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潔勉：“超級非傳統安全”再度衝擊美國領導地位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 楊潔勉研究員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幾乎所有國家和地區都未能倖免。疫情是對各國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的大考，各國交出了不同的答卷；疫情是每個個體重新審視自我與外界的窗口，生活方式發生變化的同時，人們開始思考關於安全的新語境；疫情更是國際關係和世界秩序的未知變量，當公共衞生危機這樣的超級非傳統安全事件上升為國際社會主要議程，合作還是對抗？這是非常時期的時代之問，更是人類對未來世界走向的思考。
探討疫情之後的世界，回應時代之問和民眾關切，是媒體的責任，也是學界的擔當。為此，新民晚報攜手上海社會科學院、騰訊新聞，特邀國內外相關領域的專家，藉助他們睿智的觀察和理性的分析，重新認識“後疫情時代”的世界。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國際格局（即世界主要力量對比）的內容和形式都在發生着較大的變化，正在孕育着新的突變並有可能出現方向性的拐點。因為國際格局是影響乃至決定當前和未來國際形勢發展走勢的主要因素之一，其變化的內容、形式、方向和特點自然引起國際社會各類行為體的深切關注和作出反應。
圖説： 塞內加爾衞生和社會行動部3日正式從中國駐塞內加爾大使館接收中國政府和在塞中資企業援塞第三批抗疫物資。
世界的歷史始終沿着人類已經或尚未認識的軌跡曲折向前發展，回顧歷史可以鑑往知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5年以來國際格局的運動軌跡已經證明：西方霸權主義再也不能控制和主導世界，非西方力量在克服各種困難中不斷上升。一個基本平衡、比較穩定、相對公正合理的國際格局值得國際社會共同努力打造，它的最終形成雖仍需時日，但絕非遙不可及。
當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成為新常態時，以其為代表的“超級非傳統安全”正在影響着當前和未來的國際格局，為此我們需要以更加深刻、開闊、長遠的視野去認識和掌握當代國際格局的變化特點，並有針對性地制訂相應的戰略、政策和舉措。就國際格局在疫情期間或之後的特點而言，以下五個方面需要我們予以特別關注。
疫情加深了國際格局的時代意義
一般而言，國際格局只是客觀陳述和分析世界主要力量對比的態勢。加拿大著名學者羅伯特·W·考克斯曾有句名言：“國際關係學的制度建設和理論發展是以盎格魯國家為主的核心國家根據其歷史觀為自己而設計的。”數百年來，西方主導的國際格局及其原則和理論是為其自身利益服務的，但這在以和平發展為主題和命題的今天顯然需要徹底的改變。
圖説：6月24日，工作人員在敍利亞大馬士革的敍衞生部整理中國政府援助的抗疫物資。
當前，非西方力量（主要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持續上升，它們是國際社會的多數，其要求既包含着糾正歷史的不公，更代表着時代進步的方向。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西方的經濟力量和政治影響不斷下降，以發展中大國為代表的非西方力量開始走近世界的舞台中央，國際格局持續發生重大量變，發展中大國增加了在重要國際組織和機制中的議題設置權、話語權乃至規制權。誠然，當前的世界還不是理想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現階段還需要現實和務實地認識國際格局和處理國際關係，但國際社會批判和改變西方基於權勢、講求優勝劣汰“叢林法則”的動力和影響正在不斷地加強。
疫情再次衝擊美國尚存的一些優勢以及在同盟體系中的領導地位
在政治理念方面，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在疫情中增強了多邊主義意識，認識到國際合作抗疫的緊迫性、必要性和長期性。同時還需認識到，完善和發展政治社會制度方面的歷史並沒有終結，中國的抗疫成功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的反響。
在安全理念方面，美國許多盟國友邦深刻地認識到，以現實和假想敵人為目標的軍事同盟體系無法有效應對疫情等眾多非傳統安全問題，因而需要改善全球治理和反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極端主義。
圖説：寧夏醫科大學總醫院專家與羅馬第一公共醫療衞生中心醫務人員通過視頻連線，分享防疫抗疫經驗，共克時艱。 新華社記者 王鵬 攝
在思想文化理念方面，中國、韓國等成功抗疫的例子證明了東方思想和文化傳統的有效性，並且凸顯了美歐思想文化的落後面。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國、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等西方國家在基本價值觀和政治安全理念等方面的一致性要遠遠大於差異性，他們在相當長時間內仍將聚集在西方價值觀的旗幟下。
疫情促進了非西方力量合作，形成有效的整體力量仍需時日
自地理大發現和資本主義大發展以來，歐美力量的集結和凝聚經過數百年的反覆才達到當前的規模和水平。與此相對照的是，廣大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經濟和政治的集合名詞僅有數十年的時間，他們之間還存在較多的重大差異和分歧，有些還因疫情而加深。
例如，印度和巴西受到美國在疫情中強化中美戰略競爭和大國博弈的影響，拉開了同中國的距離，實際上使金磚國家難以作為一個整體發揮應有的作用。再如，一些發展中國家受到西方“疫中減債”的鼓動而對中國提出不當指責和過分要求。又如，有些發展中國家不顧抗疫的共同需要，依舊我行我素，加深了一些發展中地區的武裝衝突和戰爭危險。還如，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和地區組織在疫情中集體無為或失聲，一些互為戰略伙伴的發展中國家也沒有在抗疫中進行應有的合作。
疫情促進了國際格局朝着質變的臨界拐點方向發展
國際格局一旦形成後，就有相對的穩定性和長期性，如二戰後確立的美蘇“兩極格局”持續的時間達半個世紀。國際格局的質變需要量變的累積和重大事件的衝擊，如一戰、二戰和冷戰的結束。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有的外國專家學者斷言國際格局已經發生質的變化，今後的世界力量對比主要是中美“零和博弈”的遊戲。當代國際格局質變的最重要標尺是西方和非西方力量的基本平衡，即我們常説的“多極格局”，而當前疫情中的國際格局變化，仍處於多極化的進程之中，“多極格局”和“多極化格局”分處於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由此可見，國際格局的漸變和突變、小變和大變、量變和質變的互動關係需要時間的沉澱、事件的衝擊和經歷的反覆。
很可能的是，我們在將來某個時期再回頭看本次抗疫之戰，或許可以將其視為國際力量對比質變拐點的前夕。這是因為國際力量對比的方向雖然已經難以逆轉，但真正的質變還需要更多類似國際合作應對恐怖主義、金融危機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多輪催化。此外，最為關鍵的主要力量（如中國和美國）的自身變化和相對變化都需要經過較長的過程，國際社會對此應有足夠的戰略視野和戰略耐心，不斷努力促進質變拐點的早日到來和確保拐點之後的持續發展。
疫情再次揭示國際格局和世界秩序的互動關係
在21世紀頭20年，發展中大國持續興起，美國等西方大國力量相對下降。國際格局的這些重要變化具有糾正歷史不公和時代進步的意義，併為建立世界新秩序提供重要基礎。
當前的疫情正加速國際格局已有的變化，並且正在催化新舊世界秩序的過渡和交替。國際格局是世界秩序的基礎，世界秩序又會對國際格局產生重大的反作用，兩者相輔相成。疫情中和疫情後的世界秩序在主要行為體、組織機制、重大議題等大致呈現出以下的趨勢性發展：
在國際多極化格局日益向縱深方向發展的今天，不僅美國獨步天下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而且少數幾個大國再也不能決定當前和未來的世界秩序。傳統大國、發展中大國、中等強國和中小國家集團等都在共商天下大計，參與世界新秩序的建設。而且，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世界衞生組織在協調全球疫情防控的過程中，堅持客觀和專業精神，堅決頂住美國的強大壓力，這些都反映出歷史的進步和時代的變化。
但是，國際多極化格局下如何建設和做實世界新秩序仍是個有待解決的新課題和大難題。國際社會在確立了世界新秩序的基本原則後，機制和平台建設就成了關鍵的一步。為此，國際社會既需要從長計議，但又要只爭朝夕，或許利用現有的國際組織不失為有效之舉，如尊重聯合國的核心權威作用、發揮二十國集團的主要經濟平台作用和加大世界貿易組織的改革力度等。
同樣，國際多極化格局下的世界新秩序，其主要議題不能只由少數幾個大國決定。在世界新秩序的議題設置上，一定要全面考慮和綜合平衡，特別是要照顧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權益，要使他們在世界未來的發展方向上擁有應有的議題設置權、話語權和規制權。在這點上，廣大發展中國家絕對不能妄自菲薄，一定要敢想敢説敢為，真正做到共建、共商、共享，努力同整個國際社會共同建設更加美好的明天。
有鑑於此，我們需要充分認識到歷史發展從來不會直線前行，它在前進道路中時常出現迴流和逆流。就國際格局而言，“東昇西降”和“南上北下”是發展趨勢，但“西強東弱”和“北富南貧”的現狀還沒有根本改變。而且，中美關係也處在關鍵的十字路口，共同面臨着“合則兩利”還是“鬥則俱傷”的嚴峻考驗。在當前世界新舊秩序交替中，中國和發展中國家以相對平等的國際地位參與世界新秩序的建設是500年來的第一次。“萬事開頭難”，非西方國家只要不斷增強自身的物質和精神力量，促進國際合作和堅持戰略定力，朝着既定目標砥礪前行，那麼“國際多極化格局”就能提升為“國際多極格局”，一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新秩序也能勝利建成。
作者簡介：
楊潔勉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原院長，現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兼任外交部外交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上海市國際關係學會會長、上海市國際戰略學會會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