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政：中國共產黨在百年曆史中重構自身意義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子政】

中國共產黨1921年誕生於上海，今年是這個獨一無二的政黨組織成立99週年，約為一個百年。

在這一個百年裏，上海是一個既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既連接着中國歷史也連接着世界歷史的大都市；而誕生在這個大都市裏的中國共產黨也是一樣，通過大大改變了中國和世界，它的這一個百年也同時具有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多重意義。

以百年為尺度的歷史觀謂之“大歷史”，一些特別重大的歷史事件會特別凸顯出來，有助於讓人們認清，一些看似相距遙遠、並無直接聯繫的事情，實際上在長時段的歷史運動中存在着緊密相關的因果關係。

從1921年這一年往前回溯一個百年，當時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莫過於英國工業革命的成功和大英帝國的崛起。由此而帶來的一系列鉅變，決定了此後世界歷史的基本走向，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整個近現代歷史，包括中國共產黨的這個百年曆史。今天回顧地看，在當時的英國曼徹斯特和倫敦發生的事情，與百年後在中國上海發生的事情，是在同一個歷史邏輯鏈條上。

6月26日，上海，臨近“七一”，位於興業路的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迎來參觀高峯。圖自人民視覺

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羅列了如下數據，1760-1830年，英國佔歐洲工業產量增長的2/3，在世界製造業生產中的份額從1.9%躍升為9.5%，30年後又上升到19.9%；它生產了全世界鐵的53%、煤和褐煤的50%；它消費的煤和石油是美國或普魯士/德意志的5倍，法國的6倍，俄國的155倍；它單獨佔有全世界商業的1/5，製成品貿易的2/5；全世界1/3以上的商船飄揚着英國國旗，而且所佔的比率正在日益增加……1

這個數據表中找不到中國，因為這些數據都是衡量工業化國家實力的指標，不包括當時尚未開始工業化的大清帝國。這是19世紀初期的世界現實，通過工業革命而實現高速崛起，在當時是英國自身長時段歷史運動的一個高峯，有它自身的歷史邏輯。這個邏輯很簡明直接，可以用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斯文·貝克特在其2014年《棉花帝國》一書中的一個研究結論來概括：

儘管工業資本主義仍可以説是革命性的，但它是此前幾個世紀的重大創新——戰爭資本主義的產物。2

就是説，是戰爭——長達幾個世紀的對外戰爭以及戰爭的勝利——成就了英國的資本主義，而有了戰爭資本主義，才有了英國工業革命的成功和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

整個19世紀，從英國開始，其他歐美列強隨後，無不是沿着戰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這同一個歷史邏輯發展，一方面將本國打造成軍事-工業複合體，一方面將外部世界當作資本主義體系的組成部分而捲入其中。結果是，世界上所有國家，要麼在戰爭中取勝，由此進入戰爭勝利與工業化發展的正循環，要麼在戰爭中敗北，由此進入戰爭失敗與殖民地危機的負循環。

隨着英國遠洋艦隊抵達中國東南外海，1840年的中國也不可避免地被捲入了這個世界歷史的最新邏輯。

圍繞着1840年的鴉片戰爭和隨後的歷史鉅變，已經有了太多的討論，直到今天在中國學界還充斥着諸如“天朝傲慢自大”、“滿清政府愚昧無知”、“中華文化腐朽落後”這一類自我否定的論調，或者諸如“人家只為公平貿易而來”、“市場經濟的普世規則”、“優越文明不可阻擋”之類替人開脱的説辭，而真正抓住了這段歷史的本質、不帶成見和偏見的研究卻少之又少。

反而是那些嚴肅的西方歷史學家，在世界歷史的大視野中，針對中國近現代歷史給出了一些較為透徹的洞見。

例如法國著名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在他完成於1963年的《文明史》一書中，關於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他寫道：

為了擺脱西方強加給中國的枷鎖，中國首先需要實現現代化，也就是説在某種程度上使自身“西方化”。改革和解放是兩項往往相互矛盾的任務，不過都必須加以完成。

中國花了很長時間，歷經了很多磨難，經過許多猶豫和實驗，才終於弄清楚奮鬥的含義。中國是不可能像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進行現代化那樣在一夜之間學會西方的方式的。它要學做的兩件事都非常困難。3

1840年之後的中國一步步被西方強加上重重枷鎖，一路朝着戰爭失敗與殖民地危機的負循環滑落下去，這段歷史不必再贅述了。總之，到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前，布羅代爾所説的“改革和解放是兩項往往相互矛盾的任務，不過都必須加以完成。”這一定論，已經成為了中國的生死關口，闖過去了就是絕地重生、鳳凰涅槃，闖不過去就是萬劫不復、亡國滅種。

改革在當時就意味着必須向西方學習，即使已經被西方強加上了重重枷鎖，淪為了半殖民地，但也要使自己“西方化”，既要學習工業，也要學習戰爭；但是，學習的過程卻又不能讓本國的殖民地危機進一步加重，必須要徹底擺脱殖民地地位，推翻西方的殖民統治，包括政治和軍事的，也包括經濟和文化的。這就是“相互矛盾的任務”、“兩件事都非常困難”這些話的含義。

可以説，只有通過在這種全景歷史中浮現出來的真正的問題，才能夠透徹地理解中國共產黨這一個百年的重大意義。

為什麼晚清時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變法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道路沒有走通，民國時期的“法西斯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道路也不可能走通，唯獨中國共產黨誕生後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道路最終走通了？這其中的道理，也內含在布羅代爾所揭示這個重大問題當中。

不僅歷史是這樣，時至今日，中國雖然已是世界大國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其實仍然面臨着如何完成“改革和解放”這一雙重任務的問題。近年來美國對中國不擇手段的打壓其本質是什麼？難道不是美國不能容忍中國擺脱它強加給中國的經濟、貿易、技術、文化甚至包括軍事圍堵、戰爭威脅等無形和有形的枷鎖嗎？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是仍然面臨一邊要繼續向先進國家學習、一邊又要爭取國家和民族的完全解放這一仍然相互矛盾的任務嗎？

如此看來，中國共產黨似乎專為解決“非常困難的”、“相互矛盾的”任務而生。雖然已經創造了震驚世界的奇蹟，讓中國從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翻身解放併成長為世界大國，而且成為這條奮鬥之路上唯一的優勝者，但今天還在反覆強調“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繼續用“偉大斗爭、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激勵自己和全國人民，再次踏上新時代的偉大征程，在世界所有政黨組織中，也不可能找出第二個了。

就在今年，讓貧困人口全部脱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總目標確定要完成。也就在今年，受新冠疫情影響，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大幅度下降、企業經營遭遇挑戰、重點羣體就業和返崗面臨困難，同時國際上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疫情繼續蔓延，抹黑圍堵中國發展的勢力不斷抬頭……

但無論怎樣，都沒有人認為中國將停止實現目標，或將被巨大的困難壓倒。習近平總書記説，“中國共產黨是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偉大政黨。”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永遠為了人民，永遠依靠人民，這個政黨的自身意義會在它所創造的新的歷史中不斷重構，其人民政黨的政治本質也會不斷再現。

謹以此文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9週年。

1.參見（英）保羅•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革與軍事衝突》。

2.斯文·貝克特著，徐軼傑等譯《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年3月。

3.【法】費爾南·布羅代爾著，常紹民等譯《文明史》-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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