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紹雷：中美走向對抗，還是回到聯合國？

【文/馮紹雷】

讀罷俄羅斯“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2020年的年度報告《不要在‘搖搖欲墜的世界’中喪失理智》，筆者不由為當前世界走向的一個結論所吸引。當今世界面臨着兩個基本選擇：要麼，維護和加強聯合國這個當今依然是最重要的國際組織；要麼，陷入“中美對抗”。而後者是須全力避免的一種前景。筆者同意這樣明智的判斷和富於建設性的結論。

冷戰後世界曾多次出現以強權、道義、意識形態的所謂“合法性”取代聯合國為代表的最高國際法規範的謬誤。事實上，聯合國不光是最具合法性，同時，也最符合國際法規範的權威國際組織。唯聯合國及安理會、聯合國大會、及其所轄的國際組織才最有權力能對國際治理提供有效保障。當此“搖搖欲墜”的世界已處嚴重失範、至多“半秩序狀態”之時，儘管需要全面而深刻的改革，但是有什麼理由將仍在努力工作的聯合國棄之一邊呢？

回到聯合國，並不意味歷史時鐘就會回到1945年那一刻。2016年瓦爾代國際論壇上，我曾請教普京總統這樣一個問題：人類共同體曾經歷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1814年的維也納體系，1919年的凡爾賽體系，1945年的雅爾塔體系，依您所見，今後國際秩序將會是接近於上述的哪一種國際秩序？普京會心一笑，從容答道：當今世界面臨着如此紛繁複雜的政治、經濟、科技、安全等各個領域的鉅變，今後變化的速度會更加飛快。如此背景之下，我們怎麼能夠設想，今後國際秩序就會簡單地類同於以前曾有過的任何一種呢？換句話説，未來國際秩序一定不會是以前任何一種國際秩序的完全重複。

俄羅斯“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2020年的年度報告《不要在‘搖搖欲墜的世界’中喪失理智》

筆者認為，與1945年相比，至少今天世界有以下幾個關鍵區別：第一，1945年的國際轉型是處於戰爭條件下。用斯大林的話來説：戰爭年代，坦克開到哪裏，就可以在哪裏建立自己的制度和秩序。而今天總體依然是和平條件之下的國際轉型，不是用強權和暴力斷定一切，世界也變得不是像戰爭場景下那麼黑白分明。

第二，疫情告誡我們，今天面臨着一個高度不確定性的時代，無論東西南北、無論對錯是非、更無論制度優劣，緊迫而重大任務在於，人類需以健全有力的治理和秩序來共同應對挑戰。對此，聯合國是不二之選。

第三，與當年很不同的背景是，新興力量復興和西方相對衰落乃是今天出現的一個長期趨勢。當馬克龍總統和2020年慕尼黑安全會議報告對此都直言不諱，而且點出問題首先來自西方本身之時，不能再對此無動於衷。但當第一超級大國美國不太願意繼續真正承當領導責任之際，聯合國的挺身而出，理所當然。

第四，雅爾塔體制最主要的缺陷在於，曾有半個世紀冷戰對抗。換言之，即使有聯合國體制的合理設計，也並未能避免荒唐的結盟對抗和意識形態競爭，甚至於差點被核武器毀滅人類。今天需總結和反思的，正是如何避免重蹈冷戰的覆轍。讀一讀被稱為“冷戰之父”的百歲老人喬治·凱南的日記，也許是治療“對抗狂熱症”的一劑良藥。喬治·凱南並非沒有對前蘇聯體制的深刻批評，但他在提出對蘇“遏制戰略”戰略之後，他一生為之懊悔不已而未能阻遏的，正是以“遏制蘇聯”為名，從20世紀40年代末開始的杜魯門的全球軍事擴張，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並延續至今的北約東擴。

因此，回到聯合國，遠不意味着歷史的重演。恰恰相反，需要因時而異，推進制度與秩序的創新。當然，在此同時，還需要強調的是：近代以來的國際史表明，凡能夠長期存在、對跨國家、跨文明、跨地區事務起穩定作用的國際秩序，比如，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維也納體系、雅爾塔體系等等，都是以多元、多樣、多極力量為基礎的合作共處的產物。基辛格説過，威斯特伐利亞體制的關鍵，是從各不相讓的宗教戰爭走向歐洲內部的多元化。1648年體系確認各國獨立自主，不再聽命於教廷，各國內部事務不受外來干預，從規則上提供這樣一種多元並存的可能性。維也納體系是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之後，由超越各文明界限的英、俄、普、奧匈、包括奧斯曼土耳其在內的各大帝國間的國際協作。歷史似乎並不在乎“腐朽帝國”和“先進的革命”之間的孰是孰非，維也納秩序維持了歐洲“百年和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而雅爾塔體系——儘管冷戰對抗——但總體還是保持着來自不同文明和發展水平的美、俄、英、法、中諸大國並存，維護着將近大半個世紀的和平。冷戰結束後，短暫出現單極世界的模式，也很快被2008年危機從G7走向G20的更為多元的合作所取代。這表明多極、多樣、多元並存的態勢，乃是人心所向，是聯合國創新改革的基礎。

無論是十字軍東征、拿破崙擴張戰爭、還是今天北約東擴式的推進，都無法改變這一趨勢。而聯合國的存在乃是這一多元化、多樣化、多極化的實際趨勢的深刻反映。但是也要講好“多極化”的故事，因為多極並非僅指多極抗衡。筆者強調：思想觀念和文明存在意義上的多元並存；制度、發展水平、生活習俗等方面的多樣交融；以及綜合實力的多極合作與競爭這三者之間的融會貫通而成一體。離開了聯合國，有誰能單打獨鬥做成這件事呢？

如果幾十年之後再來回顧今天這一段歷史，也許史家會説，一定程度上，中美關係是隨形勢發展而一步一步地陷於“被對抗”的態勢之下。沒有任何一種經得起認真探討的邏輯能證明：新興經濟體的成長和傳統霸主的衰敗必然導致“修昔底德式”的對決；也無法證明現代信息技術的差距與競爭必然走向壟斷，必然將推翻所有複雜系統的有效合作而走向脱鈎和抗衡。更荒謬的是所謂“民主和專制（威權）的對立”似乎就是當今世界一切，而且就一定會走向邪惡與正義的生死決戰；尤其難以接受的是，全球化條件下被加速接觸、但溝通不足而凸顯各大文明間、種族之間的差異，必定會導致全面衝突。在一個信息開放、但缺乏驗證並高速傳播的時代，尤其不能讓偏見如此輕而易舉地矇蔽良知。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儘管有着充分的理由，應當避免所謂“兩極對抗”的危險前景，但並不等於，危險就可以毫不費力地被自動排除；或者可以放棄應對前所未有的艱難挑戰的準備。基於這樣的理由：除了美、俄、英、法、中各方首先要行動起來，迎接今秋安理會峯會。其中，共同抗疫和協調恢復經濟，至少可以成為一個緊迫議題。筆者也曾請教過普京總統，如何看待當今中美俄關係。他的回答簡短而清晰：中美俄之間應該保持相互尊重和相互有利的這樣一種關係。

可能更重要的是，各方如何首先調整好自己心態，梳理各自的成就與不足。謝爾蓋·卡拉加諾夫教授所提供同樣重要的題為《保衞和平、地球和所有國家的選擇自由：俄羅斯對外政策新思想》的報告中，他帶有總結性結論是“俄羅斯的對外政策非常成功”。但他依然含蓄地指出：“近年來俄羅斯外交和國防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勝利，其表達和闡述不足以推進俄羅斯在世界事務中做出的積極貢獻，不足以形成具有魅力的俄羅斯外交政策”。

而本次瓦爾代報告作者費奧多·盧基揚諾夫於2018年年中烏克蘭危機近五週年總結經驗教訓，在批評西方霸權和烏克蘭時局混亂的同時，曾坦率回顧道：“俄羅斯政治策略是失敗的。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俄羅斯幾乎一成不變地受制於解決短期波動性變化的緊迫需求，而並沒有達到任何長期目標中的一個——無論是地緣政治目標、經濟目標、還是文化-人文目標。”雖然表述不同，但筆者從琳琅滿目的詮釋中看到的是，傷痕累累的戰鬥民族在反思中變得更為明確而堅定的行進步伐。近年來，我在俄羅斯的多年至交曾告知，烏克蘭危機後儘管俄羅斯持有不同政治主張的派別一直保持着對執政當局的巨大壓力，但是，這一派別中的元老級人物由衷地感慨道：還是普京拯救了俄羅斯！看來，自信和反思，這兩個方面都始終深深植根於俄羅斯文明基因。它不光為戰鬥民族增色，而且，也為大家提供啓示。

（本文原載於微信號“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觀察者網已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