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統戴老闆：上海的工業之路通向何方？
【文/儲松竹】
花多少錢，才能給一個農業國播下製造業的種子？答案是25萬兩白銀。
錢是這麼花的：首先是曾國藩委託容閎去美國買設備，花了6.8萬兩；然後李鴻章買了家位於虹口的鋼鐵廠，花了6萬兩白銀（其中4萬是一個海關腐敗官員交的贖罪銀）。兩個項目一合併，又砸了十幾萬兩銀子蓋樓買地，這家叫做“江南製造總局”的企業就算是辦起來了。
在這之前的一年，洋槍隊自上海出發，在蘇南打得太平天國丟盔卸甲，也讓曾國藩近距離見識了西洋機械的厲害，“儒家完人”決定興建現代軍械廠。幕僚向曾國藩舉薦好友容閎，這位第一個從耶魯畢業的中國人向曾國藩進言：當有製造機器之機器，以立一切製造之基礎。
曾國藩被洗腦成功，爽快掏錢委託容閎赴美採購設備。美國之行結束後，容閎帶着從紐約普特南機械（Putnam Machine Co.）購置的一百多台機牀加盟江南製造局，江南製造局也成為最早使用新式機器的現代化企業。上海工業的起點之高，在洋務運動中無可項背者。
1869年，上海超越廣州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外貿港口，此時曾國藩將兩成上海關税撥給江南製造局，這意味着製造局每年至少有40萬兩白銀以上的經費。鑄鐵廠、洋槍樓、輪船廠、鍋爐廠、火藥廠……洋務派將挽大廈於既倒的希望，寄託在這一座座拔地而起的轟鳴工廠上。
不過，國產槍炮並未挽救大清，真正帶給民族未來的，卻是江南製造局的副產品。
江南製造局設有翻譯館，由外國學者口述，中國文人潤筆，力求翻譯嚴謹且易懂。邏輯、遺傳、神經……等諸多今天常用的科學名詞，都是當時敲定的，而且涵蓋了數學、化學、機械等幾乎所有科學，成為滋潤中國幾代人的精神源泉，梁啓超呼籲年輕人“不可不疾讀”。
一個國家開放與否，常常會影響未來的國運。識貨的日本人從江南製造局大量採購了《列國歲計政要》、《克虜伯炮彈造法》等書籍，為明治維新提供強大助力。但此時大清卻因為派去美國的留學生剃辮子脱馬褂，壞了“夷夏大防”，決定將詹天佑等學童緊急撤回國內。
開埠後的上海，坐擁江浙的富庶和長江的便利，英美商人和廣州買辦蜂擁而至，驅動上海成為全中國唯一的“超一線”。到了1894年，上海已經成為全國的工業中心，在紡織、船舶、造紙等領域遙遙領先於其他省市。但這種被槍頂着頭的開放，從來都意味着壓迫與妥協。
從買辦尋租到民族自救、從閉關自守到技術引進、從產業斷代到奮起直追，上海製造的故事，一定程度上濃縮了共和國工業的發展脈絡。而在進入新世紀後，上海已經躋身全球頂級城市，消費屬性和國際化屬性突然凸顯，人們對於上海工業的未來，又有了一些好奇和疑惑。
上海的工業之路通往何方？這是一個既具有歷史感，也具有未來感的問題。
01. 海市蜃樓
甲午戰爭後，《馬關條約》中允許在通商口岸辦工廠的條款，對上海工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英美德資本家迅速以最惠國待遇為由，大肆興辦工業，投資方向也由此前的城市基礎設施轉向了實體製造業。1911年時外資在上海的工業資產已經比1895年增加了十倍以上。
洋布、樣面、洋藥……各式各樣的洋貨自上海的工廠流向全國，在打開國人眼界的同時，重創了萌芽中的中國工業。社會各階層都意識到興辦實業是救亡圖存的唯一道路，康有為在著名的《上清帝第三書》的開頭就寫道：“今外國鴉片之耗我，歲凡三千三百萬，此則人盡痛恨之，豈知洋紗、洋布歲耗凡五千三百萬。”
外資如狼似虎的掠奪和國人興業救國的熱潮，在偏安一隅的上海灘奏響了民族工業現代化的進行曲。從1895年到1911年上海工業產值由0.28億元增長到1.19億元[1]，在紡織、麪粉、機器等領域形成了一定的產業集羣，無論是規模還是技術都實現了跨越式的發展。
一個城市的命運常常被歷史的進程所決定。上海在這一時期逐漸從一座港口貿易城市成為全國的製造業和金融中心，主要是因為在巧合之間擁有了三大特殊的發展優勢：
1、租界的政治槓桿
2、工業要素的匯流
3、科學技術的進步
二十世紀初的上海租界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成為了國中之國，佔地3萬多畝，擁有自己的議會、行政機構和軍事力量。外灘的英美探險家、虹口的日本軍官、南京路的猶太商人、當警察的印度人、中國的富商和難民……各勢力的相互忌憚和被迫合作之間形成了微妙的政治槓桿，制度先進又社會穩定。
上海開埠後，迅速成為了中國最重要的貿易港口，原料貿易川流不息。各帝國侵略者為處置清王朝龐大的賠款，在上海設立了大量的金融機構，英國滙豐、美國花旗等洋行先後在外灘佔據一席之地，成為工業投資的資金來源。饑荒、戰亂和苛政讓蘇北、寧波和安徽的貧民們源源不斷地逃來上海，成為優質的廉價勞動力。
為攫取更多利潤，帝國主義資本家迫不及待地將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最新科技帶到上海。在一個龐大而落後的農耕古國的邊陲，上海突兀地成為全球科技的高地。愛迪生髮明電燈三年後，南京東路就亮起了15盞路燈，上海是全球第一批使用電燈的城市。鐵路、電梯、煤氣……黑科技讓上海在古老中國中顯得魔幻又綺麗。
最能體現上海工業三大優勢的案例是著名棉紗工業家穆藕初。這位留美攻讀紡織和企業管理的實業家，在1914年就引進了現代企業管理的奠基理論“泰羅制”，這甚至早於歐洲產業界。他創辦的德大、厚生紗廠產品質量好，企業效益高。但隨後他去棉花主要產區鄭州創辦的“豫豐紗廠”，卻很快就被戰亂和軍閥的勒索拖垮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得列強無暇東顧，而北洋政府的兵荒馬亂又被租界拒之門外。上海工業進入了爆發期，民族工業的主體由買辦、官僚變為留學生和企業家，經營能力上了一個檔次。紡織、麪粉、機器等民族工廠展現出強勁的競爭力，1920年代上海民族紡織企業的生產效率已經不輸外商了。
日本在贏得日俄戰爭後加大了對上海的經濟殖民，英美德老牌資本主義亦十分青睞上海優越的工商業環境。在最直面歧視性殖民生活的上海，人民自發地用支持國貨來表達愛國精神。1905年抗議美國虐待華工，抵制美貨；1915年反《二十一條》，抵制日貨；1925年五卅運動，支持國貨。上海始終奮戰在對抗經濟殖民的前線。
上海成為支持國貨運動的中心
彼時日益繁華起來的上海灘既有南京路的琳琅滿目，也有外灘租界的紙醉金迷。但蘇州河以北和肇嘉浜一帶的棚户區才是這座城市的底色。數百萬的貧苦移民蝸居於草棚與污穢之間，為那些轟鳴的工廠提供廉價而沒有尊嚴的勞動。申新集團、永安集團、南洋煙草這些國人興辦的企業成為國家富強的希冀所在。
工人階級的誕生也使得上海成為工人運動的中心，1921年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標誌着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民族的希望與火種在上海孕育。
1927年，上海工業已經擁有了以紡織、食品為主的8大類54個行業較為齊全的工業門類，繁榮的商業貿易更是令上海成為全國聞名的銷金窟温柔鄉。同年國民政府設上海為特別市。同時將原屬江蘇省的上海縣、寶山縣17市鄉併入，上海工業有了廣闊的腹地。
上海民族工業在此後的民國黃金十年期間取得了矚目的成績，生產規模幾乎佔全國之半。1933年上海資本額佔全國12個大城市的60%，工業資產總額約佔全國40%，產業工人約佔全國43%，工業產值約佔全國50%，常住人口達350萬，是世界第五大城市。與此同時上海還對腹地形成了經濟輻射，不少剿絲廠、麪粉廠設在蘇錫地區。
然而，這種附着在殖民結構上的畸形繁榮，終究是無本之木，官僚買辦性質的政府註定無法成為民族資產階級的真正靠山。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數百家工廠毀於日本人的轟炸，楊樹浦工業區遭遇重創，展露出上海工業的不堪一擊。
1937年7月上海舉辦了慶祝建市十週年工業展覽，民族工業的蓬勃朝氣令市民振奮。據《申報》報道：大隆機器廠所制優良品能與歐美各國爭衡，使國人吐一口惡氣；新藥工業的產品“經醫師化驗師之化驗，其效用可與外貨相等”；甚至還有廠家試驗木炭汽車的製造“以替代汽油”，國人對新能源汽車的探索竟那樣的早。
然而一個月後，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11月上海淪陷，上海工業蒙受致命打擊，全市約有2270家工廠毀於日軍炮火。隨後日軍對華商工業進行了肆無忌憚的強佔掠奪，1943年，華商工廠約倒閉2/3，剩1145家；紡織業約90%紗錠閒置，麪粉廠開工率不到10%，化學工業、電器工業和機器五金工業企業僅為開工率5%～8%[2]。
抗戰勝利後，急劇的通貨膨脹和美國貨的傾銷令上海工業再也無法恢復昔日的繁榮。帝國主義資本帶着掠奪目的建立了上海工業的底子，但通過把持命脈產業和先進技術，對民族企業進行掐脖子，封建幫會和官僚買辦亦是跗骨之蛆。民族資本不僅要面對市場激烈競爭，還要警惕種種以委任、租借、合作為名的巧取豪奪。
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一代代國人為了實業報國的理想，在上海鞠躬盡瘁、砥礪奮進。為洋務運動前後奔走的容閎客死異鄉；穆藕初為興辦工廠一度將住房都抵押變賣，晚景淒涼；實現紡織機進口替代的大隆機器廠在日據期間被強佔，老闆嚴慶齡一度被扣押……在國家孱弱的時代，所謂輝煌終歸是一場海市蜃樓。
1937年化工大王方液仙為宣傳自己的“三星”牌日用品，資助拍攝了愛國電影《三星伴月》，當時被譽為“金嗓子”的天后周璇獻聲演唱了主題曲《何日君再來》：“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
02. 自力更生
1950年2月6日，國民黨空軍對上海進行了無差別的猛烈轟炸，楊樹浦電廠、閘北水電公司等重要民用設施被炸燬，民眾死傷慘重。市區工廠幾乎面臨全部停電停工，剛剛接受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新華蛋品廠是上海食品行業中首批國營企業，停電意味着倉庫中成堆的冷飲和巧克力報廢，情況十分危急。
工廠副工程師是一名年僅24歲的青年，這名交大電機工程系畢業的共產黨員臨危不亂。他將兩台320匹馬力的柴油電機並聯起來發電，成功挽救了工廠的庫存，廠裏的職工們欽佩不已。二十天後，蛋品廠改名為上海益民第一食品廠，副工程師後來也因能力突出，受到主管上海工業的汪道涵賞識，被升為工廠總經理[3]。
益民食品一廠隨後在這名年輕總經理的帶領下，一邊創立了自己的食品品牌“光明”，用打廣告、鋪渠道的市場化方式打敗了英商美女牌冰淇淋；另一邊則承接國家採購訂單，為抗美援朝的志願軍提供牛肉、巧克力等軍需罐頭。這家工廠產品的味道，日後成為縈繞上海人心頭的美好。
光明牌宣傳車沿街送出免費冰淇淋，1951年
益民食品一廠在建國後的發展，是彼時上海工業的一個典型縮影，政府通過對企業的接管和國家採購，實現了工業的恢復發展。
在有序對官僚資本工業體系進行接管的同時，陳毅市長打了一套控制通脹、平抑物價、打擊投機的組合拳下，社會工業生產開始逐漸恢復。1951年在農民購買力、內地建設購買力和援朝軍需購買力的三大購買力加持下，上海工業迅猛發展，主要工業品產量較解放前最高水平大幅提升。
1953年的中國發生了很多事，結束了朝鮮戰爭、制定了一五計劃、開始了三大改造，但對上海工業而言影響最大的是“全國一盤棋”統籌建設方針的確立。加強戰備和區域平衡的背景下，大力發展內地工業成為共識，對擁有良好工業基礎的上海定位是“維持、利用、調整、改造”。
工商業改造和支援全國成為這一時期上海工業的主旋律，1956年上海工業基本實現了全民所有制，上海近百年來工業發展依賴外資的局面徹底結束。這強有力地支持了上海工業為國家重點建設項目服務，“156國家項目”雖然沒有一個在上海落地，但上海依然為鞍鋼、一汽、洛陽拖拉機廠等國家重點工程做出了巨大貢獻。
上海機械廠員工聽蘇聯專家講解雙刀切削，左家忠
人力、物力、財力，一五期間上海對全國經濟建設的貢獻是巨大而全方面的。21萬工人從上海走向全國支援工程，他們中許多人就留在了內地再也沒有機會回到上海；從上海調往各地的工業產品高達190億元，接近全市全部商品產值的八成；工業企業上繳利潤大幅提高的同時，上海投入自身建設的資金卻相對拮据。
建國之初，上海工業的近百年沉澱對全國一窮二白的基礎形成了有效的補充和支援。但“改建為主、新建為輔”的建設方針也令上海工業的建設陷入了停滯，一五期間上海工業基本建設投資僅佔全國總投資的2.2%，與佔全國近兩成的工業總產值嚴重不符。發展速度明顯低於全國，1955年還出現了工業產值下降的情況。
為更好地支援全國經濟建設，上海工業完成了自身結構的調整。對機電工業大力增產，柴油機產量增長了34倍、交流發電機增長了11倍，更完成了對1.2萬千瓦巨型汽輪發電機的技術突破。與機電工業形成配套的鋼鐵、冶金、化工產業也取得了長足進步，上海工業逐步從以輕紡工業為主走向了以重工業為主。
即便一些重點項目的突破也主要靠上海市自力更生，自行設計製造的上海煉油廠年原油加工能力達15萬噸，實現了中國煉油工業零的突破；上海第三製藥廠成功研製了青黴素、四環素、紅黴素，在1956年之前是國家唯一的抗生素生產廠；上海汽輪機廠、上海電機廠生產的發電設備，上海獨家生產，緩解了全國貧電問題。
自力更生發展起來的上海煉油廠
這種向重工業全面傾斜的政策導向，從根本上重塑了上海的城市精神，褪去了浮華披上了堅毅。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上海大量的商飲服務、金融機構被撤併，第三產業的比重急劇下降。解放前上海在金融、商貿方面位於全國中心地位，到一五計劃結束時，上海已經是一座擺脱殖民特徵的生產性城市了。
上海工業的發展曾長期依賴外資，雖精緻體面，但內功欠佳。建國後，上海工業培養出了一種“勇於挑戰、敢於創新”的工匠精神。面對被西方國家經濟封鎖的局面，上海工業堅持自主創新，攻克了無數技術難關，成為中國工業的一面旗幟。在後來的數次國家重點項目的攻堅站上，上海工業始終奮戰在一線。
1956年在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總結的基礎上，毛主席發表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其中論述了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提出“利用和發展好沿海的工業老底子，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5月陳雲副總理來上海視察時，傳達了毛主席“上海有前途，要發展”的指示，上海工業掀開了新的篇章。
上海工業發展的方針從“維持、利用、調整、改造”調整為“合理利用，充分發展”，迎來了一個全面發展時期。
根據中央“十二年科學規劃”的精神，1958年上海提出了“高級、精密、尖端”的工業發展方向。時值美蘇的科技爭霸進入白熱化，中國的經濟上被封鎖、外交上不被承認、軍事上受到核訛詐，嚴峻的形勢要求儘快完成工業化，並在“兩彈一星”等尖端科技上實現突破，這也是趕英超美時代號召出台的時代大背景。
中央在二五計劃期間對上海給予了資金、政策和土地三方面的支持：1、全市工業建設投資額高達2.9億元，比一五期間增長了2.9倍；2、提高了企業經營自主權限和利潤留存比例；3、將嘉定、奉賢等十個縣劃歸上海，給工業發展提供了廣闊的腹地，上海市行政區域範圍基本定型。
那一代的工業人也沒有辜負組織和人民的期望。重工業方面建設了上海第五鋼鐵廠、上海重型機器廠等一批骨幹企業，提高了技術裝備水平，完成了1.2萬噸鍛造水壓機的歷史性突破；輕工業領域湧現出上海牌手錶、海鷗照相機、紅燈收音機等全國翹楚品牌，上海製造成為一代中國人的回憶。
中國第一台萬噸水壓機，上海江南造船廠&上海重型機械廠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上海工業切實將“高精尖”的路線貫徹實施了，在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新設備的方向上做到了趕超世界先進水平。
1965年中科院生化所成功人工合成了結晶牛胰島素，這一重大科研成果極大地增強了民族自信心；1965年上海電子光學研究所歷經6年試製成功了20萬倍大型電子顯微鏡，躋身世界先進行列；1966年開始研製每秒100萬次的集成電路計算機，與日本同步，僅比美國晚5年，上海此後始終是中國半導體產業的重鎮。
儘管中間經歷了一段大躍進時期的陣痛，但1966年上海工業總產值依然較十年前增長了31.6倍，年均增幅高達10.6%。漂亮的數字之外，上海更建成了以機電、鋼鐵等重工業為主、生產門類基本齊全的綜合性工業基地，在半導體、高温合金、激射光等先進新興工業領域亦頗有建樹。一個有些違反認知的事實是，那時的上海綜合工業實力媲美台灣、香港。
虛假的“黃金十年”政治殖民、技術空心、發展隨緣；真正的“黃金十年”國家有力、技術自主、規劃長遠。作為礦產貧乏型城市，上海在重工業發展上並沒有太多優勢。但既然國家需要，上海工業就義不容辭地頂了上去。“高精尖”技術突破的背後，是無數產業科研人的迎難而上和無私奉獻。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對上海工業造成了巨大的破壞，發展規劃被打亂，工業技術水平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增大。然而儘管上海在這次運動中處於風暴中心的位置，但上海工業被破壞的程度與全國相比依舊顯得可控。在此期間還孕育了“運十”飛機這樣的科技突圍項目，異常的難得。
那個時代鑄就了上海工業乃至中國工業獨立自主的精氣神，然而當春風拂面，上海這座始終屹立在中國開放最前線的城市又與外資發生了新的故事。
03. 洋為中用
1977年10月22日，冶金部副部長葉志強在中南海給李先念、谷牧等中央領導放了一部介紹日本鋼鐵廠的短片，熒幕裏的工廠環境整潔、技術先進、規模宏大。這讓這些見慣了中國傻大黑粗鋼鐵廠的領導們感到震撼，如果不是葉志強剛剛從日本回來，恐怕沒人會相信這是真的。
當時日本是個連石灰都要進口的島國，十幾年前鋼鐵產量和中國相差無幾，鋼產量高達1.2億噸是中國的五倍。當時中國每年要進口四五百萬噸鋼鐵，花費鉅額外匯，中央領導們的心絃被撥動了。中國政府向遞片子的日本“鋼鐵帝王”稻山嘉寬發出邀請，以技術合作的方式建設一個年產六百萬噸的鋼鐵基地。
經過專家們的層層篩選，上海憑藉優越的地理環境和工業基礎將這個項目攬入懷中。工廠後來以落地的寶山為名，取名寶鋼。當時對項目的資金規劃高達300億，而中國一年的財政收入才800億，中央對寶鋼項目的關心到了無微不至的地步。當時有對廠址的質疑，認為工廠會滑倒長江裏去，副總理谷牧對此親自過問。
當時中國正處於換擋加速的重要關口，寶鋼項目落地的消息已經足夠振奮人心，而承攬項目的是中國工業旗幟的上海，意義更加重大。也正因為如此，上海承受了不少內外部壓力，因為把寶鋼建設好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項重要的政治問題，會對改革開放起到號角作用。
日本為避免重蹈向韓國出口技術培養競爭對手的覆轍，並不準備向寶鋼提供最先進的技術。但沒想到的是中國專家們眼界和談判水平都是世界級的，一邊談判一邊向美國、德國等西方國家發詢價書，逼迫日本方面給出最先進的技術和最廉價的合同。在中日友好的時代氛圍下，日方最終妥協。
1978年8月鄧小平訪問日本，稻山嘉寬陪同鄧小平參觀了君津鋼鐵廠，鄧小平興致勃發地説就照這個這個樣子幫我們建一個廠。稻山嘉寬的隨從私下嘀咕的是，你們中國人要求的技術條件可比君津高多了。1978年12月23日，寶鋼正式開工。那一天，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閉幕，寶鋼與改革開放同一天生日。
積極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利用國外資金是改革開放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即便在全國掀起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情況下，讓人們放下心中成見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為中國曾經最為開放的城市，上海再次走在了時代的前列，成為引進外資的標杆。
在中國專家和日方在為寶鋼項目的細枝末節錙銖必較時，上海汽車廠廠長蔣濤在跟隨中國機械工業部代表團訪問德國大眾時，又為上海工業帶來了一個重磅好消息：德國大眾有意與上海汽車廠合資經營轎車廠。在經歷了漫長的洽談後，1984年德國大眾與上汽在人民大會堂簽訂了合同。
鋼鐵領域的寶鋼、轎車領域的上汽大眾、通信領域的上海貝爾，成為改革開放之初上海利用外資的三面旗幟。
然而所有的光鮮，背後都有着你看不到的苦。計劃經濟時代，全國六分之一財政收入來自上海，上海累計向中央上繳的經費超過自身預算收入的13倍。這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上海本土工業的落後，產品到了市場經濟時代難言市場競爭力。再加上鄉鎮企業的崛起，上海一度陷入躊躇，蟬聯近30年的全國工業產值冠軍也無奈旁落。
八十年代後期，上海在兩位性格迥異但配合密切的領導帶領下，實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扭轉了這種頹勢。有效利用外資實現上海工業的轉型和增長，更是成為城市共識，相關政策的出台和落實，亦成為上海工業突圍的重要引擎。
1988年，上海在各條線選出最強幹部組建外資委，其核心工作準則之一就是簡化辦事流程、強化服務意識、提高工作效率，提出“一個機構、一個窗口、一個圖章”，政府自上而下的將為外資解決問題視為頭等大事。
此前外資投資，手續麻煩是一大痛點，一個100多萬美元的投資項目，常常要找四五個委辦、蓋上40多個圖章，最誇張的一個項目要蓋126個章、耗時兩年。
自上而下、內外兼修，八十年代後期開始，上海對外資的運用可以説是爐火純青，效率領跑全國。當時每年超過50%~60%的新增投資，都是企業在增資，這充分證明了外企對上海投資環境的認可。而與當時全國有些陷入競賽式盲目引入外資工業不同的是，上海在把外資與城市發展戰略結合方面做到了極致。
此時上海亦開始着手修補本土工業基礎設施的欠賬，“九四專項”便是其中最重要的項目之一。南浦大橋、地鐵一號線等五大基礎項目、上海冰箱壓縮廠、金陽晴綸等268個工業技改項目、虹橋賓館、新錦江大酒店等旅遊項目的建設都有賴於九四專項提供的資金，這也為日後的浦東大開發提供了成熟的模式。
九十年代上海確立“汽車製造、通信設備製造、電站設備製造、鋼鐵、石油化工及精細化工、家用電器”為六大支柱產業。此後，就開始積極的引導外資流向這六大支柱產業，外資投向這六大產業的項目佔比一度超過60%，1000萬美元以上的大型工業項目也基本集中在這六大領域，有力地促進了支柱產業的發展。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對於外資工業的技術轉讓和引進消化工作極其重視。
朱鎔基曾經揶揄上海大眾的總經理“久聞大名。你們日子過得很好啊，反正只要進口散件，組裝一下就能賣錢了，錢賺得容易。”經過政府和上汽的努力，1991年，桑塔納零部件國產率從2%提升到了70%，發動機、零部件關鍵零部件相繼實現國產化，上汽日後也成為國產自主品牌的龍頭老大。
上海貝爾最初生產的程控數字交換機國產化率很低，上海通過讓無線電十四廠與上海貝爾成立合資公司，來實現引進消化貝爾公司的集成電路生產技術。在50多家企業的配合努力下，1992年該型號程控數字交換機中的9種芯片全部實現了國產化。該項目為我國通信行業培養了大量優秀人才，華為、中興的崛起間接提供了幫助。
常有人説，上海對外企總有高看一眼的仰視感，可如果通過開放和學習，可以讓自身進步的時候，為什麼要説不呢？事實上，當中國製造需要擔綱者時，上海工業始終都是重要支點和核心陣地。
04. 工業互聯
從2018年起，“上海如何失去了互聯網”成為了城市產業討論的一門顯學。在移動互聯網的浪潮裏，北京、深圳甚至杭州都坐擁自己的互聯網城市名片。上海是顯得有些黯淡的，有人批評上海缺乏創業精神、有人討論上海國企太強抑制民營經濟，更有人祭出了誅心之論：中國城市化最早的上海崇尚打工文化和買辦精神。
然而輿論總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當下半年中美貿易摩擦漸起，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困境成為舉國焦點之時。人們驟然發現，攤開地圖中國眾多芯片龍頭公司，大部分都集中於上海，如中芯、華虹宏力、展訊、鋭迪科、瀾起、芯原等。在互聯網轟轟烈烈的浪潮裏，上海其實始終默默地在製造業深耕。
張江高科裏塞滿了各類芯片設計、製造、服務公司，曾經產值達到全國行業的一半；國產大飛機C919在2017年完成首飛；第一艘055大型萬噸級驅逐艦由江南造船廠交付海軍……製造業無疑是最難走的路，也是最不容易出成績的路，卻又是上海在堅持的路。
整個社會重新審視上海這座城市時會發現，這裏其實不僅有拼多多、bilibili這樣的互聯網新貴，而且在工業領域呈現出一種得天獨厚的優勢。
過去二十年的中國，經歷了雙重的狂飆猛進，史無前例的龐大人口城市化疊加互聯網產業帶來產業變革。“要搞快一點”成為整個社會的共識，只要用資本和政策去捲起風口，豬也能翱翔。但工業的客觀發展規律並不會這種特殊時代的浮誇所改變，產業的變革從來需要的都是泰羅制和循序漸進的改良。
想一下子搞一個大新聞，在工業領域幾乎是不可能的。沒有產業場景的沉澱，沒有專業技術的沉澱，再多的資本、再強烈的意願，對於工業領域也往往是不得其門而入。
去年洋山港四期自動化碼頭因央視的報道而走紅網絡，從空中鳥瞰，偌大的港口空無一人，碼頭上一批批運輸車穿梭往來。這套AGV系統領先全球的背後，是上港集團與振華重工在港口行業多年的運營和技術革新。酷炫黑科技的背後是無數土辦法，遇到問題解決問題，最後形成了質的飛越。
蒸汽機是被改良而不是被髮明出來的，上海工業的百年發展讓這裏集聚了工業發展所必須的技術、資本、場景、人口等工業發展的核心要素。有一些產業幾乎是只能由上海擔綱，國產大飛機就是典型案例。
上海見證了中國商用大飛機的屢敗屢戰，困難重重中航空人創造了“運十”的騰飛奇蹟，卻無奈不合時宜；寄予厚望的MD90項目無奈落馬，上海航空遭受重創；再度出發尋找機會，卻又在AE100項目上遭到戲耍。曾有幾十名產業人集體買醉痛哭，感慨行業艱難。
中國商飛高級技師胡雙錢是行業發展的親歷者，1980年19歲的胡雙錢加入當時的中國飛機製造廠，參與了運十飛機的研製。團隊的那種無私奉獻的精神，讓從小就夢想造飛機的他強烈感受到造飛機是很神聖的事。運十項目下馬後，飛機技師被私人老闆以高薪哄搶，胡雙錢謝絕了，他總想着以後還有機會造飛機。
在工廠不景氣的那些年月裏，他做過電風扇、絞肉機。1985年麥道項目上馬後，他歡欣鼓舞的投入到工作中去。三十六年的從業生涯，他加工過數十萬個飛機零件，從沒出現過廢品。他一家人長期居住在30平的小房子裏，近年才貸款買了一套70平的房子，妻子將他歷年所獲獎狀小心翼翼的用紙袋包好，常常拿出來擦拭。
運十飛機的命運是胡雙錢一生的心結，如今看到C919如火如荼，他最常説的一句話就是“如果可以，我真的好想再幹三十年！”現在，他毫無保留的將自己的技藝傳授給年輕人，在一屆上飛公司技能大賽中，他帶領的班組3位參賽選手，囊括了鉗工技能比賽前三名。
上海還有着很多胡雙錢這樣的大國工匠，他們從師傅口口相傳的技術、自己長期摸索總結出來的經驗，都是上海工業產業升級的寶貴財富。而上海還在致力於未來通過信息化和數字轉型，讓更多的傳統工業煥發新的光芒。工業互聯網是上海面對下一個二十年的，將要打出的一張王牌。
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產業人士開始認識到，“互聯網+”是偽命題，“+互聯網”才是真趨勢。不可能織一張大網將汽車、核電、航空、製藥等等行業特徵完全不同的行業全都連接起來。只能是各行各業通過自身的數字化和信息化轉型，完成科技的賦能。
互聯網尋求的是C端用户的最大公約數，而工業互聯網的支撐則來自於產業有的放矢的更新與打造數字基因。作為中國工業的高地，上海對工業互聯網的認知和實踐走在了前列。
2016年開始，上海啓動了工業互聯網的第一個三年行動計劃，互聯網+製造的上海實踐再次敢為人先，此後各省相繼開啓了工業互聯網探索之旅，工業互聯成為比肩工業4.0的又一次重大創新。
在這個過程中，一大批工業互聯網標杆企業脱穎而出，集成電路、生物醫藥、汽車、鋼鐵化工等領域的創新實踐不斷湧現，上海電氣、正泰新華、中微匯鏈、寶信等15個具有行業影響力的工業互聯網平台更是率先建立，全國首個工業互聯網新型工業化示範基地、國家首個工業互聯網創新中心、首隻地方性工業互聯網產業基金相繼獲批和落地。
當歷史的車輪駛入2020年，上海又再次率先發布了工業互聯網2.0版，工賦上海新的三年行動計劃為下一輪工業數字化轉型，實現高質量發展打下四梁八柱。根據行動計劃，上海未來將藉助“工賦引擎”為產業增能、通過“工賦載體”為企業提質、利用“工賦服務”在業界創優，最後營造良好的“工賦生態”。
明確的目標，詳細的規劃，加上百年的知識沉澱和工業基因，這些都決定了上海在工業互聯網時代，將再次領跑全國。
上海的工業精神和商業文化共存共榮，兩種氣質交織在一起，賦予了上海獨特的氣息。同時，在信息化的時代，力主成為“全球科創中心”的上海也有着領先全國的科技內核。工業精神、商業文化、科技內核，三者疊加在一切，將持續給工業互聯網時代的上海增程添力。
所以，上海製造業的故事結束了嗎？不，上海製造業的故事仍然是剛剛開始。
參考資料：
[1]. 上海近代工業史，徐新吾、黃漢民
[2]. 上海通志·工業卷，上海市地方誌辦公室
[3]. 日出江花青年江澤民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4]. 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李嵐清
[5]. 1974年秋冬毛澤東在長沙休養的日子，中國共產黨歷史網
[6].視察上海時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本文原載於微信公眾號“飯統戴老闆”，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