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統戴老闆：激盪40年——一種高考，四次創新
【文/李墨天】
2003年6月7日，全國613萬名高三學生參加了高考。除了必備的文具和准考證，考生們還需要攜帶一張“健康證”，才能進入考場。
那年的高考被突如其來的SARS疫情賦予了一層特殊意義。絕大多數人在3月甚至4月，才意識到SARS的嚴重性，學生們的生活也從那時起改變：一些學校整個4月都在關閉狀態，直到5月，教育部決定：高考照常從7月7日調整到6月7日進行。此前很多年，高考一直是7月7日開始。
種種偶然共同造就了那場獨特的高考，很多考生印象深刻的是數學“車禍”，往常看一眼就能得出答案的選擇題，一些考生算了五分鐘都沒有結果。據説很多學生還沒等考試結束，就選擇交卷放棄。
在中國，高考從來不是一場普通的考試，而是一次政府的管理能力與社會的組織能力的大型演練，從學生、老師、學校，到教育部門、交通部門和公安部門，每個城市的每一個部門，都在48小時裏嚴陣以待。
同樣，高考的意義和影響也絕非“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這十四個字能夠概括。在國人眼裏，它是改變命運的途徑、是跨越階層的通道、是出人頭地的門環。時至今日，甚至成了很多人的寄託。
高三學生在疫情中備戰高考
17年後，新的公共衞生事件新冠疫情席捲全球，高考又一次回到中國炎熱的七月，無論發生多少故事，它都會和17年前一樣，成為一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
01.重生
1952年，全國首次實行高等院校統一招生考試，江西吉安的考點設在白鷺洲中學，也就是文天祥就讀過的白鷺洲書院。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次“高考”。十七歲的歐陽自遠用扁擔挑着文具和生活用品，從永新縣徒步94公里走到吉安，頗有古時秀才趕考的意味——那也是今天的“嫦娥之父”第一次離開家鄉。
彼時，趕考“交頭卷”的習俗還沒有被人們忘記，幾門科目考下來，歐陽自遠兩次交了頭卷，順利考取北京地質學院。之後的幾十年，滄海桑田，歐陽自遠一路奔跑，成為中國航天領域的知名人物。
“嫦娥之父”歐陽自遠
在歐陽自遠求學那段時間，新生的高考歷經波折。隨後十年動盪期間，教育工作幾近停擺，高考自然難以獨善其身。1966年6月，政府發佈通知，規定大學招生“採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高考出現重大調整。
隨後十年，高校的招生工作主要遵循 “自願報考，羣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查”十六字方針，這其中，“領導批准”自然是最硬的指標。
1977年7月，鄧小平正式恢復職務，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教育。主持工作不到半個月，鄧小平就牽頭召開了一場“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座談會邀請的大多數是科教界名人，其中就包括武漢大學的副教授查全性，他的著作《電極過程動力學導論》堪稱電化學的聖經，被無數學生跪啃。
座談會上，總設計師委婉地批評了一些大學新生文化素質差，提出計劃從1978年起恢復高考。感同身受的查全性率先解放思想，把當時的招生制度痛批了一番，隨後諫言稱，“只爭朝夕，今年能辦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辦。”
一句“不要拖到明年”結結實實地打動了鄧小平，總設計師當機立斷，讓坐在旁邊的教育部長劉西堯追回已經發出的招生文件，重新組織統一考試。後來，教育部的官員們發現印試卷的紙居然不夠用，索性緊急抽調了印刷領袖選集第五卷的紙張，才趕在考試前把高考試卷印了出來。
由於時間實在緊迫，考試被硬生生拖到了12月，成了新中國唯一一次冬天舉辦的高考。十年的停擺也創造了競爭最激烈的一次高考：報考人數570萬，錄取考生27.3萬，錄取率只有可憐的4.7%——史上最低。但對於那些曾受到不公平對待的知識分子來説，這已經無異於天降甘霖。
被時代辜負的這一代人，終究獲得了另一種方式的補償：1977到1979年參加高考的近百萬學生，後來被稱作“新三屆”，他們大多有作為知青上山下鄉的經歷，在參加高考、學成畢業後，或供職政府機關，身居要職，或下海經商，終成巨賈，如今的各行各業，幾乎都能看到他們的影子。
也正是這個時期，高考被正式賦予“改變命運”的角色。
1984年，這批改變了命運的大學生們，在國慶閲兵時打出“小平您好”的標語。同一年的秋天，一大批年輕學者齊聚莫干山，在山間竹林裏思考了一個緊迫的問題：中國怎樣才能趕上西方？
這批學者中，有相當數量的人都參加過1977年高考，包括後來的財政部長樓繼偉、銀保監會主席及央行黨委書記郭樹清、經濟學家周其仁。後來，他們中有人蔘與了國企改制、有人組建了最頂級的國家智庫、有人主導了第一家股票交易所的創辦。
而在當時，參加莫干山會議的所有學者們都不會預見到中國未來的騰飛，更不用説他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了。
莫干山會議舊照
從那時起，高考開始承載中國新一代青年們的希望，今天我們的國家和日常生活，依然被那一年的高考深刻影響着。
1977年，從動盪到新生，高考的重啓，是制度的創新。
02.沸騰
1992年——高考恢復的15年後，總設計師又定義了一個新的時代，那是一個被“南巡講話“、”春天的故事“和”下海“定義的風雲浪潮。
不過，這些故事的發端卻是在1991年春天。那年春天，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了三篇與眾不同的評論，作者都是一個化名為“皇甫平“的人。他在文章中警告人們“不要陷入某種新的思想僵化”，並且在末尾高呼，”撫今憶昔，歷史雄辯的證明，改革開放是強國富民的唯一道路！”
這些話如今聽來或許有些空洞，但在當時，全國媒體都在猛烈抨擊“右的錯誤”。只是皇甫平在接下來的文章裏説，“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果然，文章發出來，北京的《當代思潮》立刻撰文回擊：“改革開放就可以不問姓資姓社嗎？”
這場爭論隨即變成了輿論場的隔空交鋒，先是《求是》發了篇《問一問“姓資還是姓社”》，《光明日報》一字不少全文轉載，宣傳部門也不甘落伍，來了篇《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沒過多久，另一方後來居上——《解放日報》的黨委書記周瑞金去了北京，成了《人民日報》副總編輯。
當時，剛剛經歷過價格闖關的中國走向了十字路口，加之前蘇聯解體帶來的衝擊，社會輿論充斥着“和平演變”的論調和姓資姓社的爭論，各項經濟數據停滯不前，彷徨中的中國應該走向何處，急需決策層拍板定調。
之後的事情人們再熟悉不過，1992年春天，88歲的總設計師來到深圳，用四川鄉音發表了一番講話。擅長搞大新聞的香港記者顯然不會錯過對岸的風吹草動，《大公報》一針見血劃出了重點：“鄧小平鼓勵大膽改革，稱誰不改革誰下台”。
南巡講話結束後，兩個里程碑式的文件《有限責任公司規範意見》和《股份有限公司規範意見》出台，緊接着十四大召開，“市場經濟”被寫進黨章，直接引爆了下海經商的熱潮。
深圳成為了改革開放的橋頭堡
後來，泰康人壽創始人陳東昇把體制內官員的下海總結為，“用計劃經濟的餘威，搶佔市場經濟的灘頭”。不過，挽起袖子跑步殺向市場經濟的還有大批知識分子：復旦教授郭廣昌、北大青年教師俞敏洪、河南舞陽鋼鐵廠車間主任許家印，都在那年投入商海大潮。後來，這一批人有了一個集體頭銜——九二派。
同一時間，高考也迎來了一系列改革，比如高校招生並軌、“3+X”試點以及大規模的高校擴招。儘管在整個90年代，人們依然將高考視為出人頭地的唯一路徑，但伴隨着經濟的繁榮與更大層面的改革開放，高考身上“改變命運”的成色慢慢消退，獲得成功的渠道逐漸多元。
清華大學教授李強曾將建國後中產階級的形成渠道分成三類：教育渠道、專業技術渠道和市場渠道，如果翻譯成大白話，就是：考大學、學技術、做生意。
彼時，西方世界將中國視作下一個蘇聯，但中國卻迎來了新的繁榮。一句“廣東二十年趕上四小龍”，一批砸爛鐵飯碗的下海官員，是經歷陣痛的中國煥發的勃勃生機。
1992年，從停滯到前進，提出適合中國特色的發展觀念，高考改變命運的成色慢慢消退，這是思想的創新。
03.危機
2003年，令考生們焦頭爛額的不光有SARS，還有震驚全國的“數學慘案”。
四川南充市高三學生楊某，由於之前摸底考試成績不理想，高考兩天前，潛入縣教育局辦公大樓，切斷報警電源，從保密室偷走了語文卷、英語卷、文科數學卷、理科數學卷、文科綜合卷、理科綜合卷各一份。
隨後，採用全國卷的省份全部緊急替換成了難度飆升的備用B卷。後來網友戲稱，楊某就是那年“數學慘案”的罪魁禍首。
殘酷、措手不及，很多人在長達兩個小時的煎熬之後，走出數學考場就哭了。一位差點通過奧數被保送到大學的考生説：“這是僅次於奧數難度的試卷。”在數學全國平均得分50分的映襯之下，那年的高考也被稱之為“史上第二難的高考”。
在2003年之前，高考時間一直被定格在7月7日，那時，很多偏遠地區的學校甚至還沒裝上風扇，高考期間酷熱難耐。輿論交鋒之下，教育部決定從2003年開始，將高考日期固定安排在每年的6月7日至9日。
第一批面對高考提前的學生，內心的忐忑可想而知，更不用提突如其來的疫情，打亂了所有高三學生的計劃。《北京晚報》曾聯合搜狐網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希望高考推遲的人佔到56%。
當時，學生們獲取外部信息的渠道遠不如現在發達，主要是靠班主任傳達，以及同學之間聊天，有關高考日期的傳言一時甚囂塵上。
但到了5月5日，教育部正式宣佈，高考會在6月7日正常開始。對613萬考生來説，當如期高考的消息傳來，既是當頭棒喝，又是一種解脱。而對決策層和全國各個城市的管理者來説，疫情中的高考，也是一場對危機應對能力的考驗。
在北京，為了減少人員聚集與交叉感染，填報志願被史無前例的調整到了考試成績公佈之後進行，由原來的5月15日、16日兩天調整到6月27日、28日兩天。考場也由原計劃的3200個猛增到4800個，每個考場的考生人數由30人下調到20人。所有考點還設置了3個備用考場，用來接收有異常症狀的考生。
2003年高考，北京一處考點
而早在5月底，各個省市就輪番開展了高考防SARS演練，從全副武裝的防治疫情專用車、到烈日下被防護服裹得嚴嚴實實的防疫人員、再到遍佈大街小巷的排查室，整個國家在不到兩個月裏，完成了一次為高考準備的緊急動員。
6月7日，613萬學生帶着健康證進入考場，與這場考試背後的千萬名醫生、警察和教師一起度過了屏息凝神的48個小時。醫生跟着老師一起監考的景象，也成了足以載入高考史冊的一幕。
當這場緊急動員伴隨疫情一起結束，更大層面的改革也隨之起步：政府拉開轟轟烈烈的醫改大幕，全面健全和完善中國公共衞生體系，尤其是農村地區公共衞生體系。事實上，多數行業的改革路線，就是這樣一點一點被塑造出來的。
隨後幾年裏，承襲“三明模式”的藥品費用改革迅速在全國鋪開；醫保領域的改革更是勢如破竹，95%的國民被納入醫保，衞生總費用中個人支出比例不斷下降，成為SARS之後新醫改實打實的成績。醫改中最難啃的公立醫院體系，也在今年的新冠肺炎防控戰中得到了檢驗。
今年，在各省支援湖北的大調兵中，全國各地的公立醫院做到了“召之即來，來之能戰”，甚至出現了“東齊魯、西華西，北協和、南湘雅”四大公立醫院會師的景象。幾百只醫療隊和4萬多名醫護人員中，大部分都來自軍方和公立醫院。如今疫情防控的穩定局面，有無數醫護人員的付出，也有用難以量化的代價換來的經驗和教訓。
出征湖北的寧夏醫療隊
SARS那場全球公共衞生危機，最終沒有對中國的高考形成衝擊，卻推動中國建立了全世界獨有公共醫療衞生體系。
2003年，從無措到從容，最終迎來了體系的創新。
04.變革
17年後，新冠疫情肆虐。為了應對疫情，學校紛紛停課，孩子們再次回到家中學習。
17年前，SARS橫行，中國教育電視台曾開設臨時電視頻道，專門面向停課在家的學生播放“空中課堂”，受限於當時的網絡普及，學生們只能通過有線電視學習。
如今，隨着全國網絡“村村通”工程、5G、智能手機等“新基建”普及，在線教育開始發揮集束式效應。“雲課堂”助力孩子們停課不停學。
1月24日（大年三十），疫情之下，中國用户規模最大的在線教育平台作業幫迅疾啓動“春季加油站”計劃，大年初一即上線，為延期開學的全國中小學生提供免費課。
作業幫直播課初中語文老師黃婧玉困守北京，無法回武漢照顧獨居的奶奶，為了備課，每天只睡4個小時。
作業幫的老師黃靖玉在直播
她在課上講杜甫的《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安史之亂後，唐都長安城裏草木叢生。為了加深學生們的記憶，她講到為了抗擊疫情，人們都宅在家裏，實際上外面春光已至，草木已經開始生長了，也是另一種“城春草木深”。“只不過與唐朝不同的是，如今時代不一樣了，很多有志之士衝上抗疫前線，所以我們也要有信心。”
疫情期間，作業幫免費直播課開始報名後，3100萬學生先後湧入。
高考延期後，作業幫直播課面向高三學生，推出“高考加油站”，課程涵蓋高三所有科目，不限名額完全免費，課程將提供高三重難點知識講解，解題大招講解以及備考建議。除此之外，還邀請了資深高考專家為高三學生提供高考政策解讀、考前心理輔導、高考志願填報等公益課程。
在互聯網、技術、智能手機的三重助力下，中國這個人口大國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幾億學生迅疾完成了從線下學習向線上學習的遷移。
伴隨這種遷移的，是優質教育資源的迅速下沉。
今年4月9日，85歲的“嫦娥之父”歐陽自遠在作業幫直播課進行了一場特殊的直播。這場直播，距離他參加高考，已經過去了68年。在名為《改造火星夢》的直播課堂中，滿頭銀髮的歐陽自遠院士講述了中國的火星航天計劃。疫情之下，全國2000多萬中小學生通過作業幫直播課平台，足不出户上了這特殊的一課。
歐陽自遠院士在作業幫給孩子們上直播課
68年，滄海桑田。
可以預見的是，在線教育絕不會只是特殊時期的權宜之計，而是為長久以來教育資源不均衡的現象提供了清晰的解決方案。隨着信息化時代的全面到來，在線教育已經成為教育的基本模式，未來也必將成為公立教育的有機補充。
從當年的SARS到今天，再次面對全球性危機的中國人多了一份底氣，包括在線教育在內的“新基建”檢驗了中國正在推行的底層創新能力。它們和芯片、基站一樣構成了中國的軟實力。
如果説高考代表了民族精神的一個切面，那麼以作業幫直播課為代表的在線教育，無疑是對“新基建”的一種樸素詮釋。
站在更廣闊的層面，每一次危機、每一次陣痛，都考驗着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深層創新與發動變革的能力。
2020，從17年前的迎難而上，到如今的科學應對，是科技的創新。
05.尾聲
43年前，高考讓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明白，命運可以通過努力改變。
高考不單單是教育問題，也是個人命運與奮鬥的問題，還是國家人才與創新的問題、社會制度與經濟的問題。它影響了國家精英的產生、影響了決策權力的分配、影響了商業與社會的運轉。它所改變的，又豈止歷史洪流中那些起落浮沉的命運？
17年後，高考重新回到7月7日，它激發的不僅僅是人們對往日舊事的回憶，也是對未來的信念與投票。
這也是中國不斷前進的原始動力。
（本文原載於微信公眾號“飯統戴老闆”，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