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雪萍：從“白人優勢”到“白人至上”，幾步之遙？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鍾雪萍】

一大早，聽廣播。記者採訪，問：你為啥出來抗議？答：我從未想到種族問題會這麼嚴重。作為白人，我應該利用白人的優勢（white privilege），支持抗議，參加抗議。

這年輕人，蠻有覺悟。相比1992年我面對的大學二年級的美國學生，覺悟要高一頭。

當年，毆打Rodney King的四名警察無罪釋放，洛杉磯隨即發生抗議，烽煙四起。

Rodney King被毆打，警察甚至手持棍棒猛擊，圖片來源：abc視頻截圖

作為在讀比較文學博士生的本人，以助教身份給本科生上基礎課，獲取助學經費。教的是大二英美文學，本科生必修。一共教了五年，每年獨擋三個班級，每班25個學生。那時中西部州立大學的特點之一，就是本科生基本清一色白人。

美國的大學在1970、1980年代以後，逐漸成為相對進步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退守的最後據點。他們的思想武器就是搞基於“多元文化”的政治正確。

1992年的那一天，我問學生，怎麼看四名警察的無罪釋放，其中有怎樣的種族歧視問題。自以為那些年，英語系的“多元文化”教材改革，會讓學生有些進步的認識。不料，他們不屑地回應，法律就是法律，無罪釋放，説明警察無罪；暴亂就必須鎮壓。

五年的英美文學助教是怎麼混過來的，我基本不記得太多，但這個回合，從來沒有忘掉過。因為當時就想，哦，這事好像有點敏感，這些年輕人根本不願意面對現實中的種族問題，真的是白白用《奧賽羅》換《哈姆雷特》了。

回想那以後至今的教書經歷，無論是在公立大學還是在私立大學，難免會出現關於種族問題的話題。尤其是，種族問題並不只限於美國本土，源頭更是資本主義的殖民擴張。種族主義作為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作為制度安排，作為日常生活，從來都是隨着資本主義的全球化，而成為全球性問題。但是，每一次，一旦類似話題出現，直接的感覺就是，作為“他者”的我讓別人難堪了。為了照顧年輕人敏感的內心和神經，外加其它原因，閉嘴了事，很難能真正展開討論。

2020年，那位年輕人直言“白人優勢”，想拿着自己的優勢，做點好事，當然很好，有進步。但是，問題來了：為什麼“白人”就有這樣的優勢呢？要是調轉過來，去真正挑戰這個現實，讓作為白人的自己在生活中不再“天然”享有這種優勢，對於這些好心的年輕人來説，他們能夠真正接受嗎？

而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多地抗議十多天以來，主流媒體的討論中，問題基本集中在警察對黑人的暴力執法方面。

要説這個問題確實嚴重，歷史由來已久。據説，美國黑人男性長大過程中，小小年紀時，就會被家長反覆告知，一旦被警察攔下，務必保持冷靜，不要爭執，如果在車裏，雙手放在方向盤上，以免警察起疑，暴力相向。總之，關鍵是把命先保住。除了直接死於警察之手的，美國監獄裏的黑人犯人，比例之大，遠遠超出其在美國國內的人口比例。而對於監獄高牆之外的主流白人人羣來説，大多基本眼不見為淨；法律自有法律的道理。即使只佔世界人口百分之五的美國，監獄裏關着佔世界監獄總人數百分之二十五的犯人，也無妨。

批評者指出，這是種族歧視的主流勢力，自“解放黑奴”後一百多年以來，一次又一次，試圖以變相的方式阻止黑人享有真正的平等。即使是1865年的“解放”，即使1964年通過的“民權法”，名義上保證不同種族享有同等權利，但是，法律，仍然是主流勢力，經由國家機器，將各種歧視合法化的重要武器。

然而，黑人（還有拉丁裔族羣）面臨的更大問題則是經濟、生存和貧窮問題。除了少數得以“上升”進入中產階級，絕大多數在住房、教育、醫療、工作等更大的結構性層面上，長年受到各種限制，仍然處於貧困狀態。新冠疫情至今，死亡人數里，黑人和拉丁裔人數，外加老人，所佔比重超出正常人口比例。著名黑人電影導演Spike Lee就説，這不奇怪，因為種族主義早在新冠病毒流行以前就一直在美國大流行着。

當然，貧窮同樣困擾着大量的白人。然而，他們往往被告知，是“他者”造成了他們的貧困。里根時代，是日本人搶了他們的工作（於是有了華裔Vincent Chin在底特律被一對白人父子誤認作日本人而棒殺的悲劇）；克林頓時代，是黑人得到了國家過多的福利（於是通過法案取消多種福利，而事實上福利最大的獲益者，是貧窮的白人）；21世紀，是拉丁裔移民和中國搶了他們的飯碗；等等等等。

這類“告知”大都來自政客和媒體，除了內含其中的種族歧視，更是不言而喻的“白人優勢”，以及與之近在咫尺的“白人至上”意識。儘管自由派主流嗤後者為極右，並且劍指特朗普，説是因為他的上台，極右勢力才得以借膽浮出水面，但是，對於作為更為主流，似乎更加天經地義的“白人優勢”，以及與後者之間的關係，則鮮有觸及。

一旦觸及，那就得觸及每一個享有這一優勢的個人的靈魂。而大家知道，“靈魂深處鬧革命”有多難。弄不好就是新型還鄉團。

2018年，有兩本書出版，可以説分別關注了“優勢”和“至上”兩方面中，涉及“靈魂”的一些問題和現實。

第一本：White Fragility: Why It’s So Hard for White People to Talk about Racism ／《白人的脆弱：為什麼讓白人討論種族主義那麼難》。作者Robin Diangelo，一位白人女性，常年從事關於種族問題的“培訓”，應邀到各種企業，幫助他們提高員工的種族問題意識。該書基於作者二十年經驗的總結和觀察，發現，終極問題是，大多數白人拒絕把種族歧視看成是自己的問題。

第二本：Bring the War Home: The White Power Movement and Paramilitary America／《把戰爭帶回家：白人權力運動以及準軍事化的美國》。作者Kathleen Belew，也是一位白人女性（不難想象，只有白人才能作這樣的研究，否則研究者根本不可能接近自己的研究對象）。她花了十年時間，考察美國極右翼及其暴力組織出現的歷史原因，以及他們的“白人至上”意識形態，及其各種表現和後果。

前者觀察的的對象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人。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不願意面對自己和生活中無處不在的作為白人所享有的優勢，選擇迴避，選擇牴觸。這個“終極發現”表明，畢竟，繼續享用作為白人的優勢，包括心理層面上的優勢，與400多年的種族主義歷史相伴相行，盤根錯節。單靠“他者”抗議，不足以真正改變。

後者考察到的各種組織，則以保護這一優勢為己任，不惜經由暴力。

大概更難的，也更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優勢”和“至上”之間存在着怎樣的土壤和果實關係？

否則，就得問：兩者之間幾步之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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