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南枝：中國人民不可能只滿足於程序正義，這一點中共很清楚

【文/魏南枝】

我想從幾個故事來説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第一個故事：2007年我在法國讀博士時，導師跟我説，他人生最震撼的兩件事，一是新技術革命，特別是網絡技術，二是中國的崛起，他認為中國崛起的原因是中國學習了西方、向西方看齊。但是我當時不服氣：拉美國家、東南亞國家、非洲國家，不都向西方看齊嗎？他們為什麼沒有崛起？經過從2007年到2012年五年時間跟他辯論，我把他説服了，也把自己説服了。

第二個故事：2008年奧運火炬經過巴黎時，我正在巴黎。中國留學生遊行以後，主動把整個廣場特別髒的煙頭、垃圾全部清理乾淨。留學生們説，不能讓法國警察對我們中國人説三道四。當時一個很著名的法國知識分子説，21世紀是你們中國的，因為在法國的留學生內心燃燒的是中國的火焰，組織方式顯然體現出對你們中共的宗教式的熱忱，這樣留學生才可能組織起來。

第三個故事：2016年，特朗普被選為美國總統。開票那天晚上我參加了一個聚會，一個美國政治學教授哭了，眼睛通紅地對我説：這標誌着美國世紀的結束，你們中國贏了。我問他：為什麼？跟中國有什麼關係？他回答：我們美國各種面紗很快會被撕裂，一個分裂的美國會讓你們看的無比清楚。

我講這三個故事，就是從不同角度來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看西方人是怎麼看中國、特別是看中國的年輕人。當時那個法國社會黨的知識分子説：你們的年輕人代表你們的未來，你們能這麼做，背後就是對你們國家的熱忱、對這個黨的熱忱。

2020年，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體現出了黨的最大的優勢，就是政治性、組織性與人民性的完美的結合。政治性表面上看是朝一個方向走，堅持黨的領導，實質上是不忘初心，堅持一個政黨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方向。正因為堅持了理想信念和政治方向，所以在疫情中堅持生命價值高於資本價值。美國抗疫不力，背後有一個資本價值的衡量：這個人值得不值得救。過於追求個人自由、保護壟斷資本既得利益阻礙了新技術的運用等都是抗疫不力的原因。中國共產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政治決策沒有被既得利益所捆綁，就會採用一切有用的新技術、新管理和新思路，這是黨的政治優勢。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工作人員在方艙醫院討論工作安排，圖自新華網。

黨的組織性體現在，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先鋒隊，但不是高高在上的指揮者。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體現為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專家、基層幹部和網民的意見被充分合理汲取，及時調整，體現出針對新情況、新問題的“調整-適應-提高”的歷程。

黨的人民性，本質是黨和人民的關係決定了誰也離不開誰。在中國，“程序正義”不能吸納不滿，人民要的是最高限度的保護、或者説實質正義，但這種保護不是人民等靠要、而是共同參與。這種共同參與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現為大家在一線奮戰、通過網絡羣策羣力、在社區做志願者等。也就是説，黨和人民的關係模式體現出誰也離不開誰，而不是像歐美民主試圖通過選舉程序、讓“選票吸納不滿”。基於我們中國數千年的道德政治傳統和政治倫理觀，基於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的關係模式，中國人民不可能僅僅滿足於“程序正義”，這一點人民清楚，黨也很清楚。

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性、組織性、人民性三者是融合在一起的。如果只有黨的組織，沒有14億人口的共同參與，也是難以想象的。許多國外朋友問我：你們真的不反抗如此嚴格的抗疫措施嗎？我説絕大部分人沒有反感，大家覺得生命高於一切。億萬網友觀看武漢火神山、雷神山兩個醫院的建設，讓世人倍感震撼。我認為，中國最具有震懾力的還不是強大的國家能力，而是人民與國家的關係。

最後，未來黨的建設要注意兩個短板。第一，如何堅持黨的政治性，思想上不要變質，這是非常難的。中國是一個文明體，也是一個次大陸，而不是歐洲近代以來界定的所謂民族國家，我國國內的經濟分層比美國豐富得多，如果只強調對外開放，忽視內部經濟基礎的建設，上層建築遲早要發生變化。必須保持黨的政治自主性，避免黨被改造為資本進行統治的工具。第二，如何培養、選拔、使用一大批不忘初心的優秀幹部，如何加強黨的羣眾組織力。目前美國騷亂的一個特點就是，為了避免階級矛盾激化、精英們聯合起來炒作種族矛盾挑動基層人民互相鬥，讓美國基層更加一盤散沙。我們要把人民羣眾組織好，避免一盤散沙；我們要堅持“為人民服務”，避免黨脱離羣眾。這兩個短板解決了，將來就無往而不勝。

在明尼蘇達州首府聖保羅城，明尼蘇達州議會大廈前的哥倫布雕像被民眾拉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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