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紹雷：我們正在經歷的，是世界秩序過渡期的一場綜合性全面危機
【文/馮紹雷】
今天，關於世界秩序的討論，已成為熱點。至少與兩個方面密切聯繫，其一，歷史上每一次世界秩序的更替，都與全局性危機有關。當前面臨的是什麼危機呢？全球流行病危機、能源危機、全球化危機、還是中美關係危機？其二，鑑於當前高度的動態性，對危機性的判定還要看另一個問題，即世界秩序本身處於何種狀態。如果世界秩序本身處於上升或穩定期，那麼危機再兇險，也無法撼動秩序；如果，世界秩序本身已經風雨飄搖，那麼危機會加速世界秩序變更。目前來看，很可能滑向後一種態勢。
綜合來看，當前遇到的是在世界秩序過渡期所發生的一場綜合性的全面危機。
首先，百年未遇的大規模流行病觸發世界經濟斷崖式下滑，油價大幅下跌，美國股市四次熔斷；隨後，美國發動對中國的輿論圍攻，大國關係出現對抗態勢，全球化全面倒退，甚至不排除局勢會進一步惡化。現在我們看到兩個情況，一是危機發生於世界秩序轉型的、高度不確定的過渡期，二是這是一個多重領域同時爆發的綜合性危機。
面對如此複雜的局面，我想從三個方面來展開討論。第一，歷史上的危機和世界秩序是怎樣相互關聯的，換句話説，危機是如何作用於世界秩序更替？第二，當今國際秩序有什麼特點，正在經受危機衝擊的世界秩序處於何種基本狀態之下？第三，今後的世界秩序何去何從？
一、危機下的世界秩序
先來談第一個問題，危機跟世界秩序相互關聯。國際危機多種多樣，我們這裏討論的危機，一般是指影響全局、延續時間長、大規模的危機，而非局部的短暫的小規模危機。類似的危機可分成四類：
第一類，戰爭與革命，大規模戰爭與世界秩序構建的關係是最密切的，戰爭又經常與革命相互聯繫，深刻影響世界。近代國際體系建立以來，每一次新的世界秩序建立，都是通過戰爭與革命來實現的。首先，17世紀初，歐洲不同宗教、不同地區、不同利益之間發生了一場極其殘酷的30年戰爭。最終，於1648年確立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宣告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的開始。新體系的確立有什麼含義？教廷不再號令天下，民族國家至上，也即，國家內部事務不再由外來干預支配。這一原則，大體上延續至今。
近兩個半世紀後，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及延續多年的拿破崙戰爭之後，建立了維也納體系。這是歐洲近代歷史上第二個重要的國際秩序。大革命之後，拿破崙一方面稱帝制憲，另一面發動歐洲戰爭、推廣革命。當時的歐洲君主制國家，比如英國、俄國、普魯士、奧匈帝國等不甘於既定秩序被推翻，聯合擊敗拿破崙。經過1814年的談判，確立維也納體系。這一體系的核心為英國、俄國、普魯士、奧匈帝國組成的四國同盟，通過互相制約達到均勢，維持歐洲領土不變，抵制對各國國內體制的威脅，當時主要是君主體制。同時，吸收戰敗國法國在內的大國，通過多邊會議協商處理國際事務。
由於對戰後事宜處理得當，未對戰敗國法國進行羞辱，保持其完整性，也未施加過於嚴苛的罰款，所以法國接受了維也納體制。當時，戰勝國俄國的專制君主沙皇亞歷山大一世進入巴黎時，居然受到雖然戰敗、但仍非常驕傲的巴黎市民跟官兵的歡迎。這一場景非常奇怪。因為即使一場大戰剛過，但各國處理戰後事務的分寸把握得比較好，再加上相互制衡的權力結構的保障，無論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各得其所。維也納體制維持了整整100年的歐洲和平。
與此相比，一戰結束後，一方面戰勝國對戰敗國處理嚴苛，德國不服。另一方面戰後建立的凡爾賽體制，也沒有強有力的保障體制，來遏制列強紛爭，所以沒過多久大戰重新爆發。作為對歷史的糾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建立了雅爾塔體系，第一，美、英、中、法、俄五大國組成安理會，成為聯合國最高權力機構；第二，聯合國體制雖以大國主導，但也有一國一票的聯合國大會機制相呼應；第三，以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一系列機制加以保障。即便如此，也並沒有避免曾歷時半個世紀之久的“冷戰”。雅爾塔體制是由戰爭直接推動建立的，所以，儘管有各種衝突，但總體上維持着和平與穩定。這是革命與戰爭直接推動下的世界秩序變更。
**第二類是，國際經濟危機所導致的國際格局重組。**戰爭之下，斯大林説，坦克開到哪裏，就能在哪裏建立自己的制度。但是，經濟金融危機不一樣，它對世界秩序變更的影響，更多是通過國際、國內經濟金融體制的重構來實現。
比如1929年到1933年的美國大蕭條，GDP下降30%，十多萬家公司破產，1500萬工人失業。由於上世紀20年代美國經濟曾廣泛影響歐洲，所以，一旦美國經濟崩潰，大量資金迴流，使得歐洲經濟也面臨着嚴重威脅。到1931年，英國被迫放棄金本位，英鎊的霸主地位不得不讓位於美國。著名左翼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認為，大蕭條讓世界一分為三，蘇聯站住腳跟，凱恩斯強調的政府幹預的資本主義新模式開始風行，同時法西斯主義崛起，直接為走向二戰做了鋪墊。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韓國國家破產，接受IMF救助。圖自法新社
我們再把目光移到20世紀末，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其實還要加上俄羅斯。儘管危機發生在新興國家，但具有全局性影響。冷戰之後，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一方面對發展中、轉型中國家發揮重要作用，因為資金雄厚。另一方面IMF強行推動各國開放國內金融市場。當國際油價遭到國際遊資嚴重衝擊時，IMF要求各國繼續推行嚴苛的緊縮政策，使得東亞、俄羅斯受到沉重打擊，東亞地區雪崩式地降低匯率以求自保，唯有中國堅持不動，維持亞洲地區的穩定，同時力挺香港頂住了國際遊資的打擊，當時中國獲得國際社會廣泛的信任和稱讚。
需要指出的是，正是1997-1998年的金融危機，直接導致中俄兩國轉向告別華盛頓共識，在繼續改革開放的同時，逐步走向加強自主發展與創新。事實上，中國原本打算加快開放匯率制度，但這場危機之後，逐漸轉向穩健。俄羅斯也開始轉向由政府主導經濟。
接下來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2007年夏，美國次貸危機爆發，過度投資金融衍生品的公司紛紛倒閉，全球爆發嚴重信貸緊縮；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產，美林公司被收購，標誌着危機全面爆發。隨着虛擬經濟的災難向實體經濟擴散，各地經濟增速放緩，失業率劇增。
彼時出現的一個關鍵性變化是，當時各國領導人奧巴馬總統、薩科齊總統、胡錦濤總書記等先後進行電話磋商，決定在原來的G7集團之外再建立G20集團，在新興國家跟發達工業國家之間的建立國際協調機制，這是一個關鍵性舉措。
但是，今天在災難面前，國際協商領導機制失去了效力。3月底，聯合國秘書長曾要求G20領導發表共同抗疫聲明，中國的要求是寫入發揮WHO作用，但美國堅決不同意這一條款，最終這份聯合聲明流產。
總之，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之後，通常經由國際國內的關鍵性體制機制改革，重組國際力量格局，調整世界秩序。雖然跟戰爭形成的結果不一樣，但危機之後世界秩序的變化，同樣相當深刻。
**第三種危機，我稱之為“反體制力量”所引發的危機。**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曾出現於東西方的反體制力量形式不同、目標不一，其中有社會抗議運動、極端主義，恐怖主義活動等等，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反對國際國內的現行體制。
先談談1968年學生運動，這是一場遍及歐美各大學校園的轟轟烈烈自發形成的反體制運動。在國內，反對壟斷資本主義對社會生活的全面控制，在國際，反對美國發動越戰，反對蘇聯侵佔捷克斯洛伐克，最終還真的帶來國際緩和局面。1968年運動鮮明地指出，歐美國家機器及其意識形態衰落，直接挑戰西方自由主義價值的合理性。學生青年們當時説得很明白，我們大學裏面學的那些理論，貌似價值中立，貌似科學，但實際上都被用來維護工業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所以運動口號是終結資本主義意識形態。
1968年運動還體現了從現代向後現代的轉換，也就是西方工業社會開始走向對現存結構進行各方面解構的後工業、後現代社會，這個變化非常之大。運動還導致歐洲共產主義從此衰落，為1970年代末以來，西方保守主義的崛起創造了條件。
這裏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總結這些思想歷史的，已經不是年輕人，而是在西方占主導地位的思想理論家。雖然1968年運動沒有、也不可能推翻西方制度，但按照左翼人士沃勒斯坦的觀點，這甚至是比1989年至1991年的蘇聯解體、冷戰終結更重大的歷史轉折，因為，它體現了思想層面的深刻變化。
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圖自法新社
再往後推幾十年，到本世紀初的911事件，這是二戰以來美國本土首次受到外敵襲擊，當時，也被稱為改變世界的歷史性事變。的確，以“911”為契機，美國新保守主義崛起。新保守主義認為，首先要先發制人，維護美國安全利益；其次，強行推廣西方式民主體制，以此為基礎的國際戰略大行其事。最近，曾任奧巴馬總統顧問的羅·本茨有一個反思，他説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911”讓美國犯了一個錯誤，手伸得太長，從而加速了超級大國的衰落。
不過，“911”還有另一面，因為“911”是美國受到恐怖主義襲擊，所以還一度出現中、美、俄和其他國家聯合反恐的短暫合作。我記得，“911”那天，正好從莫斯科出差回國，當天，送我去機場的是一位莫斯科國營大化工企業退休的總工程師、知識分子，我問他怎麼看待剛剛發生的這件事。他一邊開車一邊毫不猶豫地説，非常明白，這是反人類的恐怖主義罪行！當天，大批莫斯科市民手捧着鮮花，自發到美國駐俄羅斯大使館弔唁。在各國官方尚未公佈自己的正式立場之前，莫斯科平民老百姓的表現讓我留下深刻印象，給後人也留下了一個啓示：危機之下人類的感情是相通的，大國依然可以緊密合作。
世紀之交以來，遍及各地的社會抗議運動接連不斷，一方面2000年以來西雅圖反全球化示威、“佔領華爾街”、“黃馬甲運動”等等，西方各國反體制抗議層出不窮；另一方面在新興國家中，自科索沃危機推翻米洛舍維奇政權之後，趁着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等國內嚴重腐敗、貧富差距以及官僚主義等問題，西方推動所謂“顏色革命”，連續組織街頭抗議，接連引發政權更替，一度甚囂塵上。
近年來，西方出版界出版了一些關於顏色革命的研究著作，披露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組織運用各種秘密或公開手段，比如組織街頭暴動、傳播網絡謠言、製作標語口號、卡通片甚至如何印製帶有標記的T恤，建立所謂“革命學院”，專門培訓灌輸反對派骨幹在新興國家策動顏色革命，令人觸目驚心。
總之，反體制力量不同於戰爭與革命，也不同於金融經濟危機，而是以超越國界、以非常規性的、以意識形態批判或現代信息傳播方式，自下而上，動員民眾走向社會抗議，或以暴力恐怖方式挑戰現行體制，影響世界事務。
**第四種危機，國際災變影響下的世界秩序。**災難與流行病可謂是大敵無象，其兇險難測、突如其來，造成難以想象的嚴重後果。
先講14世紀的歐洲黑死病。1347-1353年從意大利西西里島開始暴發，波及整個西歐的這場大瘟疫，導致歐洲1/3人口死亡，甚至傳到天氣寒冷的北歐跟俄羅斯。中世紀以來一直遭受迫害的猶太人也曾被嚴重甩鍋，成為各種謠言和誹謗的對象，受到驅逐迫害。瘟疫不僅衝擊了歐洲農業，也激發了紡織業、畜牧業，改變城市面貌，刺激了當時漢莎同盟的對外貿易。到14世紀末，歐洲經過黑死病後很快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時期，意大利文藝復興也在這一時期進入高潮，所以黑死病在歐洲歷史上打下深深烙印。
差不多100年前的1918大流感與戰後世界秩序安排有着直接關聯。流行病學研究證明這種新型流感病毒於1918年初發源於美國卡薩斯州的哈斯克爾縣。因為戰爭，各國嚴格保密，只有中立國西班牙公佈了流感信息，結果很不幸的這個病毒被慣稱為西班牙病毒。通過軍隊和戰艦的長途運輸，傳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國上海。據記載表明，患病者非常痛苦，劇烈咳嗽，甚至造成肋骨跟胸部肌肉撕裂。當時世界人口數量是現在的1/3，約5000萬人喪生。甚至據流行病學記載，死者可能達到1億，要知道一次大戰陣亡將士不過2500萬。
參加巴黎和會的美國代表團，圖中為美國總統威爾遜 圖自維基百科
1919年，美國總統威爾遜帶病參加巴黎和會，體温高達39.4度，在跟各國元首談判時已經神志不清，他甚至臆想自己的住處到處都是法國間諜。因為，法德是冤家對頭，威爾遜比較謹慎，不太同意法國總統提出的以非常嚴苛的方式，來懲處戰敗國德國，要求德國賠償並承擔戰爭全部責任。但出乎意料的是，爾後他既沒有通知別人，也沒有跟身邊幕僚商量，突然放棄此前恪守的原則，其中包括薩爾地區的煤礦歸法國所有，德國在普法戰爭期間佔領的阿爾薩斯、洛林轉交給法國，西普魯士跟波茨南給了波蘭，德國因此處於嚴重衰敗分裂狀態，對德國人刺激很大。此外，威爾遜也對意大利的要求、對日本獲得德國在中國特權等要求都一一做了讓步。巴黎和會這場帝國間的分贓，就這樣在威爾遜朦朦朧朧的應對中告終。
實際上，到一戰末期，各國疫情嚴重，不得不匆忙結束。雖然美國總統威爾遜從未承認大流感的存在，但身處一旁觀察的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在評論威爾遜的狀態時表示，威爾遜的精神狀態在會議中已經崩潰了。當時，有人説他身患中風，但威爾遜非常信任的助手格雷森，證實他得的是流感，而且，這是威爾遜最後崩潰的原因。可見，1918年大流感直接促成凡爾賽體制，特別是對德國嚴厲的懲罰。該體制最終也沒能維持和平多久，十幾年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重新爆發。
一場大流感，讓人類文明差點灰飛煙滅，嚴肅的傳記作家約翰·巴里在其名著《大流感》中寫道，1918年的教訓何在？不能讓那些身居要職的權威人士去離間和分化整個社會，當權者必須珍惜公眾對他們的信任。最重要的就是不歪曲真相，不扭曲是非，也不要試圖去操縱任何人。無論真相有多麼恐怖，領導者都必須將其公佈於眾。
到20世紀末，必須要提的就是切爾諾貝利事件。1986年4月26號，當時的蘇聯、現在烏克蘭境內靠近白俄羅斯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爆炸，釋放出來的輻射劑量是廣島原子彈爆炸的400倍，損失高達2000億美元以上。這是世界歷史上最嚴重的核電事故。
我自己是在這場事故後大約三個月，到蘇聯去學習的，親眼目睹這場災難給蘇聯晚期的政治經濟、特別是人們的精神狀態帶來巨大沖擊。當時大家親眼見證，美蘇擁有的核武器可以幾百倍毀滅人類，所以切爾諾貝利也是推動美蘇和解、終結冷戰的動因，而且主要來自蘇聯方面。核災難中，暴露出了蘇聯體制的弊端，比如危機突發之時，當時切爾諾貝利本地連一個能準確反映核輻射量的儀器都找不到。
總之，規模巨大的災變往往和其他社會變化共同直接、或間接推動世界秩序的變化。巨大的災變所帶來的危害，比如死亡人數，對社會突如其來的顛覆性破壞，經常會大大超過人為預謀所造成的傷害。
綜合來看，第一，與歷史上每一次世界秩序的轉變相比，新冠危機是在世界秩序轉型高度不確定的背景之下發生的綜合性、大規模的多重危機。過去的危機比較單一，從來沒有如此多重的領域幾乎同時爆發危機。所以，當前這次危機對於世界事務可能造成深刻影響，無論如何評價可能都不為過。
第二，近代以來，每一次世界秩序的變更幾乎都出現了一個多元、多樣、多級力量的共同參與，甚至是共同主導下的世界秩序，這一點很重要。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是歐洲內部多元化的初步體現，1814年維也納體系意味着跨歐亞大陸的各大文明之間的共處，1945年雅爾塔體系則包含着美、英、法、中、蘇各大文明的多元共存，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從G7向G20的轉變，儘管沒有終結冷戰後美國稱霸的局勢，但凸現出了多元多極並進的強勁勢頭。在政治經濟不平衡的規律之下，力量變化所觸發的危機，幾乎推動着每一次世界秩序的變更，以不同程度走向多元化，而不是霸權化，當年如此，今後也極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態勢。
第三，人類文明的一項寶貴財富，就是每逢危機或秩序重組，都出現了以理性中立的程序性安排，來取代劍拔弩張的宗教、意識形態、文明乃至種族間的尖鋭衝突，都是以互相尊重、容忍、諒解、適度和從長計議的態度來處理大國間的抗衡。大家都在檢討當下流行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缺乏什麼，缺的就是對國家尊嚴和威望的維護，缺的就是對文化這一概念做深入探討。為什麼維也納體制能夠大體維持歐洲“百年和平”？原因就是它能夠關注上述這些問題。
第四，當下我們看重GDP，比較關注堅船利炮，看重數據化的綜合國力對比，但對於觀念性力量、思想力量、非常規事件、不可知的災變在世界變化中所發揮的作用，還沒有引起充分重視。像1968年學生運動所體現的對西方意識形態的反思，曾深刻影響之後的世界變化；再看像新保守主義是如何利用911來推動全球擴張，諸如此類的問題，現在才剛剛掀起大幕一角，遠待進一步探討。
特朗普將講稿中的“新冠病毒”改成“中國病毒” 圖自聯合早報
二、當下國際社會特點
第二個問題，我們當今所處的國際社會是什麼樣的情況？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處於世界秩序的過渡期。和平的世界秩序演變不同於戰爭時期，但需要注意的是和平時期的較量一點都不遜色，科技、金融、網絡、貿易、信息、法律，每個領域的競爭都是驚心動魄，包括動用街頭革命、混合戰爭、網絡攻擊、恐怖襲擊等非常規方式。
當前最突出的現象就是藉助霸權，長臂施壓或制裁或勒索。前段時期，特朗普和蓬佩奧赤膊上陣，藉口追查病毒，輪番討伐中國。這是非常極端、非常典型的霸凌。當時，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在公開採訪中表示：我聽説倫敦已經有人算出因為疫情所造成的損失，中國欠歐盟3.7萬億歐元或美元，這個數字接近於中國整個外匯儲備，包括所買下的美國國債；甚至有人主張，如果中國不支付這筆賠款，將扣押中國境外資產，聽到這類言辭，我簡直連頭髮都豎起來了。
**這説明轉型期內國際社會的既有體制還在，比如聯合國、世貿組織、世衞組織，但同時這些現存秩序正在遭受嚴重損害，甚至霸權橫行。**為什麼會出現這些現象？我覺得這是冷戰結束之後幾十年來，由三個方面的基本趨勢逐漸演變而成的。
**第一，**全球秩序範式的總體轉型，其中包含三個要素，國際治理、國內結構和外交戰略，三者互為一體。
首先，國際治理。上世紀90年代初藉助冷戰勝利，美國獨霸世界的意圖非常明顯。我記得當時接待一批又一批美國代表團到中國上海訪問，他們向我們解釋，什麼叫當今世界秩序：當今世界秩序，就像一個同心圓，圓心當然是美國；再畫個圈，就是他的盟友；然後外面再畫個圈，就是所謂的一般夥伴關係。但這種狀況到了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國際治理結構從G7轉向G20，這是重大變化。
其次，國內結構。冷戰結束時，無論東方西方，大家普遍模仿歐美的國家建構方式，比較強調市民社會、多黨體制、小政府大市場等模式，但隨後逐步轉向確立各國的自主性，尋求符合自己本國特點的治理模式。這裏可以舉例，差不多2003、2004年左右，中國跟俄羅斯是新興國家的主要代表，都開始採取重要措施，加強對本國國有企業發展的重要步驟。比如2003年，中國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差不多同時，俄羅斯把最大的私人石油企業掌握在國家手中。
再次，外交戰略，它本應當在國內與國外結構之間起銜接作用。外交戰略的變化體現的是趨勢性的變化，一方面從全球走向區域，另一方面從共處走向抗爭。上世紀90年代，美國藉助全球化推行華盛頓共識，同時，美國推行北約東擴，不可一世。但到了世紀之交，情況出現變化，2003年伊拉克戰爭是一個轉折點，美國跟中國、俄羅斯、歐洲都出現爭議；幾乎同時，各個地區普遍出現了一種情況：歐盟從一體化提升為貨幣聯盟，東亞合作躍躍欲試，中俄合作也以上合組織的成立宣告重大突破，所以，地區事務逐漸抬升。當然，也進入地區衝突的高發期。在總體和平的情況下，我們看到大大小小的地區衝突，科索沃戰爭，格魯吉亞危機、烏克蘭衝突、敍利亞戰爭，還有接連不斷的顏色革命，南海之爭、台海危機等等。
我們看到的所謂全球範式轉型，首先，是內部結構，從學習西方轉向新興國家追求自主性，外交戰略從合作主導走向合作競爭並存，而後世界秩序從G7到G20的變化，這是一個範式性的轉型，從規則、行為方式到基本結構都有了根本性變化。
令人不安的是，範式變化當前正在失控。這與下面一個問題有關，即轉型期的第二個特點，力量對比出現重大轉折。這個方面最為關鍵的因素，是西方從登峯造極開始走向衰落。
20世紀早年，湯因比、斯賓格勒等人也曾提出西方的衰落。但當時西方不僅沒有衰落，而且在二戰後、特別是冷戰後，一次又一次走向輝煌。但是，這次談論西方衰落的背景不太一樣。沃勒斯坦曾説過一句很有分量的話，他説，我們不要忙着去提取冷戰終結的歷史意義，蘇聯解體、冷戰終結不光是蘇聯的問題，同時也是美國的霸權走向終結。因為美國有一個特點是，始終需要外部對手的存在，才能保全自身意識形態。所以，冷戰終結對美國有什麼意義？雖然俄羅斯對美國的挑戰隱而不露，有時還迴光返照，但實質性挑戰是深刻存在的。
從實證角度來看，多少年來支撐西方發展進步的一些積極因素、關鍵因素開始逆轉，出現自我瓦解的徵兆。第一，作為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選舉，如今選出的是一批自挖牆角的民粹人物當道。第二，作為西方民主制度基礎的兩黨體制，福山曾説，兩黨體制是西方在工業革命時代出現的產物，而今信息時代自然會逐步解體。我曾當面請教他這個問題，他還是堅持這個觀點；而且今天看起來，歐洲各國的一些兩黨體制，確實變得面目全非。2012年我到美國訪問，當時是奧巴馬和共和黨候選人競爭非常激烈。當時大家討論，究竟美國的兩黨制還是否有意義？書店櫥窗中擺滿這類標題的書。
第三，言論自由是西方民主制的驕傲，但現在充斥着虛假信息、謊言。執政者居然也在其中推波助瀾。第四，西方體制的開放性，僅僅因為一個難民問題，幾乎引發歐盟基本體制的動搖，最後英國脱歐。去年8月，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外交使節會議上公開承認西方的衰落；今年2月，慕尼黑峯會的年度報告明白提出了“西方的缺失”，而且證實，首要問題來自西方內部。
2月10日，德國柏林，慕尼黑安全會議主席沃爾夫岡·伊申格爾出席新聞發佈會。 《2020年慕尼黑安全報告》為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設定主題——“西方缺失”。 新華社記者 任珂 攝
同時，新興力量“第二次崛起”。為什麼説“第二次”？因為這些新興國家在歷史上都曾雄踞一方，目前還呈現的一種態勢，不僅GDP或經濟總量、資源、潛能，它們的推進還頗有章法。
比如中俄合作路徑，首先是雙邊建設性戰略合作伙伴關係的建立。1996年10月葉利欽總統訪華，當時兩國元首要簽署的文件都已經談好了，叫建設性夥伴關係；但是當葉利欽的專機快飛到北京上空時，突然，俄羅斯駐華大使館官員致電中方，説葉利欽在飛機上看了文件，認為原本中俄關系的定位不夠，所以把原來的字劃掉，親筆寫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紀的戰略伙伴關係”。雖然這個事情來得比較突然，但中方立刻積極呼應，雙方關係有了重大突破。
到2001年，中俄及中亞國家建立上合組織，這是在911事件發生以前，很早就提出了共同反恐的目標，觀念很超前。接着就是金磚五國，金磚銀行現任行長是印度人，他提出金磚銀行大概能拿出一百億美元支持各國抗疫。到2008年，就是G20，共同參與世界事務。
對於中俄來説，是一次又一次的危機，推動着中俄的接近。在1997-1998年金融危機中，中俄兩國同時感受到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及其中關係的複雜性，推動了兩國的接近。
整個90年代，俄羅斯老百姓對美國的關係曾經有相當高的支持率。但是，到1999年科索沃危機，支持率一落千丈。就因為美國根本不理會俄羅斯對傳統巴爾幹盟友的關切，轟炸南斯拉夫，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也無辜受難，使得中俄身不由己地互相接近。此後的911事件、2003年伊拉克戰爭，包括歐亞地區發生的一系列戰爭衝突，中俄也屢次共同協調立場。
要特別説明一點，西方走向衰落，新興力量的第二次復興，這是一個非常長期的過程。關於世界歷史上的新舊交替，19世紀80、90年代美國GDP已經超過英國，到20世紀20年代金融實力也超過英國，美國一直忍到1945年二戰結束，甚至到1956年蘇伊士運河戰爭之後，才真正確認自己的霸主地位。前後歷時80年。從另一個角度看，美國在爭霸和維持霸權的過程中，先後對付老牌帝國主義英國，在二戰打敗德日法西斯這一強大敵人，冷戰開始後又整垮與其平起平坐的蘇聯，到世紀末又一次撂倒追趕者日本。所以，美國作為霸主，所積累的對付後起挑戰者的經驗手段，我們必須關注。這也證明新舊交替是一個非常艱難漫長的過程。
説到這裏，大家也要關注一些結構性的現象。世界秩序變化過程中，一方面，有新興力量跟傳統工業國家之間的博弈，另一方面，世界多極化趨勢也還受到許多結構特徵的影響。
很以往很不一樣的是，當今世界是受到多重網絡和鏈接的制約，網絡、經濟、金融、信息非常複雜，使得過渡期曲折多變。這種權力結構，既不是上世紀90年代初“新羅馬帝國”的同心圓，也不是冷戰時期的兩極對抗。
那麼，新結構的特徵是什麼？第一，各種網絡與鏈接使得多極化結構受到制約，世界本身成了一個大網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直到2019年底，中美、中歐、歐美之間的雙邊貿易額都分別是6000億美元上下的巨大規模，所以，特朗普想和中國脱鈎談何容易。
第二，新世紀以來，還有多種形式的三邊關係，比如中美俄、中美歐、中俄歐、中美日等等，從地區層面來看，有中日韓、中俄中亞、中美東盟、中印俄等組合。這些三邊關係互相競爭，互相制約，一方面互相均衡，另一方面又容易尋租，打破原來均衡。比如中國與歐洲國家的5G合作意向，受到美國極大干擾跟施壓；未來的英國、歐盟會在中美之間保持中立，避免選邊，這將是一個相當普遍的態勢。4月24號，由歐盟發起的關於聯合抗疫的國際會議，沒有邀請中國跟美國，表達出歐盟的自主意向；有人説這是抗疫態勢之下，歐洲想走第三條道路。
但話説回來，歐盟看到美國極端政治力量越來越離譜時，也在調整；一年以前，歐盟把中國定位為全面的體制競爭者，措辭強硬，但現在特別是默克爾總理積極調整，使得一年之前的強硬態度，逐漸轉向更為尋求對話合作的態度。
這就是當前形勢下的中美歐三邊關係。這也是除了中美之外，幾乎所有國家都普遍逐漸表達出來的態勢，一方面中立不選邊，另一方面美國做的太過分，就會向中國靠攏。所以中美博弈勢必受到網絡鏈接、或第三者的極大影響。這就意味着，中美之間無法簡單地單打獨鬥。
福山，“是什麼決定了一個國家抵禦新冠病毒的能力”，《大西洋月刊》3月30日
**世界秩序過渡期的第三個特點是，思想理論爭議十分活躍。**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後，福山提出“歷史的終結”，90年代亨廷頓提出“文明的衝突”，90年代晚期出現華盛頓共識和全球化爭議，前社會主義國家轉型中的威權與民主，世紀之交則有民主和平理論在西方本身的爭議，伊拉克戰爭前後還有關於新帝國主義以及新保守主義的大辯論，最近幾年又有民粹主義的討論等等。
這些爭論，都不是紙上談兵。近期新冠疫情正在出現政治化趨勢，而政治化的背後就是思想理論爭議的支撐。所以，對思想理論問題的爭論實際上是繞不開的，尤其是民主與專制的爭論。我們能用“民主和專制”來劃分當今世界嗎？經典的西方民主制度跟非西方國家探索實踐中的民主，自然會有所不同。但我們非常頻繁地看到歐美的輿論，習慣於將國際社會分成截然對立的民主跟專制，不分青紅皂白，一捧一踩。實際上，東方國家的民主追求，同樣有着深厚潛能，普林斯頓大學的知名華裔學者余英時曾説過，中國古典名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中國的民主思想傳統中的一個獨特表達。
最近，還值得關注的是曾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福山，他在一個採訪中被問道：你曾在柏林牆倒塌後預言自由民主國家會取得勝利，能否解釋一下為何它們現在面對病毒時，顯得如此不堪？ 福山的回答是，我並不認為政權類型跟抗疫成效之間有什麼關聯性，也就是説民主或威權跟抗疫成效，沒什麼必然聯繫。
其實，福山只是繼承了他的老師亨廷頓的看法，亨廷頓甚至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就比較傾向於超越意識形態，把政府能否有效治理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所以，當記者追問福山：儘管對中國抗疫舉措有各種疑慮，但是否給民主國家再次提供了一個真正取代性的模式？ 福山的回答中，並沒有放棄對中國體制的批評，但是十分明確地肯定中國在抗疫中的表現。他的原話是：這是最成功的非西方民主模式。可見，福山的思想在發生轉變。
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看到一種所謂民主和平理論，因為這跟戰爭與和平問題直接相關。這種理論強調唯有西方民主國家才會帶來和平，並引經據典稱這個説法來自康德。康德的確曾寫過“永恆的和平”一文，但實際上大家看了原著就知道，康德最擔心的恰恰是法國大革命中過度民主的暴政，他傾向於行政與立法不相分離的共和制才是和平的基礎。
如果從歷史事實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突然爆發，各國議會通過民主投票表決，才下定決心投入戰爭。2003年伊拉克戰爭正是美英兩個民主國家藐視聯合國安理會，謊稱伊拉克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發起戰爭。這件事情至今還沒説清楚，由誰來負責任。2007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者代表團訪問上海，我曾就該問題當面請教知名的美國新自由主義理論專家羅伯特·基歐漢。他非常認真地回答我説，民主和平理論的理論基礎並不牢靠。
總之，“半秩序”之下的國際規範的缺失、組織的渙散，在突如其來的災病面前一度窮於應對。但一旦人們對這場災變有了一定認識，也能借助過渡期的新舊交替，動態易變，並且面臨多重選擇的這種機會，化險為夷，化敵為友，轉危為機。
三、未來，我們將走向何方？
第三個問題是，對當下國際秩序的描述。疫情之後，國際社會是否將如基辛格所言，以往的世界秩序將不復存在？我傾向於認為，疫情的確會重塑世界，但未必是一切都將不復存在，很多事情仍很難改變。
如果從長時段、中時段、短時段的觀點來看，首先長時段，存在數千年的文明多樣化的傳統，仍將長期存在；同時地緣政治的影響也不會消失。就國際秩序角度而言，從15世紀到19世紀中葉前的幾百年中，美國學者最近提出一個非常實證的結論，亞洲國際秩序所發生戰爭的頻率，要大大低於歐洲國際秩序，即便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建立後依然如此；就國家間關係而言，除了歐洲式的民族國家，即“nation state”，如果將視野擴大一些，在東方或半東方，1689年也就是差不多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之後，不是所謂的現代民主國家、而是君主專制國家的沙俄跟滿清王朝簽訂《尼布楚條約》，維持了從1689年一直到19世紀晚期滿清衰落、沙俄大舉東擴之前的大概接近200年左右的和平。可見，儘管西方曾經主導世界秩序，但在地區結構和大國關係當中，非西方文明還始終是西方式世界秩序的重要補充，依然會慣性式地對今後產生勁影響。
地緣政治當然還會繼續存在。用比較學術的話來講，大陸地緣政治的“空間連續性”跟海洋地緣政治的“空間阻隔性”之間的對立區別永遠存在。
怎麼理解？舉個例子，上世紀英聯邦國家的海外殖民地一個個獨立，不會引起英國本土的動盪與革命；而地處大陸的蘇聯，上世紀末一個個加盟共和國宣佈獨立，引發雪崩式連鎖反應，導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因為大陸國家比鄰而居，而海洋性國家大多隔海相望，所以，海洋地緣政治始終將分化肢解歐亞大陸、避免出現任何來自歐亞大陸的威脅，作為自己的主要地緣政治目標。大陸國家則反其道而行之，一定會通過加強歐亞大陸內部各板塊之間的聯繫，防止外來干預，維繫歐陸穩定，作為其地緣政治目標。
現在美國對於自己的夥伴德國要跟俄羅斯開展能源合作、建立海底能源管道，耿耿於懷。默克爾説，我們跟俄羅斯之間的能源合作已經持續幾十年了，特朗普馬上板起臉來反問：難道現在跟冷戰時期一樣嗎？但美國也無法左右德國。所以，疫情無法使地緣政治消失，相反，一定會有人利用不同的文明、國家和意識形態之間的競爭態勢，藉着疫情興風作浪。
基辛格：新冠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華爾街日報》4月3日
基辛格曾在《論世界秩序》這本書中，隱隱約約表達了自己的擔憂。他説世界秩序只有一個，而各大文明都懷揣着自己的抱負來到這個世界，文明之間的衝突會導致不可收拾的地緣政治抗爭。我覺得，當下，不僅是文明、地緣政治，甚至種族主義重新抬頭，這是非常危險的傾向。所以，從長時段來看，這些東西都不會輕易被排除出國際社會。
從中時段來看，首先，不同意識形態國家之間的競爭合作勢必長期存在。關鍵理由是，力量對比還沒有出現根本性的改變，無論是東西方之間，還是傳統工業國家跟新興力量之間。其次，“全球化”也可以算一箇中時段現象，疫後“全球化”會是什麼狀態，現在仍有爭論；一種觀點認為已經出現全球化危機，另一種觀點認為全球化將終止倒退，還有一種比較樂觀的觀點，認為全球化還會以高水平出現。這場辯論很重要，我還是持比較謹慎樂觀的態度，可能傳統意義上的“全球化”的某些方面會中斷、會淘汰；但全球化形勢之所以會出現，是代表了人類交往的需求，高質量、高水平、更符合人類本身需求的全球化會不斷深化。比如網絡不會終止，相反會朝着更高水平發展。
從短時段來看，其一，無論種族、文明、觀念、制度、國家規模大小，目前都面臨疫病挑戰，共克時艱，並不是一句口號。今後一兩年間，人類需要共擔風險，通過國際合作來保護國際共同體。其二，對於突如其來的疫情，各國都有一個深化認識的過程，考慮應對措施，異中有同。大體上都是以以封堵隔離、戴口罩為主。關於疫後復工復課，共同交流遠遠超過利益衝突。當然鑑於固執跟偏見，總有一些人會出來挑事。
第二，這裏順便談一點，疫情期間，有一些深層的問題該如何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制度的關係。
先説一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能否通過所謂“佛系”的、自然淘汰的方式，形成集體免疫。我比較接受鍾南山院士的意見，科技已經那麼發達了，我們不能再以如此巨大的生命代價，去換得所謂集體免疫力的提高，對弱勢羣體的淘汰。俄國思想家克魯泡特金曾説過一段話，原來很強壯的人羣在饑荒或者流行病之後，會變得既不是最強壯也不是最聰明的；雖然他們僥倖存活，但是你可以發現他們的健康受到嚴重傷害。比如，熊比貓先餓死，貓比螞蟻先餓死，恐龍的絕種和哺乳動物的興起，也正是這個道理。他還特別提出，在這個問題上，究竟誰才是競爭中的適應者？這個問題常常被搞錯。
災情下的人和制度，尤其是人和民主制度的相互關係。我最近在讀劍橋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大衞·朗西曼的作品。他對這組關係有兩條結論，第一，在民主社會，很難説服人民把焦點放在還沒有發生的事情的風險上，選民在投票時經常傾向於把他們已知的風險列為優先；第二，民主是我們竭盡所能應該保存的重要事情之一，因為它讓人值得生存，但這並不等同於民主是可以保存我們生命的東西。換言之，人的存在是更首位的，就像傑弗遜在人權宣言中所表達的“人生而平等”，這其中首先談的是人的生存權。這是一個總體性的闡述。
但現在連一個小小的口罩都能引起巨大爭議，封關也是高度政治化。但最終，還是要服從現實，要以戰勝疫情為最終目的。無論是美國歐洲，抗疫措施都有了很大改善，遺憾的是晚了一點。
最後，人和自然的關係。文藝復興、啓蒙運動以來提倡以人為本，這是歷史的重大進步。但有些場合、有些學者過分誇大人定勝天，所以才有了之後生態主義者所説的，人僅僅是大自然中的一個平等成員。人的有所作為，跟人對自然的尊重，本應是統一的，而不是互相對立的。
**第三，災情之下，經濟衰退必將對未來國際社會帶來極大影響，**至少，有三個緊迫問題。一，產業鏈是否中斷，爭論頗多，其中一個突出觀點是產業鏈本身具有粘性，不像開關，按一下馬上重新調整。有人説，蘋果公司最有體會了，中國側重中低端的製造業以及裝配流水線，日韓側重芯片、集成電路、顯示材料等，如果這些東西全都回國，需要好多年的準備跟重新籌集，談何容易。
最關鍵的還是消費者，現有的鏈接對控制通脹、維持消費者的消費水平都有很大作用。近30年來，美國民眾實際工資收入的中位數都沒有變，如果再有衝擊，後果真的堪憂，不僅中產階級開始動搖，下層民眾更將受到極大衝擊。至於產業鏈能否繼續延續，恐怕更多是企業的市場選擇。根據美國總商會的統計，大多數在華美企還是願意留在中國，這是一個比較樂觀的信息；但也不能忽略美國與日本的確已經開始緊鑼密鼓地籌劃，通過政府撥款幫助企業回國。所以今後還有一場硬仗。
二，經濟復甦將以V型、L型還是W型的形式出現？至少，美國現在受到很大關注，一方面由於關閉市場、阻斷交通，整個經濟受到極大挑戰，股市暴跌後又有飆升。顯然，受到即將解除封鎖的刺激。但從中期來看，一些重要支柱產業，比如航空在全球經濟受疫情威脅的情況下，其全面恢復幾乎不太可能，要知道這次美國政府優先支持的行業就是航空業。所以，V型恢復是不太現實。那麼，是否會出現L型復甦呢？主要看疫情到底延續多長時間，如果持續拖延，長期低迷的局勢就會出現。W型復甦是否可能？歷史有前車之鑑，比如大蕭條時期，羅斯福就像今天一樣採取經濟刺激的方法，但刺激措施到1936年基本停止，一旦停止，經濟馬上下跌；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奧巴馬起初也採用量化寬鬆，因為擔心通脹，量化寬鬆到2011年暫時停止，經濟也出現下跌。今後幾個月可能是關鍵，同時還取決於疫苗何時能夠出現。
三，目前國際經濟的三個普遍問題是，就業、能源、糧食，三者是否會出現危機？就業問題是各國都關注的問題，美國失業率已經飆升到14.7%（注：這是5月上旬演講時的統計），加拿大也升到13%。失業率壓不住的話，不光是經濟蕭條、產業倒閉，甚至會引發社會動盪。一個經驗性的證明是，本世紀以來發生顏色革命的那些國家，像塞爾維亞、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坦等國，它們的 GDP指標都還可以，甚至個別略有上升；但收入水平、特別是失業率非常厲害。失業率一上升，特別是年輕人，無事可幹，對這些處於轉型期的不發達國家所造成的破壞非常危險。
能源危機也是目前的一個嚴重問題。最近我們跟俄羅斯學者視頻會議討論如何應對，能源價格在本世紀以來已經第三次下跌，2008、2009以後大幅度下跌，到2015、2016年又大幅下跌，2020又來一次。這對產油國是一個極大挑戰。儘管，中國是一個能源消費國家，總的來説我們的挑戰，跟他們不一樣。但如果這個情況長期延續，絕對不是好事。
農業問題，因為歐洲邊界封鎖、申根協議停頓，使得幾十萬原本前往西歐的勞工就被封鎖在中歐、東歐、東南歐地區。如果春耕停止，可以想象今年秋天歐洲將是什麼局面。前段時間，聯合國糧食署已發出警告，本來在危機之前已經警告過，大概是1.5億左右人口會受到饑荒威脅，近期將數據提高到2億多。中國商務部也發出明確信息，在當前情況下，要確保就業、維持能源與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不分產油國還是消費國，不分農業輸出國還是農業進口國，這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第四個問題，也是最關鍵的問題，未來世界秩序的走向。**目前來看，大國國內政治進程可能會對世界秩序走向產生重大影響，尤其美國。雖然，美國出現所謂兩黨一致的對華立場，共和民主兩黨的總統候選人都以互相“抹紅”的方式競爭上崗，也力圖以這種方式來維持執政地位。大選投票之前的激烈黨爭，會更加嚴重地影響國際秩序的穩定，一方面尋找外敵，另一方面兩黨在國內問題上矛盾重重，比如疫情期間是否戴口罩、是否隔離、何時解封、復工復產等問題，紅藍對峙非常鮮明。
今後的國際秩序將面臨什麼樣的選擇？
其一，回到“自由國際秩序”？2009年美國知名的自由主義理論家約翰·伊肯伯裏提出，自由國際秩序從威爾遜總統提出到二戰結束，經美國主導在全世界得到推廣，歷史證明這對西方發展、西方跟蘇聯對抗都起了作用。他甚至強調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願意向作為競爭者的新興國家讓渡主導權。2008年金融危機後，就出現G7到G20的關鍵性變化。其實質的確是傳統工業國家跟新興工業國家共享部分領導權。當然伊肯伯裏也説過，美國絕對不會拱手相讓在軍事戰略領域的主導權，這也是事實。所以，能否回到自由國際秩序這種樂觀主義模式，現在，基本看不到希望。
那麼，會不會回到兩極對抗的冷戰狀態，或者説“新冷戰”？至少從美方來看，疫情甩鍋的目的就是進一步與中國脱鈎，加速形成與中國的緊張對抗，近期至少對選票有利。中國究竟是按照美國設定的邏輯，亦步亦趨入套、還是另有上策？如果兩強決鬥，中國人民一定會義無反顧地迎接這場對抗。但是，基於目前力量對比，這場惡鬥很可能不是畢其功於一役，而將是一場相當長期的全面抗戰。人們是否已經在各方面做好充分準備？大規模對抗之前的充滿自信不是壞事，但一旦衝突所導致的社會經濟生活全面倒退，就國際先例來看，精英尚可尋找出路，但承擔艱難困苦的，首先是基層民眾。
其次，半秩序轉型之下的一般邏輯，除了兩強之外，幾乎所有的第三方行為者可能支持公道，同情委屈、被壓制的一方，但更多會傾向中立，而且基本不會出現像當年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結盟。此外，西方的結盟關係會有所鬆弛，但不可小視，它們仍有拉幫結派的機會與動員能力，結構性因素還會長期存在。
第三種，更為糟糕的局面是，如果兩強對抗失控，勢必會引發全世界各個力量中心之間的一片混戰，導致整個國際社會進入無政府狀態，這是最可怕的。
相比之下，在放棄任何幻想、準備迎接艱難挑戰的同時，盡一切可能維持尚存合作空間之下的多極、多元、多樣化的發展態勢。比如，美國一方面對5G問題還在激烈內部爭論，另一方面再三跟中國官方溝通，希望中美貿易談判成果還能得以維持。
更重要的是，從長遠來看，中國的目標是在中華民族復興的同時，為世界做更大貢獻，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抱負。我們需要把中國的事情講得更加清楚明白，堂堂正正地表達中國人民既要自己發展，也要與世界和平共處。
因此，未來是共處而不是互掐，是纏鬥而不是決鬥，是互鑑而不是獨尊，這是比較接近現實的選擇。顯然傳統工業國家在科技創新、戰略實力、輿論傳播、結盟關係等方面都有領先優勢，不會一夜間消失。因此，新興國家的合作競爭潛能，需要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才能真正轉化成現實力量。
我覺得，依靠中華文明數千年的強勁傳統，繼續改革開放以來的慣性，保持獨立自主、勇於創新的進取態度，尤其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氣，腳踏實地，着眼於國家所要求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體制和治理能力的全面提升。這句話的含義就是自我革命，全面改革。同時，要紮紮實實經營“一帶一路”周邊關係，加強互聯互通。
更具體一點，我們應該讓科學務實的精神，在決策系統中發揮關鍵作用，能夠讓專業領域的人才和智慧能更多得施展才華，能夠讓各級管理部門克服官僚主義、部門阻隔，不是觀望等待領導，而是發揮更主動負責創新的精神，讓富有勇氣的新生代不是以畢其功於一役的心態準備決鬥，而是以更為堅韌不拔的態度面對挑戰，同時，為年輕人提供更多空間，給予更多理解尊重，也要提供更多讓他們喜聞樂見的傳播方式。
如果能做到這些，中國人立足於長期奮鬥、致力於世界先進民族之林的目標，完全可以實現。
（本次演講的相關內容已縮編成學術論文發表，見《文化縱橫》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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