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燕：“高考冒名頂替”為何專欺負農村人？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齊燕】

最近一段時間，山東王麗麗、陳春秀中高考被頂替事件遇媒體曝光，引發了全國人民的關注。

·全國多地發生冒名頂替事件

有媒體查詢山東高校的教務處網站，發現2018年山東省教育廳下發《關於開展中國高等教育學生信息網普通高等教育學歷反饋數據清查工作的通知》（魯教學處函〔2018〕14 號），該通知下發後，山東省各高校展開了對中國高等教育學生信息網（簡稱學信網）上的山東省普通高等教育學歷反饋數據的全面清查，在清查過程中，發現有242名學生涉嫌冒名頂替，發生時間在1999-2006年（該媒體説時間是2002-2009年，山東省工作專班目前初步查明發生時間是1999-2006年間。）

“242”這一數據一經報道引發了更大的憤怒，山東成為眾矢之的，“官本位”思想濃重成為解釋山東冒名頂替事件的主流原因。

事情真的是這樣子嗎？

筆者上網查詢了中高考冒名頂替事件，查詢內容包括新聞報道、法院判決，發現這些已經公開的冒名頂替事件有幾個特點：一是事件大部分發生在一二十年前；二是頂替者與被頂替者大都來自同一個縣（或區）；三是受害者都是農家子弟（男女都有）；四是事件並不只在山東發生，同一時期，全國南北其他省份也都發生過類似事件。

如果上述事實成立，那麼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就不能再簡單用山東“官本位”思想濃厚來解釋了。

陳春秀（資料圖）

·為何事件多發生在早前的縣域

那麼，為什麼冒名頂替事件多發生在一二十年前的縣域社會呢？

對於這個問題，筆者認為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縣域社會內做出冒名頂替行為的成本較低，且容易操作；二是中高考的技術監督與程序監督不成熟。

縣域社會對於縣域內的精英羣體來説是一個熟人社會，這是冒名頂替事件雖然涉及多個部門，但是頂替者依舊能夠將修改户籍、修改姓名、調走檔案等程序基本全部走完的原因。

一個普通縣域的精英羣體主要包括體制內羣體和做生意的企業主羣體，這兩個羣體能夠通過正式、非正式的關係網絡發生聯繫，進而成為有一定聯繫的熟人關係。

正式的關係網絡，如人大代表選舉和政協委員選舉，不少企業主、致富帶頭人作為新興的社會階層代表被選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有了接近政治權力的機會。

非正式的關係網絡，包括同鄉關係（同鄉鎮、同村等）、同宗關係、姻親關係、同窗關係、趣緣組織等等各種關係交叉鏈接形成的關係網絡。

這兩種關係網絡有重合，又互為補充，最終形成一張熟人關係網絡。當縣域內的精英，如佔據公權力職位者，或者是有經濟資源的人，想讓子女或親戚頂替他人時，能夠利用這一關係網絡去辦一系列手續而較少遇到阻礙。

此外，囿於技術限制，那一時期，中高考的考試監督和錄取程序並不完善，因此精英羣體中的某些人就抓住這些監督漏洞來行使權力腐敗。

學籍管理混亂，身份證未普及也未全國聯網，考試不需要身份制，考場沒有視頻監控；先報志願再考試或估分報志願，中高考考試成績和錄取信息由考生在讀的初中或高中張榜公佈；手工投檔，檔案材料以紙質檔案為主，錄取通知書由學校或者是村委會轉交給考生；等等。這些技術和程序上的不完善使得從考試到錄取整個流程的很多環節都有可能出問題。

根據新聞報道和法院判決的一些案件可以發現，頂替事件在很多環節都有可能發生：

有的是頂替學籍去考試，如河南的黃海霞1993年被堂姐頂替學籍參加考試並被許昌師範錄取；

有的是錄取通知書下發時被截留，如山東的陳春秀，2004被山東理工大學錄取後，學校沒有通知陳春秀被錄取的事實，頂替者陳豔萍的父親則通過一系列運作，領走了陳春秀的錄取通知書和學生檔案；

有的錄取通知書被家人拿去交易，如陝西的楊登科，1999年考上中專延安農業學校後，其父楊志安通過中間人與頂替者父親私下交易，將楊登科的錄取通知書等資料賣給了頂替者黃世權的父親黃耀明。

由於中小學檔案材料、户籍身份、身份證等信息都可以在縣一級層面進行修改，所以只要頂替者能夠在縣裏打通各個環節，修改好所有的紙質檔案，就能夠帶着一份足以以假亂真的檔案去高校報到，而高校僅憑紙質檔案很難甄別出冒名頂替的學生。如湖南羅彩霞案件中，2004年頂替者王佳俊的父親王崢嶸偽造紙質材料，避開了貴州師範大學對學生入學資格的嚴格審查。

為了讓冒名頂替的程序更加“完善”，也會出現頂替者在高校繼續“運作”的情況，如陳豔萍頂替陳春秀入學時，由於報到材料不全，其舅舅聯繫高校有關人員協助辦理入學手續。

山東齊玉苓案，則淋漓盡致地展現了頂替所涉及的環節和過程。該案中，齊玉苓被同村同學陳曉琪頂替。

齊玉苓（資料圖/今日説法）

齊玉苓是滕州八中1990屆畢業生，1990年在中專統考中取得441分，達到了委培生的錄取分數線，並被濟寧商校錄取，通知書由滕州八中轉交。

滕州八中未將統考成績告知齊玉苓，也未將錄取通知書交給齊玉苓。滕州八中駐地所在村的村支部書記陳克政從滕州八中領走了齊玉苓的通知書和學生檔案，聯繫了滕州市鮑溝鎮政府作陳曉琪的委培單位，並持齊玉苓的錄取通知書將齊玉苓的户口遷出。

陳克政為使被告陳曉琪冒名讀書一事不被識破，曾於1991年中專招生考試體檢時，辦理了貼有陳曉琪照片並蓋有“山東省滕州市招生委員會”鋼印的體格檢查表，還填制了貼有陳曉琪照片，並加蓋“滕州市第八中學”印章的學期評語表。

1993年，陳克政利用陳曉琪畢業自帶檔案的機會，將原齊玉苓檔案中的材料抽出，換上自己辦理的上述兩表。

法院審理時查明，陳克政辦理的體格檢查表上加蓋的“山東省滕州市招生委員會”鋼印，確屬滕州教委的印章；學期評語表上加蓋的“滕州市第八中學”印章，是由滕州八中的“騰州市第八中學財務專章”變造而成。

為了完善冒名頂替的程序和材料，頂替者需聯繫户籍管理部門、學籍管理部門、具有委培資格的部門、滕州八中、滕州市教委等等，而所有這些程序都是可以在鄉鎮和縣城的一些部門完成。因此，在當時才會出現縣域範圍內的某些精英利用權力和資源冒名頂替農家子弟上大學的事情。

·為何都是農家子弟利益遭侵犯

中高考頂替的受害者之所以都是農家子弟，是因為農民羣體在社會關係、經濟資源、信息獲取等方面都處於弱勢地位。佔據社會經濟背景優勢的頂替者在做出冒名頂替行為後，一方面，其違法行為不易被這些農家子弟察覺；二是即使其冒名頂替行為被察覺，農家子弟在蒐集證據、維護權益的能力方面也處於劣勢。這就使得學習成績優秀的一些農家子弟成為被“選中”的受害者。

在電話、互聯網都不普及的年代，農家子弟獲取知識和信息主要的渠道就是學校，這些信息裏面就包括考試信息和錄取信息。即使被頂替，農村學生出於對學校的信任也不大可能及時察覺，很多人在等不到錄取通知書後放棄學業，或者是選擇復讀。時隔多年後，有農家子弟因為偶然原因發現被頂替的真相，在維權時也面臨時間久遠、各類檔案丟失、證據不易採集等困難。

由於技術監督的落後和社會優勢羣體中的一些人出現權力腐敗，使得在某一時期中高考冒名頂替事件在全國普遍出現。國家十分重視，不斷完善考試和招生錄取制度，改進監督技術。

電話查分、網絡查分，身份證信息全國聯網，重要考試全部視頻監控，網上閲卷，電子投檔，學籍信息聯網，中小學檔案包括紙質檔案和電子檔案，知道分數後在網上填報志願，電話和網絡查詢中高考錄取結果，錄取通知書從高校直接寄給考生本人，等等。

由於技術的發展和監督機制的改進，學籍、身份信息、考試和錄取過程都置於監督之下，權力插手考試和錄取過程的空間越來越小，中高考考試和錄取過程的公平性得到了有效維護。

·制度運行難以完美無缺，但在不斷改進

考試和招生錄取制度不可能做到完美無缺，社會中的優勢羣體中，總會有一些人為了其利益，利用手中權力或者資源，想盡辦法去鑽技術監督和法律監督的空子，做出違背教育公平、違法亂紀的事情。國家和政府也在實踐中不斷髮現漏洞，並不斷改進和完善政策，維護教育公平。

國家和政府、人民羣眾與違背教育公平的羣體和行為做鬥爭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如自主招生制度，也曾被媒體宣傳得十分美好，評價為對“一考定終生”的傳統考試製度的重要改革，自主招生佔高校招生錄取計劃的名額一度不斷上漲。然而經過幾年的實踐，人們發現自主招生存在巨大的問題，如對面試表現的評價具有較大主觀性、對學生綜合素養的要求催生了一大批代筆及組織考證等底下產業鏈、等等。

針對這些問題，國家不斷調整和收緊自主招生政策，並最終於2020年1月發佈《教育部關於在部分高校開展基礎學科招生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不再組織開展高校自主招生工作。而陳春秀、王麗麗被冒名頂替上學事件也迎來了應有的調查處理——數十位相關人員被依規依紀依法處理。估計其他數百起涉嫌冒名頂替案件在不久的將來也能得到妥善的處理。

教育功利化、權力尋租、教育公平遭侵害……雖然目前我國教育制度在運行過程中仍存在一些漏洞，但相信在社會輿論的監督下以及政府管理能力的不斷提升，這一切終將被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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