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破產製度首次亮相：“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可以合法不還錢了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新聞週刊”（ID：chinanewsweekly），作者周羣峯。

6月2日，深圳市人大發布了《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徵求意見稿）》，這是“個人破產製度”在中國的首次亮相。

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下，公司可申請破產，個人則不能。深圳率先在全國建立個人破產製度，被認為是具有先行先試意義的“破冰”之舉。

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委員、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員會委員孫迎彤告訴《中國新聞週刊》，2006年頒佈的《企業破產法》，因未涉及個人破產的內容，被稱為“半部破產法”。因此，業內一直呼籲形成完整的個人破產法。“這部條例在深圳的醖釀已經有很長時間。深圳經濟比較活躍，個人信貸也有很大規模，但是經常遇到涉及個人長時間甚至終身難以償債的法律難題。”孫迎彤認為，現在，無論是深圳的需求，還是全國人大法工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對深圳先行先試的積極態度，都有利於深圳出台該條例，“可以説，這個條例是天時地利人和的一個成果。”

破解“一次創業失敗、終身揹債”

廣東省律師協會破產與清算法律專業委員會主任、國浩律師（深圳）事務所合夥人盧林是深圳個人破產立法的主要推動者之一。

深圳探索建立個人破產製度已歷時六年。2014年6月，時任深圳律協破產委主任的盧林，以深圳律協的名義，起草過一個《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草案）》建議稿，並遞交到深圳人大法工委。

之所以起草該建議稿，與他長期從事破產清算工作的經歷有關。“深圳經濟活躍，超過90％的企業為民營企業，但是很多創業者，並不順利。”他稱，深圳之所以在個人破產的立法工作走在全國前面，根本上是因為深圳市場經濟發達，對與市場經濟發展配套的商法要求更急迫。

深圳市人大在對該意見稿的説明中提到：截至2020年1月底，在深圳登記設立的商事主體已達329.8萬户，其中個體工商户123.6萬户，佔比為37.5％。除此之外，還有大量自我僱用的商事主體以微商、電商、自由職業者等形式存在。“由於個人破產製度長期缺失，這部分商事主體一旦遭遇市場風險，需要以個人名義負擔無限債務責任，不能獲得與企業同等的破產保護，無法實現從市場的退出和再生”。

盧林認為，既有企業破產條例，又有個人破產條例，才能對整個經濟發展起到良好的調節作用。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企業破產法》中規定，企業在完成破產重整後的剩餘債務將得到豁免，但是債權人可以追究其他保證人的經濟責任。通常説來，破產企業的貸款銀行都要求法定代表人、高管，及其親友等要簽訂保證擔保協議。但是，破產重整後，企業法定代表人等的保證責任不能豁免，這造成了很多人“一次創業失敗、終身揹債，甚至連累他人”的現象。

比如，盧林接觸的案例中，經過破產重整後，深圳某藥企獲得了重生。但是，很多債權人還是要求法院對該企業創始人的相關財產進行強制執行等。這位創始人沒心思繼續經營該企業，只得把該企業賣掉了。

還有一位視頻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在企業破產後，儘管已經通過重整讓企業復甦。但是，他還是被法院限制消費。有時要從深圳去外地談合作，別人能坐高鐵、飛機，他只能坐二三十個小時的普快。“這種現象不是個案，希望個人破產立法後，能為更多的創業者解除後顧之憂。”多位深圳企業家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對盧林的這份建議稿，有些人大代表認為，當時財產登記制度、個人徵信制度等不完善，出台該條例的條件不成熟。但盧林認為，深圳早在2002年就建成了較為成熟的個人徵信體系，而且西方一些國家早在100多年前就制定了個人破產法。他不甘心：“難道我們現在比他們當時的情況還不成熟？即便不成熟，出台後也會倒逼改革。”

2015年年底，深圳人大常委會將制定該條例列入五年立法規劃。但2016年，該事項當時未被全國人大批准，深圳個人破產立法工作，開始長時間擱淺。2019年6月，國家發改委、最高人民法院等十三個部門聯合印發《加快完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明確提出要研究建立個人破產製度。同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其中提及用足用好深圳的立法權。

重啓的時機已經成熟。今年4月28日，深圳市六屆人大常委會第四十一次會議對《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草案）》進行了第一次審議。

保護“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

盧林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深圳這部條例注重保護的就是那些“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他們在創業途中，出現了債務危機，也沒有藏匿債務，在這種情況下可以為自己申請破產。申請通過後，一些債務就可以得到豁免。

徵求意見稿顯示，債務人申請破產的，應當向人民法院提交破產申請書、誠信承諾書、破產經過説明、收入説明、社保證明、納税記錄等多個材料。

對於提供在深圳的繳納社保記錄的原因，孫迎彤稱，有些人雖然是深圳户口，但不在深圳工作，這類人在外地欠債後，就無權來深圳申請破產，“設置社保門檻，就是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的出現。”深圳市人大在對該意見稿的説明中稱，之所以定為“個人參加社會保險連續滿三年”，是考慮到深圳作為移民城市，實際居住人口數量遠遠超出户籍人口數量，因此應滿足一定條件的實際居住人口。而一般參加社會保險連續滿三年的，不僅相關的財產登記、社會保障等信息已基本完善，也説明其已為特區經濟發展作出一定貢獻，並一定程度避免出現“來深避債”的情況。

該意見稿中提到的債務人可申請豁免的財產，包括債務人及其所扶養人生活、醫療、學習的必需品和合理生活費用；為職業發展需要必須保留的物品或者合理費用；對債務人有特殊紀念意義的物品等。

其中，“為職業發展需要必須保留的物品或者合理費用”，是盧林和一些專家堅持加入的。他舉例，“比如債務人在深圳家住南山，但在鹽田上班，每天靠駕駛一輛廉價的二手車上班。這時候，如果這輛車也被法院給強制拍賣還債，這樣就會造成他還錢能力更弱了，會使得債務人和債權人兩敗俱傷。”

對於債務人的申請，深圳此次設置了“三年考察期”：“只有債務人如實申報財產，遵循誠實信用原則，主動移交財產並配合處置，履行應盡義務、遵守相關行為限制決定，才能依法獲得剩餘債務免除，而宣佈破產三年後才可以申請免除債務。”

在這三年考察期內，債務人在出行、個人消費、購買不動產和車輛、子女上學方面會受到諸多限制，職業資格也會受限。“如果在三年考察期內，債務人被發現有藏匿資產行為，就會被撤銷豁免，對餘債繼續承擔清償責任，嚴重的將涉嫌破產欺詐等刑事犯罪。”盧林稱。

考察期的設置在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個人破產法律中也有出現，如美國設置為七年、中國香港設置為四到五年，深圳條例草案中因何規定三年？

孫迎彤表示，實際上是三到五年，其中有兩年屬於法院認為有必要延長的情況下是可以延長的，“因為經濟社會發展非常迅速，產業和產品迭代速度也比原來快了很多，為了讓創業失敗者能夠儘快地融入社會，重啓自己的智慧對社會作貢獻，三年可能是一個比較恰當的時間。”

防“老賴”，也防濫用

條例出台後，是否會為老賴惡意討債提供便利？也是輿論關注的一個話題。

孫迎彤説，在申請破產之前的三個年份中，所有的債務以及資金往來的信息都要提交給法院，這樣可以評估其中有沒有惡意欠債、惡意逃債的可能性。他認為，該條例正式出台後，如果得到切實執行，對防範老賴通過申請破產的方式來逃避債務的行為，能起到很大的阻礙作用。

在盧林看來，個人破產製度不僅不會導致“老賴”的惡意逃債，還能起到防範這類行為的作用。個人破產製度的建立與個人財產申報制度密切相關，需要債務人自行申報財產清單，由律師、會計師、審計評估人員等專業人士來調查核實財產，並與個人信用評估、破產復權制度相結合，這些環環相扣的制度設計會給誠實的人一個“東山再起”的機會，也會讓不誠信的人嚐到苦頭。因為他們一旦作弊，被發現後就不會免責。

意見稿顯示，除了債務人自己申請破產，債權人也可以申請債務人破產：單獨或者共同對債務人持有50萬元以上到期債權的債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對債務人進行破產清算的申請。

對於50萬元的門檻設置，孫迎彤介紹，這是經過反覆討論後初步設定的。在徵求意見過程中，一些專家通過對深圳當前的經濟發展條件和債務形成的數據進行關聯分析後認為，這個數據已經達到了有可能不能完全償還的情況。

孫迎彤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隨着經濟發展等因素，在司法實踐中，50萬的門檻也可能會調整。而且，進入司法程序後，法官有自由裁量權，比如法院在瞭解借貸關係、資產和企業情況後，法院也有不受理該案的權限。

盧林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在通常情況下，債權人沒有動力申請債務人破產。所以，有的國家在個人破產立法方面，直接刪除了債權人申請債務人破產的情況。深圳條例中設置50萬元的門檻，也是為了限制債權人的惡意申請，可以防止小額債權人濫用破產程序。

財產追蹤難題

深圳首吃螃蟹，會面臨哪些難題？

盧林認為，個人破產製度實施的難點在於財產查詢。隨着個人財產分佈越來越多元化，比如存在家族信託、存款放到境外的情況，一些自然人的財產流動、收入申報還不夠清晰，財產查明核實難度很大。而個人破產製度逐步建立和完善後，税收、工商、銀行、不動產登記管理機構之間聯繫愈加頻繁，可能會有助於形成一個有聯動互通機制的系統。

深圳市人大代表趙廣羣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將財產轉移到境外等情況，不屬於查詢難的問題，而是處置難的問題。因為法院的查詢渠道很多，力度很大，債務人如果通過轉賬手段，向境外轉賬藏匿資產，轉賬記錄也能查清。如果債務人通過地下錢莊轉移財產，查詢去向時會遇到一定難度。但這並不影響法院認定其財產去向不明、財產不清晰的事實。

他表示，關於債務人的財產問題，法院的查詢工作要公開、公正，要查詢到債務人持續的財產變化狀態，而不是隻查某個時點的狀態。查詢結果和結論，也要向相關人員進行書面回應。此外，還要在全社會範圍內建立整套信用機制，提高失信的責任和成本。

對個人破產的案件，在深圳審判完後有兩種可能性：其一，如果一方不服，可以上訴至廣東省高院。但省高院審判會不會無法可依？其二，因當事人債務關係不僅在深圳，如果有人在其他省市法院對其起訴，是否優先於深圳條例？孫迎彤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這兩個問題相信後續全國人大和最高人民法院會妥善處理，以司法解釋等方式明確管轄權等問題。

多位受訪的業界人士認為，條例落地後，能幫助“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走出債務困局，深圳的市場退出機制也由此更加健全，還能優化深圳的營商環境。

孫迎彤也相信這一點，他希望，“深圳先行先試，如果運行效果符合預期，相信推廣為全國性法律的時間也不會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