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赫什：基辛格還能再次“拯救”美國嗎？

【文/ 邁克爾·赫什】

新保守主義已經消亡，自由國際主義名譽掃地。也許現在是時候是回到上個世紀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者之一的思想的時候了。

巴里·葛温（Barry Gewen）在其精闢的新知識分子史《悲劇的必然性》關於基辛格的章節中這樣寫道，你可以恨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可以認為他是惡魔，但是唯獨不能忽略他，尤其是現在。事實上，我們不僅不能忽視這位在今年5月份度過自己的97歲生日的老政治家，而且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他。準確地説，我們迫切需要基辛格如何八面玲瓏於這個世界的想法和直覺，現在我們意識到這個世界並沒有那麼好，並且可能一直如此。

特別是從白宮的角度來看，這個世界又再一次變得基辛格化了。美國的十字軍東征已經結束了，或者説最多就是在其廢棄的基礎上被腐蝕和崩潰了。威爾遜式的十字軍主義將理智的冷戰遏制變為一場徒勞無功的，反對共產主義一元化神話的妄想之戰，最終在越南慘淡收場；然後它在後冷戰時代重新覺醒成為新里根主義的號召，用以結束“邪惡”政權，在伊拉克以悲劇收場後這種十字軍主義已經完全耗盡了自己的力量。沒有人再願意改造世界，以至於美國人把一個坦率的新孤立主義者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送進了白宮，這樣他就可以把美國與世界隔離開來。

冠狀病毒危機加速了特朗普進程，並激發了新一波“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孤立主義。特朗普政府甚至提及以往時代的權力集團，他醖釀建立一個由志同道合的國家組成的“經濟繁榮網絡”（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以擺脱中國。隨着2020年總統大選進行得如火如荼，民主黨人對中國的聲音也越來越刺骨，該黨的總統提名人拜登（Joe Biden）時常因特朗普偶爾稱讚中國國家領導人而攻擊他。而作為一個黨派，民主黨正在前所未有地質疑源於自身傳統的自由主義國際主義機構，比如世界貿易組織（WTO）。

美國還完全沒有準備好應對這一切。當然，美國的外交官們也還沒有想出辦法。值得慶幸的是，源於四分之三世紀前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自由國際秩序和聯盟體系仍然存在，我們可以繼續利用它們。但若盟友之間不信任彼此，則合作幾乎無法存在，每個國家似乎都傾向於走自己的民族主義道路。當美國、中國和俄羅斯爭奪全球霸主的時候，像聯合國和WTO這樣的全球性組織只希望能夠保持最低限度的合作以攫取一些政治利益。

各國之間的意識形態鬥爭已經結束，或者説至少是處於深度冬眠狀態。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裏，我們見證了君主制、專制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和極權主義的興起，每一個主義都是一次嘗試並且被證明他們終究會走向滅亡。

而現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同樣也在經歷着民主制的失敗。在很多地方，民主制似乎正在兩極分化並陷入癱瘓，就像現在的華盛頓一樣，它已經淹沒在錯誤信息中，然後被俄羅斯等惡性外部勢力的黑客攻擊。我們也看到了資本主義，雖然其在生產資料所有權方面比冷戰時期的共產主義更勝一籌，但是它亦被證明在社會公平方面會導致嚴重的不平等。這個全世界青睞的社會體系傾於繼續坍塌。

非常明顯的是，現在美國的權威是有史以來的最低點，特別是在特朗普主導下的國家分裂、兩極分化的第一個任期之後。例如最近在國際社會譴責特朗普面對明尼阿波利斯市（美國明尼蘇達州的最大城市）一名黑人男子被警察拘留殺死後爆發的抗議活動中採取的野蠻行徑時，對美國權威的唱衰達到了頂峯。”

除此以外，總統幼稚的斤斤計較和對冠狀病毒的笨拙反應只是在自喬治·W·布什總統（George W. Bush）開啓的美國名譽毀滅之路後畫上的一個句號。現在很難記得在不到20年前，也就是2001年9月10日，美國的威望有多高。在冷戰後的單極時刻，耶魯大學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觀察到，這個唯一的大國在經濟和軍事上的統治力甚至超過了古羅馬，而這一切又是如此迅速地偏離了原本的軌道。

在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戰略誤導裏，布什和他的新保守主義教唆者（從概念上講，他們現在已經不存在了）把本應是一場全球統一的打擊國際社會現存的犯罪分子——伊斯蘭恐怖分子的鬥爭，變成了一場令人疲憊不堪的帝國主義的窮兵黷武，在這一過程中暴露了美國地面部隊和空軍最嚴重的弱點。此後布什還對美國經濟造成了同樣的損害，這以華爾街的崩盤和經濟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指的是08年金融危機）告終。

與此同時，中國崛起並將其貨幣影響力擴散到全世界，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不斷增加其影響力，歐爾班·維克托（Viktor Orbans）（現任匈牙利總理）、納倫德拉·達摩達爾達斯·莫迪（Narendra Modis）和雅伊爾·梅西亞斯·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s）則各走各路。而美國人對自己被嚴重誤導深惡痛絕，他們的選擇是先選出了一位新生參議員（奧巴馬），他因稱伊拉克為“愚蠢的戰爭”而嶄露頭角，隨後又在美國參與海外事務的問題上搖擺了8年，最終美國人接受了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民粹主義。

所有這些都讓我們不免想到基辛格、偉大的現實主義者漢斯·摩根索（基辛格的導師）以及眼下激烈地緣政治的緊迫性。全球無政府狀態在招手，不斷增強的大國競爭需要精明、強硬的戰略外交，而這種外交正是摩根索在理論上的設想以及基辛格在現實中的實踐。這正是葛温這本書的主要研究的內容，尤其是現在反華情緒激增、北京以牙還牙的時期。葛文寫道，現在的中國，不可忽視。

葛温認為，處理美中關係的未來以及全球的和平穩定的答案可能就在過去。基辛格和他的哲學觀在美國軟弱無力的時候撐起了美國外交，在越南戰爭、內亂、水門事件和上世紀70年代的滯脹期間，外交官們必須在大國之間找到共同點和平衡點，這並非是個小巧合。因為現在衰弱無序的華盛頓所處的位置就和當年的中國一樣，而中國是基辛格最喜歡的課題並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更重要的是，華盛頓需要重新回到久經考驗的現實政治中去，這種現實政治將足夠靈巧地將大國競爭轉化為穩定與和平的生活方式。正如近距離觀察中國崛起的中國問題學者、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最近在《外交事務》上發表的一篇關於冠狀病毒大流行的文章中所寫道。“令人不安的事實是，中國和美國的國力在此次危機中會大打折扣。無論是一個新的‘中國和平’還是一個新的‘美國和平’都不會從廢墟中崛起。相反，這兩個大國的國內和國際力量會被削弱。其結果是世界將繼續緩慢但穩步地走向國際無政府狀態。”

然而，正是這種世界上兩個大國之間相互削弱的可能性提供了一條出路。首先要認識和接受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情況，這是一個永久灰色的世界。這對美國人來説是很難接受的，因為自二戰和冷戰以來的幾代人，他們已經習慣了美國處於無可置疑的世界主導地位。但是正如葛温在書中精彩記錄那樣，雖然除了學術圈無人知曉摩根索，但他在70多年前的現代現實主義著作《國家間的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中預言的正是這個混亂的21世紀的世界。基辛格在他的外交生涯中對此進行了擴展。摩根索預見到了目前關於人類社會進步信念的崩潰，他説，理性主義者渴望完美治理下的人類社會，否認了“悲劇的必然性”，（這恰與葛温的主題不謀而合）。

《紐約時報》書評的長期編輯葛温寫道（他偶爾會在公開渠道給我評論），這是每一個偉大的政治家都知道的“他面臨的選擇不是在善與惡之間……而是在糟糕與不那麼糟糕之間”。這描述了基辛格職業生涯中的大部分內容，包括對中國的開放，1973年中東停戰甚至是以混亂與血腥結束的越南戰爭，上千條生命壓在基辛格的良心上。

尼克松總統訪華前，基辛格曾秘密訪華（資料圖）

正如葛温相當詳細地指出的那樣，基辛格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督導了迫使河內就範的殘酷行動，在柬埔寨投下的炸彈比二戰中盟軍投下的所有炸彈還要多，這最終導致了數十萬無辜者的死亡。他們對柬埔寨的政策以及他們對1971年孟加拉國種族滅絕的漠視還有對智利政變的明顯支持，這激起了一代著名的自由主義者，從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到克里斯托弗·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基辛格是一個偏執狂和戰爭罪犯。他的信仰和他的動機總是有一種兩面性，他知道美國人不會為了，用他的話説，“維護權力的平衡”而戰鬥。（葛温指出，基辛格早在1965年訪問後就得出結論，即越戰是打不贏的，但他仍然支持戰爭）。葛温試圖將基辛格與利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和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一起置於逃離大屠殺並被魏瑪民主的失敗所困擾的德國猶太思想家的譜系，儘管他這裏的説服力不夠強。因為施特勞斯的一些思想後來啓發了新保守主義者，而另一位從希特勒那裏逃出來的歐洲難民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née Korbel，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女性美國國務卿），最終成為了一個充滿激情的硬派威爾遜主義者。

但基辛格的思想在現在更有共鳴，因為我們現在的處境顯然類似於70年代美國軟弱的時期，當時的外交政策精英們考慮的不是勝利而只是生存，現在也應該如此。尤其是美國的內部問題可以説和當年一樣讓人焦頭爛額。也許本書最大的敗筆在於，在花了幾百頁的篇幅深入研究基辛格細微的、受希特勒式現實主義的傳記和歷史淵源之後，作者並沒有把它更多的應用於當下而只是在中國問題上淺淺帶過。因為對基辛格現實主義最大的平反莫過於21世紀頭十年發生在中國的事情。在四分之一世紀之後，華盛頓流行着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將中國納入冷戰後的全球市場和新興民主國家體系會逐漸將這個國家推向啓蒙運動的規範，基辛格曾拱手稱其為“古老的美國夢，即通過改變對手來實現和平”，現在已經沒有人再抱有這樣的幻想。我們剩下的只是一個新興的超級大國，這符合基辛格對這個他訪問過大約100次的國家的強硬觀點。他對中國的評價可以追溯到他與毛澤東的第一次會談。如果基辛格的分析是正確的，可能事實正如此，美國和中國只要努力把意識形態影響控制在最低限度就能達成共識。

葛温寫道，後冷戰的勝利主義者不明白的是，蘇聯解體後，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沒有意識形態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民主不是解決眼前問題的良方”。

事實上，情況遠比這更糟。我們應該坦然面對後現代的現實，即對社會和治理的完美性的所有希望都已落空；不再有任何偉大的事業可以為之發起革命。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自由之球”（ball of liberty），美國人曾期望它能在全球範圍內不斷地滾動，但最終卻落得個陰溝裏翻船的下場。自由之家最近的《國家轉型報告》記錄了“令人震驚的民主崩潰”，尤其是中歐和東歐以及中亞的失敗。他們説“今天該地區的民主國家比1995年推出年度報告以來的任何時候都少”。歷史將繼續蹣跚前行，類似阿富汗的弱國將繼續失敗，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仍將不斷競爭。但是任何人都不應再自欺欺人，認為這種意識形態的衝突將產生某種偉大的目的論結果，即一種社會和政治組織形式優於另一種的結論。

因此，正如基辛格曾經解釋的那樣，“幾乎每一種情況都是一個特殊案例”。新興起的民族主義可能會“通過與美國對抗來尋求國家或地區認同”。事實上，今天的許多民族主義者正在像蘇聯人曾經做過的那樣回應華盛頓，通過強調來自外敵的威脅來鞏固國家內部控制。而全球範圍內的新民族主義應該用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建議那樣，用柔術（jujitsu manner）來處理蘇聯問題。

關鍵是不要反應過度。葛温寫道：“對於這兩個國家來説，選擇是需要慎重考慮的。不管怎樣，要麼是接受外交妥協的思想演變，要麼是傷筋動骨，他們將不得不放棄他們所珍視的特殊主義以換取一個威斯特伐利亞式（Westphalian system）的國際多樣性體系和一個更温和卻令人不舒服的平衡。”此外，美國和中國還需要拉攏其他世界大國來接受這種新的力量平衡。

葛温寫道，基辛格早就知道這件事了。早在幾十年前他就已經預見到里根時代和冷戰結束不會像新保守派（neocons）和自由國際主義者（liberal internationalists）希望的那樣，證明美國式的自由民主資本主義是一個新的開端，反而其更多地帶有夕陽餘暉的性質。雖然基辛格依舊承認，威爾遜式的理想主義將繼續定義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但他寫道，他承認強調人權一定程度上是贏得冷戰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人權深刻的影響了蘇聯的權力集團），美國領導人也必須闡明一種新的力量平衡“以維護世界上幾個地區的平衡，而不能僅僅通過道德來選擇夥伴”。

今天的中國也有一場關於中國能在國際主導地位上走多遠的爭論，而中國長期以來在地緣政治上的謹慎態度（即使中國不常這麼表現）令人鼓舞。在所有這些自我懷疑和對“極限”（基辛格最喜歡的一個詞）的相互探究中，藴含着中美擁有共同利益的可能性，即使兩個經濟體解除了在供應鏈和金融的合作。因為如果沒有聰明的、積極的外交手段來尋找新的力量平衡，就有可能出現災難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失敗。特別是，基辛格（也許他是對始於維也納會議，止於1914年8月的百年和平記憶最深刻的學生）擔心着美國會從一戰前的地位落入侵略者的角色，這在核時代是一個特別可怕的預測。像今天美國和中國的許多人一樣，當時的歐洲領導人輕率地認為“冒險是一種有效的外交工具”。

解決中美問題對美國人來説很難消化，但其本質上相當簡單。基辛格説，雙方需要在某些基本信念上達成一致意見。美國人永遠不會放棄對人權和個人自由的承諾，而中國人也不會停止將主要精力放在維持其龐大人口的穩定上，從而對人權和自由給予忽視。在道德和文化上，這是一個不可調和的僵局。在經濟上只能通過外交來調和。喬治·W·布什政府的另一大敗筆是忽略了援引世貿組織的反傾銷規則來緩解矛盾，而特朗普的貿易摩擦對這件事毫無用處。我們將來怎麼辦？糊弄過去？或者正如基辛格所説的那樣，找到一種“實務主義的共存”（pragmatic concept of coexistence），而不是像冷戰時期採取緩和政策。當時的美國被越戰拖累，滯脹纏身沒辦法進行意識形態的討伐，而是在與莫斯科談判軍備限制的同時，與中國搞好關係。聰明的外交家們一向如此，在外交上不斷施壓，但在根本問題上弄虛作假。因為另一種選擇帶來的後果我們無法承擔，即在南海發生持續不斷的衝突和戰爭，並有可能走向核戰爭。基辛格説，“有時模稜兩可是外交的命脈。”

基辛格和摩根索都預見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民主的民粹性越強就越不能進行可靠的外交政策。摩根索後來因為反對越戰而與基辛格決裂，從中他看到了民粹民主對專業外交的影響。這種影響在特朗普執政期間可太明顯了，民粹同樣影響了一直搖擺不定的奧巴馬和布什政府。基辛格在2001年出版的《美國需要外交政策嗎》一書中，以及2018年在《大西洋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都提到了這一問題。葛温將其描述為“作為一個自封的美國公眾教育者的最後一課”。在信息空間的發展中，基辛格察覺到“日益增長的無政府狀態，他將其等同於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世界秩序的前景越來越遠，……並且在他看來，信息化的世界鼓勵了一種不負責任的思維，這種思維在最好的情況下是有害於理性判斷的，在最壞的情況下是災難性的。”

2018年11月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圖片來源：新華網

葛温寫道，在做出這一評價時，基辛格展現了他的一個側面，他的許多詆譭者會感到難以置信，即基辛格是一個人道主義者。網絡空間的算法和數據積累（有對有錯的信息）有可能破壞甚至摧毀基本的常識。基辛格認為，“外交政策的成功實施首先要求有感知未來從而掌握未來的直覺能力”。美國人必須不斷重新學習預測未來的陷阱更多依靠務實的常識而不是天意。即使是國父們也看到了天意在他們這邊，後來的美國領導人如羅納德·里根也相信自己是在執行上帝的旨意。基辛格很欣賞里根反對蘇聯的原則立場，但他也諷刺地提到了里根非常崇拜的前現實主義者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的一句話，他説：“一個政治家最好的辦法就是傾聽上帝的腳步聲，抓住他的斗篷下襬和他一起走上幾步路。”基辛格呼籲的不是上帝，而是一種 ”形而上的謙卑”，”當他們參與國際事務的危險遊戲時，作為人類永遠不會知道一切。”

這種缺乏確定性的做法聽起來很奇怪，但總比寧折不屈要好，一個詞，傲慢。狂妄自大、缺乏謙遜和過度道德化導致了美國現代外交政策史上最嚴重的災難，即入侵越南和伊拉克。葛温在回顧入侵越南和伊拉克的爭論時描述的一些細節，揭示了美國政策制定者對美國擁有上帝授予的正義性過度自信的可悲程度。（布什為入侵伊拉克做最後辯護的那句臭名昭著的話是：“我們所珍視的自由不是美國給世界的禮物，而是上帝給人類的禮物”）。里根是否如許多保守派所認為的那樣贏得了冷戰？就連基辛格也承認，里根的對抗方式與緩和政策相比“有很多值得推薦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他有着40年的戰略耐心，即遏制政策，並終將得到回報。（里根自己一定知道自己有多幸運，因為他在自己的第二個任期內還在拼命地與蘇聯談判裁減軍備，這讓強硬派大為震驚，甚至在蘇聯體系內部崩潰的時候也是如此）。基辛格本人和其他人一樣預見到緩慢而穩健的做法最終會贏得冷戰競賽。就連遏制之父凱南也曾説過，基辛格“比白宮的任何人都更瞭解我的觀點”。

最後，擺在我們面前的選擇並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困難。基辛格對威爾遜主義的過激行為表示惋惜，但依舊承認它仍然構成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石。如果威爾遜主義者接受美國的主權和硬實力是永遠神聖不可侵犯的。並且“美國第一”主義者能夠接受美國創建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儘管存在缺陷，但它仍將是保護者而非競爭者。他們就有可能達成共識，尤其是因為它在世界範圍內獲得了多數人的共識，並有助於消除華盛頓仍占主導地位的軍事力量的原始優勢，防止中國和俄羅斯等潛在對手形成替代性力量集團。

基辛格曾寫道，“公開爭取美國的霸權是行不通的，因為如果國際秩序不被視為公正的，任何國際秩序都無法存在。”美國外交政策思維的主導趨勢必須是將權力轉化為共識，從而使國際秩序建立在協議的基礎上，而不是勉強的默認。雖説主導權殘缺不全，但作為這一國際秩序的主要制定者，美國在這裏還是佔了上風。或者正如基辛格所寫的那樣：“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建立一種道德共識，這種共識可以使一個多元化的世界具有創造性而不是破壞性。”“現在的任務更加艱鉅。”

（翻譯/ 黃雯嬙，德國漢堡大學歐洲學院19級研究生，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