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雲：為何宋代以後，中國文化形成了穩定結構？

【文/許倬雲】

遼（金）和西夏，與宋代中國時戰時和。我們必須瞭解，這兩個國家與宋國之間的關係，並不同於過去匈奴、突厥與中國。他們並不志在侵入中國、取得土地，他們主要的要求是中國贈納絲帛和銀錢。這些絲帛，大概也成為商品，被轉運到西方謀取利潤。因此，宋代對北方敵國，並不常常以戰、守為選項，而是以繳納歲幣來購買和平。宋、遼之間還有南海香料的轉運，將南海諸島出產的各種香料，經過遼國運往西方——遼國獲得的是中轉利潤。

日本和高麗那時沒有在東西貿易的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不過，他們和中國之間也有商品的來往。例如，宋國自己產銅不足，常常要向日本購買銅斤。高麗也常常承擔日本和宋之間的中轉貿易。至於宋和回鶻、吐蕃等之間的關係，河西和隴右具有重要的轉運作用。宋國已經沒有可以養馬的地方，必須經過西方這條道路，以購買草原上的馬匹。對宋而言，戰馬不夠，和平的貿易卻是雙方都可獲利。從這些角度來看，我的討論角度就和單純的漢族民族主義、正統主義的傳統看法，有相當的差異。

宋自居是中國正統，可是，眼看着四周的鄰邦都比自己強大，甚至人口僅有數百萬的西夏，由於兵強馬壯，也不是宋能夠抵禦的。開國之時，宋太祖擔憂大將擁兵自重，就像他自己一樣可以隨時取代皇位，於是杯酒釋兵權，宋室解除武人篡位的危機。宋國因此重文輕武，武備不振。如前文已説，宋的周邊，能夠養馬的地方都已經屬於契丹或西夏，那個時代，沒有馬匹就不可能有強大的軍力。雖然自居為正統，宋終於無法不向四鄰低頭，每年以歲幣交換和平。真要論經濟價值，一年花上一些財帛換來和平，省下了養兵和作戰的費用，其實也相當值得。不過，中國損失了尊嚴，也沒有自衞的主動能力，這是宋國開國以來就必須面對的兩難之局。兩宋三百年，始終無法脱開這魔咒。

若論文化的高下，遼國和西夏都相當程度地接受了中國的文化。在生活方式上雖有南、北之分——例如，北方多用乳和酪，南方只是飲茶；在其他方面，尤其日常的工藝，從考古的資料看，這兩個北方的胡人國家持有的水平並不低於中國，無論是瓷器、冶金、編織、建築等，都達到了與當時宋國同樣的精密程度。西夏的鋼劍鋒利無比，東方稱最。兩個北方國家的醫術和算術，由於接受唐代已經綜合的東、西傳統，而且頗已普及民間，其水平也不下於宋人。遼國和西夏的知識分子所接受的教育，也是中國傳統的典籍。從他們的著作看，水平也不低下。遼與西夏各自創造了自己的書寫文字，借用漢字部首來書寫拼音文字。遼文（契丹文）還有大字、小字兩種文字，各有特定用途。

南北相比，只是宋國的都市化比北方國家高出一籌。畢竟，北方兩個國家還是一半以牧養為生，一半才是農耕和城居；而宋國完全是精耕農業，配合市場經濟和區間貿易，構成一個綿密的商品經濟的交換網絡。

政治制度方面，遼國的政府結構是二元的——契丹人的貴族和其他歸附契丹的遊牧族羣，佔有偏北的牧地；本來屬於中國的偏南地區，漢人卻是居住在都市和村落裏，以農業和商業謀生。因此，遼國的統治體制分為南北兩部：北院管理胡人，南院管理漢人。而且，有些漢人居住的城鎮被劃為某些貴族的領地——例如，皇后、王子、皇親都可能得到一些采邑，供養他們的日常生活。國家是一個戰鬥體，胡人是服兵役的主體，漢人不過是附屬的差役——在軍中，胡、漢地位完全不同。如此安排的兩級制，當然引起北方地區漢人極度的不安與不滿。偏近南北邊界的一些漢人組織為地方性的武力，據地自保。他們有些是民間自衞組織的制度化，也有些是前朝邊防部隊的延續。這些地方武力，在金、元佔領北方時，還有若干地方軍閥以“漢軍元帥”的身份存在，保持半獨立的地位。

《清平樂》宋仁宗劇照

西夏相比於遼國，國小人少，正因為如此，居於統治地位的胡人，和他們國內的漢人居民，其社會地位存在更大的差距。西夏內部族羣的不平等，較之遼國情形更為嚴重。如此族羣分歧，終於孕育了北方漢人的族羣意識。

北方的漢人發展了族羣意識，宋人立國的尷尬地位，也使宋人重新思考胡漢之間的差別。大唐開闊的胸襟，本來是遠悦近來、來者不拒。在天可汗加大皇帝的格局下，胡漢之間並沒有嚴重的階級差別。唐代接納各種外來的思想和信仰，祆教、摩尼教、佛教等和中國原有的道教、儒家並存，中國並不需要特別標榜本土的文化特色。也因此，這些外來的信仰和思想，在唐代可以相當自由地混合、重組，構成新的體系。佛教就是最好的例子，唐代佛教華化，東土佛教實際上已經不同於印度的原始佛教，也不同於南傳和中亞的佛教。

安史之亂以後，唐代長期混亂，各種胡人以中原為戰場，奪取中國的子女、金帛。喪亂屈辱之餘，漢人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化價值，韓愈、李翱遂在中唐以後提出對中國文化的反省。從唐初到盛唐，儒家思想的研究和推廣並沒有出現出色的成績。韓愈提出的“原道”，乃是重新肯定本土的文化傳承，將儒家的終極關懷之處，歸結為一個“道”字，其內容則是儒家的仁、義、禮、智。站在儒家的立場，韓愈高舉排除外來傳統的旗幟，將佛教等外來宗教當做夷狄的文化，主張重新確認華夷之辨、內外之分。

唐代晚期種下的這一股本土化潮流，在宋國開花結果，引發了對於儒家理論新的闡釋。宋學一脈，代替了漢代以下的儒學傳統。宋學的起始，在初期也是從宇宙論和知識論下手，其中採用了不少道家的成分。但在北宋理學發展的重要階段，卻是逐漸走向“內聖”修己的方向，不太注意“外王”濟世的部分，也不太注意宇宙論和知識論。北宋理學派別眾多，互相批判，形同水火；他們之間，兼容、綜合的工作反而不多。經過靖康之變，國亡家破，只剩半壁江山。宋代學者痛定思痛，開始注意到人間的秩序。朱子之學，特別注意人間的倫理，將一切人事都放在倫常的規範之內。朱子在世時，朱學並沒有成為顯學，可是跟着時代的需要，朱學很快就成為儒家的正統。

兩宋學者組織的儒學，可以説是漢代以來規模宏大、海納百川的文化傳承，此時結晶而成的一套嚴整的思想體系。結晶化——正如碳結晶為鑽石，堅實無比，可是從此失去彈性。儒家經過兩宋的錘鍊，使中國文化思想成分，有一個明顯而可以遵循的模式；可是，也從此拘束中國文化，失去了吸收外來成分的能力。儒家思想的宋學化，既有其時代的需要，也有其長久的影響。是功是過，將是我們不斷辯論的課題。

與儒學發展相併行的，則是宋代儒生的社會地位。如前所述，宋開國以來，壓低過去武人的社會地位，重文輕武，政府中的職位全由文人擔任。開國以後不久，這些文職人員，大多科舉出身。唐代的科舉制度鬆懈，關説、援引乃是常事，其實並不認真考核舉子的學問和能力。宋代的科舉制度則是非常嚴密的規劃，不僅確定瞭如何考核舉子對經典的理解，也有許多防止作弊的措施。今天我們習慣於台灣的大學聯考和大陸的高考，都會理解在這種考試製度下，記誦而不是發揮，才容易取得高分。一代又一代，經過考試的磨鍊，學生們往往失去了自動自發的學習精神。宋代科舉出身，在政府中有相當的保障，一登龍門，名利雙收，對於儒生當然有極大的吸引力。這種方式，經過幾代的發展，就會孕育出一個讀書人的社羣，在社會上佔有一定的地位。

《清平樂》范仲淹劇照

既然考試的知識範圍需要根據當時官方認定的理論來確定，參加考試的舉子們當然也就受這一套理論的薰染，難以有自己的意見。北宋王安石變法，對於儒家經學有一定的解釋，只要“新政”存在，這一套官訂的學問就約束了一代的思想。王安石“新學”的權威並沒有維持很久。但是，儒學本身的權威，卻從此成為中國思想不可撼動的力量。自漢代董仲舒以後，曾經有想將儒學定於一尊的願望，但這一個願望，直到宋代才算完成。對於中國文化的整體而言，這一個結晶化造成的僵化，毋寧是災害大於貢獻。

儒生社會地位的穩固，其齊家治國的理想相當程度地促成了“家族”的形成。宋以後的家族不同於漢代的豪族，也不同於唐代的大族，那些都是由一個核心家庭領導很多附屬的人口所構成的社羣共同體，宋代家族基本上是血緣的組織，也許不過三五代的直接親屬，這些數十口到將近一百人的親緣族羣，構成互助共存的生活共同體。宋代開始，親緣團體擁有族產，作為照顧親人的具體福利，例如義學、養老，等等。讀書人成為一個社會羣體，又能以親緣脈絡延續其地位，遂形成士據“四民”之首的優越地位。在每個縣級地方上，儒生家族常常號稱耕讀傳家，若干家族即可結合成為地方上的主要穩定力量，他們也就是地方上最常見的利益集團。這種變化，確定了中古以後中國社會的基本模式，以至於要到近代才有根本的改變。

中國史研究上，所謂唐宋轉換，是一個重要的課題。這一重大的轉變是多方面、各種條件的互動，是經過五代以後長期的演變才完成的，才形成了前近代中國的格局。回顧過去，“漢人”的確定性，在天下國家體系內並不顯著。在宋代，四周同時存在幾個政權體制，雖然和典型的列國體制並不完全相同，終究還是有了爾疆我界。有了“他者”，中國本部之內的人才肯定“我者”自己是所謂“漢人”。“中國”也在列國之中，被界定為一個以漢人、儒家為主的，配合佛、道來作為其本身文化的地區。若與東亞以外其他地區發展對比，歐洲的天主教會在這個時代凌駕於列國體制之上，伊斯蘭文化地區雖然有不同教派，各自在其領域之內以教領政，也是有一個普世性的政治系統。中國的發展，與這兩個地方的發展有其類似處，即儒家的普世價值性可以超越“中國”，可是“中國”終於失去了“天下國家”海納百川、包容一切的特色。

相對而言，歐洲在近世經過宗教革命和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普世教會從此解體，只剩下梵蒂岡教會的形式。伊斯蘭世界經過歐洲帝國主義的衝擊，其各個教派只能管到自己的教眾，在實質上也失去了普世特性。倒是中國的儒家，並沒有教會，也沒有明顯的組織。儒生是寄託在政權的體制內，朝代可以改變，可儒家權威及其造成的社會制度，卻是長久存在、難以改變。這是中國歷史的弔詭性：穩定——甚至超高度的穩定，卻難以適應外力引起的新環境。

有宋一代，實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兩漢的堅實基礎，隋唐的宏大規模，轉變為中國文化的穩定結構。從此以後，中國兩度面對外族的完全征服，還能重新站起來。可是，在面對活力充沛的西方近代文明時，這一穩定的中國文化系統，不再能有接納與消化適應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