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弗裏·薩克斯：靠隨機對照試驗消除全球貧困？還是諾獎經濟學家會玩

【文/傑弗裏·薩克斯 譯/觀察者網由冠羣】

阿比吉特•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和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三位獲得者中的兩位，在《貧窮如何終結》一文中（刊載於《外交事務》雙月刊1 - 2月號）認為“促成經濟持續增長的真正要素目前仍不清楚”（經濟發展能夠使人民擺脱貧窮並全面提升他們的生活水平）。他們認為貧窮是個極難解決的問題，只有通過實驗，尤其是隨機對照試驗才能解決這個難題。

從班納吉和迪弗洛開始經濟學研究之初，我就欽佩和支持他們。但我認為他們所提出的方法並不是解決貧窮問題的正確之道。結束極度貧窮的方法並沒有那麼神秘，實用的解決方案已經廣為人知並觸手可及。貧窮國家所需要的，並不是讓更多的經濟學家來做證實他們想法的隨機試驗，而是本國的良治善政和用來彌補財政缺口的外援資金。

15年前，我在《貧窮的終結》一書中就已闡明瞭我的基本立場。我認為，消除極度貧窮的大部分成績都主要來自於經濟的長期增長，而這種增長則是由國家的有效治理，科教文衞事業投資和先進技術的全球傳播促成的。

但是，在某些環境惡劣的地區，尤其是在沙漠、熱帶乾旱地區、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亞洲遙遠的內陸地區，也必須有發展援助資金來幫助它們擺脱貧窮陷阱或加速這些地區的發展。我認為，如果富有的國家能將其國內生產總值的0.7％轉化為有針對性的發展援助資金，那麼全球的極度貧窮現象就將在2025年徹底消失。（這一建議在當時和現在都是絕對可行的。富有的國家已在多個場合許諾拿出本國國內生產總值的0.7用作援助資金，比如在2002年墨西哥蒙特雷召開的發展籌資問題國際會議上。）我還指出，大多數經驗豐富的扶貧工作者（包括流行病學家、農藝師、工程師、社會學家和教育家等）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解決貧窮問題的技術和方法，他們現在所需要的只是不斷有資金注入來將這些技術應用到貧窮地區。

惡劣的生存環境是導致南部非洲貧困的重要原因 圖片來源：利比里亞通訊社

但很少有捐助國政府兑現了它們的承諾或聽從我的建議。時至今日，富有國家平均每年僅將其國內生產總值的0.31％用作發展援助資金，與我2005年的建議援助額相比每年缺口高達2000億美元。因為這一援助缺口，大約500萬5歲以下兒童將在2020年死掉（他們本來可以倖免），大約2億6000萬適齡兒童無法上學。此外，如果這種扶貧資金短缺的狀況得不到改善，最貧窮的國家將無法實現聯合國設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該目標要求在2030年前徹底消除極度貧窮和飢餓等現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現，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財政缺口”每年約為3500億美元，約佔所有富裕國家總收入的0.7％。

正如我在《貧窮的終結》一書中所預測的那樣，全球的極度貧窮現象很明顯正在逐漸消失，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科技以市場為媒介進行了擴散。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1990年全世界35.9％的人口生活在極度貧窮中，這一比例在世界銀行最後一次公佈數據的2015年下降到10%。其中，中國取得的扶貧成就最大，其貧窮人口數量從1990年佔其人口總數的66.2%下降到2015年0.7%。從2000年起，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扶貧工作也取得了有意義的進展，在某些扶貧機構的支持下，如在我幫助創建的“抗擊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全球基金”（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支持下，這一地區的貧困率從1990年世界銀行估計的54.7%下降到2015年時的41.4%。

中國的扶貧成就舉世矚目 圖片來源：廣東衞視新聞

但扶貧形勢依然嚴峻。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那裏現在仍迫切需要更多的援助，因為該地區的各國政府沒有國內税收來源去建設必要的基礎設施或向民眾提供至關重要的醫療和教育等公共服務。儘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也可能依靠本國自行籌措資金來脱離泥潭，但這一過程將極為緩慢，並伴有很多不必要的損失：上千萬條生命將因病無謂的損失掉，幾億人受困於目不識丁和缺衣少食。如果發達國家能加大對這些國家的援助，使這些國家獲得投資並向民眾提供關鍵的公共服務就能避免這種狀況。

最後，扶貧專家們比班納吉和迪弗洛更懂得要怎麼做才能刺激經濟增長。貧窮的國家可以通過輸出勞動力和出口資源密集型產品獲取收益，並利用這些收益來積累人力資本（知識技能和健康狀況）和建設基礎設施（道路，鐵路和港口）。當一個國家政通人和，與貿易航路和主要市場足夠近從而可以吸引到有利可圖的商業投資時，這個方法就會行之有效。研究經濟增長的學者把這一過程叫做“條件趨同 ( Conditional convergence )”，證明這種方法有效的實例在全世界不勝枚舉。

在1989年蘇聯結束對波蘭的控制後，我作為當時波蘭政府的經濟顧問聽到其民選領導人哀嘆長期的經濟危機，甚至饑荒和內戰，都是無法避免的。但這種悲觀情緒其實完全沒有必要，因為當時波蘭與西歐的經濟聯繫可以馬上恢復。就波蘭來説，該國靠近富裕的西歐國家並有能力開放貿易，保護知識產權，提供公共服務並擁有可兑換的貨幣（是我向波蘭政府建議的這些舉措），這些條件可以促進波蘭經濟趨同式增長。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波蘭1990年的人均GDP（以國際價格計算）相當於德國的32％。到2019年，這一數字已上升到63％。

這種在東亞、東歐和其它地區行之有效的方法已無需實驗來證明其有效性。但班納吉和迪弗洛卻認為只有通過隨機試驗的辦法才能獲得解決貧窮問題的真知灼見。顯而易見，班納吉和迪弗洛主張只有在經過一系列的隨機試驗後（試驗結果在2010年發佈）“才能發現，本以為向人們收取蚊帳費用會提高這些蚊帳的使用率，但實際卻是降低了蚊帳的使用率”，因此，“主要扶貧機構已經決定不再收取蚊帳費用”。這一説法其實完全錯誤。

作為世界衞生組織宏觀經濟與健康委員會的主任，我從2000年開始就倡導向窮人免費分發蚊帳，我的依據就是世界頂尖瘧疾專家所提供的大量證據，證明蚊帳非常有效，能拯救大量的生命。在2008年，我這個大量免費分發蚊帳的建議被聯合國正式採納。班納吉和迪弗洛所引用的蚊帳研究成果在兩年後才發表，而在此前十年，大量突破性的公共政策和籌資已經成型，並且在2004年至2010年間已有大約4億頂蚊帳被免費分發了出去。

在非洲使用蚊帳能拯救大量生命 圖片來源：烏干達Eagle在線網站

當然，隨機試驗在某些情況下可能也會有用。它們能有效評估新的醫學療法是否有用，並有助於驗證某些干預措施的有效性，包括經殺蟲劑處理過的蚊帳是否有效。但是一旦扶貧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掌握了足夠多的信息，無需沒完沒了的新實驗，他們就可以而且應該馬上採取行動，尤其是在數百萬條生命危在旦夕的時候。經濟學家通常會輕視已知的信息，因為他們與流行病學家、寄生蟲學家、農藝師和土木工程師這些做實際工作的人沒有直接接觸過。扶貧專業機構迫切需要的是跨學科的團隊，而不是大量的實驗來證實已知或顯而易見的知識。

當問題不再是某一干預措施（例如某種藥物）是否有效而是該如何在當地環境中施行這一證明有效的措施時，採用隨機試驗的辦法通常也是不合適的。在某種文化或地理環境中適用的措施方法可能在其它環境中就不適用。在這種情況下，施行某一干預措施的最高效方式常常是“邊做邊學”，要統籌考慮當地實際工作者的技能和環境。當需要同時施行多項干預措施時，也該這樣做。此外，施行那些生命攸關的措施也不該被隨機試驗延誤。當生命受到威脅時，迅速而有力的施行扶貧措施至關重要。過度依賴隨機試驗最終將會使扶貧機構陷入到無能為力、精疲力竭和舉步維艱的境地。

貧困地區多種多樣的歷史和地理環境使我們獲得了豐富的扶貧開發經驗。扶貧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知道，或需要知道，該如何挖掘利用這些經驗。跨學科的研究項目和團隊對收集和利用現有經驗至關重要。在進行某項調查之前，研究者有義務去了解現有知識，並確保任何擬議的試驗都真有必要。為了解決極度貧困問題，各國政府、各個公立和私立組織以及個人就必須要勤奮老練，更善於利用自己手頭上那些數量龐大的重要知識。

今天，貧窮的國家主要受困於教育、技能和基礎設施匱乏。想要解決這些問題不能靠隨機試驗，而是要靠富國向它們提供更多的扶貧資金。但美國和其它富裕國家儘管擁有鉅額的財富、豐富的知識和有力的工具，卻仍然不願向貧窮國家提供足夠的援助。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提出的新預算案中將進一步削減扶貧開發援助金額，而將安全開支擴大至其扶貧援助額的25倍左右。拒絕給予扶貧開發援助與輕視現有扶貧經驗相結合，這才是極度貧窮危機在全球財富並不匱乏的情況下仍無法根除的真正原因。這也是很多貧窮國家局勢動盪，與美國利益衝突不斷的原因，而這種局勢動盪本可以通過體面的工作，漂亮的校舍，足夠的醫療和填飽的肚皮來平息，而不是美國的軍隊或無人機。想要戰勝極度貧窮，我們需要藉助這個世界上行之有效的扶貧智慧和自我的道德準則。只要我們去嘗試，我們就有必要的知識和財政手段在2030年前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 – 消除絕對貧窮。

（觀察者網由冠羣譯自《外交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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