫情，令東西方問責的不同淋漓盡致的體現於世人面前。中國是即時問責，官員失職或者瀆職，會被立即免職，承擔責任。所以整個疫情，許多官員因應對疫情不力而被處分。

西方制度上的問責主要體現於四年或者五年一次的選舉，是對執政的總問責，不是對具體某一件事的問責。所以整個疫情期間，儘管歐美表現低劣，以致於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都建議發達國家向非洲學習，借鑑非洲的經驗，但無一人被問責和為此承擔責任。不同的問責方式，效果自然也就不同。對於具體一位官員來講，他乾的再好，如果政黨下台，他也得下台。如果他乾的再不好，只要自己的政黨連任，他照樣有機會連任。西方類似於集體問責，有事大家抗，這種人人有責，到了現實中往往是人人無責。

另外西方這種選舉體制下，一個政黨能否勝選或者連任，並不僅僅取決於治理的好壞。比如2020年台灣選舉，蔡英文的民進黨明明執政非常糟糕，但由於她成功操弄“反中”和“主權”議題，照樣以前所未有的高票連任。2002年法國大選，民眾對希拉剋第一任期並不滿意，但由於極右政黨意外進入第二輪，所有的政治力量只好把票投給希拉剋，從而令其高票當選。2004年小布什能連任則和當時反恐戰爭沒有結束有關，選民普遍認為戰爭時期還是不換帥的好。關鍵的是，在西方即使治理的好，也未必能勝選。克林頓8年治理的非常出色，不僅經濟持續增長、失業率下降，甚至都出現罕見的財政盈餘。結果2000年同黨的戈爾仍然敗選。實際上，執政好壞和選舉時體現的問責之間的聯繫越來越少，對政治人物的約束作用也越來越小。

既然執政好壞只是條件之一，而且還不一定是決定性的條件，政治人物自然不會把精力都放到治理國家上。所以這種通過選舉進行的問責，問的究竟是什麼還未可知。

這次韓國瑜被罷免，或許又有人認為至少在台灣還是有和大陸類似的問責。但第一，這是唯一一例，非常特殊，不具備普遍性，當然也不可複製。所以也不會有問責的效果。第二，罷免的理由是韓國瑜“落跑”，是違背自己的承諾，但並非其執政表現，更多的是道德層面。第三這種罷免就算是問責，但成本和代價非常高。2020年1月，高雄選民剛投過票，為了罷免韓國瑜，又不得不投票。被罷免後，三個月又要投票。一年三次總動員。投票雖然只有一天，但動員則持續數月，甚至一年。如果從2018年九合一算起，等於這三年高雄市民除了投票就是投票。這樣的問責成本，實在是一個社會所無法承受的。大陸這次疫情問責如此之多的官員，如果採取台灣模式，整個社會將無法治理。

就在本文即將結束之際，傳來一個令人震驚的噩耗：一向挺韓國瑜的高雄市議長許崐源跳樓自殺！按説政治人物見慣了選舉勝負，不應為了一場選舉連命都不要。許崐源此舉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對台灣政治的失望和絕望。確實，一個執政如此低能的民進黨，居然憑藉操弄“反中”和“主權”欺騙民眾就能贏得選舉。

許崐源資料圖 圖自台媒

説民進黨操弄並不是扣帽子。當美國黑人慘死於美國警察的虐殺而引發席捲全美的抗議示威，民進黨上下全都視而不見，各緘其口。蔡英文面對記者的一再追問避不回答。這和對待香港安全兩樣。現在民進黨又藉助民主，組建“罷韓國家隊”，把韓國瑜拉下馬。

我以前很早説過一個結論：如果沒有共識，民主就成為鬥爭的手段。罷免韓國瑜不過就是以民主的外衣行鬥爭之實。韓國瑜“這個百年一遇的政治奇才”不過是台灣民主政治的犧牲品。許議長看透這些之後，應該是以死來尋求解脱。這實是台灣的民主殺人。

許議長的自殺，未必能喚醒台灣的民眾，台灣仍然在西方民主的陷阱中廝殺或掙扎。在我看來，台灣的出路還是在統一。2019年福建省的GDP超過台灣，後者的經濟實力日益下降。這其中很大的原因和台灣的制度有關，和兩岸關係惡化有關。統一則是解決這一切的關鍵。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