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決定中國能否成為高收入國家的5年，有為政府該怎麼做？
各位朋友：
大家好！
現在全國上下正在齊心協力，抗擊肺炎疫情。各個地方也在加班加點，為明年全國人大即將通過的“十四五”規劃在各個地方的落實做好準備。我倡導的作為第三代發展經濟學的新結構經濟學，強調“知成一體”。因此，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跟各位談談怎麼用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為各個地方在“十四五”規劃期間實現高質量發展做出貢獻。
“十四五”規劃的三個鮮明特徵
“十四五”規劃對我國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規劃，因為這是我國進入新時代以後制定的第一個五年規劃，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後，實現到2050年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實現兩步走戰略的第一個規劃，要為這個戰略目標的實現打下牢固的基礎。
在“十四五”規劃期間，我國將會跨過12,700美元的門檻，從一箇中等收入國家變成一個高收入的國家。這在人類歷史上將是一個里程碑。目前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僅佔全世界總人口的15%，中國變成高收入國家以後，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將會從15%增加到34%。
我國是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國內地區的發展差距相當大。有14個人均GDP已經超過2萬美元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深圳、廈門、珠海、南京、武漢、寧波、無錫、常州、鄂爾多斯，總人口達1.5億；同時也有像甘肅、山西、雲南等等，人均GDP到現在還在7000美元以下，還有6億人口每個月收入也就1000人民幣左右。在這樣一個差距相當大的大經濟體裏面怎樣實現高質量發展？
在“十四五”期間，也將是2016年20國集團在杭州峯會提出的新工業革命由方興未艾到快速發展的一段時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各個地方怎樣根據各個地方經濟的實際狀況，和國內國外形勢的變化，來制定一個高質量發展的規劃。這是各位關心的課題，也是奉行“知成一體”的新結構經濟學所要思考的課題。
推動“十四五”期間高質量發展的原則：
發揮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作用，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各地經濟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不管在哪個發展階段，經濟發展表現出來的都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要不斷提高收入水平，有賴於現有的產業技術不斷創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產業不斷湧現，由這樣來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同時，也要根據新產業新技術的需要，不斷完善硬的基礎設施，像電力、電信、道路、港口；以及軟的制度安排，像金融環境、營商環境、法制環境等等，來降低交易費用，讓技術和產業的生產力可以得到充分發揮。上述是經濟發展的一般機制。
但是怎麼樣利用這個機制來推動各地可持續的高質量發展？有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各個地方在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時，必須充分利用各個地方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並把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
為什麼必須充分利用各地的比較優勢？因為只有發展的產業符合當地的比較優勢，生產成本才會最低，這是構成競爭優勢的物質基礎。但是在市場上面的競爭不僅是生產成本的競爭，而是總成本的競爭，總成本除了生產成本以外，還包含決定於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好壞的交易成本。
怎麼樣讓企業家按照各個地方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成本來選擇產業、選擇技術，以及怎麼樣把各個地方的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前者需要有一個制度安排，就是各種要素的相對價格，必須反映這些要素在這個地方的相對稀缺性。如果資本相對短缺，勞動力相對豐富，那麼就應該資本相對昂貴，勞動力相對便宜。如果是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相對短缺，那資本就要相對便宜。如果有這樣的一個要素價格體系，企業家為了自己的利潤的最大化，就會多利用那些豐富的、廉價的要素，少用那些稀缺的、昂貴的要素，企業家選擇的技術，就會符合當地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的技術，所進入的產業就會是符合當地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的產業。怎麼樣才能形成能夠充分反映各個地方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這就要求在產品和要素市場上是充分競爭的“有效的市場”，這是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的制度基礎。
不過競爭的市場固然能夠引導企業家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和技術，但這影響到的只是在生產過程中的要素成本。要變成競爭優勢，還需要有和所要發展的產業相適應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環境。基礎設施和制度環境的完善，企業家自己是無能為力的，需要政府幫助協調或有政府來提供。所以，要按各地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產業，除了有效市場之外，還需要有“有為的政府”，根據各個地方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提供合適的硬的基礎設施，以及軟的制度安排，幫助企業家把當地的比較優勢變成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優勢。所以經濟要快速發展，一方面必須有一個有效的市場，另一方面也必須要有有為的政府，兩隻手都要硬。
推動“十四五”期間高質量發展的方法：
“因勢利導”和“倒彈琵琶”
各個地方在“十四五”期間，怎麼運用按照當地比較優勢的基本原則制定規劃來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具體如何操作？新結構經濟學把各個地方的產業，不管在哪個發展階段，根據三個維度來劃分。這三個維度是：第一，現有的產業跟全國乃至全世界的技術差距有多大？到底是已經在全國全世界的技術前沿，還是在全國全世界的內部，和前沿存在有一定的差距；第二，這個產業到底是符合當地的比較優勢，還是違背比較優勢？是否過去有比較優勢，現在喪失比較優勢？第三，這個產業的產品和技術的研發週期，到底是短週期，半年、一年、18個月的研發就可以有新產品、新技術，還是長週期，要得到新產品新技術這個研發，要10年、20年有的甚至要30年，才有新產品新技術？新結構經濟學根據這三個維度，把各個地方的產業分成5種不同類型的產業。
第一種類型是追趕型，這種產業當地現在有或者正準備進入，但是生產出來的產品一般質量比較差，價格比較低，固然也有市場需求，並且能盈利，代表在這個水平的產品市場上有比較優勢，但是和發達的國家的產品比，價格差了好幾倍，像一些裝備、工作母機，我國的賣100萬美元，瑞士、德國的可以賣300萬美元、500萬美元，這樣的產業屬於追趕型。
第二類領先型，我國的產品、技術已經在世界的最前沿，或是接近世界的最前沿，家電產業、華為生產的5G通訊設備等屬於這一類。
第三類轉進型，通常是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產業，過去是世界領先，但是由於工資上漲非常快，我國在這類產業中逐漸失掉了比較優勢。這類產業稱為轉進型是因為有部分企業需要進入到附加值較高的微笑曲線兩端，建立品牌，從事產品設計和市場營銷等。附加值較低的生產製造那部分必須轉移到工資水平比較低的內地，或是海外去創造第二春。
第四類是換道超車型。這類產業有一個特性，它的產品、技術的研發週期特別短，通常半年、12個月、18個月，就有一代新產品新技術。由於它的研發週期特別短，最重要的投入是人力資本，包括高科技人才和對市場方向把握非常好的企業，金融物資資本所需相對較少。以“人、機器、資源智能互聯”為特徵的新工業革命大多集中在這種換道超車型產業。發達國家經過工業革命以後二三百年的發展和積累，金融、物質資本比我國豐富，但是在後天的教育以及先天的天賦為主要組成部分的人力資本上我國沒有什麼劣勢，所以，在以人力資本為主要投入的換道超車型產業上，我國和發達國家可以齊頭並進，並且已經有很多成功的典型，像華為、中興、大疆、科大訊飛、阿里、騰訊、百度。在這些產業上我國可以和發達國家站在同一個起點上競爭。
第五類是戰略型，這種產業和第四類換道超車型產業特性正好相反，產品的研發週期特別長，10年，20年，有時候更長，要有高人力資本投入，也要有高金融、高物質資本投入。我國即使跨過12,700美元的高收入國家的門檻，相比於美國人均GDP已經達到6萬多美元，我國也不過只有1/4不到。在這類產業上我國還不具有比較優勢，但這類產業影響到國防和經濟安全，不能沒有，否則國防安全會受到威脅，經濟上也可能會像目前一些核心芯片那樣出現被“卡脖子”的情形，所以，我國也必須去發展。
6月24日，畢節市夾巖水利樞紐工程大壩正在建設中，這是“十三五”期間國家分步建設的172項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圖：新華社）
各個地方的產業都可以分成這五種類型，這五類產業各個地方的政府如何在市場中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來促進其發展？新結構經濟學提出了兩種不同的方法：一是“因勢利導”，二是“倒彈琵琶”。
因勢利導主要針對的是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包括追趕型、領先型和彎道超車型。如果是追趕型，當地的產業是在低水平的產品和質量上有比較優勢，但是跟發達國家來比，技術還相對落後，怎樣來縮小技術差距？一是要培養這方面的人才，二是要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在引進技術的時候，有的是買更好、更新的設備，有的是購買專利，有的是要到國外去設立研發中心僱傭當地高水平的人才，或是在國內設立研發中心，來掌握這個技術，各個地方的政府要分析現有的產業狀況，瞭解企業的需要，幫助當地企業克服在技術追趕上可能面對的困難，幫助企業更快地提高技術和產品質量水平。
領先型的產業必須不斷研發新產品、新技術以在國內、國際市場維持領先地位。在基礎科研（R）和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D）中，企業對開發（D）有很大的積極性，因為新產品、新技術開發出來以後，可以獲得專利，可以獲得國內國際市場上的壟斷利潤，成功以後回報非常高。但是在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上面要取得成功，必須有基礎科研（R）的突破，基礎科研的成果是一篇論文，是一個公共產品，一般企業不太願意在這方面耗費資源。可是要是沒有基礎科研的突破，那麼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就會成為無源之水。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合力通過設立國家實驗室，省、地級的實驗室，建立產學研合作，支持領先型產業新技術新產品開發所需的基礎科研，幫助企業克服基礎科研上面的瓶頸。
轉進型產業過去有比較優勢，對地方的經濟發展的貢獻很大，但是一般勞動力太密集，現在已經逐漸失掉比較優勢了。各個地方的一縣一品，一市一品大多是這樣的產業。這類產業有一部分可以通過“機器換人”來提高它的生產力水平，但由於附加價值的瓶頸限制，這方面的空間有一定的限度，有些有能力的企業可以通過品牌建設，產品設計、市場銷售渠道進入到附加價值比較高的生產活動。其中的生產加工部分如果“機器換人”成本還太高，則需要轉移到工資水平比較低的中西部省份，或是海外工資水平比較低的地方，去創造第二春。對進入到微笑曲線的兩端所需要的人才，如設計人才，地方政府設立職業培訓學校幫這些企業培養人才，如果轉型為面向全國全世界市場渠道中心，地方政府可以為其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和商業環境；對於轉移到其他地方去創造第二春的企業，當地政府可以組織企業抱團和承接地的政府對接，在承接地築巢引鳳，讓轉移過去的企業能夠很快的煥發出新的青春。
對於換道超車型產業，新工業革命裏的智能製造、智能聯通的軟件和硬件，這類產業以人力資本為最主要的投入。怎樣把有天分的人，集中來發展這種新的產業？如果當地已經有很好的大學，會有很多人才；如果大學較少，比如像深圳，可以創造有利的環境把企業和人才招引進來。中國有些省份有很多成功的經驗，像設立夢想小鎮，能夠把有創新能力的人才集中在那個地方腦力激盪，開發新產品、新概念、新技術、新業態。新一代產品開發出來要大規模生產，或開發出新的生產、營業模式的時候，也需要資本投入，這就要把風險資本的投入，地方政府可以設立引導基金，支持創新型企業和吸引風險資本來投資。
對於關係到國防和經濟安全的戰略型產業，因為違反比較優勢，在市場中沒有辦法實現盈利要求，總的來説需要有中央政府財政補貼。六七十年代很多三線建設就屬於這種方式。由於中美關係從合作伙伴變成競爭對手，國防安全和經濟安全對我國的進一步發展至關重要，在“十四五”期間戰略型產業會有長足的發展。這些項目總要落地，各個地方可以配合中央的政策，讓這個產業能落地生根，併為下面所要談的“倒彈琵琶”創造條件。
通常戰略型產業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非常密集，超過一個地方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地方政府很難以自己的力量來支持這種產業的進一步升級和發展，不過地方政府可以利用這種產業帶來的技術力量和相關的產業鏈“倒彈琵琶”，結合當地的勞動力或自然資源的稟賦條件，發展符合當地比較優勢的產業。在改革開放以後，這樣的成功的例子不少，例如四川綿陽是三線建設的重要城市，能夠生產資本、技術非常密集的飛機發動機、雷達等國防軍工最前沿的產品。改革開放以後，綿陽的長虹電氣就是利用原來生產雷達的工程技術力量，結合當地勞動力，生產資本和技術較雷達低的家用彩色電視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國內最有名的彩電品牌。重慶也是一個重工業基地，能夠生產坦克，90年代利用其技術和產業配套的優勢發展成為全國最大、最有競爭力的摩托車生產基地。在“十四五”期間，各個地方除了按照當地的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因勢利導”產業升級之外，如果有戰略型產業也可以“倒彈琵琶”，下個資本和技術台階，根據當地的要素稟賦，進行軍民結合，發展符合比較優勢，有大的國內國際市場需求的新的民用產業。
在“十四五”期間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
“十四五”期間新工業革命的相關產業在我國將會大發展，這些產業有相當多屬於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產品技術研發週期短的換道超車型智能技術產業，有條件的地方要抓住這個機遇，同時非常重要的是要用這種新的智能技術來改造傳統產業，提高生產效率，以及使用新的智能技術改革市場營銷方式，創造新的業態，讓傳統產業能在新工業革命時代煥發新春，在“十四五”期間各個地方應該鼓勵支持當地企業努力去探索。
在“十四五”期間，我國將會邁過門檻成為高收入國家。隨着收入水平提高，人民會更關注生活的質量，對環境、對綠色發展會有更高的要求，各地在“十四五”期間也要堅持綠色發展。有不少地方在“十二五”、“十三五”時綠色技術和產業已經發展得不錯，太陽能、風能在我國已經成為領先型產業，隨着全球對氣候變暖問題的關心，這方面的需求會越來越大，在“十四五”期間中有太陽能產業的地方需要支持企業繼續保持領先，全國各地也要用綠色技術來改造傳統產業，減少污染和排放，改善環境，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
“十四五”期間進入到高收入階段，總的來講，各個行業的技術、資本越來越密集，從經濟學來講它就有一個特性，就是規模經濟會越來越大。在中收入和低收入階段的時候，許多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屬於勞動力密集型，規模經濟較小，出現許多“一鄉一品”，“一縣一品”、“一市一品”，在該鄉、縣、市裏，把產業相關的供應鏈全部集中在一起，形成了非常有效率、有競爭力的產業集羣。進入到“十四五”的高收入階段，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資本密集型，規模經濟大了，很難把一個產業所需的各種部件、設備的生產都集中在一個鄉、一個縣、甚至一個省。針對上述新情況，中央提出了長江經濟帶、京津冀協同發展、粵港澳大灣區、成渝雙城經濟區等區域發展戰略。在跨地區的產業集羣發展中，各個地方要根據當地的稟賦條件發展產業集羣中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並協調區域裏其他的城市的產業發展，形成一個在全國乃至全球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集羣。所以在實施“十四五”規劃期間，要特別重視區域內各個地區發展的協調。
如果能按照上述的原則來制定“十四五”期間的產業轉型升級的規劃，總書記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的高質量發展就能落實。創新要求各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技術和產業不斷升級，如果屬於追趕型，可以引進消化吸收，如果已經在世界前沿的領先型產業或是和發達國家在同一條起跑線的換道超車型產業以及戰略型產業的創新就必須靠自主研發。在發展過程中要有跨地區的協調，也需要和環境以及社會發展協調。為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期望必須堅持綠色發展。同時，如果各個地方按照比較優勢發展，除了戰略型產業之外，就可以是充分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開放發展。最後，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發展會是可持續的，並且能夠創造最多的就業機會，最快的提高勞動生產力水平，最快的提高工資，讓所有人分享發展的果實。
總書記在2016年孫中山先生誕辰150週年的紀念會上提到，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十四五”期間利用好各個地方的比較優勢，發揮“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的作用把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實現高質量的發展，我們將見證、參與以及貢獻於把中國從一個貧窮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發展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目標的實現，這將會是我國發展史上以及人類近代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很高興有機會向各位介紹新結構經濟學的基本思路，以及怎麼運用這個思路於政策制定的實踐上。新結構經濟學強調“知成一體”，本着“因行得知，用知踐行，唯成證知，知成一體”的理念，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的同仁樂意以所知貢獻於各地“十四五”規劃的制定和執行，並以此來進一步深化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
謝謝各位！
答疑環節
1、“十四五”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面向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規劃，與之前的五年規劃相比，最大的區別是什麼？規劃要注意的重點是什麼？
最大的區別是基礎不一樣。過去我們是在低收入階段，或是中等收入階段，在“十四五”期間，我國將跨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變成一個高收入國家。收入水平的變化反映的是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化。在低收入階段或者中收入階段，資本會相對短缺，隨着進入到高收入階段，資本會相對豐富，勞動力與自然資源會逐漸從相對豐富變成相對短缺。因為這種稟賦結構的變化，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也就會不同。前面講的五大產業的劃分，過去各地更多的是追趕型，現在會越來有越多的領先型產業，也會有一些過去屬於領先型的產業，現在逐漸變成轉進型的產業。
第二，“十四五”期間會是新工業革命方興未艾，逐漸星火燎原的五年。過去人類歷史經歷了以蒸汽機帶動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以電氣化帶動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信息化帶動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現在則進入到人、機器、智能互聯的第四次工業革命，這類產業的新產品、新技術研發屬於短週期的換道超車型產業，我國在這類產業上具有和發達國家齊頭並進的比較優勢，擁有人力資本或是能夠創造條件把優秀的企業家和高科技人才吸引來的地方，在“十四五”期間要努力把握新工業革命的機會，將這類產業發展成領先型產業。
同時，國際環境也出現了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中美從合作伙伴變成競爭對手，“十四五”期間這個趨勢會延續甚至加強。面對這樣的國內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各地要實現高質量發展，總的原則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在發展規劃中要體現這樣的原則，也要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提供條件變成競爭優勢。但是，考慮到中美關係的變化，為防止被卡脖子，中央會主導發展一些關係國防和經濟安全的戰略型產業，有條件的地方要跟中央配合。各地在發展戰略型產業時，可以“倒彈琵琶”，結合當地的比較優勢發展出滿足國內國際市場需求、有競爭力的民用產業。
2、今年的新冠疫情，以及去年開始的中美經貿衝突，會對“十四五”期間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什麼樣的衝擊？尤其是這兩年我們應該怎麼應對？
高質量發展已經解釋過了，是按照新發展理念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來實現發展。
新冠肺炎疫情來勢洶洶，首先出現於武漢，迅速在世界各國爆發，造成各地停工停產貿易鋭減，第一季度我國同比增長下滑6.8%，是改革開放以來對我國對世界經濟最大的一次衝擊，尤其對中小微企業的衝擊更大。短期來講各地最重要的是穩經濟，保就業、保企業、保民生，確保各地經濟的根基和全面脱貧目標的實現。並且，各地在防控可能的第二波衝擊的同時，要抓住我國最早走出疫情，其他國家還在控制疫情蔓延的時機抓生產恢復，增加口罩、防護服、呼吸機等防疫物資和生產生活物資的生產，出口支援其他國家防控疫情，穩定經濟和民生。
新冠肺炎病毒非常狡猾，在還沒有有效疫苗之前，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可能會延續一、兩年。不過，只要各地的防疫工作做好，穩住經濟，保住企業，保住就業，各地的人力資本和生產能力並沒有受到新冠肺炎病毒的直接影響，疫情過去以後，經濟發展就會迴歸常態。
對我國和各地在“十四五”期間以及其後會有長期影響的是中美的關係從合作伙伴變成競爭對手，中美的爭端從貿易擴展到高科技產業。在“十四五”期間以及未來，美國很可能會繼續仰仗其科技優勢卡我國一些產業的脖子，抑制我國在新工業革命上的發展。但是，只要我國堅持對美國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對其他國家繼續擴大開放的原則，那麼，我國一定有能力突破美國的打壓，在新工業革命上繼續乘風破浪前進。這是因為過去四十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在不少產業上已經處於世界領先，在一些可能被美國卡脖子的技術上只要集中力量也有能力取得突破，就像華為的任正非所説的，無非代價大一點、時間長一點而已。而且，絕大多數我國尚未擁有的技術不只是美國有，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也有，美國為了維持其霸權不賣給我國，其他國家沒有必要為了幫助美國維持霸權而沆瀣一氣不把那些技術賣給我國。這個判斷是基於我國按市場匯率計算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在2014年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而且從2008年全球金融經濟危機爆發以後，我國每年為全世界的經濟增長、市場擴張貢獻30%左右，相信未來還會貢獻更多。在國際貿易中，越大的經濟體和越小的經濟體比較，越小的經濟體所獲得的好處會越大。所以，只要我國堅持開放，讓其他國家來分享我國經濟發展、市場擴張的好處，美國即使想抑制我國新工業革命相關產業的發展，其他國家也不會為了美國而放棄了中國這個全世界最大、增長最快的市場，犧牲了自己國家發展經濟、增加就業、提高收入水平的機遇。所以，除了一些戰略型產業之外，各地在“十四五”期間和未來還應該繼續秉持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開放原則來規劃產業轉型、技術升級，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3、林老師您提出來的新結構經濟學，總結於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經驗，在現在這樣一個非常時期，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的重點是什麼？
首先，感謝你瞭解新結構經濟學的起源。新結構經濟學確實是總結我國改革開放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成敗的經驗，提出的新的發展經濟學的理論體系，被稱為是繼二戰以後的結構主義和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之後的第三代發展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和過去的經濟學理論在來源上有很大的不同。過去的理論總結於發達國家的經驗，提出的理論實際上是以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社會政治文化體制作為暗含前提。在發展中國家，這些暗含前提不存在，所以這種理論在發展中國家應用時，講起來好像很有道理，但是由於條件不同，經常會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是兩張皮。新結構經濟學是總結於發展中國家自己的經驗，所以它的前提條件是發展中國家自己的，這也是為什麼新結構經濟學能夠強調“唯成乃真知”，提出“知成一體”，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統一，並有信心能夠實現這個目標。
新結構經濟學主張一個經濟體要實現包容可持續的發展必須要遵循比較優勢，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把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成在國內國際市場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前提是開放的、競爭的市場，我國在計劃經濟時代，推行的是違反比較優勢的趕超戰略，優先發展的產業資本密集、技術先進，但是，不符合我國的比較優勢，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必須保護補貼才能生存，為了重工業趕超，政府採取了許多幹預扭曲的計劃經濟制度安排。改革開放以後，我國推行的不是華盛頓共識所提倡的休克療法，把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各種干預扭曲一次性取消掉，而是採用漸進的雙軌制，“老人老辦法”，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重工業，國家在轉型期繼續給予必要的保護補貼以維持經濟穩定，同時，放開符合比較優勢產業的准入，在80年代大多都是一些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並且，積極招商引資，設立工業園改善基礎設施，實行一站式服務改善營商環境，因勢利導這些產業的發展。
在這樣的改革過程當中，為了保護補貼原來的資本密集的產業，政府對經濟保留了很多幹預，遺留了許多計劃經濟時代的扭曲。這些扭曲隨着經濟快速發展，資本迅速積累，比較優勢提升，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逐漸變成符合比較優勢，保護補貼由“雪中送炭”變成“錦上添花”而應該給予消除。
原來用於保護補貼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給予市場保護，禁止外國企業到我國來投資、生產；二是壓低要素價格來降低其投資和經營成本。展望“十四五”時期我國堅持改革開放的重點會沿着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政府發揮好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一、外商對中國的投資會從正面清單變為負面清單，除了一些負面清單規定的關係到國防和經濟安全以及國計民生的產業之外，外商都可以投資，享受國民待遇；二、要素市場改革，包含金融市場、勞動力市場、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的改革。做好這些改革，我國就會變成一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在這樣的體制中，各地要抓住新工業革命的機遇，既發揮有效市場的作用，按各地的比較優勢來推動產業的轉型升級，也要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把具有比較優勢發展成競爭優勢，為實現分兩步走戰略，到2050年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打下牢固的基礎。
這個過程需要各個地方以及全國上下共同努力，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樂意以來自於我國的發展理論，貢獻於各個地方“十四五”規劃的制定和執行，攜手推動各地經濟穩定、高質量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