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告別米爾斯海默和他的“鐵籠子”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子思】
近日，觀察者網專訪了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創始人米爾斯海默教授，看得出來，在一個多小時的採訪中，米爾斯海默教授可以説是重申了自己的理論觀點，沒有動搖和妥協。
首先要感謝約翰•米爾斯海默教授，在以下三點上：
第一，安排出時間以視頻的方式與觀察者網的編輯Kris進行了坦誠和深入的對談，讓中國的讀者更加明白了米氏國際關係理論的主要內容，以及他對中美關係的分析和預測。這在當前很有用。
第二，在訪談過程中使用了十分通俗的語言和非常直接的表達方式，沒有故作深奧或繞圈子，讓觀察者網的視頻觀眾和文字讀者們不僅瞭解了米氏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主要內容，也順帶了解了產生這一理論的思維方式，客觀效果上為大家節省了很多時間。
觀察者網連線米爾斯海默
第三，由於面向中國讀者而且重點針對當前熱度極高的中美關係，米氏不由自主地將他的現實主義理論推向了一個不留餘地的極端，相當於是其理論的一個“極簡表達”和“終極應用”。這也很有用，這讓批評者只需要針對他的訪談中那些極端化、極簡化的表述進行質疑，不需要再從《大國政治的悲劇》、《大幻想》等著作中做太多的引述來呈現其理論概貌了。
不過我還是要説一説我的一些質疑和批評。
米氏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在西方學界的分類方法上，屬於當代流行的諸多國際關係理論中之一種。按《牛津國際關係手冊》的分法，這個領域的理論流派可分為九種，即現實主義、馬克思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新自由主義、英國學派、批判理論、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以及強調範式間對話優勢的折中主義。（Christian Reus-Smit, Duncan Snidal, 2008）
在這其中，現實主義屬於一個“主流”理論，影響很大而且促成了其他理論的自我界定。其特點在於：雖然包含了很多分支，諸如均勢理論、安全困境理論、進攻-防禦平衡理論以及新現實主義、新古典現實主義理論等等，但都有着同一種哲學立場和思想方法，其共性很容易被辨識出來。
現實主義的共性可以歸納為四點：羣體結構、無政府狀態、自利動機、權力行為。也就是説，無論現實主義各流派之間觀點如何不同，它們在這四點上總是差不多的——説到國際體系，總是將其視為一羣國家的一個具有內在結構的集合，而且整體處在一個無政府狀態中；説到國家，總是假定其具有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動機，而且一定是通過權力達到追逐利益的目的。
按此標準，米爾斯海默當然屬於典型的現實主義者，從這次訪談中摘出幾句話即可證明：
在多極化世界裏，所有大國沒有其他選擇，只能以現實主義指導行為，開展強權政治。
我是個結構主義者，我最基本的觀點是國際體系的結構就像是鐵籠子，它逼迫各國做出這些行為。
在一個不存在更高權威的體系裏，也就是無政府狀態，各國無從確鑿地瞭解彼此的意圖，而各國都有進攻能力，要在這樣的世界裏生存，最好是成為地區霸主……
國際政治特別是中美競爭，基本就是一場零和博弈。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米氏的現實主義立場不僅典型，而且極為堅定，不留餘地。在訪談中，他實際上拒絕了針對現實主義的任何修正，關於中國是否是個民族國家，他説：
如果你想在現代國際體系裏生存，你最好是個民族國家，最好是個強悍的民族國家。中國沒有及時走上這條路，成為現代民族國家，結果付出了可怕的代價。今天的中國是現代民族國家，多年來我所認識的大部分中國人，都是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者。
……今天的中國是個現代民族國家，這對中國來説是件大好事，我認為中國應該盡力確保自己一直是強大的、有凝聚力的民族國家，用行動確保自己比其他民族國家更加強大。這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但我認為這符合中國的利益。
關於中國是否是個例外，比如説是一個文明或文明型國家，他説：
難道你覺得中國這個國家在消失，在崩潰？難道你覺得美國這個國家在消失？日本在消失？看看這個世界吧，我看不到任何證據表明國家正在消失。它們消失了誰來接班？如果不是國家，那麼應該由誰來主導世界各民族的政治活動？答案是沒有其他替代方案，民族國家將繼續存在。
關於“公天下”、“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政治設想，他説：
這些想法不會付諸實踐，這不是世界運行的方式。我們生活的世界圍繞着不同民族運行，不存在什麼人類整體。這種關於全球文明、全球社會、世界國家的想法，完全脱離了現實。
這真的很極端。理論家對自己的理論進行這種帶絕對性的辯護並不明智，因為所謂理論，無非是一種自由虛構，其基本概念和基本關係都是可以證偽的，世上不存在任何一種不容置疑的理論。一個享有盛名的國際關係理論大師，不能對理論的虛構本質有所認識，固守在一個只是讓自己感到舒適的簡化理論模型當中，很難令人信服。
現實主義理論的先天不足
在關於現實主義的認知中，有一個流行的二元對偶，即現實主義vs理想主義，其含義是：人類社會中的政治行為，既包括善意的意願和動機，也包括惡意的威脅和懲罰。如果認為一種秩序的建立更多地取決於前者，就是理想主義，如果認為更多地取決於後者，就是現實主義。
這個二元範式看起來很對稱，理論上也工整，但在應用上卻似乎從未成功過。著名的例子是亨利•基辛格堅持用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兩種思想的二元對立解釋20世紀美國的獨特外交政策風格。
根據他的解釋，現實主義就是一種冷靜的、以國家利益為指針、尋求大國均勢以確保國際和平的指導思想，而理想主義則是一種幼稚的、以道義原則為指針、通過集體安全以確保和平的指導思想。
基辛格被認為是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大師，因為他堅持認為只有現實主義才是通往成功外交政策的根本保證，而理想主義只會導致錯誤的甚至是災難性的外交悲劇。例如他認為在他擔任國務卿的尼克松政府時期，其政策就是“建立在對我們和其他國家的利益的現實評估的基礎之上的……我們的利益形成我們的義務，而不是相反。”（Henry. Kissinger, 1997）
但在他試圖解釋理想主義政策的失敗時，卻陷入了自相矛盾，他認為“二十世紀許多最佳的外交行動，可以追本溯源到威爾遜總統的理想主義：例如，馬歇爾計劃、勇敢承諾遏制共產主義、保衞西歐的自由，甚至命運曲折的國際聯盟，以及日後取代國聯的聯合國等等都是。”（Henry. Kissinger, 1997）
被稱為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大師的基辛格
他的這種牽強附會的二元論解釋，招致了一些嚴厲的批評，歷史學家們認為這種簡化且生硬的理論框架導致了對國際關係史的曲解。
與米爾斯海默的問題一樣，基辛格的問題也在於並未很好地認識到西學傳統中的這個現實主義在思想上的先天不足和固有缺陷。
做個假設，如果西方學界並未發展出目前流行的這種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那麼中國學界有無可能從自身的歷史經驗中發展出類似的國際關係理論呢？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與近代西方的列國爭霸時期差不多一樣長，歷史材料也足夠多，中國學者有無可能從中歸納出一套規範化的理論模型呢？例如將春秋列國抽象成一個羣體結構，將周天子的衰落定義為該結構的無政府狀態，將各國的爭霸故事按照自利動機與權力行為的規範化理論進行描述？
可以認為這不太可能，因為中國人不習慣這種表面上很科學、很學術、很理論化但實質上帶有嚴重先天缺陷的思維方式。
具體説來，按中國人的傳統，人類社會中的社會關係和政治行為，都是人之事，遵循人之道，如《荀子•儒效》篇曰：“道，仁之隆也。……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如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以，中國人的政治哲學和人生哲學密不可分，不大會構造某種抽掉了人事和人生的、純粹“物化”的社會理論。
西學傳統卻不是這樣，自亞里士多德開始，長期偏執於形而上學，將人類社會混同於自然界，將天之道、地之道置於人之道之前，總想要通過將人“物化”找出一種統攝自然界包括人類社會的單一規範。而隨着現代科學尤其是物理學的大發展，牛頓發現的定律猶如上帝投下的光亮，令一切豁然開朗（Nature and nature’s laws lay hid in night; God said “Let Newton be” and all was light. ），讓西學中對“形而上學如何可能？”這一問題的追問更加執着，如康德的問題：研究和衡量理性的那種先天地認識的能力。
近現代西方社會科學中很多“科學理論”都是這一形而上學傳統的產物，其共同的特點就是，在社會問題中把其中活生生的人抽掉，儘可能地將問題還原為物理學和數學，應用數理邏輯進行理論概括和描述，再返回到現實問題中給出解釋和預測。
不幸的是，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各個流派，也都在這一形而上學傳統當中，而且就像米爾斯海默在訪談當中所表現出來的：立場決不動搖，結論決不修正，非如此就不是現實主義。
也不能説這種思維方式完全沒道理，將社會科學問題自然科學化，相當於是打開了一座理論工具寶庫，只要對所關注的社會科學問題進行一定程度的抽象處理，就可以將現成的自然科學理論成果拿來直接套用。比如將人類社會的國際體系抽象成一個類似於物理學中的同類物體集合，並假定這個集合具有固定不變的結構並且沒有統一意志，再將各個國家抽象成具有質量和能量的物體和力，將國家的行為抽象成遵循某種定律的物體運動，這樣就可以照搬物理學中的理論與方法建構國際關係問題的理論模型了。
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裏：為了建立“物理學化”的理論模型，必須對現實問題進行簡化和“物化”，抽掉其中的“人之道”，轉換成“物之道”；然而一旦在由人進行的政治活動中抽掉了人，將人變成了物，也就必然會導致對現實的背離，落入為了遷就理論的工整不得不扭曲現實的思維陷阱。
米爾斯海默在訪談中強調説，“我的主要依據是理論。我對國際政治運作有一套簡明的理論。”不知道他是否意識到，他的簡明理論就是他的陷阱，如果現實更復雜、更多變，超出了其簡明理論的解釋範圍，他不會去修正理論，而是強詞奪理地簡化現實、固化現實。因為如果不這樣堅持，如果承認存在例外和變數，它的簡明理論模型就會瞬間崩塌。
這就是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先天不足。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現實主義在理論中抽掉了“人之道”，實際上是抽掉了整個問題的歷史維度。物理學中的力學模型是沒有歷史維度的，同一個實驗可以在任何時間重複進行，其實驗結果不受時間變化的影響。但人類社會的所有問題都是有歷史維度的，在國際關係領域，今天的中國和美國，以及世界各國，都不像物理學中的物體那樣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還是如此，而是歷史的產物——各自的獨特歷史以及相互之間的互動歷史共同作用之下的產物。
這就意味着，現實主義理論的那個統一的理論假定——羣體結構、無政府狀態、自利動機和權力行為，其實也都是隨歷史而變化的，不可能像現實主義者們所堅持的那樣，是一個永恆不變的先驗之物。
為什麼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現實主義理論無法相容？其他暫且不論，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歷史主義的，從不會在抽掉了歷史維度的空間平面上分析問題，關於國際體系的結構和狀態、國家的動機與行為，馬克思主義都有一套基於歷史的解釋。
當然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家們也不是不談歷史，而且還很喜歡談，但他們卻是用一種顛倒的方式談歷史，即從歷史上找到可以適用於其固定理論模型的案例，例如古希臘時期的雅典和斯巴達、中世紀的意大利諸公國、近代以來歐洲列強的威斯特法利亞體系等，再反過來説明其理論的“放之四海而皆準”；並且還能將修昔底德、馬基雅維利、霍布斯等人與當代的漢斯•摩根索、喬治•凱南、肯尼斯•沃爾茲、約翰•米爾斯海默等大不相同的思想者通過現實主義立場串接成一個看起來像是“自古以來”的學術傳統。
在這一點上，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很像自由市場經濟學理論，前者的國際體系在後者被稱為“市場”，前者的國家在後者被稱為“經濟人”，前者的國家利益和權力政治在後者就是“經濟人”的自利動機和最大化策略。兩者在虛擬世界、結構不變、無政府狀態、行為體的動機和行為規律不變等基本假定上完全一樣。
而且也同樣偏執，自由市場經濟學家也一直宣稱，不承認這些還原論的假定就不是經濟學家，也同樣為了遷就理論而不惜扭曲現實。
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自1970年代的肯尼斯•沃爾茲之後發展出新現實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學也大概在那個時期發展出第二代新古典經濟學流派，在抽離人、抽離歷史、物理學化、數學化的方向上越走越遠。看起來是越來越具有學術性和理論性，但其實是越來越走火入魔，越來越受制於自身的先天不足和固有缺陷不能自拔。
中國引領世界走出“鐵籠子”
中國的改革開放基本上與歐美的“新自由主義革命”同步，中國人文社科界也一直深受西方的新現實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影響，很多人對這些學派中的理論化程度、數理化程度深深折服，亦步亦趨地學習猶恐跟不上，不大會去質疑這些理論的先天不足和固有缺陷。
但好在這種影響並不是全面徹底的，一方面中國仍堅持將馬克思主義作為官方意識形態，另一方面中國也在繼承和發展自身的國學傳統，這兩方面都是強調歷史、強調人的因素的，這使得中國學者不會輕易落入西學的形而上學陷阱當中。
早在一百年前，梁啓超在研究了西學的形而上學之後，先是承認有其獨到之處，在客觀的科學方面確實超過中國，但又認為這種思維一旦用於研究人之道，就會出現各種問題。
他認為中國的學術傳統強調知行合一，孔子曰“學而不厭”，又曰“為之不厭”，可知“學”即是“為”，“為”即是“學”；王陽明曰：“知而不行，是謂不知。”意思是關於人之道的學問，必須自證，必須躬行。梁啓超認為，“這卻是西人始終未看得的一點。”（梁啓超，1922）
若論知行合一，中國人才是最好的老師。圖為中國近代思想家梁啓超
從這個觀點上講，源自西學傳統的這些形而上學理論，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也好，自由市場經濟學也好，根本問題恰恰就在於知行分離，而且是作為一種現代主義原則的強制分離，即作為求知者的主體必須超脱在作為被求知者的客體之上，並始終保持距離。由此才產生出這些類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理論。
求知識不是通過人的自為，而是通過知識方法本身，通過“先天綜合判斷”，這是一種超出中國人學術傳統的西學獨特路徑。追本溯源會發現，這一路徑其實源自西方的一神教傳統，因為這種從人世間抽離出一個超脱在人世間之上的求知者視角，將人世間與世界萬物混同在一起作為被求知對象進行考察，不是別的什麼，就是西學中源遠流長的“聖經敍事”。換句話説，求知者只有通過自比上帝才能獲得這種超脱自身所在世界的視角，才能始終與觀察對象保持距離，才能通過“純粹理性”完成求知過程。
中國人通過向西方學習，瞭解了這種思想方法，從中汲取了很多新知識，在客觀的科學研究方面，基本上也是遵循這個路徑。但是在人文社科領域，中國人卻不會全盤接受。因為關於人世間的事，關於宇宙中的人之道，中國人骨子裏還是孔子和荀子的信徒，也能接受馬克思，但並不相信霍布斯和黑格爾。即使有一些沉迷其中並頂禮膜拜的學人，也只是少數。
中國人的知行合一，加上實事求是，不僅是方法論，其實也是本體論，也就是相信宇宙與人生密不可分，比如《易經》説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人共生共息，不相信兩者是造物主的分別創造。這也就意味着，至少在人文社科領域裏，中國人拒絕接受任何超出人的自為行動、抽掉了人的歷史創造的超驗理論，不接受任何“固定不變的結構”、“永恆的行為規律”。
米爾斯海默將國際體系的結構比喻為一個“鐵籠子”，各國在其中受到固定結構的制約和強迫，表現出固定模式的行為。這在中國人看來完全是莫名其妙，絲毫不像是現實，更像是書呆子的超現實臆想。
反倒是被米爾斯海默稱為“大幻想”的自由主義，或者被基辛格稱為“幼稚”的理想主義，或多或少還都帶一些人間煙火氣，都有各自的歷史演進過程，並且隨時代變化而發生調整，因複雜性的增加而做出反應，沒有多少“鐵籠子”特性。
如果讓中國人來定義，那麼西方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不妨就歸入機械唯物論形而上學，由這些偏執的學者們去自説自話，不要再佔着現實主義這個挺好的概念，更不要據此來指導國際關係的實踐。
所以可以説，中國人才是真正的現實主義者，也就是拒絕了機械唯物論形而上學現實主義的、始終直麪人類歷史、人類互動、人類創造這一真正現實的現實主義者。所以，如果西方國家還是繼續迷信國際關係的那個自己臆想出來的“鐵籠子”，繼續認為“大猩猩”們無路可走，只能接受“鐵籠子”的強迫制約在裏面按一成不變的叢林規則互相廝殺，那麼也只能寄希望於中國帶領它們走出絕境了。
實際上，中國已經在這麼做了。
什麼叫“新型大國關係”？就是走出國際關係的固定結構和固定模式，具體説就是拋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通過大國之間的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共同創造新的多邊關係。
什麼叫“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開放戰略”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走出國家的自利動機和權力行為的傳統窠臼，堅定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致力於世界各國的攜手合作，努力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這不完全是未來藍圖，實際上也是走出西方現實主義“鐵籠子”、避免重回列強爭霸舊思維、舊模式的唯一出路。當然，新路決不是那麼容易走通的，但中國已經高高舉起了指引前進道路的旗幟，不會再回頭了。
在此告別米爾斯海默和他的“鐵籠子”。如果他內心還是熱愛和平的，那麼他應該對於他的理論在中國遭遇的徹底失敗而感到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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