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皓暉：瘋狂的非理性對抗，被歐美資本主義復活了
編者按：《大秦帝國》作者孫皓暉先生近期著文《危機與希望：非理性對抗時代的來臨》，結合當下波雲詭譎的世界風雲，闡述了美國遭遇的內在挑戰、資本主義文明認知能力的衰退、和世界正陷入其中的非理性對抗時代。觀察者網摘錄其中精彩部分，並附上全文，以饗讀者。
以下為精選部分：
在國家時代，人類歷史發展的常態是理性競爭。
原始社會時期的生存常態，是人口羣落之間的非理性對抗。紛繁無以計數的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等等人羣，都在生存本能的驅使下相互爭奪既定資源——土地財富與人口，戰爭與殺戮瀰漫着全球人類居住的區域。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漸漸成長的世界各個民族，不約而同地先後創造了自己的國家，以國家形式的強力結構為歷史平台，開始了人類理性競爭的歷史。
理性競爭的歷史內涵，是各個民族與各個國家共同認可的那些最基本價值觀，及最基本的利益與財產交換法則（等價交換原則），自覺尊重他國法律的政治原則等等。世界國家羣之間的貿易活動，所以能跨越時代而長期存在，就是以理性競爭的長期存在為基礎的。
在理性競爭時代，強盜國家或強盜團體，是短暫的逆流現象，是不為世界文明國家所認可的。雖然，理性競爭也有殘酷的一面，更有戰爭的一面。但無論如何，都是在某種共同價值觀與某種共同精神的旗幟下，在正向價值觀的軸心作用下，以文明上升的歷史正向邏輯向前發展的。中國的春秋戰國秦帝國時代，西方的啓蒙運動與資產階級大革命時代，都是世界文明歷史上著名的理性競爭大時代。
但是，國家時代又是具有極度複雜性的人類歷史大時代。它不僅僅擁有理性競爭的輝煌時期，也曾經有過迴流式的黑暗時代——非理性對抗時代。這種時期，會因為特定軸心勢力以偏狹邪惡的價值觀惡意發動衝突與戰爭，世界國家羣會突兀生出一種不自覺的惡性的連鎖下滑。
總體上説，非理性對抗時期有兩個最基本的歷史前兆。
一則，宗教精神的極端化偏執化發展
自從人類產生了宗教團體而又為國家所容納，宗教對國家時代的人類文明所起的作用，也具有善惡難分的複雜性。最大的惡性作用，就是一旦某些特定國家羣出現了極為偏執的極端化宗教精神，將一切教外信仰都看做應該誅滅的“異端”。
當此前兆時期，偏執國家就會出現嚴重的非理性國家行為，瘋狂地對其餘國家發動異教滅絕戰爭，以殘酷的戰爭殺戮進行種族滅絕行動，進而將世界國家羣拖進非戰爭無以生存的非理性對抗境地。
二則，世界力量格局出現時代性差距的絕對失衡
當世界國家羣的力量對比結構突然被打破平衡，特定地域國家的生產力出現歷史性突破，從而出現一個或一批超級強大的國家，其軍事實力對世界國家羣突然有了時代性差距的巨大優勢。當此之時，這些具有時代差距優勢的國家意識，再若以極端宗教的剪除異端理念為國家認知基礎，其霸權慾望必將被強烈激發起來，迅速地畸形突變為瘋狂的非理性國家行為——向全世界發動戰爭，將全世界人口變為自己的奴隸，將全世界國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
上述兩種歷史預兆，都曾經變成了殘酷的歷史實踐。前者，是歐洲中世紀的基督教會勢力在歐洲膨脹的極端化偏執化時期，所激發的世界性宗教戰爭——歷史200年左右的以“十字軍東征”為核心風暴的世界各文明形態的非理性對抗。
“十字軍東征”——世界各文明形態的非理性對抗
後者，是歐洲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發生後，緊接着發生的所謂“地理大發現”時期。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國家對“探險家”們“發現”的大量的遼闊的有原住民居住但卻沒有創造出國家平台的地區，統統認定為“無主”土地；對非洲的半原始社會形態的軟弱，認定為為他們提供充足的奴隸勞動力的源頭；對亞洲這種處於古典文明暮色的落後國家，則認定為可以征服的殖民地地區。
在這種獨霸世界利益的極端化認知中，這一時期醖釀產生了歷時100餘年的邪惡的資本主義原罪戰爭——對全世界展開的殖民主義戰爭。當時的非資本主義國家羣，佔世界國家的絕大部分。全世界的國家和地區幾乎都淪陷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直到當代社會，這些強盜國家的罪惡痕跡，還遍及世界斑斑可尋。
就歷史實踐而言，非理性對抗，是人類文明價值觀最為混亂失序的歷史時期，是最為黑暗的強盜邏輯為主流的歷史時期。世界國家羣在這一時期，幾乎都只能被迫放棄理性競爭的國家關係原則，放棄一切和平生存的正向價值觀，而被迫進入戰爭決定一切的對抗時期。
最基本的原因是，作為矛盾主導方面的主動國家——發動非理性對抗的偏執瘋狂的國家羣，首先主動拋棄了所有的正向價值觀，只以荒誕殺戮的強盜征服邏輯，發動種種形式的戰爭。作為文明國家羣，則只有浴血奮爭，只有在付出巨大犧牲的強力對抗中爭取生存權利。無論對抗一方的本質及立場如何具有文明的正義性，一旦陷入這樣的非理性對抗的黑洞，就只有用對方聽得懂的強力對抗方式，表達自己的國家意志，浴血奮戰抗爭到底。此時的世界文明，已經淪落為“戰爭勝敗決定一切”的底線狀態，任何正義的訴求，都得等到你先勝利了再説；無論如何，對抗的當時沒有講理的地方。
這就是強盜邏輯為主流的非理性對抗時期。
在世界文明發展到古典國家文明的晚期時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崛起，本來是人類世界的福音。誕生於資本主義社會土壤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這種立足於批判資本主義的正向邏輯的歷史聲音，是資本主義土壤的文明良知。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非理性罪惡，主張發動勞動階級革命，主張建立全世界共同發展的理想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當時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文明，若能如同文藝復興與啓蒙運動反思中世紀封建社會的罪惡那樣，同樣深刻地反思資本主義國家文明的非理性罪惡基因，從而改弦更張，走上一條引領世界文明發展的建設性道路，資本主義文明時代則功莫大焉。
歷史的悲劇在於，資本主義文明的根基，是資本羣落的社會實體——一個由資本家羣聚結成的資本家階級的活體利益攫取鏈。資本的無限逐利本質，決定了資本家階級的無限度攫取利益的本質；按照它們的意志所創造的國家，是它們單向度向世界進行無休止的利益攫取的歷史平台；無成本的公開搶劫，成本極小而利益極大的殖民地戰爭，更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王道。
共利共贏的事情，人人平等的事情，在資本主義國家看來，是荒誕不經的，是不符合上帝意志的。基於如此這般的價值觀，資本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都決然宣佈馬克思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公敵。
資本主義文明的歷史實踐，已經有400餘年的時段了。其最為深刻的破壞性在於，它反反覆覆地毀滅着人類自古典文明時期就努力培育且有蓬勃發展趨勢的良性競爭的生存形態；它自覺地放棄了作為文明領先國家的人類文明責任，自覺放棄了對融合交流與共贏發展的歷史訴求，而自覺地畸形地發展出一種訴諸各種分歧，又力圖以暴力消滅一切分歧的國家理念。
遼闊龐大的蘇聯帝國解體後，美歐資本主義世界一時狂歡慶賀，認定這次勝利是“歷史的終結”。當此時期，以歐美為軸心的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羣，已經喪失了國家文明應有的理性精神，在沒有絲毫新精神與新思想的歷史條件下，它們繼續徜徉在唯我獨尊的霸權道路上，自以為又可以回到殖民主義時代大割一茬世界韭菜了。
一場世界瘟疫，不期然變成了資本主義文明衰落的顯示劑。
於是，瘋狂的非理性對抗，倏忽之間復活了。
以下為文章全文：
危機與希望**：非理性對抗時代的來臨**
2020年的全球抗疫亂象，預示歷史將面臨一個重大轉折。
自公元前4000餘年世界出現第一個國家——蘇麥爾開始，人類進入了國家時代，並以國家為歷史平台開始了新的理性競爭，人類的國家時代已經有了6000餘年的歷史。在這一漫長的歷史發展中，戰爭與瘟疫兩大基本災難，始終是人類文明生存發展的最大威脅，始終是對人類所創建的國家文明的最嚴峻考驗。6000餘年以來，不知幾多國家滅亡於戰爭，不知幾多國家湮沒於瘟疫。
瘟疫與戰爭，是人類文明產生重大變化的兩大歷史窗口。
滄海橫流，方顯出國家文明底色。本世紀前期，隨着疫情大規模傳播與快速變異，隨着全世界國家羣都被捲進防控危機的緊迫災難，各個國家的價值排序法則，各個國家的文明底色，幾乎都毫無遮掩的在世界歷史舞台上本能的湧動出來，任何示形與遮掩都沒有作用。隨着這一人類歷史上最為重大的公共衞生災難的持續發展，當今世界隱藏的諸多深層矛盾，以及世界霸權國家長期着意經營的岸然道貌，都被大規模的疫情衝擊撕破了偽善的外衣，顯出了猙獰的本相。世界發達國家羣的高位存在，已經開始了裂痕累累的歷史性危機。資本主義國家文明的原罪本質，已經越來越顯出不那麼令人舒心的底色。
依據歷史潮流的的勢頭，我們已經完全可以概括性地預測出歷史實踐的發展邏輯。
一、人類文明的生命力依然處於脆弱的發展期
瘟疫災難的特殊性，在於它對人類生命的普遍而直接的傷害，在於它對人類各個文明形態既定的生存方式與生活方式的深刻破壞。瘟疫自古存在，黑腥足跡不絕於人類歷史的所有時代。但是，瘟疫流行的規模，病毒本身的攻擊強度、變異速度的快慢等等實際效應，卻是依據諸多歷史條件決定的。其中，兩個特殊的基礎性條件最為重要。
第一個特殊的基礎條件，是人口居住與活動的密集度
人口居住密度越大，人類各種活動的羣體性越強，病毒傳播的條件就越充分。當下世界，人類已經發展到以國家文明為板塊，以城市文明為主導的集約化生存時代。各國精華人口的大規模集中居住，使瘟疫流行的特殊破壞力不期然直接抵達歷史巔峯。以中國武漢首開先河的世界若干超級城市的“封城抗疫”，已經成為人類文明史一道觸目驚心的自然災難風景線。
也就是説，在我們這個時代，這一基礎條件已經達到了最為飽滿的狀態。瘟疫病毒們即或是一個惰性十足的懶蟲集羣，也會被密匝匝隨時可以附於其身的中介人羣刺激得興奮異常，奮力傳播，加速變異，不斷製造出一片又一片糜爛的高危疫區，使整個地球世界陷入淨土全無的病毒泥沼。
第二個特殊的基礎條件，人類醫療科學技術的落後性
一般地説，科學技術與醫療技術愈發達，遏制病毒傳播的力量就愈強大，瘟疫災難的規模就愈能被遏制，傳播時期就愈短。可是，我們這個時代，在綜合科學技術較快發展的背景下，醫療科學技術並沒有得到同步的相應發展。與自然科學的其他領域相比，人類對自身生命的基礎認知，現行的醫治修復技術，都還停留在相對落後的時期。世界大多數國家的醫療科學技術，還都很不發達。尤其是生命科學領域的免疫水準，更是非常薄弱。許多國家，甚或還停留在神秘的巫醫階段，或民間流行的習俗性醫療階段。
即或是這一領域最為發達的美歐國家羣，其醫學主流技術，仍然處在大量的傳統基礎病難關尚不能攻克的階段。對病毒現象的基礎性研究，人類各個國家也尚未投入大量的財力人力進行大規模研究發現，還基本處於一種不自覺狀態。些許的自覺，卻又是歷史反向——對病毒武器的秘密開發——不是消滅病毒，而是傳播病毒。
如此基本狀況，面對驟然降臨的新型病毒，大多數國家是手足無措的。在醫療領域整體水準較低的狀況下，再加上各國不同程度的醫療資源短缺、社會醫療福利制度的覆蓋性有限等等缺陷，人類世界抵禦瘟疫的有效手段，還處於尚未產生跨越性突破的落後時期。
對本次世界瘟疫大流行，各國科學界目前所表述的主流看法是：這是一種前所未見的新病毒，其攻擊力之強，其傳播速度之快，其變異之不可捉摸，都是歷史未見的；對其內部構造的研究，各國也尚未獲得有效進展，確定有效的疫苗與治療藥劑，也還都在未知之中。
在疫情全球肆虐之際，一種“陰謀論”的説法也廣為流傳。基礎原因是，世界還隱藏着一個有待歷史揭開的秘密——根據公開數據，世界霸權大國已經有高達600餘所生化武器研發機構，其真實情況從不為世人所知。這是人類文明在較高發展階段的一則悲劇——非理性的自我傷害效應。毋庸諱言，當今世界尚存在着反人類的罪惡基因。反人類罪，在我們的時代無疑還是一種客觀存在。
5月27日在美國紐約一處墓園外拍攝的新冠逝者悼念牆。新華社發（郭克攝）
在這樣的基礎意義上，審視這場空前的歷史性劫難，可以説，如此超大規模的疫情災難，發生在當今時代，幾乎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因為，正是我們自己的以超大城市羣為軸心的生存方式，向病毒提供了最為堅實的傳播條件；正是人類醫學技術尚處於攻克基礎病的落後時期，給新病毒的突然出現與快速升級，以及大規模傳播並帶來難以抵禦的歷史性災難，形成了既定的社會條件。
更深刻地看，它則是大自然客體世界以破壞性實驗的方式，向人類文明提出的歷史性挑戰。這一挑戰，以已經發生的歷史實踐，宣告了大自然對人類文明生命力的基本評估——人類高度發展的城市文明遠非盡善盡美，集約性與高密度居住的生存方式，遠非人類自身所想象的那樣風華繁盛而堅不可摧；人類正在發展的科學技術與醫學技術，更遠非盡善盡美；它既無法抵禦一種新型病毒，又完全可能成為打開潘多拉魔盒的罪惡之手。
病毒已經通過嚴酷的歷史實踐告訴我們，人類的現行生存方式還是脆弱的，還是有着巨大的歷史缺陷的，還是有待於更為深刻的全面演進的。總體説，人類的生命力依然是脆弱的，人類生命科學還遠遠沒有為自己構築起有效保護自然生命的強大長城，人類文明尚有極大的與大自然融合發展的歷史空間，生命科學還有着極大的發展餘地。
人類文明的發展，永遠不會終結於某一個節點。
二、國家文明發展的正向邏輯鏈已經被熔斷
以抗疫為節點，當今時代已經顯現出深刻的文明危機。
這個已經成為現實的危機，是國家文明的歷史正向邏輯鏈，已經被美國霸權非理性不合作的國家行為着意熔斷。依據國家文明發展的正向邏輯，這次瘟疫災難挑戰提出的核心問題很清楚——作為地球文明基礎的人類生存方式，究竟應該如何繼續向前發展，才能與大自然高度融合，從而克服人類面臨的生存危機？若沿着尊重大自然挑戰的正向邏輯向前，地球國家羣無疑應該擱置分歧，合作抗疫。果能如此，人類文明無疑會有一個可以預期的跨越式新發展。
至少，如同中國國家元首習近平提出的“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樣的世界性共識，是應該達成的。果真達成了這樣的國家羣共識，世界各國努力協同，必然能全力以赴控制疫情；在外部全力阻斷的大環境下，美國自身的疫情也不會洪水猛獸般持續爆發。
其次，地球國家羣以聯合國為歷史平台，共同授權世界衞生組織組成公平公正的世界醫療科學調查機構，對每一個科學技術大國展開公開深入的調查，澄清病毒“人工製造”的疑雲；並在嚴格的技術意義上確定世界所有國家進行病毒研究的規範與核查標準，以徹底消除人工製造病毒的隱患。
再次，各國攜手合作，尋求更為健康的人類社會的生存方式與居住方式。果能如此，飛翔的人類文明無疑將早早進入宇宙，邁向一個新的欣欣向榮的浩大格局。
遺憾的是，這一歷史正向邏輯未能成立。
面對新型病毒災難的衝擊，地球國家羣陷入了不可思議的混亂。以美國為軸心的資本主義國家羣的失措無序，造成了全世界合作抗疫缺乏有效的結構支撐點。傲慢的美國，對承受瘟疫災難第一衝擊波的中國幸災樂禍，落井下石，拒絕合作抗疫。繼而，美國又被大規模疫情覆蓋，淪入難以收拾的大混亂局面，陷入了國家政策在價值觀排序方面的嚴重倒退，導致世界諸多國家因抗疫缺失序而陷入了深刻的社會分裂。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人類面對世界法西斯主義的全面絞殺，蘇美英中法等同盟國家羣表現出了超越意識形態的歷史道義制高點；同時，各個國家領袖層與人民羣體，皆以無與倫比的合作精神與犧牲精神，與世界法西斯主義進行絕不妥協的奮爭。與那個時期相比，當下美歐國家決策層的訴諸分歧、拒絕合作，並堅持非理性對抗的國家行為，是嚴重的文明倒退與價值觀失序；與美歐國家在二戰期間的歷史距離，實在是太大了。
面對空前的瘟疫災難，美國政府在實際上奉行了幾乎是矇昧主義的“羣體免疫”或“自然免疫”的生物叢林法則，以人類無抵抗的大規模生命死亡為代價，意圖在保住經濟發展的條件下度過這次歷史劫難。如此欺世國策，竟被某些西方輿論視為有效的順從自然法則的主張，當真匪夷所思也。
誠能如此，人類選擇國家作為生存平台的意義何在？
若要“自然免疫”，何如原始社會痛快純粹？
任何有良知的政治家，都應該明白一個基本道理，都應該有一種最基本的操守：當空前規模的瘟疫劫難來臨時，國家存在的全部意義，就是用好國家擁有的強大管控能力，首先保住本國人民的生命權，將國民死亡數量降低到最低限度，而後再圖發展權。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權體系全力以赴地履行了自己的神聖使命，即或最後在不可抗力面前遭遇了與“羣體免疫”相同的慘烈客觀後果，這個國家政權也是神聖而光榮的。因為，經過努力奮爭，實際已經重塑了國民精神，已經將人類文明的偉大，銘刻播種在歷史土壤之中，對國家與民族未來發展的意義是無比深遠的。與死亡數量似乎相同的“羣體免疫”的頹廢后果相比，國家主動抗疫的高遠價值，是不言自明的。
這樣的國家，即或沒有達到預期的抗疫效果，決策階層也可以驕傲地自豪地説，我們與我們的人民一起努力了，我們沒有放棄抵抗，沒有聽任社會的崩潰。也就是説，既敢於作出最頑強的抵抗，又敢於正視最慘烈的終局代價，這才是真正的國家級政治領袖。
遺憾得是，這樣的國家太少，幾乎只有中國獨立中流。
疫情發作以來，作為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軸心的美國，以繼續維持世界霸權為第一急務，將抗疫作為打擊中國與他國的政治殺傷手段，力圖以抗疫為大國對抗的即時突破口，成了美國事實上的非理性國策。最極端的經濟殺傷謀劃，是美國發動並鼓動西方國家一起鼓譟的拒絕償還中國持有的10000餘億美元的國債，並威脅要啓動對中國的賠償訴訟。這種極端化的方式，這一極度膨脹的野心，在6000餘年的國家文明歷史上都是空前的，甚或也可能是絕後的。因為，在商品經濟伴隨人類發展的歷史上，一個國家竟然企圖通過國家訛詐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非法利益，實在是將自己自動除籍於人類秩序之外。這樣的國家，即或是最黑暗的歐洲中世紀，也絕然沒有過，之後只怕也沒有哪個國家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韙。
這一事實，預示着美國將有一個歷史性的墮落。
美國的驚慌失措，美國的抵抗乏力，美國的接連退羣，美國的種族歧視痼疾再度爆發，美國的重啓核試驗宣示等等。凡此種種反覆疊加的社會動盪與種種非理性表演，都是美國文明底層本質的全面彌散，都是熔斷人類文明發展正向邏輯鏈的非理性國家行為。
歷史實踐證明，美國在人類歷經最大的共同劫難的時刻，一力熔斷了文明發展正向歷史邏輯鏈的最主要節點——世界發達國家羣的國家理性；其必然結果，是當代地球國家羣基本秩序的主要矛盾方面，開始了不可思議的歷史倒退。
由此，美國將整個地球國家羣正在拖入一個脱離歷史正向發展邏輯鏈的危險方向。一個軍備最強大、科技最發達的霸權國家，陷入了非理性狀態的存在。這一現實，對整個世界國家羣都是一個極其危險的警訊。地球上的所有國家，都將被拖入一個空前的非理性對抗的時代。人類本可以共抗瘟疫劫難的光榮戰役，很可能將演變成一場空前的歷史大危機，滑向非理性的盲目對抗的時代。
三、美國文明將面對最嚴酷的內在挑戰
以這場瘟疫劫難為節點，美國陷入了空前的國家焦慮。
美國焦慮的實際內涵，是在這樣一種特殊歷史困局中形成的——美國的國家意識正在切實感知美國霸權面臨的最大歷史危機，剛剛明確了“大國對抗”的霸權國策，並在得到相當普遍的社會支持的關鍵時刻，瘟疫劫難突然來臨了。這場瘟疫災難的突然性與普遍性，有可能以不可預料的歷史方式，打斷或扭轉美國的“大國對抗”進程，使美國最終徹底失去消除霸權威脅的最佳歷史節點。
這個最佳的歷史節點，就是“中國威脅”尚未強大到完全超越美國的歷史窗口時期。這個歷史窗口，若因瘟疫流行而落空或錯過，美國霸權將真正衰落。尤其是，在病毒災難首先衝擊中國，而中國竟能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內控制了病毒擴散，又在三個月左右復工復產的大形勢下；美國決策層尚未對中國抗疫態勢作出理性的應對國策，便突兀迎來了在世界各個地區全面爆發的第二波病毒災難，使美國很快淪為疫情震中——世界災難中心國家。短短兩個多月，美國確診人數高達200餘萬，死亡人數倏忽超過10萬大關；連軍隊在內，美國社會被瘟疫災難全面覆蓋。
與此同時，中國卻沒有倒下，也沒有混亂。反倒是以美國不能理解也不能想象的大規模組織能力與管控能力，及豐厚的醫療資源，與強大的區域互助能力；在僅僅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就全面遏制了疫情蔓延的趨勢。中國政府的《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這樣説明：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勢頭，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將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個位數以內，用三個月左右的時間取得了決定性成果，維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為維護地區和世界公共衞生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
從此，中國穩定下來，基本進入了後疫情時期。可以説，在整個地球國家羣都陷入惶惶亂象之中時，唯獨中國呈現出遼闊的安靜祥和，成為千萬海外赤子爭相迴歸的安全國度。應該説，這是中國文明的羣體本位精神造就的偉大奇蹟，是中國執政黨與中國政府卓越的國家治理能力造就的偉大奇蹟。
非理性對抗的目標未達，自身又陷災難，美國更見焦慮。
對於只有200餘年歷史的美國，這種困局聞所未聞。這種自建國以來未曾有過的國際困局與國內危機，使美國陷入了某種深深的挫敗感，陷入了失去理性的盲目反應。也就是説，大勢發展到如此格局，美國的國家意識還沿着歷史邏輯的惰性軌道滑行，忙於對東方的中俄兩大國及世界傳統熱點等連續展開多面打，一處也不落下空白。
歷史轉折時期的錯誤認知，必然導致國家行為的盲目性。
因為，就世界格局的實際力量結構而言，當代美國的最大危機，完全不在美國外部——幾乎沒有任何一個當代國家蓄意與美國開戰；美國的最大危機，只在美國內部。美國的國家認知，卻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以疫情衝擊所誘發的社會亂象為先導，資本主義文明圈已經爆發了深層的社會危機；以美國為軸心的資本主義國家羣，所面臨的歷史挑戰，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世界資本主義文明能否完成自我挽救，而不是消除所謂的外部威脅。
美國面臨的第一個內部挑戰，是種族歧視問題
疫情洪流中，以一名黑人公民喬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膝蓋鎖喉死”為導火索，美國驟然爆發了普遍性的社會動盪。這一動盪之深刻，在於連續不斷的抗議浪潮已經超越了對具體事件的訴求，直接抵達了美國曆史文化的根本——對資本主義原罪掠奪時期的美國大規模販賣黑人奴隸的罪惡行為的歷史追訴，要求“結構性”的解決美國種族歧視的歷史痼疾。什麼是“結構性”解決？就是從制度體系上達成根本性的改變。顯然，這已經是最具深刻性的社會革命的歷史呼聲。短短數週，以黑人為主體的混合抗議浪潮，已經在形式上發展為大規模的街頭暴力，且已經蔓延歐洲主要國家，並得到了世界各地區的廣泛道義支持。
美國黑人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跪殺，引爆全美抗議。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可是，這一歷史訴求和平實現的難度極大。
依據歷史實踐，資本主義文明圈的種族歧視，遠遠不是一個歷史單向問題。也就是説，它還同時是一個涉及到白人社會必須有相向認知的歷史傳統問題。白人社會不改變傳統的種族歧視認知，這一社會對立就無法得到合理的歷史解決。
在反對種族歧視的浪潮中，國際社會或外國的人民，很容易忽視一個潛在的基本事實——美國社會的黑人羣體的犯罪率極高，白人公民社會是將黑人羣體視作社會犯罪土壤的。這一客觀存在的社會認知，在並非白人上層社會的白人公民社會，是很難消除的。這是一個構成美國文明基本點的社會認知，與資本主義文明的道義制高點——種族平等並消滅種族歧視，是有深刻矛盾的。歷史實踐的發展是，資本主義文明無法放棄，也不能放棄這個道義制高點——否則美國社會將產生更為嚴重的多重分裂；但是，美國製度也無法在事實上讓以白人公民社會為主導的國家結構，自覺的來消除這一裂縫。
因為，只要事實上的美國黑人羣體的不良一面不消除，其危害美歐白人公民社會的因素就始終存在，白人公民的社會意識也就很難改變。就事實説，美國黑人羣體很難接近上層白人社會的居住環境，更很難融入美歐國家的白人上層社會，所以也很難對白人貴族構成事實上的具體威脅。但是，普通的白人公民社會的認知就完全不同了。儘管美國在表面上已經有了諸多黑人高官，甚或黑人總統，但在深厚的白人公民社會層面，依然無法消除種族之間的巨大鴻溝。消除種族歧視的政治正確的國家努力，與事實上的白人社會始終存在的種族歧視，是無法彌合的，無法統一的。從本質上説，它構成了美國社會結構的一個基本裂縫。近日，已經有白人公民羣體武裝上街，向黑人示威羣體發動槍擊，並已經有致人死傷。
這就是歷史實踐的複雜性，也是種族歧視存在的兩刃性。
種族歧視，是美國文明構架的天然裂縫，是深深植根美國曆史傳統的原罪基因。所以，以黑人問題為軸心的種族歧視危機，是隱藏在美國社會的一顆巨大的定時炸彈，其結局是不可預料的，隱患是根深蒂固的。這種深刻而普遍的社會隱患，是任何一種文明形態走向衰落崩潰的基礎裂縫。
美國文明面臨的又一個挑戰，是國家的無民族缺陷
在世界國家之林中，美國是唯一一個沒有民族根基的國家。也就是説，6000餘年以來的世界所有國家，都是某個特定民族創造的。所謂多民族國家，都是某個軸心民族創造國家平台之後融合了更多民族的加入而形成，軸心民族的文明主導作用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只有美國，是基於歐洲各國移民（以英國移民為多數）的基礎人口而建立的，而後又包容了諸多非洲裔各民族的黑人、亞裔各民族的黃種人，以及世界各大洲諸多民族的移民人口。總體上説，美國的人口結構極其複雜，它的人口板塊只能是人種，而沒有一個完整的民族作為移民遷入美國，因而不存在民族元素。唯一的印第安人種的各民族人口，也幾乎被白人殖民者殺戮殆盡。
一個國家沒有穩定的民族根基，究竟是國家文明的負面因素，還是正面因素？因為此前沒有先例，歷史無可回答。但是，依據歷史實踐的另一個參照系數——任何國家在遭遇重大的危機時刻，都是軸心民族在全力保衞這個國家；沒有軸心民族的天然凝聚力，國家平台就是水上浮萍，興亡皆無根基。據此參照，美國的無民族人口現象，至少不是一個歷史優勢。而由於沒有民族文化的諸多習俗性規範所形成的天然凝聚力，美國的人口羣就完全是一盤不同人種的散沙，唯有依靠法治社會來維護其國家生命力。
從國家時代的歷史實踐看，美國作為一個民族缺失而人種多有的大國，其國家文明的生命力如何，還只能是一個處於“實驗室階段”的國家。因為，它還沒有整體性的經歷過一次任何人類創造品的“破壞性實驗”——涉及本土在內的全面戰爭及大規模瘟疫災難等。
這次曠世罕見的巨大疫情災難，應該是一次接近於破壞性實驗的嚴酷挑戰，如果美國文明有高度的理性自覺，同時具有頑強的內在生命力，勇於修正國家缺陷，能從制度體系上創造性的彌補沒有民族的國家力量結構的根本弱點，無疑將對人類國家時代的文明跨越作出新的貢獻。如果沒有這一深刻認知，並在歷史惰性的軌道上滑行下去，則歷史結局只能是相反方向的。
一個沒有民族的純粹公民國家能夠走多遠，尚待歷史回答。
美國文明面臨的第三方面挑戰，是以法治系統為軸心的法律制度體系及警察制度等方面的歷史性缺失
客觀地説，美國的制度體系、法律體系及法治形態，曾經達到了整個資本主義國家羣的歷史最高峯。其在創立階段所體現的理性精神，與對立法依據和立法意圖的公開性論戰闡述，都曾經留下了世界性的深遠影響。同時，這個第一次公開經由理性論爭而自覺設計的國家結構形態，構成了美利堅合眾國的歷史驕傲。
沒有美國製度體系，就沒有美國文明的迅速崛起。
可是，6000餘年的國家時代的歷史實踐告訴我們，沒有永恆的先進制度體系，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制度體系，都必須隨着社會實踐的變化腳步而不斷修正，才能保持持續性強大。如果不重視歷史實踐所積累的制度體系所暴露的種種弊端，這個國家就會在不自覺中陷入歷史衰退。依據國家時代的歷史週期，這個衰退的歷史節點，一般都在大國政權建立的200年左右，開始出現明顯的歷史變化。如何應對這些變化，則是一個各有特殊性的國家命運問題。
在歐洲早期國家的歷史上，由於自然經濟時代的歷史節奏緩慢，古希臘古羅馬那樣的大國，雖然出現了明顯的週期變化特質，但在一定的強力修正下——譬如由共和制變化為獨裁製並再度變化為帝制國家——國家生命尚能艱難延續到千年左右，此後則是分崩離析。在東方中國，這一危機週期更是具有某種規律性，中國歷史上沒有超過300年生命期的國家統一政權。中國民族在歷史實踐中的應對是，堅持變法精神，堅持不斷修正國家缺失，無效則改朝換代。
那麼，在現代社會的信息全覆蓋與高效快節奏條件下，這些反應遲緩的歷史經驗，顯然是不符合當代歷史實踐的。當代國家所面對的社會土壤條件——公民社會的自覺程度，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假若國家核心層因歷史惰性而缺乏應對變化的理性反應，這個國家就一定會陷入深重的全面危機。
歷史實踐已經證明，制度體系與法治社會的意義，在於正面推動人類文明有序發展。對於國家興亡，制度體系與法治社會並不起決定性作用。歷史上多有文明法治社會而倏忽滅亡者，古巴比倫如此，古希臘如此，古羅馬帝國如此，中國的戰國秦帝國也如此。這裏，最根本的原因是，制度體系與法治社會無論多麼健全，它都不會自行運轉，而都必須是由特定人羣組成的國家機構來實現其功能。這就是中國戰國法家大師商鞅所揭示的法哲學原理——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法必出，令必行，至矣。就是説，一旦制定法律與執行法律的社會人羣出現了問題，法律制度與法治系統都是沒有用的。
這次覆蓋美國和諸多歐洲國家的，是因為美國警察的“暴力執法”中的“膝蓋鎖喉死”致黑人窒息死亡而引起的。導火索本身，就是一個實際存在的法治缺陷。疫情加重與抗議浪潮大規模持續深化之中，美國政府與國家機構表現出的混亂失序與相互矛盾，甚或相互掣肘相互摩擦，都暴露出美國社會對自身的法治系統乃至制度體系本身，都產生了混亂的認知。
這是法治社會開始崩潰的歷史信號。
重大的災難性事件與猝發的內部社會動盪，是一個國家制度體系與法治體系經受嚴峻考驗的時期，也是檢測制度功能與法治效力的最佳窗口。2020年的病毒災難衝擊，及其引發的巨大的社會矛盾衝突，使美國曆時200餘年的制度體系及法治系統，暴露出重大的體系性弊端，也向美國文明敲響了必須改變自身文明內在缺陷的歷史警鐘。
從現象看，首先是美國國家系統應急制度體系的重大缺陷。美國最成熟的應急制度體系，是維持世界霸權過程中的對外軍事應急體系。對國內社會的安全應急及災難應急，歷來不是美國關注的基本點。二戰之後，在日漸傲慢的美國國家意識中，歷來對美國自身的穩定性與安全性問題，缺乏清醒的歷史認知。惟其如此，縫隙日益深化延伸，終於在看似偶然的一場瘟疫災難中，引發出深刻的社會動盪；美國製度體系與法治系統的缺陷，開始了歷史性的深度發作。
具體説，美國總統與美國軍方在內部危機時的矛盾問題；美國聯邦政府與各州政府，在抗疫及平息社會動盪時期的各自權限問題；美國軍隊與國民警衞隊及警察執法之間的行動權限劃分問題；美國警察的“暴力執法”方式與美國司法制度的“無罪推定”原則的內在衝突問題——對未經審判的公民（嫌疑人）使用暴力，在法理上顯然是違法的；違法的執法方式，為什麼能長期存在？同時，美國法治所宣示的“公平正義”原則，與現實存在的種族歧視現象之間的深刻衝突問題；美國國家意識所確立的歷史文化的正義性，與政治正義及法律制度所必須體現的公平正義性之間的衝突問題。在華盛頓、傑弗遜、林肯等美國開國領袖的雕像，相繼被黑人動盪潮推倒或塗鴉之後，説明這個涉及美國文明根基的歷史性缺陷，已經被推上了追訴資本主義原罪的歷史審判議程。
……
諸如這些曾經被遮掩得很好，而在社會動盪與瘟疫災難中紛紛暴露出的根本性法治缺陷，即或是最為嚴密的國家應急體系，也是無法解決的。因此，美國的法律制度缺陷及法治系統缺陷，絕不是一個應急問題，而是一個深刻的文明再造的歷史大課題。
美國面對的第四個內部挑戰，是社會兩極分化與民生危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對美國的一般性主流評價，莫不以國家管理水平最高、科學技術最發達、醫療條件最優越、人民生活最富庶（美國生活方式）、社會福利保障最可靠、人均收入世界前列等等聞名世界。總體上説，世界印象中的美國，是早已經超越世界人民生活的基礎水平，已經人人過上富豪日子的超級富庶發達國家。這些基本點，幾乎每個國家的普遍評價都是認可的。可以説，世界各個角落都有美國生活崇拜者，幾乎每個貧困者都有一個“美國夢”。
可是，在這場瘟疫病毒突然來臨的大半年，美國卻重重地跌入了災難泥沼。國家管理混亂失序，連焚屍員都被當做屍體活活燒死；醫療救治資源捉襟見肘，抗疫物資缺乏，一度連醫院醫生護士的防護服及口罩都很緊缺；標誌社會福利保障水準的敬老院，竟在抗疫中成為重災區之一。而且，死於病毒的普通民眾與黑人、老年人最多，現在的死亡人口又逐漸向50歲以下的人口延伸，社會福利保障功能顯現出嚴重缺失。若沒有長時期的社會兩極分化的彌散效應，這一局部民生危機帶來的災難效應，應該不會有如此普遍而深刻。美國經久不息的抗議浪潮中，如果沒有民生危機長期醖釀的社會基礎，應該也不會有由此之大的歷史規模與社會深度。
歷史地看，美國面臨的自身挑戰，遠遠不止這四個方面。
從“急所大於大場”（圍棋術語，必須應對的局部存亡比整個態勢更重要）的意義看，美國必須首克服內部危機，而後方能言它。但是，美國又必須同時擴大霸權，這是資本主義文明不可改變的的本質需求。這樣，就產生了克服內部危機（包括走出瘟疫災難）與持續擴張霸權的強硬對外政策的深刻矛盾。兩廂對立，又都不能捨棄。有了這樣的基礎性矛盾，國家焦慮與非理性躁動，就是一種無法擺脱的政治必然。
依據國家文明的歷史實踐，美國走出內部危機的路徑，原本是天寬地闊的。光明的正向的歷史邏輯路徑是——承認世界現實的全球化趨勢，與中國、歐洲及俄羅斯攜手合作，發展世界經濟並緩和世界局勢，並在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道路上，探索未來合作共贏的具體方向。同時，集中力量在國內發動改革運動，克服自身危機，全力再造美國。惟其如此，才能達到“使美國再次偉大”的歷史目標。
可是，美國沒有這樣做，美國也不會這樣做。
歷史的惰性，往往會毀滅一個時代。在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諸多國家所以不能逃脱衰落滅亡的命運，其根本原因所在，都是不能擺脱歷史傳統的惰性——有了霸權便要永遠在霸權道路上走下去，進而拒絕自身改革而走向衰落滅亡。
正是這種國家層面的頑固與偏見，鑄成了一幕幕的歷史悲劇。
四、資本主義文明的認知能力正在嚴重衰退
國家元首的變化，往往是國家認知水準的標誌性體現。
美國社會選擇以訴諸分歧為主要性格特徵與主要政策特徵的特朗普為總統，標誌着以美國為軸心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後冷戰時期的世界格局缺乏深刻認知，而僅僅急於立即扭轉經濟全球化趨勢帶來的美國利益流失。由此而生的緊迫與焦慮，催生了非理性對抗的國家意識的躁動。
當代歷史大格局的變化節點，是20世紀後期蘇聯帝國文明的解體。作為世界文明格局總平衡結構的另一方，蘇聯帝國的解體，使世界文明格局驟然失去了根基結構的平衡性。由此，西方美歐資本主義國家羣，一時陷入了不知所以的歷史勝利感的眩暈之中。也就是説，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羣成為了世界唯一的霸權集團之後，對世界文明的發展喪失了方向感，出現了集體無意識狀態。
依據人類文明發展的正向歷史邏輯，引領世界合作向前，謀取共贏發展嗎？不可能。這一道路與資本主義的無限逐利本質相違背。在資本主義的話語譜系中，從來沒有雙贏、多贏及共贏，而只有利益單向獨佔的獨贏。可是，果真如同資本主義原罪戰爭那樣，再狠狠地強力收割一茬世界韭菜？似乎也很難。世界戰爭武器的發展，已經沒有了普遍而巨大的歷史性代差，熱兵器基本上已經普及世界了，大割韭菜未免成本太高，可能會傷及自身。可是，沒有劃時代的巨大的壟斷性利益，沒能因蘇聯解體而將全世界發展中國家變成新型殖民地國家羣，蘇聯帝國解體的利益空間榨取得遠遠不夠，似乎又太便宜了這些汪洋恣肆的“弱肉”國家羣。
這就是美國霸權國家羣的失落與矛盾。
雖然，美國羣非常的不甘心。但從總體上説，資本主義文明在不由分説的一陣狂歡之後，對新時代的來臨，並沒有出現國家文明層面的深入的大規模的研究與反思。在後冷戰時期，西方世界始終未能出現諸如十字軍東征後的文藝復興與啓蒙運動，未能像那次一樣做好了充分的理論與精神準備。也沒有出現諸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美國國家理性，對戰後未來世界格局的宏大思考。因此，由資本主義文明的美國羣，再度自覺發動世界秩序重構的全球化歷史性壯舉，非但沒有來臨，反倒是一步步地向二戰之前的孤立主義退潮了。
顯然，對冷戰結束後有可能發生的深刻的世界變化，美國是缺乏精神準備，更缺乏理論準備的。可是，既缺乏精神理論準備，又不能在後來自覺進入理性狀態，為什麼陷入如此長期的盲目性？
在蘇聯解體留下的世界不平衡結構中，美歐國家羣茫然失措了至少30餘年的時間。依據當代國家的發展節奏，30年有餘的時間，足夠一些國家由弱變強，並從而改變一個時代的國家關係結構了。在此期間，美國文明對當代世界深刻變化的研究，對世界文明未來發展趨勢的研究，始終沒有提上議事日程。不要忘記，當年還在二戰中期，美國就表現出了未雨綢繆的遠見，就已經開始相對有深度的研究日本文明與德國文明，以作為戰後處置日本帝國與法西斯德國的政策基礎，以及未來世界秩序的大規模重新構建。
若非這種有準備的對不同國家文明與未來發展趨勢的深度研究，就沒有戰後立即開始的戰犯審理，就沒有對日本政治文明走向的基本選擇，就沒有對全世界殖民地問題的相對快速的處置速度，更沒有快速創建世界國家共同組織——聯合國的可能。當然，也就沒有目下依然存在的當代世界的結構與秩序。儘管這一秩序所建構的國家關係，實際是那樣的不公平，但仍然是和平時代一種可以維持理性競爭的世界框架秩序。客觀地説，現實中國的和平崛起，就是在這種雖然不公平，但也畢竟不失為理性競爭的和平環境下基本完成的。
可惜，那樣客觀深入的國家與社會並行的歷史反思性研究，始終沒有在後冷戰時期出現。以美國為軸心的西方國家羣，依然在歷史的慣性中，共同捆綁在“北約”舊戰車的輪子上左衝右突，對世界國家關係中的新歷史因素與潛在的深層變化，基本上沒有認知。美歐國家羣的思維方式與國家認知狀態，始終停留在曾經的冷戰對抗的慣性制約之中，沒有任何跨時代的新思想與新精神。
這種狀態，絕非美歐國家真的相信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
從本質上看，這是資本主義文明認知能力的歷史性衰退。歷史實踐已經證明，當一種文明形態已經喪失或正在喪失對所處時代的深刻認知能力時，這一文明形態就已經進入了黃昏時代，進入了非理性的衰落時代。
在30餘年的後冷戰時期，美國經過克林頓時期的經濟較快發展，及就事論事短促反應式的反恐戰爭，輕鬆地先後打了幾場小戰。其中，以小布什總統的對伊拉克戰爭的聲勢最為浩大，但其無證據的戰爭訛詐底色，卻在後來暴露出來，使美國的“反恐戰爭”的道義性光環消失淨盡。從奧巴馬總統時期開始，美國社會似乎緩慢地開始覺察到了某種程度的歷史彆扭——世界有些不對勁了，美國的霸權行動似乎不如以前那樣具有震撼效應了。之後，美歐發達國家羣漸漸一致認定，這是中國經濟趕上來的結果，是中國已經參與瓜分世界資源的結果。於是，“重返亞太”的戰略出來了，“中國威脅論”也出來了，對中國的種種封鎖及制裁，也陸陸續續的開始了。
這一思路尚未全面展開，美國又突然發生了重大變化。
特朗普當選總統，看似美國政治的一個異數，實則不然。
在中國傳統的神秘文化領域，“異數”是一個訴諸國家命運的歷史哲學概念。其哲學內涵，就是事物結構中的非常態元素突然出現，是看似非邏輯而實則深合邏輯本質方向的元素突然出現。異數的出現，往往意味着歷史邏輯將從最本質方面展開，從而最大限度的展現某事物最基本元素的本質要求。這一事物能夠承受自我本質展開的巨大張力，則事物可能產生新的發展；若該事物不能承受自身最本質元素展開的巨大張力，則該事物崩潰亡滅。
美國的本質，是資本主義文明。資本主義文明的社會活體，則是以實現資本利益最大化為存在方式的資本家羣體，這就是大概念的資本家階級。資本家階級的社會存在，是一個巨大的由個體資本家組成的活性主體羣。在科學技術與工商經濟時代，資本家階級通過自己創建的國家制度體系，將資本階級牟取整體利益的結構性效能，最大限度地展現為社會實踐中巨大的利益輸送。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與社會結構中，特大資本家階層居於結構的軸心地位，是接受國家機器之利益輸送的最重要羣體——特大財團階層。
任何文明形態，當它以常數或正向的歷史邏輯展開時，其所選擇的國家元首，都具有依據社會職能的素質需求，而超越自身基本元素範圍的廣泛性標準。就是説，資本主義文明對自己國家的總統，未必一定要資本家身份的人擔任。在正常的歷史條件下，總統一般總是由正常的出色的政治家擔任的。美國在二戰時期，在資本主義文明發展的高峯時期，所以連續四屆選擇羅斯福擔任總統，就是這種歷史正向與社會常數的最充分表現。否則，美國不可能在二戰期間站在超越意識形態分歧的歷史道義高度，與主戰場的蘇聯結成同盟國，並在全世界範圍內戰勝了法西斯勢力。
這是國家文明常數與其最本質元素之間的正向關係。
特朗普執掌了美國總統權力，站上了世界歷史舞台。這位總統以離開既往歷史軌跡，並以訴諸分歧與激化矛盾為國家政策基本點的特異性，使美國對世界國家關係的認知及對美國內部狀況的認知，達到了一種難以想象的極端化與偏執化。特朗普所全面展現的美國的非理性對抗的國家行為，正是資本主義國家文明的認知能力嚴重流失的現實體現。
歷史本質的內在邏輯是：美國國家結構的本質元素羣不滿意了，隱秘的無形之手躁動不安了。它們需要能夠忠實展開頂層資本意志的人物上台，全面實現叢林法則與異端剪滅法則，一舉擊跨有威脅的大國，一舉將世界打回到資本獨贏的殖民地時代去。
另一個社會層面的問題與答案，則已經在當下的美國反種族歧視浪潮的爆發中呈現出來。這就是，美國普通公民擁有的選票，為什麼能夠流向特朗普？美國社會的國民羣體的選擇，為什麼能與大資本階級的選擇相重合？正是這一重合，使美國文明的本質結構層的意願披上了制度選舉的外衣，完成了特朗普的社會基礎性。
根本上説，正是種族歧視現象的複雜性，使美國社會的藍領階層，也就是被許多人稱為“沉默的大多數”的美國白人公民、移民公民選擇了特朗普，而且這個趨勢在短期內不會改變。一如本文第三節所述，由於黑人自身犯罪率構成的對白人公民的威脅，使這些白人公民與移民公民成為美國種族歧視理念的社會根基。假如沒有這樣一種歷史性的社會根基，訴諸社會分歧的特朗普，非理性的特朗普，就不會獲得白人公民的普遍擁戴。
從國家學説的一般真理出發，我們應當明白的是，當一個人物走上國家元首的位置之時，將他面對的任何一種社會局部認定為他唯一的根基，都是有可能導致錯誤判斷的。國家元首的形象根基，一定是努力展現其全面性的；而國家元首的真實根基，則是必須通過其實踐行為而進行本質分析，才能顯現的。政治人物顯示於社會的選票來源，則一定是暫時的，流動的，局部的，可變的。但是，只要這一來源是可以光明正大展示的，則一定只是他名義上的社會花環。在美國政治已經嚴重的廣場化、明星化、陰謀化的當代，選票的動盪性更是難以把控的。
對於世界而言，特朗普的危險在於其所導致的國家非理性。
可是，這次的歷史實踐卻頗見歷史的幽默。對於特朗普主導的非理性國家對抗行為，竟沒有幾個國家惶恐驚懼，世界也沒有陷入一片大亂，也沒有多少認真批駁的聲音。中國也有了不同，不再反覆發表那些外交官話，該做的事情反倒是一步不讓了。世界國家羣的普遍意向似乎非常明顯——世界沒有美國，也許會更好一些。
於是，美國政府大為尷尬。一番驚天動地的大折騰，連四處軍演都沒有停止，連可能恢復核武器實驗都宣佈了，其效果還是實在令人沮喪——“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特朗普吶喊，幾乎成了誰也沒笑的世界笑柄。
在瘟疫新病毒如鋪天黑雲覆蓋世界的歷史時刻，美國卻與世界多方對抗，處處僵持，使人類各個國家的合作抗疫遭受巨大阻力。僅僅是如此這般一個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已經説明，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文明對人類文明正義性的認知能力，已經完全喪失了。依據人類文明歷史的正向邏輯，只要美國是一個正常國家，巨大的疫情就是一個足以改變美國的非理性國策，並同時改變世界格局的歷史轉折點。
歷史事實是，美國已經不是一個正常國家，而是一個已經嚴重喪失人類道義認知能力的非理性國家。這一歷史現實，無情擊碎了世界國家羣合作發展的良知與希望。
人類文明要發展，只有在非理性對抗中開闢新的歷史道路。
五、文明黑洞：歷史上的非理性對抗時代
在國家時代，人類歷史發展的常態是理性競爭。
我們必須注意到，人類在前國家時代，也就是原始社會時期的生存常態，是人口羣落之間的非理性對抗。紛繁無以計數的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等等人羣，都在生存本能的驅使下盲目的相互爭奪既定資源——土地財富與人口，戰爭與殺戮瀰漫着全球人類居住的區域。如果生存秩序不加以改變，人類完全有可能在這種長期的、非理性的、無規則的爭奪中同歸於盡。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漸漸成長的世界各個民族，才不約而同地先後創造了自己的國家，以國家形式的強力結構為歷史平台，開始了人類理性競爭的歷史。
這就是人類經歷浴血奮爭，才創造出來的國家時代。
國家時代的理性競爭，有兩層最基本的內涵。首先，以國家為生存界定範圍，國民在一國之內以法律為依據，展開有序競爭；其次，在地球範圍內，各個民族以國家為平台，以自然形成的傳統交往規範或國家相互約定為依據，展開國家之間的理性競爭。當然，其中也包括大量而普遍的民間自發的貿易流通與人口的流動融合。
理性競爭的歷史內涵，是各個民族與各個國家共同認可的那些最基本價值觀，及最基本的利益與財產交換法則（等價交換原則），自覺尊重他國法律的政治原則等等。在這樣的基礎上，無論是個體競爭，抑或是國家競爭，都是勤勞智慧的競爭，都是個體與羣體創造力的競爭。世界國家羣之間的貿易活動，所以能跨越時代而長期存在，就是以理性競爭的長期存在為基礎的。
在理性競爭時代，強盜國家或強盜團體，是短暫的逆流現象，是不為世界文明國家所認可的。雖然，理性競爭也有殘酷的一面，更有戰爭的一面。但無論如何，都是在某種共同價值觀與某種共同精神的旗幟下，在正向價值觀的軸心作用下，以文明上升的歷史正向邏輯向前發展的。中國的春秋戰國秦帝國時代，西方的啓蒙運動與資產階級大革命時代，都是世界文明歷史上著名的理性競爭大時代。
但是，國家時代又是具有極度複雜性的人類歷史大時代。它不僅僅擁有理性競爭的輝煌時期，也曾經有過迴流式的黑暗時代——非理性對抗時代。這種時期，會因為特定軸心勢力以偏狹邪惡的價值觀發動衝突與戰爭，世界國家羣會突兀生出一種不自覺的惡性的連鎖下滑，幾乎類似於因宇宙黑洞的瘋狂牽引力而羣體性捲入。由此，人類文明陷入非理性的嚴酷混亂的對抗之中，陷入長時期的戰爭殺戮的歷史泥沼。
非理性對抗時期的來臨，有兩個最基本的歷史前兆。
一則，宗教精神的極端化偏執化發展
宗教的本質，是人類特定羣體對世界認知的絕對化——相信某種教義認知具有超越時空發展的永恆真理性，從而不問所以的至死追隨。自從人類產生了宗教團體，又為國家所容納，宗教在國家時代就成為一種特異的絕對化的精神存在；宗教對國家時代的人類文明所起的作用，也具有善惡難分的複雜性。最大的惡性作用，就是一旦某些特定國家羣出現了極為偏執的極端化宗教精神，將一切教外信仰都看做應該誅滅的“異端”；若恰恰這一特定國家羣又將這一偏執宗教奉為國教——包括國家政權在內的所有國民信奉的宗教——因之奉行“異端誅滅”的國家政策，執意要消滅一切“異端”國家。
當此前兆時期，偏執國家就會出現嚴重的非理性國家行為，瘋狂地對其餘國家發動異教滅絕戰爭，以殘酷的戰爭殺戮進行種族滅絕行動，進而將世界國家羣拖進非戰爭無以生存的非理性對抗境地。
二則，世界力量格局出現時代性差距的絕對失衡
當世界國家羣的力量對比結構突然被打破平衡，特定地域國家的生產力出現歷史性突破，從而出現一個或一批超級強大的國家，其軍事實力對世界國家羣突然有了時代性差距的巨大優勢。當此之時，這些具有時代差距優勢的國家意識，再若以極端宗教的剪除異端理念為國家認知基礎，其霸權慾望必將被強烈激發起來，迅速地畸形突變為瘋狂的非理性國家行為——向全世界發動戰爭，將全世界人口變為自己的奴隸，將全世界國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
如此，世界國家羣則必然陷入非理性對抗的黑色風暴之中。
上述兩種歷史預兆，都曾經變成了殘酷的歷史實踐。前者，是歐洲中世紀的基督教會勢力在歐洲膨脹的極端化偏執化時期，所激發的世界性宗教戰爭——歷史200年左右的以“十字軍東征”為核心風暴的世界各文明形態的非理性對抗。
後者，是歐洲資本主義工業革命發生後，緊接着發生的所謂“地理大發現”時期。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國家對“探險家”們“發現”的大量的遼闊的有原住民居住但卻沒有創造出國家平台的地區，統統認定為“無主”土地；對非洲的半原始社會形態的軟弱羣落，認定為提供充足的奴隸勞動力的源頭；對亞洲這種處於古典文明暮色的落後國家，則認定為可以征服的殖民地地區。
總體説，在這種獨霸世界利益的極端化認知中，這一時期醖釀產生了歷時100餘年的邪惡的資本主義原罪戰爭——對全世界展開的殖民主義戰爭。這種非理性的不對稱的戰爭，將當時尚未進入熱兵器時代的所有非資本主義國家羣，全部拖進了“救亡圖存”的非理性對抗的黑暗時代。當時的非資本主義國家羣，佔世界國家的絕大部分。
在第二次非理性對抗——資本主義原罪戰爭時期，全世界的國家和地區幾乎都淪陷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據一則不完全統計的資料顯示，這樣的殖民地區與殖民地國家，曾經有2092個。當時的英國殖民地遍佈全球，被稱為“日不落帝國”，可見其殘酷之下的罪惡煊赫。直到當代社會，這些國家的罪惡痕跡，還遍及世界斑斑可尋。
就歷史實踐而言，非理性對抗，是人類文明價值觀最為混亂失序的歷史時期，是最為黑暗的叢林法則為主流的歷史時期。世界國家羣在這一時期，幾乎都只能被迫放棄理性競爭的國家關係原則，放棄一切和平生存的正向價值觀，而被迫進入戰爭決定一切的對抗時期。
最基本的原因是，作為矛盾主導方面的國家羣——發動非理性對抗的偏執瘋狂的國家羣，首先主動拋棄了所有的正向價值觀，只以荒誕殺戮的強盜征服邏輯發動種種形式的戰爭。作為文明國家羣，則只有浴血奮爭，只有在付出巨大犧牲的強力對抗中爭取生存權利。無論對抗一方的本質及立場如何具有文明的正義性，一旦陷入這樣的非理性對抗的黑洞，就只有用對方聽得懂的強力對抗方式，表達自己的國家意志，浴血奮戰抗爭到底。此時的世界文明，已經淪落為“戰爭決定一切”的底線狀態，任何正義的訴求，都得等到你先勝利了再説。
無論如何，對抗的當時沒有講理的地方。
只有你勝利了，你生存下來了，才能繼續堅持真理。
這就是強盜邏輯為主流的非理性對抗時期。
在世界文明發展到古典國家文明的晚期時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崛起，本來是人類世界的福音——人類文明有了新的火車頭，當然應該有跨越時代的新發展。顯然，這是歷史的正向邏輯。誕生於資本主義社會土壤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這種立足於批判資本主義的正向邏輯的歷史聲音，是資本主義土壤的文明良知。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非理性罪惡，主張發動勞動階級革命，主張建立全世界共同發展的理想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當時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文明，若能如同文藝復興與啓蒙運動反思中世紀封建社會的罪惡那樣，同樣深刻地反思資本主義國家文明的非理性原罪基因，從而改弦更張，走上一條引領世界文明發展的建設性道路，資本主義文明時代則功莫大焉。
歷史的悲劇在於，資本主義國家文明的底色，不是人類融合發展並承認文明多元化存在合理性的良性文明。資本主義文明的根基，是資本羣落的社會實體——一個由資本家羣聚結成的資本家階級的活體利益攫取鏈。資本的無限逐利本質，決定了資本家階級的無限度攫取利益的本質；按照它們的意志所創造的國家，是它們單向度向世界進行無休止的利益攫取的歷史平台；無成本的公開搶劫，成本極小而利益極大的殖民地戰爭，更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王道。
資本，是為無限度謀取利益而生的。在資本主義國家文明的視野裏，世界的存在是簡單化的——除了能夠攫取的利益，其餘所有一切存在都是沒有意義的，都是可以忽略不計的，都是可以被犧牲的。共利共贏的事情，人人平等的事情，在資本主義國家看來，是荒誕不經的，是不符合上帝意志的。基於如此這般的價值觀，資本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都決然宣佈馬克思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公敵。
歷史地看，資本主義文明的極端趨利本質，與歐洲中世紀封建社會傳統文明的兩大基因——異端有罪與異端剪滅的教義價值觀，是有深刻的暗合關係的。基督教認知世界的這兩大絕對單向化理念，與資本階級信奉的叢林法則——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達爾文主義，既可以互為表裏，又可以互為根基，還可以為謀取利益產生一種獨佔殺戮的壟斷性快感。從歷史哲學的意義上透析，資本主義文明所以繼承了古歐洲黑暗中世紀教義的罪惡因子，其深層的邏輯關係便在這裏。
以資本主義國家文明的黑暗本質為靜態出發點，資本主義文明在崛起初期，就暴露出了非理性的偏執底色；其後將人類世界拖入非理性對抗的黑暗時代，幾乎就是歷史的必然，而絕不是個別統治者的個體決策。
資本主義文明的歷史實踐，已經有400餘年的時段了。
400餘年中，資本主義文明引導人類良性競爭的歷史時段，是太少太少了。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之後的數十年，資本主義文明幾乎都是在對世界國家羣的殘酷吸血中光鮮起來的。雖然，資本主義國家羣給世界文明的發展，在客觀上也帶來了科學技術的傳播，及人類生存生活方式的一定提升。同時，就客觀後果説，資本主義文明也在殘酷的殺戮中催生出一批古典文明國家以滿目瘡痍的殘破身軀，進入了現代國家形態——中國是其中典型。但是，那絕不是資本主義國家文明的自覺目標，而是歷史道義原則及“歷史報應”現象的歷史逆反效應。就歷史實踐的整體而言，資本主義文明對世界文明正向發展的破壞性，遠遠超過了建設性。
這樣的一個歷史時段，已經太長了。
資本主義文明最為深刻的破壞性在於，它反反覆覆地毀滅着人類自古典文明時期就努力培育且有蓬勃發展趨勢的良性競爭的生存形態；它自覺地放棄了作為文明領先國家的人類文明責任，自覺放棄了對融合交流與共贏發展的歷史訴求，而自覺地畸形地發展出一種訴諸各種分歧，又力圖以暴力消滅一切分歧的國家理念；將人類國家形態的多元化存在，看做不可接受的“異端”現實；資本主義國家文明，只接受一種單一形態的社會存在——在一己霸權統治下的世界殖民地形態。
這是最為直白的非理性對抗，是叢林法則的生存對抗。
在資本主義文明的偏執理念下，世界文明400餘年以來的歷史足跡，始終處於霸權帝國主宰世界國家羣的模式之中。遼闊龐大的蘇聯帝國解體後，美歐資本主義世界一時狂歡慶賀，認定這次勝利是“歷史的終結”——歷史終結於資本主義文明的勝利，資本主義國家羣將永久地統治世界。當此時期，以歐美為軸心的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羣，已經喪失了國家文明應有的理性精神，在沒有新精神與新思想的歷史條件下，它們繼續徜徉在唯我獨尊的霸權道路上，自以為又可以回到殖民主義時代大割一茬世界韭菜了。
一場世界瘟疫，不期然變成了資本主義文明衰落的顯示劑。
於是，瘋狂的非理性對抗，倏忽之間復活了。
六、中國：霸權主義非理性對抗的核心目標國
美國霸權集團非理性對抗的目標國很清楚，就是東方中國。
歷史地看，美國與中國這一“競爭對手”關係的最終構成，是歷史幾經轉折變形的結果，是中國這樣一個從滅國絕境中走出來的發展中國家無法迴避的國家宿命，更是一種看似偶然的歷史必然。
就總體框架説，自1783年英國承認美利堅合眾國國家地位，美國進入世界舞台，到1841年美國參與對中國的鴉片戰爭，從而以國家名義進入中國——強迫中國簽署不平等的《望廈條約》，與中國通商；此後，美國又加入八國聯軍的侵華戰爭，才漸漸深入地介入了中國近現代史的曲折發展。
從19世紀美國進入中國，到當代現實，中美關係充其量不到180年。對於中國這樣的古老國家，這是彈指一揮間的歷史認知。但對於歷史短暫的美國，則幾乎構成其自立國以來一直如影隨形的一個歷史噩夢——一個神秘窮弱而偏偏總是導致美國屢屢失算無法把控的東方國家，一個難以預測而又無法滅之的永遠橫亙在美國心頭的不愉快存在。
中國清末及中華民國初期的軍閥混戰時期，因為美國自身尚未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頭狼，美國對中國的總體政策，及歷史實踐所體現的國家行為，是略微開明於其他列強國家的；其實際目標，是爭取在中國拿到更多的殖民地利益。此間數十年，美國人與美國文明，在中國留下了較為開明良好的國家形象記憶。
1930年代開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隨着自身實力的強大而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頭狼，併成為世界同盟國抗擊法西斯主義的支柱之一。這一時期，美國對中國的國策，是友好結盟並共同抗擊世界法西斯軸心國。其時，美國的潛在實際目標，是將這個深具潛力的東方大弱國打造成美國的忠實盟國，使其成為戰後美國在東方的堅實陣地。為此，美國大力支持中國抗日戰爭，並基本一邊倒的支持中國國民黨政府的內戰政策。當時的美國，在中國普遍擁有良好的歷史形象，國共兩黨曾經不止一次地接受美國主持的停戰談判。
1949年，是中美關係的一個歷史轉折點。
中國共產黨迅速在內戰中獲得了最終勝利，並基本重新統一了中國疆域。美國基於反共產主義的西方立場，及偏狹的宗教精神，將中國新政權的成立，看做是中國加入了蘇聯陣營而成了美國的敵對國家；因此，認定是美國 “丟掉了”中國這個最大的東方陣地。為此，美國非常懊惱，其國務院發表了以“是誰丟掉了中國——美國對華關係白皮書”為題的大規模政府文件，系統公佈了自近代史以來所有的對華關係文件，力圖檢討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以致竟然沒有把控好如此孱弱古老的一個大國而使其脱離掌控。
結果，美國仍然莫衷一是，仍然一頭霧水。
顯然，1949年之前，美國是將中國看做整個西方勢力範圍的一環，且越來越成為美國獨家控制的忠實盟邦。美國的全球佈局，是力圖使中國成為世界反共產主義的東方堡壘，也成為美國霸權最大的海外利益輸送地。這一長期謀劃突然破碎，美國的失落無疑是非常深刻的。因此，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白皮書序言的最後部分，發出埋定時炸彈式的歷史預判，大意是説，擁有3000年文明的中國，最大的敵人是來自北方的威脅，相信中國人民在未來的民族主義對抗中，能夠找到振興中國文明的歷史道路。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中美關係發生了實際性的歷史逆轉。
朝鮮戰爭以嚴酷的正規戰爭方式，完成了中美關係歷史轉折的實際內涵。由此，美國對中國產生了深刻的敵意與仇恨。美國政府完全沒有預測到，站立在廢墟上的新中國竟能堅定出兵朝鮮，以美國人完全不熟悉的戰爭精神與戰爭智慧，憑藉着落後的裝備將美國硬生生打回到三八線以南。這次大規模戰爭的“未能獲勝”，對美國的國家意識產生了深遠影響。
美國當代軍事歷史學家貝文·亞歷山大寫了一部《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的大書，這部著作的最後一章——第63章的標題是“朝鮮戰爭的長期陰影”，其中如是説：
美國未能打贏朝鮮戰爭，這使美國領導人深感不安。因此，他們在戰後20多年的漫長歲月裏，總在想方設法傷害阻撓美國取勝的紅色中國。其實，中國對美國並不構成威脅……然而，由於美國領導人心懷強烈的報復慾望，所以針對中國還是投入了過多的精力。
當朝鮮戰爭最後停火時，美國最高軍政領導人向美國人民傳達了一個樂觀的信息。他們帶給人的印象是：美國實際上贏得了勝利，因為它遏制了共產主義的發展。在很長時間裏，美國人民整體上接受了這一看法。……但是，在美國高層領導人的心靈深處和私下商討中，卻有着一種深深的受挫感，這種情感因為無法向公眾透露而變得特別強烈。
戰勝曾經打敗過美國的敵人，當時已經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主要目標。的確，從朝鮮戰爭的挫折中產生的敵意，已使美國領導人對人民共和國的怒火驟升為一種血海般的深仇，其中的狂熱、固執與非理性，完全同實際危險不相一致，也跟它和其他任何國家之間的爭執截然不同……他們對北京所抱的仇恨，遠比對克里姆林宮的要深得多。（見美國貝文·亞歷山大《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新星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573—574頁。）
也就是説，從此開始，美國已經將中國看做敵對國家了。
朝鮮戰爭之後直至1970年代，美國全面封鎖中國20餘年。
1972年，美國基於對抗蘇聯帝國的迫切需求，策略性的與中國結束了冰凍時期，被尼克松稱為“又奪回了中國”——與當年的“是誰丟掉了中國”相呼應。此後，中美又正式建交。直至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中美兩國基本上是在有所戒備的基礎上和平相處，經濟往來逐漸全面恢復。
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到1989年的10年，是中美關係相對融洽而被人稱為“蜜月期”的短暫時光。之後，美國以人權道義為名義，對中國重新迴歸經濟壁壘狀態，力圖遏制中國的發展。但是，由於中國堅持更大程度的改革開放，從1992年開始，中國堅持對美國保持了“鬥而不破”的原則，在美國的遏制政策下，既正視分歧又堅持合作。在此二十餘年，中國獲得了較大發展，國家基礎更為堅實。
從克林頓任期之後，美國提出了“中國威脅論”，對中美關係的長期狀態，做出了某種歷史性質的定位。奧巴馬時期，又提出“重返亞太”的美國戰略，進一步認定中國是美國發展的“戰略競爭對手”。但是，這一時期的美國，尚未喪失最後的國家理性，還沒有進入偏執的非理性狀態。如此，中美關係在既有經濟依存又有國家安全分歧的摩擦狀態下，頗為艱難地前進，直到世界瘟疫突然到來。
回顧180餘年的中美關係歷史，中國方面的歷史主題，始終是救亡圖存之後的求穩定求發展，自覺地對美國保持了努力爭取雙贏的合作國策。美國的歷史主題，則是不斷攀升世界霸權的全面度，不斷清除霸權障礙國家的進攻性歷史腳步。其中，對中國更是步步緊逼，或者策略性利用，或者全面遏制中國的崛起。很清楚，中美關係的長期主導性矛盾方面，是力主獨贏的強勢美國；非主要矛盾方面，則是主張雙贏多贏的發展中中國。
美國日益鮮明的國家焦慮，與其説是對中國持續成長的國家力量的憂心，毋寧説是對這個擁有深厚文明且五千年不滅的古老大國的無法預測性與難以把控性的日益強烈的深層恐懼感。100餘年來，美國與歐洲國家，沒有一次能夠準確預測中國的歷史腳步，沒有一次能夠以在其他國家屢試不爽的種種手段搞亂中國。硬性強撼不能，和平演變不能，軍事圍堵不能，顏色革命不能，經濟遏制不能，貿易戰不能，挑動分裂也不能；分明早已經將中國確定為對手了，卻硬生生無處下口。此等難堪，在美國的霸權歷史上從來沒有過。
對於一個稱霸世界半個多世紀的超強大國，勢何以堪？
近年來，美國國家意識越來越重視對中國的深層分析，並相繼得出了若干不同於以往的結論。其中最主要的一個結論，是對中國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認知。此前，美國國家意識的主流，是將美國與中國共產黨的不同，看作不同意識形態的差異，認定中國為“紅色中國”。近年，美國的高層認知發生了變化，認為中國共產黨“不再是向世界輸出共產主義的政黨，而變化為力圖復興中國文明的（民族主義）政黨。”這一認知的邏輯潛台詞是，中國執政黨立足於本民族國家文明的復興，已經將共產主義的威脅變成了實際上的多民族大國家的威脅；這一變化，將是美國更為長遠的實際威脅；為此，美國將不再理睬與中國的意識形態差別，而是與中國這個國家之間的全面的非理性對抗，直到這個遼闊的統一文明大國不復存在。
這是問題的實質，是將中國逼成對手的美國共識。
對東方文明的戒懼，是美國的歷史心結。無論對日本，還是對中國，甚至連朝鮮半島兩個中小國家在內，都是美國即或在霸權高峯時期也難以輕鬆揮灑的地區。作為東方最主要的獨立文明大國，中國更是美國實現世界殖民地化的實際硬樁。因為，中國文明在歷史上，從來都是世界霸權覆滅的歷史見證者；中國文明已經存在了5000餘年，從未被任何歷史風浪擊垮，從來不曾被任何霸權滅國；相反，中國總是任何時代的霸權集團的最後掘墓人之一。
而今，面臨非理性對抗時代的來臨，中國一定會上下同欲縱橫捭闔奮起抗爭，絕然不會引頸就戮。誠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底氣雄厚的精彩回答，假如美國硬要把中國逼成對手，那麼中國一定是一個合格的對手。對此，美國應該也是有所認知的。於是，輒逢中國崛起在即，美國終於不能忍受了，終於喪失了國家理性，無論如何都要剔除這個令美國長期寢食難安的世界最大也最難把控的霸權障礙。
目標國既然已經確立，美國究竟會如何實現這一目標？
首先，美國絕不會走中世紀老式戰爭的正面滅國道路，那樣對付中國，是一條雙方血流成海而效果無幾，甚或會直接導致自家首先被滅的道路。資本主義而帝國主義的美國，絕不會正面作戰。
其次，美國也不會走新殖民戰爭的道路，像打進伊拉克，推翻並更換其政權，而後駐軍，使其成為向自己無條件輸送巨大利益的擁有獨立名號的新型殖民地。那樣，對中國也不合適。因為，歷史實踐已經證明，中國實際上是一個以和平為本位的戰爭民族——追求和平而絕不畏懼戰爭，其深邃的戰爭智慧與強韌的戰爭精神已經歷經5000餘年的歷史考驗。任何強大的正面戰爭，都難以撼動中國，更不説輕鬆更換中國政權。
美國要走的道路，總體上早由其戰略智庫設計好了。
這條道路，就是強力肢解中國。其具體的實現路徑是，以有限戰爭或全面戰爭為先導條件，以龐大的間諜滲透活動為基礎方式，以經濟封鎖及周邊反華國家為輔攻手段，使中國在多線戰爭與多線衝突中陷入全面的動盪混亂，從而誘發並大力扶植各種分裂因素，力求使中國陷入內戰危局；最終目標，是使中國肢解分裂為七八個或更多的獨立中小國家，使擁有強大統一文明的中國，永遠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從此，中國地區充其量只能在美國賜予的“中華文明圈”的光環下苟且生存，成為向美國大規模輸送利益的最新型的遼闊的殖民地區域。
這樣的道路，美國只需充分彰顯全面戰爭態勢，而無須付出慘重的實際代價，就能一勞永逸的解決這個老大難威脅。這是美國的大戰略籌劃，也是精算之後的最理想路徑。
依據歷史實踐提供的經驗教訓，美國要真正消滅中國威脅，只有這一條路可走。其餘任何方式，都不足以使中國轟然解體並永遠消逝。可是，當年日本也曾嘗試過如此方式，一開始就在華北蒐羅大批漢奸，成立了不知多少個自治政府，加上偽滿洲國，再加上汪精衞漢奸政權及各地漢奸政府，其力量聲勢已達數百萬漢奸軍隊……可是，還是失敗了。美國曆來精算對手，不可能不知道這一段歷史。那麼，為什麼美國還要走如此一條道路？
因為，美國的戰略認知是，這是促使中國這樣的統一大國在內外夾擊中解體的最有成效的歷史路徑；日本不行，未必美國就不行；因為，美國擁有更為強大的軍事實力，擁有以核、生、化三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具有從外部發動高強度有限戰爭或高強度全面戰爭的能力；在此條件下，對中國所產生的震撼性威懾及內部動盪，將遠遠超出當年日本侵華戰爭的效應。
百分之百的利潤，足以使資本家甘冒絞首的危險。
更何況，這是將全世界收入囊中的巨大歷史紅利，美國霸權集團何能保持理性？從現實大局看，美國的特朗普們正在快速喪失理性，之後必然將更加喪失理性。不管特朗普連任——這一可能性極大，還是更老邁的民主黨的拜登上台，對於已經確立了非理性對抗的國家意識的霸權帝國，絕不會擱置一次徹底解決歷史老大難問題的“窗口時期”。他們認定，這是上帝的意志，一定會瘋狂地走到最終點。
那麼，作為非理性目標國的中國，應該如何應對？
歷史地看，非理性對抗時代的來臨，既是世界文明的危機，也是世界文明的希望。對於中國，更是如此，既是中國文明的危機，更是中國文明實現千年復興的歷史希望。一般的社會意識會簡單認定，歷史希望的內涵很清楚，可歷史危機的內涵似乎並沒有如何鮮明的感知。畢竟，如此大一箇中國，滅之何其難也。
可是，本文要強調的，恰恰是認知危機之重要，之艱難。
對於中國人，尤其是不瞭解西方文明偏狹性的中國人，霸權國家的邏輯是很難理解的一種遙遠的偏執存在——世界上哪裏有這樣的瘋子國家？嘗聞無數善良的朋友談及中美關係，幾乎大部分人都是呵呵一笑，中美經濟依存度那麼高，怎麼能打仗，不會不會。另一些人則説，現代國家不可能開戰，各家武器有數，算算誰發達，就勝負已經擺明，還打什麼？
相比之下，美國公民社會的絕大多數人，卻都已經將中國看做了敵對國家，上層更是兩黨統一認知——明確中國是最大的戰略對手。這一巨大的社會認知差別，説明了我們國家的戰爭精神的社會土壤，已經發生了嚴重的流失，已經出現了“忘戰必危”的精神危機。
這就是我們需要補上的第一課，儘快做好戰爭精神準備。
對即將來臨的歷史危機的認知程度，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興亡關頭最重要的精神根基。即或號稱“戰鬥民族”的蘇聯帝國的俄羅斯民族，在缺乏危機意識的大勢下，也是戰爭開局一潰千里。中國的抗日戰爭，假如全民族有充分的精神準備，就根本不會在正式抗日戰爭之前就先行丟失了整個東北地區。歷史如此，對於戰爭的強度、烈度、速度、立體化、全面性等都大大提高了的當代戰爭，打十數年持久戰的可能性很小；往往是開局的高強度戰爭態勢，就決定了其後戰爭的命運。
惟其如此，是否做好了戰爭準備而能堅實迎接戰爭浪潮的第一衝擊波，就成為決定性的歷史環節。對於歷史悠久的一個文明大國，不患危機來臨，唯患對危機毫無感知。只要中國社會最大限度的做到了國家層面的戰爭精神準備，全民族都確立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的高度自覺。當戰爭來臨的時候，我們的國家就不會出現蘇聯衞國戰爭初期的大崩潰局面。
更重要得是，沒有戰爭初期的社會大動盪，所有的分裂勢力就不會有哪怕暫時獨立的窗口期。一俟我們國家度過開始階段最容易出現的社會震盪，我們這個民族羣的戰爭精神與戰爭智慧，就會完全的燦爛爆發，任何敵人都不是我們的生存威脅。
也就是説，戰爭方式的變化給我們提出的新課題是：我們的戰爭觀念必須改變，必須將既往的持久戰決勝理念，迅速改變為“開局決長遠”的戰爭理念。也就是説，我們必須儘快克服以往的依賴中國的戰爭縱深而帶來的輕視開局大戰的經驗主義；必須充分認識到，新戰爭一開始很可能就是戰術核武器的強大攻勢。因為，只有開局打出中國社會大動盪的歷史效應，美國才能乘機策劃分裂勢力，發動內戰肢解中國；若美國開局受挫，中國分裂勢力根本不能發動，則戰爭勝利無疑會屬於中國。這就是中國面臨的實際問題——開局不能穩定，很可能就沒有長遠之戰的機會。
中國要在克服這一經驗主義戰爭理念的基礎上，創建新的戰爭戰略力量的構想。這一構想是，在危機來臨之前，切實建立兩大板塊的軍事力量，第一板塊是全力應對外部正面戰爭的正規軍體系，立足於一開始就打核戰爭；第二板塊是以武警部隊為軸心的預備役與民兵結合的擁有快速機動打擊能力的體系性武裝力量，其使命在於專司維護內部安全穩定，開局階段不給任何分裂勢力以可乘之機。
誠能如此，中國將勝券在握。
我相對通透的研究了各個時代重要戰爭爆發的原因，及初期應對效應的後果。一個重要的結論是，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只要克服了宋代政權的“文富弱”形態所導致的戰爭意志大流失，只要克服了中華民國對日戰爭時期的初期驚慌與不抵抗主義；並深入研究當下戰爭的新特點，及時調整武裝力量結構，並認真更新軍事理論與戰爭理念，真正做到有備無患。之後，則基本上不用擔心戰爭的進程與結局。因為，依據歷史實踐，在中華民族精神奮發的統一時代，沒有任何敵人足以吞掉我們，甚或根本不可能給我們帶來顛覆性的威脅。
我們的威脅，只在我們內部的腐蝕因素。
只要精神準備足夠，臨機應對，中國也將完勝任何對手。
這是中國文明的驕傲，也是中國文明的偉大所在。
中國民族羣將在這樣一個櫛風沐雨的非理性對抗時代，迎來我們渴盼已久的偉大復興。這一時代，既隱藏着深刻的歷史危機，也藴含着巨大的歷史希望。我們將張開雙臂，擁抱這個時代的怒潮風雨，那將是中華民族在近200年衰微之後的文明重建，是中國文明的涅槃重生——投入烈火，再造自身的偉大進程！
2020年7月3日 西北大學中國文明史研究院 海南積微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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