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鋭：在國民黨人士眼中，南京國民政府有哪些毛病？
【文/王鋭】
辛亥革命之後，中國政治呈現出十分混亂且無序的狀態，中央政權有名無實，大小軍閥混戰不斷，列強操控經濟與政治資源，這導致當時的中國政治不但無法保證大多數人民的生計，更遑論實現近代以來幾代人所夢寐以求的富國強兵。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隨着民眾力量崛起、十月革命經驗在中國傳播，不但中國共產黨開始走上中國的政治舞台，成為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經歷了清末革命與民初亂局的國民黨也開始自我改造，在孫中山的主持下，師法蘇聯，希圖將自身打造成為具有明確革命宗旨與革命紀律性的新式革命黨。
1924年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啓展開全面“改組”的進程，之後北伐一路勢如破竹，受到各地民眾的踴躍支持，顯現出“改組”之後的正面效果。但是隨着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量屠殺對於國民黨自身改造貢獻極大的共產黨員與左翼分子，致使國民黨的革命色彩頓時褪色不少，整個政權的基本性質發生了重大變化。
不可否認，南京國民政府在現代化建設方面是取得一定成績的。比如培養了一些各行各業的人才，尤其是科技與工業人才；在財政與金融領域引進了一些現代的管理方式；在基礎建設方面修築了公路、鐵路，建設了一些工廠、企業與醫院；在抗日戰爭中，廣大國民黨軍隊的官兵浴血殺敵，為抵禦侵略者作出巨大貢獻。但是，這個政權一直存在着一些從未被認真解決的基本癥結。
對今天而言，從國民黨方面人物的各類文章、日記、回憶錄中分析國民黨政權興衰史，無疑具有極佳的政治鏡鑑作用。而如何從一些帶有“反歷史”性質的“民國想象”式的敍事中走出來，更為深入全面的探討民國史中的基本政治與經濟問題，把中國傳統史學的優良傳統與現代社會科學的分析框架相結合，形成具有理論性與現實感的歷史敍事、政治敍事，為今天展開黨建工作，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歷史經驗教訓，或許更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資料圖
國民黨要員眼裏的南京國民政府之危機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後，本應具有歷代新政權都曾有過的所謂“開國氣象”，但在現實中這種“氣象”卻並不多見。國民黨內部不同派系之間的爭鬥愈發激烈，北伐戰爭期間崛起的新軍閥關係緊張，戰爭一觸即發。更為嚴重的是，國民黨的黨員與國民政府中的各級公務人員嚴重缺少積極向上、奮發有為、恪盡職守的風氣，顯露出各種腐敗、墮落、消沉、不負責的風氣。不光是中國共產黨的刊物時常揭露這一點，國民黨內部的不少要員其實也十分清楚。從他們的言説當中可以窺見南京國民政府所面臨的政治危機。
1932年7月1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
今日上午批閲後，與經扶談話，到總部會客，俞樵峯之敷衍塞責殊為痛心，手書嚴戒。下午是湖北黨委與清鄉促進會委員，所見所聞皆腐敗官僚，與幼稚黨委，新官僚，湖北政治非用嚴勵手段決無起色也，對何雪竹深恨，痛斥其誤省也。[1]
兩個月後，他又在日記中感慨：
時以不得襄助之人為念，世道日非，人慾橫流，欲得一賢能之士為助，如何求之。舊黨員多皆腐敗無能，新黨員多惡劣浮囂，而非黨員則接近不易，考察更難。古之山林之賢，今不可復見，而租界反動之流，多流氓之亞者。其在留學生中，大學教授中，職業團體中，舊日官僚而未在本黨任仕有風格者中，外交界中，其在此中求之乎。[2]
1932年年底，蔣介石再一次抱怨道：
早晨謁陵後，與戴葉慨嘆，深談本黨老黨員之腐敗，自私、賣老、害事，如不更張，則必亡國也。決以世界第二次大戰之期為標準，於此期前，速行憲政，使國民共員國政且以國民之力，促進本黨之急進也，否則，以黨亡國矣。如欲黨國之有進步，非促成此策無其他生路。否則，犧牲數十萬之部署，徒造成一般老黨員亡國之地位而已。言之痛心。上午，到黨部主席團會議。下午，開正式會議，晚會客。[3]
可見，蔣介石在日記裏描述的國民黨，充斥着腐敗、無能、頑劣、自私、顢頇等官僚作風，讓人難以想象這是一個剛取得全國政權不久的政治集團。
蔣介石本人對此自然是十分焦慮。他在公開的演講中也不斷揭露國民黨政權的不良習氣。1930年他在一次演講中聲稱，國民黨員在中國社會中是一種高踞民眾之上的“特殊階級”：
黨員既在國民中間只佔很少數，但是既做了黨員，人家如看見你有一種不好的毛病，即將當作黨員像是一個特殊階級，講得不好，就是如同軍閥一樣，再講不好一點，就如同鄉下劣紳一樣。現在一般人看見我們的黨員，就是類似一個特殊階級，這是最不好的一種影響和態度。我們要知道，特殊階級是沒有一個人不討厭，不排斥的。如果我們黨員不知道這一點，甚至自己以為是一個黨員，仍舊要給人家看作是特殊階級，並且我們自己也當自己是特殊階級，那就糟了。特殊階級沒有不失敗，沒有能在社會上存在的。[4]
在孫中山的思想體系裏，國民黨黨員是要作為“先知先覺”，帶領“後知後覺”的老百姓進行革命的。而這種“先知先覺”，是要建立在具有極高的革命理想與奮鬥精神之上的。但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在蔣介石的描述中，“先知先覺”墮落為“特殊階級”，這其中的變化及其原因，十分值得人們思考。
蔣介石自然也是思考過這個問題的。1935年他在另一次演講中告誡黨內幹部：“當前的國勢，異常危急，表面上似乎太平無事，事實上我們黨和國家的生命，時刻都在危急存亡之中，真是所謂‘千鈞一髮’”。[5]從當時日本對中國進行步步緊逼式的侵略，中華民族危機加劇的情形來看，他所説的確是事實。因此他提醒道：“外國有革命黨，我們中國也有革命黨；何以外國的革命黨就能夠建國，能夠大成功；我們有革命黨，國家現在還是這個樣子呢？”究其原因，“就是一般黨員辦事不負責任，沒有精神！不能自動努力來研究改善與創造一切以報效黨國！”他疾呼：“我們革命黨全黨黨員的生命是整個的，你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我的事業就是你的事業，我的好處就是你的好處，你的不好就是我的不好。推而至於一切得失利害，成敗榮辱和生死，都是共同一致整個不可分的！必須有這種精神，才算是革命黨，如果沒有這種革命黨的精神，個人只顧到個人自己，有過不相規，有善不相勸，一盤散沙，沒有精誠尤其不成為一個救國的革命黨！現在國家如此危急，如果本黨不能及此振作，領導全國國民起來共同救國，我敢説黨和國家決不能再苟安三四年！”[6]蔣介石的這番話不可謂不嚴厲，但是，他所向往的這種類似共同體意識的政治氛圍，要想實現是需要有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與制度建設保障的，尤其是黨內要有嚴格的組織紀律與懲處機制。而恰恰是在這方面，國民黨政權並未有太多良好表現。
蔣介石
國民黨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胡漢民向來被視為比較擅長於談論三民主義理論問題。雖然他在政治鬥爭中經常與蔣介石勢同水火，但在觀察到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不良風氣方面，胡漢民的感觀卻與蔣介石頗為一致。1931年他在一次演講中指出：
目前我們黨的生氣，似乎一天一天在那裏消沉了，凡注意黨務現狀的人，都感覺：一，黨務工作，好像沒有以前的緊張；二，黨員行動，好像沒有以前的嚴肅，這兩個缺失……兄弟以為黨務工作不緊張，黨員行動不嚴肅，最大的原因，是由於訓練不夠，而所以致此，第一由於同志們心理上的錯誤，他們渾忘了總理“革命的精神，固當用於破壞，尤當用之於建設”的遺教，一以為現在革命已經成功，革命的目的，也已消失了。當此之時，是革命者享樂之時，於是奔競營謀，浪漫頹放，再不為革命來努力了……假如一個革命的政黨，不能前進，便只有落後，同時所謂革命的意義，也一定會喪失無餘！很多人説，國民黨從前兇，現在更兇了。何以呢？因為從前國民黨包辦一切，不許人家來染指，現在則包而不辦，形成了一個特殊的階級，這幾句話，很顯出了國民黨員不能深入民眾，並已喪失了革命精神的意義。試問這樣的黨，其工作將何以推進，其生命將何以維持。還不是告朔餼羊，徒勞供美飾嗎？[7]
在這裏，胡漢民也認為國民黨黨員在當時的政治結構中成為了“特殊的階級”，把革命成功視為自己可以貪圖享樂的起始，增添民眾對它的反感。曾經作為革命先鋒的國民黨，在取得政權後整個風氣大為變化，革命精神喪失殆盡。在這樣的情形下，很難想象國民黨內眾多黨員有多少建設國家、服務大眾的意願。後來國民黨政治風氣越來越敗壞，從它執政之初，就已埋下伏筆。
《北平無戰事》劇照
或許是有感於蔣介石與胡漢民所描述的那些現象普遍是普遍存在的，1932年，時任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後來擔任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的楊公達在《時代公論》雜誌上連續以“國民黨的危機與自救”為題發表了三篇文章。作為親國民黨的知識分子，楊公達毫不客氣的指出：“國民黨弄到現在，結果是：天怒人怨，成為眾矢之的；四面楚歌，大有不能自拔之勢！好像街談巷議茶餘飯後，大家都不以國民黨為然”。[8]他認為國民黨內部有許多無所事事混日子的“吃黨飯”的人，這導致國民黨行政效率低下、工作作風惡劣。他感慨：“如今國民黨裏面，無業流氓實在太多了！”
[9]而這種現象之所以出現，楊公達認為：“因為國民黨濫收黨員，甚至僅經某實力同志的介紹，成千上萬的可以來者不拒的入黨；二則因為把辦黨務當着職業看，把辦黨當着有飯吃，可以引誘無業或失業的人入黨。結果弄到中國之大，國民黨好像到處都有黨員，實際上又好像到處都沒黨員——忠黨的，貞操的。這是國民黨內糾紛原因之一，這是國民黨的致命傷”。[10]入黨程序如此隨意，黨員質量如此低劣，致使國民黨的形象一落千丈，大失民心。楊公達痛陳：“蓋以國民黨的各級黨部，數年來，因為領導人的不良，在個別地方實在是引起人民的反感不少，痛快的説，簡直就是深惡痛恨。不必説，有此現象的，當然是政治上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人民所希望的利益一點也沒有實現，這是頂大的原因。其次即是各黨部的人們，由黨員變成黨官，黨部變成衙門，勾結官紳，壓迫人民，一天一天的離開人民，終久便變成人民的對象了”。[11]
關於解決之道，楊公達説：
中國國民黨的前身，是同盟會，是中華革命黨，何以孫總理把他所領導的革命黨的名稱改來改去，正因為同盟會和中華革命黨在當時的情形，如現在四分五裂的國民黨一樣，只有孫總理大無畏的精神，把叛黨的份子，一齊革除，自己重新再幹，才會有今日的國民黨，我希望黨內有同志，能本總理的精神，從新再幹一下……要有精鋭的黨員，當組織強有力的幹部。有了幹部，那腐化惡化的份子，自然會淘汰，那軟化消極化的份子，就會自動的鼓起勇氣來參加工作。[12]
這番設想自然很好。但要想實現，必須有一個重要前提，就是國民黨的意識形態，特別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念在黨內還擁有比較多的真誠信奉者，這樣才能以此來號召黨員，重振士氣。否則所謂“孫總理的大無畏精神”，説出來沒什麼人理睬，又怎能將此作為榜樣。
對此，其實楊公達在這些文章中也已提及。他指出：“國民黨年來的錯誤，是黨的同志尤其是黨的領袖，只顧黨權的運用，政權的爭奪，而忽視黨的思想，把一部《三民主義》弄死了，或弄得沒有生氣，不去發揮他，補充他，研究他”。[13]“國民黨的錯誤是，宣傳用的是‘黨八股’的方法，辦黨也是用‘黨八股’的方法。本來不應老氣橫秋，一定要老氣橫秋，到處掛了黨部的招牌，像煞有介事的，而卻又無介事”。如此忽視宣傳，焉能指望黨員把孫中山的學説視為立志之物？楊公達的解決方案，其實已經被他自己在對國民黨意識形態工作的描述中所否定了。而為何會這樣？《時代公論》裏的一篇評論或許點明瞭原因：“國民革命軍出發之初，本有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的口號，今則對帝國主義屈服，對軍閥官僚聯絡，對買辦階級拉攏，對土豪劣紳優容放縱”。[14]“復興社”的干將劉健羣也指出：“我們認定革命之失敗不在於反革命勢力之強大，而在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分不清晰。土豪劣紳自稱信徒，貪官污吏恭讀遺囑，誰革命，誰不革命，只有天知道”。他提醒國民黨：“假如在黨治之下，黨員都變成了地主和資本家，假如主張民治，使政權落在地主和資本家的手中，還有誰來奉行總理遺教？”[15]階級基礎變了，政權性質變了，原來的那一套意識形態自然難以讓人相信。
總之，在這樣的政治風氣下，國民黨在社會上的形象越來越差。1935年，福建省閩侯縣國民黨縣黨部的一份報告描述道：
閩省自隸黨治之初，民眾視黨如天之驕子，視黨員如神聖之不可侵犯，其所以如是者，蓋以水深火熱之民眾，待援之殷，望治之切，視黨軍如王師，視主義為圭臬，視標語如信符，黨軍未至，嘗有奚為我後之懟，其信仰之深可知矣。惟時過境遷，辦理黨務者不能奮發有為，遂流於腐化；益以時會所趨，黨權不能提高，於是黨治漸移為官治，致貪污充斥，民苦難堪，而負有除暴救民之黨部負責同志，在此之時，只以息事寧人為口禪，虛與委蛇，徒事敷衍，此民怨沸騰矣。至黨員方面，平素久疏訓練，對黨觀念，本已薄弱，況多不能潔身自愛，行動流於惡化，其作奸犯科，如嫖也，賭也，鴉片也，貪污土劣也，溺者無一不盡其極，執是之故，人民對黨之信仰，則每況愈下。此不特過去本縣如是，即全省人民對黨之態度莫不皆然。[16]
其實不僅福建如此，全國範圍內也大體相似。曾擔任南京國民政府許多重要職位的邵元衝1932年年終在日記裏感慨： 黨內則分子複雜，雖中樞人計，而羣盲盈廷，或則別有作用，或則蒙騃無識，成事不足，危亂有餘，故設施每多顛倒或拂戾民意，而民生疾苦，自治基礎蓋漠然焉。[17]
到了第二年年終，他在日記裏依然憂心忡忡：
本黨黨務，以幹部力量之薄弱，內部派別之分歧，過去傾軋分化之結果，精神益見委靡。大部黨員除為小組之工具，以換取個人利益外，毫無振作自覺之精神，於智能上稍求進步。其顯著者，若西南一部分黨員，與中央始終站於極端反對之地位。而中央本身，亦光怪陸離，不可名狀，政策不定，精神散漫，聲氣不通，情感隔閡。[18]
及至1934年，他在年終的日記裏用了更重的語氣寫道：
黨內大猾小丑，朋比為惡，支離割裂，惟恐元氣之不盡，此又明季故轍，而今亦步亦趨，惟恐不肖者也。[19]
從邵氏的言説與當時的政治風氣來看，絲毫顯示不出南京國民政府有什麼“新朝氣象”。由此可見，所謂南京國民政府“黃金十年”，至少在政治領域，成績着實讓人不敢恭維。
國民黨統治後期的政治面貌
1936年，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回到南京。此時他的個人威望達到頂峯，不少人都企盼他能一面積極抗日，一面洗刷政治風氣。全面抗戰爆發後，“抗戰建國”的口號讓不少人對國民政府寄予希望。但沒過多久，國民黨政權在正面戰場節節敗退，軍隊內部腐敗現象層出不窮。與此同時，偏安與西南大後方的國民政府，非但沒有卧薪嚐膽、勵精圖治的氣象，反而越來越腐敗，越來越墮落。加之經濟領域的物價飛漲、官僚資本橫行，許多人對國民黨政權越來越失望。國民黨“毀滅的種子”也在此時開始生根發芽。
對於這些問題，國民黨內的一些人士其實也有比較清醒的認識。長期在蔣介石身邊工作，一度擔任內政部政務次長的唐縱，1941年在日記中寫道：分期平抑物價辦法，孔副院長（孔祥熙）、翁部長（翁文灝）、張部長等均不同意，惟表面上呈復委座時，避重就輕，敷衍塞責，將來定無結果。平價購銷處的舞弊，逮捕的人均一一釋放，此案亦將無結果。現在還在資本家官僚者把持得勢之時，凡是違揹他們利益時，任何主張意見，均無法實施。故雖委座苦口婆心，痛哭流涕，終無效力。[20]
1943年9月10日他在日記中的“上星期反省錄”中寫道：
好逸惡勞，人之常情。本黨在未取得政權之先，人人言革命，個個皆刻苦，今因居官位，不覺有人腐化墮落……今我政治上貪污之風，畏難苟且之習太深，一時革除不易，此輩幹部皆從事革命多年，不有功亦有勞，既不能如曾國藩之坐湘軍練淮軍，亦不能如漢高祖之去韓信、蕭何之所為，則政治上之苟變勢不可能。[21]
到了1944年4月28日，他在日記中對於政治問題的語氣就不那麼“鎮靜”了：
目今黨內何以不能再政治上起領導作用？黨的上層幹部，對於主義政策的認識，並不徹底。由革命到取得政權，思想和觀念上已為之大變，現在大家的觀念是現實問題。上級幹部在追求權位，下級同志在追求生活。主義、政治、革命，都已忘卻了，消失了！[22]
唐縱筆下的國民黨幹部，要麼已經淪落為資本家與官僚集團的代言人，要麼因坐擁職位而腐化墮落，要麼不再具有革命理想，只為自己追求權位，撈取名利。相似的，1943年張治中邀請各地三青團的複雜幹部開會檢討時局，與會人員都認為，“由於各級黨政人員之日益官僚化，少數主官治卑鄙貪污，多數公務員之困苦怠弛，以致戰時政令無法推動，而縣以下之鄉鎮保甲長，更大多為土豪劣紳所把持，利用徵兵、徵工、徵糧、儲蓄及其他機會，橫徵暴斂，勒詐苛索，草菅人命之事，時有所聞。綱紀廢弛，賞罰不明，人民敢怒而不敢言”。[23]這樣的政治風氣，與抗戰期間前線將士浴血殺敵，廣大民眾飽受戰亂流離之苦形成鮮明對比。
在此情形下，既然國民政府內部有許多這樣的官吏，抗戰勝利之後，國民黨大員在淪陷區上演一幕幕將“接收”變為“劫收”的鬧劇，也就是勢所必至之事了。
當看到各種關於“劫收”的報道後，蔣介石在1946年9月8日的日記中痛言：
黨政軍各級幹部多幼稚無能，其間且真有貪污自私為中外人大所側目，尤其是京滬一帶，強佔民房，擅捕漢奸，藉此拷作報復，直至受降年餘之今日，關於此種非法行動猶在發展，以致怨聲載道，外邦譏刺，誠使此心愧怍無地，所部惡劣，促成共匪梟張，社會混亂之一大原因。悲痛半有甚於此者，非澈底殲除不可。今日軍事外交與團務各種惡象劣彙集一身，忙迫痛苦，以此為甚，手擬禁令電稿整通，更覺疲憊矣。[24]
關於這一問題，抗戰勝利後參與廣東接收的國民黨軍事將領張發奎在回憶錄中也有一番頗為沉痛的感慨：
説到國民黨的貪污，真的三天三夜也講不完。在抗戰期間由於敵人的出現，情況比較緩和。戰後政府機關都在貪污，正如我所説，接收成了“劫”收。黨政機構每一層級都貪污。我真的揀不出任何干淨的層級……多數接收人員的低能和貪污，更直接造成了接收工作的混亂。接收人員，為個人打算的多，為國家設想的少；藏匿埋沒，折扣報銷，貴賤調換，敲詐勒索，層出不窮。結果發財是私人，吃虧是國家。[25]
張發奎
正是目睹國民黨的種種弊病，抗戰勝利前夕，一批以CC派的中央委員為主，結合國民黨內黃埔系、復興社以及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中央委員，開始推行所謂“黨政革新運動”，希望以此來洗刷政治風氣。抗戰勝利後，有感於各地層不不窮的“劫收”行為，以及黨內其他不良風氣日漸滋長，1946年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召開前夕，革新分子公開提出團結黨內同志，實行黨內民主；打倒官僚資本，實行民生主義；肅清官僚主義，實行民主政治；發揚民族正氣，保衞國家主權四種新的“革命精神”。[26]在會議上，革新分子慷慨陳詞，直指國民黨內部的腐敗作風。比如黃埔系的革新分子黃宇人就疾呼：
我們要打破國內外困難，最重要的就是刷新政治，改善民生。如果不刷新政治，改善民生，專門和各黨派敷衍，維持貪官污吏，官僚主義作風，乃是自掘墳墓。今天的黨從上到下，看不出有刷新政治的決心，也看不出有改善民生的決心，更看不出有驅逐官僚主義的決心，我們看得出的有些人要和各黨派講聯合，談協商，以鞏固貪官污吏的局面，此為協商會議造成的最大原因。因此，自今以後，如果黨要免於滅亡，最重要的辦法，就是要刷新政治，改善民生。尤其要剷除黨內外挾各黨各派以自重的，賣黨賣國的作風。[27]
另一位革新分子，同時也是國民黨內主要宣傳干將的任卓宣更是從與中國共產黨的對比中來審視國民黨的弊病：
共產黨為什麼有力量？依我看來，就是他在抗戰期內能夠動員民眾，發展遊擊得到成功。而本黨呢？對抗戰完全站在官僚主義觀點上，把抗戰看做是軍隊事情，忽略了動員民眾，發展遊擊的工作，即不完全忽略動員民眾，發動遊擊，但至少是以官僚作風來動員民眾，發動遊擊，因此，共產黨得到成功，本黨沒有成功。這樣看來，共產黨所以有力量，並不是共產黨有特別的本領，正是因為本黨有缺點而已。今天我們痛定思痛，對於官僚主義必須徹底肅清……只有把官僚主義切實肅清，徹底革新，發揚本黨固有的革命民主作風，才有挽救辦法。[28]
雖然革新分子的言論切中時弊，並且看起來充滿革命理想，但實際上，革新運動到後來也成為派系鬥爭的工具，不少人開始藉此運動來打擊異己，培植力量。特別是其中的CC派成員，將矛頭直指掌握大量政治與經濟權力的政學系。這使得本以革新國民黨內部痼疾為出發點的政治改革運動，到最後變得和國民黨歷次政爭相似，成為不同派系之間的利益紛爭。主義云云，只淪為藉機打擊對手的工具與説辭。[29]
抗戰期間，國共合作，國民黨的黨員有機會近距離和中國共產黨人接觸，通過對比而進一步啓發他們思考國民黨內部存在的問題。1944年，曾經擔任國民政府駐延安聯絡員的徐復觀，向國民政府高層遞交了一份關於邊區的觀察記，在其中不但描繪了延安的最近動態，更着眼於分析國民政府應當如何應對。他向國民黨高層痛陳： 黨團為國家民族之大動脈，新血輪。若僅及半身而止，則必成半身不遂之人。今日現象，中央有黨團，至省而實際效能已減，至縣則僅有虛名，縣以下更渺然無形無影；是黨團組織，乃半身不遂之組織；黨團之活動，亦成為半身不遂之活動。故奸偽可以控制社會，會門可以控制社會，土劣可以控制社會，迷信團體可以控制社會，而本黨團反不能以獨力控制社會。此其故，在本黨黨員團員之成份，僅以知識分子為對象，於是黨團之組織，亦自然僅以上層為對象。歷史上，必書生與農民相結合（如譚、戚、曾、左之兵），都市與農村相結合，始能發生真正之力量，造成鞏固之基礎。社會進步，今日之書生與農民（包括其他勞動者），不僅應以官民、官兵之關係結合；且須以同志之關係相結合。能先以同志之關係相結合，則進而以官民、官兵等關係相結合，乃能膠漆無間，而不至發生反撥作用。且必須能與農民以同志關係相結合之書生，乃為真正有用之書生，否則為百無一用之書生，甚且為敲脂吸血之書生。故本黨今後組織之方向，必須為書生與農民之結合，以書生黨員領導農民黨員。於是黨之組織乃能深入農村，黨部乃有事可做。[30]
此外，與近20年前身為“改組派”主要理論家的陶希聖的觀點相似，徐復觀也在強調國民黨的社會基礎在一點一滴的流失：
今日本黨之主義，領袖之旨意，政府之政策與法令，皆已有明確之社會方向。然在實行之際，則輒陷於各式土劣之手，於是一切良法美意，無一能真正實行，無一不變質減量，而歸於廢紙，此乃因在政治行動時，迷失其社會方向使然也。故今日必承認社會確有各式之土劣存在，而土劣之根源，在於土地制度之不合理。任何政策法令必須以大力摧毀土劣之包圍，以直達於平民，並切實推行土地政策，解決土地問題，乃能立政府之威信，增行政之效能，造成社會之真正力量。凡今日欲利用所謂士紳以推行政令法令者，若非對社會之認識不清，即系含有不可告人之隱之人也……抗戰以來，社會風氣之壞，社會現象之危險，至今日而已極。此安可不明定政治行動之社會方向，用大力以赴之，以為正本清源之計乎？[31]
可見，在徐復觀看來，國民黨面臨的最大危機就是基層組織渙散，黨員脱離羣眾。他認為解決之道關鍵在於能夠與廣大農民打成一片，並且與土豪劣紳徹底切割。之所以能有此看法，很有可能是他根據在延安的詳盡考察，認識到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迅速崛起，關鍵在於堅持“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的羣眾路線，堅決維護大多數農民的利益，不斷強調黨的階級基礎，這不但應驗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古訓，而且有效解決了近代以降中國農村所面臨的許多困境。不過，對於充斥着權貴氣息的國民黨而言，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1948年，徐復觀在參加一次黨內座談會時頗為失望的指出：“黨的失敗根本就在土地問題與農民問題之未能合理解決，只要根本解決土地問題，使黨成為農民的黨，才是黨的新生。我曾寫了一個方案，然而後來又沒有了下文，現在來談這個問題，不能不使我痛心”。[32]
徐復觀在這裏提到了農民問題與土地問題。正如其言，當時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都是農民，能否解決農村當中的土地分配，對於任何政權而言都是成敗之關鍵。今天一些所謂的歷史研究，刻意抹殺解放前土地問題的緊張程度，甚至認為民國時期的農村沒什麼剝削，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的土改政策。這明顯是一種帶有特定政治訴求的“反歷史”論調。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落後的租佃關係與土地分配不平均，導致貧苦農民生計維艱。浙江省的無地農民佔全省農村人口的70%左右。北方冀、魯、豫三省，佔農村人口一半以上的普通農民僅擁有大約16%的土地，而只佔農村人口6%左右的富户與地主，卻擁有全部耕地的33.13%。[33]1928年，國民黨在統治基礎頗為穩固的浙江省施行“二五減租”，但當地地主不斷阻撓，並刺殺國民黨地方黨部幹部，一些有勢力的地主甚至揚言如不取消“二五減租”，就不交納田賦。最終，浙江省政府迫於壓力於1929年4月取消“二五減租”。[34]1930年國民政府頒佈《土地法》，在實質上肯定了地主階級對於土地的佔有權與租佃權。[35]雖然蔣介石偶爾也在日記中透露計劃解決土地分配問題，但直至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政權都始終未能採取有效政策。1948年，張治中向蔣介石提交了一份《對當前國是之檢討與建議》。他指出農村裏土豪劣紳把持政權，農民受盡剝削：
雖本黨之政綱政策悉以三民主義為內容，然一切未付實施，如同廢紙。此二十年來，除對抗日為遵循民族主義之行動以外，所謂民權，實際上則為官權紳權與土劣之權。基層農村直接領導人民以至代表民權之分子，悉為土豪劣紳、流氓地痞。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善良側目，道路嗟怨。人民對本黨政權之失望，已達極點。此為職在家鄉身歷其境所得之印象，絕非過甚其詞。至於民生主義，首重平均地權，主要之目的在解決土地問題亦即農民問題，而使耕者有其田。直至今日，不但對此一目標杳不可即，甚至最初步之辦法——二五減租，亦礙難實行。而豪強兼併，變本加厲，貧農之痛苦日深，思亂日甚。[36]
張治中説在當時農村的社會經濟結構下，所謂“民權”，多為紳權與土劣之權，廣大真正意義上的“民”，並不能享受這些“權”。時任中央日報記者的龔選舞在回憶1947年底國民黨召開的“制憲國大”時的一個片段，正好印證了張治中的這一觀點。這段回憶極具代表性：
記得早年我念中學之際，在四川崇慶故鄉，曾與縣城裏的首席土豪施德全緊鄰而居……想不到多年後，我在採訪國大新聞時，竟在一處審查會上碰到了代表青年黨出席的施先生……事後我得到家信，説是這位施先生回家之後，還一個勁在縣城裏為我吹噓……這位施先生……他出身一個地主家庭，初中畢業後先在家裏閒居，繼在劉湘部下擔任採買處長，賺了些錢，便回老家做起鄉紳。青年黨這時在四川極為活躍，到處吸收黨員，施在地方既饒有家財，復頗具勢力，乃為該黨吸收，先後出任縣清共委員兼捕緝科長，進而升充名列士紳之首的防團局長兼徵收主任，在縣內擅設關卡，濫收商税路捐。記得我們兩家比鄰而居之際，便常見他穿着中山裝、大搖大擺、神氣活現縱橫市上，背後總是跟着兩、三個腰懸盒子炮的保鏢，路人為策安全，無不退避三舍。
及政府決定召開制憲國大，邀請中央及各路民主黨派補提國大代表，這位在地方上有財有勢的施先生在報效、爭取之餘，更被青年黨遴選為新科國代，穿着一身寬寬大大英國毛料裁製的西裝進京參與廟堂議事盛會。那天，居然還拿着黨部交給他的發言要點，當場戰戰兢兢照念如儀。
他本來是個徹頭徹尾土裏土氣的土豪劣紳，自從捐班弄了個制憲國代，再打從京城裏鍍銀歸來，據説完全變了一個人，往日的長袍馬褂早已封存箱底不説，即使是當團防局長時穿着的中山裝也被棄置一旁，成天招搖過市之際，穿上的全是上海師傅裁製的時興合身西裝。不過穿着西裝並不表示他變得“文明”，在縣裏，他越發的恣意橫行，槍殺政敵固然無人敢置一詞，縣中招生讓他女婿落榜，也居然強迫校長舉行復試，破格錄取。大約是在縣境裏做土皇帝，自我膨脹得弄昏了腦袋，以為自己掌握一羣持槍執械的民團，便足以宰割一方。
一九四八年共軍入川，他未能權衡輕重，竟與我縣另一世襲豪紳黃鰲（潤泉）、黃潤琴兄弟組反共救國軍，負隅頑抗。可是連胡宗南的五十萬大軍都不中用，他們那批烏合之眾又能起什麼的作用？結果兵敗逃亡之後，終於兩年後在外地被捕，再押回老家與黃家兄弟一同在公審之後當場槍決。[37]
從這位施德全的經歷，可以窺見國民黨政權的性質，特別是其所宣揚的“民權”之實際內容，以及它為何無力（或曰“無意願”）解決土地分配問題。
《北平無戰事》劇照
蔣介石本人的言行，同樣可以證明這一點。1946年國民政府頒佈《收復區土地處理暫行辦法》，規定所謂“收復區”內的土地，如果被“奸匪組織非法處分之”（即土改），則一律視為無效，私人產業一律發回原主。這意味着經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改而獲得土地的農民，他們的土地將被地主重新收回。此外，解放戰爭中流亡至別處的地主，以“還鄉團”的名義跟着國民黨軍隊返回原籍，向得到土地的農民追回土地。國民黨方面甚至派軍隊保護這些地主進行索取。這表明國民黨政權與這些地主豪紳合作，代表他們的利益與訴求。[38]更有甚者，蔣介石還對自己不能徹底解決土地問題製造出一套説辭。在他看來： 譬如“分田”，要使耕者有其田。這本是本黨的理想，如果照本黨的土地政策去做，由政府貸款予佃農，使之向地主分期還本，若干年後，佃農即可領得耕地，而成為自耕農。這個辦法，地主與佃農雙方都可以接受，本是很好的辦法，而共匪偏不採取這個步驟，一定要“揠苗助長”，用強迫的辦法，不僅強迫沒收地主的土地，而且強迫佃農接受土地。對於一個有志氣而自食其力的農人，這種不勞而獲的收入，無異是一種侮辱！[39]
在這裏，蔣介石所謂的“好辦法”，自從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從未有效實施，因此很難讓人看到它“好”在哪裏。而他竟將被剝削的佃農因土改而獲取土地稱為對其的“一種侮辱”，甚至鼓吹“有志氣”的佃農不應如此“不勞而獲”。對於長期處於貧困與飢餓狀態的廣大農民來説，這番話堪稱典型的胡言亂語。能説出這樣的話，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敗亡，不是顯得很正常嗎？
國共之間的本質區別
以上就是從國民黨方面人士的各種言説當中，呈現南京國民政府的一些基本的政治癥結。而在今天，一些帶有“醉翁之意不在酒”色彩的史論強調，與中國共產黨一樣，國民黨也深受蘇聯影響，將後者的組織模式借用過來，因此在表面上看起來與中共無甚差別。但這樣的觀點或許忽視了，中國共產黨一直強調羣眾路線，讓黨員幹部與羣眾相結合，為廣大窮人謀幸福。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在當時強調：“我們共產黨人，無論在什麼問題上，一定要能夠同羣眾相結合”。他號召廣大黨員“應該走到羣眾中間去，向羣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後再告訴羣眾，並號召羣眾實行起來，解決羣眾的問題，使羣眾得到解放和幸福”。他警告，一旦忘記了這些，就有可能“沾染了國民黨的作風，沾染了官僚主義的灰塵”。可見，毛澤東非常在意中國共產黨是否能避免在國民黨身上體現出了的各種毛病。在他那裏，“國民黨式”的政治是一個負面的符號，他指出：“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也是這樣，那末，這種黨員的作風就是國民黨的作風，這種黨員的臉上就堆上了一羣層官僚主義的灰塵，就得用一盆熱水好好洗乾淨”。[40]
新中國成立之後，毛澤東依然十分警惕這種“國民黨式”的政治作風在黨內出現。1958年5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中強調領導幹部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他説： 我們有些幹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資格吃飯，做了官，特別是做了大官，就不願意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這是一種很惡劣的現象。靠大官吃飯，靠資格吃飯，妨礙了創造性的發揮。因此，要破除官氣，要掃除官氣，要在幹部當中掃掉這種官氣。誰有真理就服從誰。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裏，也不能服從你。[41]
而據參加此次會議的時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魯笳回憶，毛澤東會上就指出，“官氣是從哪裏來的？是從清朝、國民黨那裏來的”。他還説：“共產黨員如果官氣十足，那就是國民黨作風”。[42]
此外，陶魯笳回憶，1963年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指出，“幹部參加勞動不但沒有耽誤工作，而且各項工作都搞得更好了”。他強調：“幹部不參加勞動就可能變成國民黨”。同一時間，在批閲一份浙江省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文件時，毛澤東希望通過社會主義教育，“使我們的幹部成為既懂政治、又懂業務、又紅又專、不是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脱離羣眾，而是同羣眾打成一片、受羣眾擁護的真正好乾部”。[43]總之，毛澤東十分警惕出現新的特權集團，警惕官僚主義在黨內蔓延，強調共產黨員不要忘記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基本區別在哪裏。
（本文完整版刊於《東方學刊》2020年第2期。）
參考文獻：
[1]《蔣中正日記》1932年7月1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館藏。
[2]《蔣中正日記》1932年9月1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館藏。
[3]《蔣中正日記》1932年12月16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館藏。
[4]蔣介石：《“討逆”勝利後本黨之重要關頭》，《中央黨務月刊》1930年第27期，第132—133頁。
[5]蔣介石：《如何創造黨國的新生命》，載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3卷，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84年版，第602頁。
[6]蔣介石：《如何創造黨國的新生命》，載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3卷，第604、605頁。
[7]胡漢民：《黨的訓練問題》，《中央黨務月刊》1931年第31期，第9、10頁。
[8]楊公達：《國民黨的危機與自救》，《時代公論》1932年第4號，第7頁。
[9]楊公達：《再論國民黨的危機與自救》，《時代公論》1932年第7號，第14頁。
[10]楊公達：《再論國民黨的危機與自救》，《時代公論》1932年第7號，第14—15頁。
[11]楊公達：《關於黨部組織簡單化》，《時代公論》1932年第13號，第45頁。
[12]楊公達：《關於黨部組織簡單化》，《時代公論》1932年第13號，第46頁。
[13]楊公達：《國民黨的危機與自救》，《時代公論》1932年第4號，第8頁。
[14]毅：《懲治貪官污吏辦法》，《時代公論》1932年第9號，第2頁。
[15]劉健羣：《復興中國革命之路》，《中國革命》1934年第3卷第4期，第10、11頁。
[16]朱宛鄰編：《福建省黨務概況》，轉引自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修訂增補本）》，第313頁。
[17]王仰清、許映湖整理：《邵元衝日記》中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41頁。
[18] 王仰清、許映湖整理：《邵元衝日記》下冊，第1066頁。
[19] 王仰清、許映湖整理：《邵元衝日記》下冊，第1194頁。
[20]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北京：羣眾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頁。
[21]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第379頁。
[22]公安部檔案館編注：《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第426頁。
[23]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北京：華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67頁。
[24]《蔣中正日記》1946年9月8日，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檔案館館藏。
[25]張發奎：《張發奎口述自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版，第324頁。
[26]周維朋：《戰後中國國民黨派系關係之研究——以黨政革新運動為中心的探討》，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頁。
[27]《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速記•第八次會議》，轉引自周維朋：《戰後中國國民黨派系關係之研究——以黨政革新運動為中心的探討》，第100—101頁。
[28]《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速記•第八次會議》，轉引自周維朋：《戰後中國國民黨派系關係之研究——以黨政革新運動為中心的探討》，第102—103頁。
[29]周維朋：《戰後中國國民黨派系關係之研究——以黨政革新運動為中心的探討》，第109—122頁。
[30]徐復觀：《中共最近之動態》，載《徐復觀雜文補編》第5冊，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08年版，第37頁。
[31] 徐復觀：《中共最近之動態》，載《徐復觀雜文補編》第5冊，第39頁。
[32]徐復觀：《揭開中共土地政策之謎（座談記錄）》，載《學術與政治之間續篇（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頁。
[33]楊奎松：《中國近代通史•內戰與危機（1927—193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4頁。
[34]林桶法等著：《中華民國專題史•國共內戰》，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91頁。
[35]林桶法等著：《中華民國專題史•國共內戰》，第292頁。
[36]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第291頁。
[37]龔選舞：《一九四九國府垮台前夕：龔選舞回憶錄》，台北：衞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307—309頁。
[38]汪朝光：《中國近代通史•中國命運的決戰（1945—1949）》，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7頁。
[39]蔣介石：《剿匪軍事之新階段與新認識》，載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2卷，第289頁。
[40]毛澤東：《組織起來》，載《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頁。
[41]毛澤東：《幹部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載《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頁。
[42]陶魯笳：《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頁。
[43]陶魯笳：《毛主席教我們當省委書記》，第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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