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世界上有兩個美國：你玩你的我玩我的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程亞文】
一場因為一位黑人的意外死亡而導致的全國性抗議，仍在美國如火如荼，並重演了2017年的“破四舊”場景，與南北戰爭甚至美國建國時刻相關的一些紀念物，再次遭到嚴重破壞。在波特蘭，數十名抗議者日前推翻了一座擁有近百年曆史的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的雕像，並點燃美國國旗扔在雕像上。
很少有人會想到，最近幾年來的美國，會是以“問題”而不是“方案”的面貌展現在世界面前，當下時刻美國社會的撕裂與政黨極化，進一步顛覆了以往的美國形象。美國為什麼“生病”了，病因又何因？
國家：“利益相關者”的公民聯盟
首先需要理解以往的美國何以建構。政治的背後是利益，雖然信仰和價值觀有時也會扮演不可忽視的作用，但它們往往也是利益的伴生品。現代國家作為政治共同體，首先須體現為利益共同體，從國家建構的角度來看，近世以來的國家創生，特別是“民族國家”的出現，公民之間的平權即利益和權利的共享是主要動力。
在平權的過程中，國家的有機構成——不同階層、族裔、團體、組織間，普遍產生了利益上的相互粘連，從而也在情感上建立起了共同體的連帶感。也就是説，國家內部的所有公民，是在一張桌子上吃飯，共享一塊蛋糕的。
現代國家的平權過程，大多又是與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同時發生的，在工業化的過程中，產業資本構築了利益共享的關聯性，儘管分配有多有少。無論是作為企業主的產業資本家，還是為產業資本家生產商品的工人，吃的都是一口鍋裏做出來的飯，產業資本家需要所在國家的工人為其工作，而工人則需要通過為產業資本家工作來賺錢養家餬口。
1899年成立於底特律市的帕卡德汽車廠曾是一家豪華汽車生產商，於上個世紀60年代左右倒閉。 視覺中國 資料圖
需要特別説明的是，產業資本在此進程中是有國家屬性的，主要是在母國投資，既依賴母國的公民為其創造財富，又為母國的產業工人提供就業機會，並向母國交税，從而為國家兑現向公民的福利承諾創造財政條件。
突出表明上述這些的，是這一時代產業資本家們的企業管理觀念，“與現今的那些CEO們截然不同”，“他們認為，企業運營的關鍵，在於用持續增長的薪酬和福利，來確保穩定的工作崗位”。擔任過標準石油公司董事長的弗蘭克•阿布拉姆斯(Frank Abrams)在上世紀50年代曾提出“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stakeholder capitalism）的著名企業口號，認為“所謂企業管理工作，乃是讓各種受直接影響的利益相關羣體的主張和要求維持一種公平、可行的平衡……利益相關羣體包括股東、員工、客户、以及社會公眾”。
公司乃是“社會存在”和不同羣體共同構成的“利益相關者”的概念，鮮明體現在了通用洗車公司和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於1948年簽訂的《底特律條約》中，它“創立和訂立了戰後很長一段時間的社會契約規範——工會與企業管理層、勞動與僱主之間實現經濟利益共享”。[1]這也使得1959年著名的“廚房辯論”中，時任美國副總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向時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ёв）説出了這句話：“美國是最接近無階級社會當中、所有民眾共同繁榮的理想的”，而當時的美國兩黨也達成共識，支持企業和民眾以民主協商的方式分享美國的財富，將企業利益與擁有穩定工作、持續上漲的薪酬和豐厚福利的美國夢聯繫了起來。[2]
這個由產業資本為主要經濟形態、投資者與產業工人共同參與、其他專業人員提供相關服務，以及政府參與財富調節的利益聯盟，在以往的工業化時代，保障了民族國家作為一種政治共同體的生成，而像美國這樣構成極為複雜的巨型政治體，即便不能稱作為歐洲式的民族國家，但其政治文化的內核中，民族國家的理念仍是關鍵成分。
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創建和維持中，並非沒有過政治不和諧，實際上有時還會遇到嚴重的內部政治危機，但為什麼危機能夠化解，政治生態大多數時候都能保持在相對和諧狀態？
主要原因是國家有能力汲取社會資源尤其是經濟資源，產業資本也配合了國家需求，從而能夠為公民提供福利保障、為社會提供儘可能多的公共物品，從而為政治對立的緩解創造了物質條件。
從美國來看，20世紀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The Roosevelt New Deal）和60年代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新邊疆”（New Frontier）綱領、約翰遜（Lyndon Baines Johnson）的“偉大社會”構想，都較為成功地化解了不同時期美國遇到的不同內政問題，而社會經濟資源則為國家計劃提供了充裕支持，特別是在幫助更多不同膚色、出身的美國公民實現充分就業上。
“新鍍金時代”[3]與利益疏離
然而，這個因工業化而帶來的國家政治安排，在進入產業大量向海外轉移的“去工業化”時代，及由產業資本主義過渡到以金融業主導的“虛擬資本主義”的階段後，“國民”之間的利益粘連、利益相關可能轉變為利益疏離甚至利益無關，導致共同體的連帶感和政治認同瓦解，進而導致國家陷入政治撕裂。美國社會的利益結構自上世紀晚期以來已發生這樣的顯著改變，它已不是通常所説的“利益分化”可以理解。
對於美國步入“新鍍金時代”的場景，近些年來已有很多研究。比如有人指出，美國社會的不平等性在強化，族羣之間、族羣內部以及全社會在收入分配、財富佔有、機會獲取等各方面都在表現出日益擴大的差距[4]，美國學者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因此認為即將“走向兩個美國”[5]。它也使得以往的這個美國信條正在崩潰：“在美國每個人都應當有獲得成功的平等機會”[6]。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家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裏埃爾·祖克曼（Gabriel Zucman）的研究表明，2012年屬於0.1%階層的約16萬户家庭掌握了美國22%的財富，這一數字遠高於1963年的10%。[7]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出現“佔領華爾街”運動，參加抗議活動的很多人帽子上插着標籤，上面寫着“99%”，指向一份廣為流傳的調查報告，即99%的老百姓與1%的富豪之間貧富分化加劇。
2011年9月17日，示威者聲稱代表美國99%的民眾，抗議華爾街金融機構的貪婪腐敗。新華社記者 張保平攝
一位美國觀察者寫道：“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底層90%的人羣掌握了全國35%的財富，達到了其巔峯。30年後，這一數字下降了12%”；在教育資源佔有上，“1985年，美國最難進的250所大學有54%的學生來自收入在全國75%以下的家庭；2010年入學的學生只有33%來自這個羣體。根據一個2017年的研究，在38所精英大學（包含五所常青藤）中，來自收入前1%的家庭的學生比來自後60%的學生都多”[8]。
這位觀察者在《我們是美國的新貴族》（The 9.9 Percent Is the New American Aristocracy）一文中，將當前的美國人分成了三個階層：0.1%的鉅富階層、9.9%假裝成“中產階層”的富人和90%的被剝奪者，他們不僅不共享財富，在居所、教育、婚姻等各個方面，也是相互隔離、各不相干和分層配置的，富人住“高尚社區”，窮人的街道骯髒無序；精英學校裏大多是0.1%和9.9%一族的後代，而那90%羣體的孩子只能上一般學校或根本無學可上；婚姻也是門當户對，“選型交配”已成常態，富人找窮人結婚越來越罕見。
自上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中產階級的收入已四十多年沒有增長，以兩個時期為對比，“從1978年到1973年，美國非農勞工的生產力增長了96.8%，普通工人的時薪增長了93.7%”，在此時間段，中產階級從國家生產力增長帶來的收益中獲取了相當豐厚的份額；而“從1973年到2011年，美國非農勞工的生產力增長了80.1%，但普通工人的工資僅增長了4.2%，時薪——工資外加福利——僅增長了10%”，如果考慮通貨膨脹因素，實際上，2011年美國中產階級的工資與1978年“完全相同”。[9]
2016年特朗普成功當選總統之際突然在美國走紅的一本自傳體回憶錄《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也是對此做出的一個生動註腳。該書作者、一位硅谷投資管理者萬斯（J.D.Vance）以紀實的方式，講述了美國的勞動階層和底層人民的生活在過去幾十年的倒退，在一些“鐵鏽地帶”因產業衰敗而由往日的繁榮走向凋零之時，“貧困羣體”已不再侷限於以往的黑人和拉丁裔，大量白人人口也陷入了世襲的貧窮與困頓，長久以來美國人引以為傲的“機會均等”、只要通過努力就可以向上躍升的“美國夢”，在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中已經破滅。
上述場景的出現，與美國自上世紀晚期以來經濟結構的變化高度相關。曾在上世紀80年代因提出“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構想”而成名的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王建，早在20年前就分析認為，美國和整個西方的經濟，自20世紀後期以來已經發生由以實體經濟為主，轉向以虛擬經濟為主的新階段，其主要表現是以金融業為代表的服務業，在美國經濟中所佔的比重，如今已達80％以上。[10]
美國經濟結構的重大變化並不止於此，另一突出改變是，在以往實體經濟佔據國內生產總值（GDP）重要比重的時代，美國的產業資本主要是在國內配置，當大商巨賈在國內投資興業時，以往所説的美國數量龐大的中產階層也得以產生。雖然他們在財富佔有上與上流階層有着貧富之別，但資本家的國內投資，畢竟還是為產業工人及其他人羣帶來工作機會。美國不同階層那時還是一起分享財富成果，是在一口鍋裏吃飯，可謂利益相關。
然而，自上世紀以來，美國產業資本大量對外投資，而以金融、債券為代表的“虛擬資本主義”也在高歌猛進，它們“以錢生錢”、在全球跑馬圈地的財富產生方式，更是不再需要一般美國人的“幫助”。美國企業的“產業轉移”所帶來的一個結果，是在“過去十年時間裏，美國各地總計關閉了59000座工廠和生產企業，核心製造業領域的就業人數，自2001年1月到2011年12月，從1710萬人下降到1180萬人”。[11]
以往資本家與國家聯姻的一種重要方式，就是國家通過扶持資本來為民眾提供工作機會，這也是以往美國產生大量“中產階層”的主要來源，現在，這個源泉在美國逐漸枯絕，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之際備受關注的美國東北部出現的“鐵鏽地帶”，就是其物證。
在資本階層的財富來源，由以往主要靠在美國國內投資，轉向在全球投資產生時，美國內部不同階層間的關係，也由利益相關，逐漸轉向利益疏離。大部分美國人的利益，仍需要依靠美國這個母體來保障，但又有相當部分美國人的利益，主要憑藉的已是“全球”而非美國，這使以往美國作為一個利益共同體的結構開始瓦解。“2016年美國大選出現的政治危機（硅谷科技企業、傳媒業、金融業等領域的職業知識階層與傳統工人階層之初的文化隔閡、政治疏離），正是幾十年前這場產業轉型的持續後果。”[12]這種場景在南北戰爭之際的表現是，當時美國南方的對外經濟往來，主要是與英國的棉花貿易，而與北方的經濟交流卻非常疏淡，那時的美國同樣不是一個利益共同體。
在產業大量向海外轉移、同時經濟越來越金融化後，資本對“母國”的需求大為減弱，使得工業化時代建構起來的“現代國家”，在履行其政治功能時遇到了兩個嚴重挑戰：一是不再能夠通過凱恩斯主義式的經濟政策調節，為最為廣大的民眾提供工作機會；二是也不再有足夠的國家能力可以從資本集團徵税，從而喪失了利用國家財政力量為民眾提供社會保障的能力。
英國《衞報》的一篇文章因此驚呼，“民族國家面臨消亡”，但這是個不幸的事實。文中説：
“……國家和制度變得不能提供可信的、可行的未來。這一點在金融精英（以及他們的財富）逐漸背棄國家時尤其突出。畢竟當下國家政治權威的喪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家對金錢外流失去控制。大量金錢被轉移到海外‘離岸’區域。這些外流的萬億資產削弱了國家作為一個共同體在實質意義上和象徵意義上的存在”，
“如今，避税成了財富創造中的重要一環，蘋果公司現金儲備中有94%都在境外。94%的現金儲備即2500億美元，這甚至比英國政府和英格蘭銀行的所有外匯儲備相加都要多。這樣的避税手段對民族國家而言，無論是在物質意義上還是象徵意義上，都是一種削弱。”[13]
與以往那些大公司的利益往往與一定的母國關聯在一起不同，今天那些大的資本所有者，已強大到可以不再依賴任何母國來贏利，它們與任何母國的公民間，都既能夠建立起利益關聯，也可以撤消利益關聯。
在南北戰爭之際，美國社會的利益疏離，表現為南北兩大地域不再是一個利益共同體；而在今天，美國社會的不同階層不僅不再共享現在，也不再共享未來。這反映了利益疏離的兩種基本形式：一是地理空間上，一個國家內部不同地區間的利益關係日益薄弱，乃至看起來像是“兩家人”；二是社會階層間，不同階層間的利益關聯顯著淡化，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已經不再圍着一張餐桌吃飯，也都已清楚看到所吃的飯菜已不再來自同一口鍋裏。美國現在的利益疏離和政治撕裂，既在階層間，也在空間層面。美國今天不同地區間的利益關係，如當年南北戰爭一樣又發生了重大變化，東北部、南部和西部各有不同的經濟體系且相互不再構成支撐關聯。
6月1日，民眾在美國紐約時報廣場抗議警察暴力執法。 新華社記者 王迎 攝
政治共識的利益前提
通常來説，一個社會總會有多種利益集團，它們有不同的利益訴求。但在兩種情況下，利益集團間的互動也會不同：一種是，利益集團間仍有利益交集，即存在着利益相關性，在這種情況下，不同的利益集團仍可構成一個共同體；另一種是，利益集團間沒有利益交集，互相不構成為利益實現的渠道，即不存在利益相關性，在這種情況下，不同的利益集團可異化為不同的共同體。
在19世紀上半葉的一段時間內，實際上，美國的地區差別並不完全在南北，東西部的發展差距甚至大於南北之別。東西差別也是美國建國前老、新殖民地之間的對立的延伸，比較老的殖民地建立的州，位於東部沿海一帶，人口較密集，經濟上相對成熟，社會階層分明；新殖民地建立的州，主要在西部和內地，人口少，經濟不發展，社會尚未分化分層。但這種東西差距在1830年後，由於北部地區工業的迅速增長和廣闊的國內市場的出現而逐漸縮小，終至退於南北矛盾之後。
東西之所以後來融為一體，是因為利益粘連在一起了，而南北發生了利益疏離。如果一個國家的不同地區，在經濟上互有很強的需求，那就會形成共同市場，有利於形成政治共識，防止國家撕裂。然而，到19世紀中期，美國南北部地區的經濟聯繫已極度弱化，統一市場沒有形成，共同利益日益稀少，相反，雙方的差異和分歧，卻在不斷擴大和加強。[14]
需要指出的是，政治撕裂並不一定來源於通常所説的“貧富分化”，在有貧富差別的情況下，富人與窮人一起構成一個利益共同體並被融合進同一政治框架是有可能的，原因在於，在產業資本依賴於一定的母國獲得利益的時代，資本家雖然是獲利大者，但他們在母國的投資，也使其他人共同獲得了利益，窮人與富人之間仍是利益粘連的，只不過所得有多有少而已。而且，在國家與資本形成彼此支持的聯盟時，國家可以在相當程度上保護機會均等，收入較低的階層仍有通過自身努力向上躍升的機會，社會底層是有希望的。
然而，一旦資本集團不再依賴某個特定國家的公民的勞動來獲取利益，同時資本對特定國家也不再忠誠，富人與窮人間的“貧富分化”，就不再簡單只是財富上的差別，而是沒有了利益關聯。在利益疏離的狀態下，問題已不僅僅僅是貧富分化，而且，在今天公民的機會往往決定於其受教育水平、所掌握的科技和金融手段以及其他社會資源，尤其是現代科技的發展顯著拉大了“科技人”與“非科技人”的競爭優劣勢的情況下，社會精英階層與一般民眾的機會不均等及其階層固化、代際傳承，會以更加誇大的形式表現出來，恰如《我們是美國的新貴族》（The 9.9 Percent Is the New American Aristocracy）一文所描述的那樣。
“一個處於現代化之中的社會，其政治共同體的建立，應當在‘橫向’上能將社會羣體加以融合，在‘縱向’上能把社會的經濟階級加以同化。”[15]美國今天在政治領域所遇到的，乃是政治共同體的內源性問題，即不同的社會羣體間的鴻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加深，不同經濟階級間的利益也不是更加同一而是愈益分離。這也日益凸顯了塞繆爾·P·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其晚年的一個困惑：“我們（美國人）是誰？”[16]，而且又如南北戰爭時刻一樣，這個困惑不僅指向美國社會的種族關係，也已指向階級和階層關係，它們都在導致政治認同的裂變。
註釋：
[1]（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著，文澤爾譯：《誰偷走了美國夢：從中產到新窮人》，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63-65頁。
[2]（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誰偷走了美國夢：從中產到新窮人》，第67頁。
[3] 美國學者拉里﹒M﹒巴特爾斯(Larry M.Bartels)在分析當代美國的經濟不平等加劇現象時，便以“新鍍金時代”（New Gilded Age）概括當代美國。參見（美）拉里﹒M﹒巴特爾斯著，方卿譯： 《不平等的民主——新鍍金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分析》（Unequal Democracy: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 魏南枝、常夷：《美國的人口結構變化和社會不平等》，載《美國問題研究》，2018年第1期，第128-133頁。拉里﹒M﹒巴特爾斯的《不平等的民主——新鍍金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是與此相關的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5]（美）羅伯特·帕特南著，田雷、宋昕譯：《我們的孩子》，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頁。
[6] Benjamin I. Page and Lawrence R. Jacobs,Class War?What Americans Really Think About Economic Inequal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pp.57-58.
[7] Emmanuel Saez，Gabriel Zucman，”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13 evidence from capitalized income tax data”，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Vol.131(2), p520.
[8] Matthew Stewart, ”The 9.9 Percent Is the New American Aristocracy”,The Atlantic,June 2018.Link: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8/06/the-birth-of-a-new-american-aristocracy/559130/.
[9]（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誰偷走了美國夢：從中產到新窮人》，第105頁。
[10] 參見王建：《貨幣霸權戰爭》，北京：新華出版社，2008年版。
[11]（美）赫德里克·史密斯：《誰偷走了美國夢：從中產到新窮人》，第110頁。
[12] 王維佳：《網絡與霸權：信息通訊的地緣政治學》，載《讀書》，2018年第7期，第7頁。
[13] Rana Dasgupt , “The demise of the nation state”, The Guardian, April 5, 2018.
[14] 關於內戰前夕美國南北地域間的經濟分化、利益疏離與政治撕裂，參見程亞文：《大國戰略力——帝國盛衰的六種力量》“第三章：失衡之邦的創傷”，上海：文匯出版社2016年版。
[15] 塞繆爾·P·亨廷頓著，王冠華等譯：《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366頁。
[16] 參見塞繆爾·P·亨廷頓著，程克雄譯：《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新華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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