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曼·貝里等：來自亞洲的後疫情時代展望-蘇曼·貝里、馬努·巴斯卡蘭、樊綱、前原康弘、西蒙·奧格斯

【文/美國《福布斯》雜誌亞洲版經濟新聞編輯Yuwa Hedrick-Wong】許多經濟分析人士對全球經濟的預期正變得越來越悲觀。5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稱今年全球經濟預計將收縮3%左右。此後，人們對未來的預期甚至變得更加悲觀了。世界銀行的最新預測數字是，全球經濟今年將收縮5.2%，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甚至認為可能會收縮7.5%。人們預期中的V型復甦也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修改為U型復甦。

美國《福布斯》雜誌網站2020年6月16日發表了該刊亞洲版經濟新聞編輯Yuwa Hedrick-Wong的報道：《來自亞洲的後疫情時代展望》

新冠疫情將對全世界造成怎樣的影響呢？《福布斯》雜誌亞洲版的五位經濟評論員最近與我分享了他們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雖然五位評論員看問題的角度各不相同，但他們的觀點之間並非毫無聯繫。他們所談到的內容包括：對新興市場國家的明朗預期、亞洲國家成功的戰略回應、日本政府的干預措施、供應鏈以中國為中心的局面日趨明顯以及香港的戰略重要性不會輕易弱化等。如果我們把這些內容綜合在一起會意外地發現，他們對後疫情時代的預期是十分積極的。

蘇曼·貝里（印度非盈利組織Shakti可持續能源基金會董事、美國萬事達卡包容性增長中心高級研究員）：新興市場大國在疫情結束後將風光不再嗎？

中國經濟在本世紀前10年的爆炸式增長使得許多人以為其他新興市場大國也可以複製中國的成功。高盛公司2001年發明了“金磚國家”（BRIC）一詞，認為全球經濟的未來將由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這四個中等收入的新興市場大國來決定（隨後南非也加入了進來）。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金磚國家”一詞還是很符合人們對這四個國家的最初預期的。

可是在本世紀第二個10年的後半段，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幾個主要拉美國家的經濟增長都失去了此前的強大動力，甚至在像美國這樣的發達經濟體有所恢復之後，這幾個國家的增長也未完全回到此前的狀態。如今再加上新冠疫情的影響，這幾個國家的增長前景可能會更加暗淡。

英國《金融時報》的疫情信息發佈指出，巴西、印度和南非的每日新增病例數仍在向上攀升，增長曲線還沒有趨向平緩的跡象。不過，現在就根據疫情狀況來判斷其經濟影響仍然有些草率。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前（巴西並未進行封城隔離，而印度和南非的封城隔離措施已經有所放鬆），很難相信這三個經濟體內部的供應鏈能夠完全恢復到疫情之前的狀態。

除了內部遭遇困境，這些國家的外部環境也不太有利。2008年的危機源自大西洋兩岸的金融市場，因此這些歐美國家對G20裏面的弱小國家還是很慷慨的。不過在2008年之後的10年裏也發生了很多事情，尤其是G7國家對中國和俄羅斯的態度，很難説是友好的。在目前這一更加重大的危機當中，看起來G7國家對新興市場大國的態度會變得更加吝嗇。國際流動性還很不確定，嚴重的資金外流以及海外匯款的減少都會使這些國家進入一個調整期。也許這一次，除了中國之外，發達經濟體也將參與引領全球復甦。

在過去20年裏，許多重大的經濟、外交和安全預測都是基於人們對世界經濟中心正在從傳統的北大西洋地區向如今所謂的“印太地區”轉移的判斷做出的。而人們作出這一判斷也並非毫無根據：人們普遍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將受到更好的教育培訓，這些勞動力充裕的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將不斷提高，而且通過不斷深入的全球化進程，這些國家將獲得更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知識。

不過，這種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在疫情爆發前就已經受到了非議。正如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達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10年前所預測的那樣，民主主權（democratic sovereignty）和冷酷的全球化進程之間如今在一些較貧窮的民主國家已經出現了難以調和的緊張關係，而特朗普政府關於市場準入的平等訴求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政治緊張。要知道，這一切還只是新冠疫情爆發前的情況。印度總理莫迪在5月12日的講話中透露，印度今後將減少對外部依賴，變得更加自給自足。莫迪總理的這一表態可以被視為印度對上述緊張關係作出的一種政治回應。

那麼，今後形勢將會如何變化呢？首先，如前所述，發達經濟體很可能會引領此次復甦進程；第二，即便存在更加強烈的全球化需求，但所有較大規模的民主國家都勢必會變得更加“內向”；第三，雖然也許會有效率較低、歧視性條款等問題，不過地區性協議還是會比全球性協議更加受到歡迎。我們不要忘了，上世紀50年代歐洲和日本的重建以及上世紀80年代東亞國家的重建都是在今天的我們看來比較封閉的體制之下完成的，當時這些國家在事關國內和國外的一些重要領域作出了許多正確的決策。

新興市場大國在過去的10年裏表現平平，新冠疫情在給人們帶來意外的震撼之餘也會促使這些國家深入思考：今後該如何在一個不那麼友善的國際秩序中生存甚至取得成功？當然，即便這些新興市場大國在這一過程中只是取得了部分成功，我們也不能説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正如那句老話所説，面對危機卻不想辦法加以利用實在是可怕的浪費。

馬努·巴斯卡蘭（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高級助理研究員、美國百年紀念國際集團董事）：我對疫情結束後的亞洲充滿樂觀預期

新冠疫情已經導致經濟收縮、人口大量失業，這的確讓人們對後疫情時代感到悲觀。不過面對這一困境，亞洲國家並非毫無經驗。1997年亞洲爆發了金融危機，當時的亞洲人覺得天似乎已經塌了一般。可是不出幾年，即便受損最嚴重的亞洲經濟體也恢復了穩定並實現了強勁的經濟增長。我這樣説並不是低估亞洲當前面臨的困境，而是希望大家認識到，只要實施正確的戰略，挑戰是能夠克服的，機遇也是可以抓住的。

首先，我們應該承認我們的確面臨着嚴峻的挑戰。疫情的規模之大必將導致家庭和企業對自己的經濟行為作出調整，而這種調整必將使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在疫情最為嚴重的國家，許多家庭都會傾向於增加儲蓄，這將導致社會消費額的下降。此外，跨國公司也會對自己的供應鏈進行調整，一些公司甚至會把設在亞洲國家的生產基地轉移回國內。許多國家的政府都承受着高額債務的壓力，而此時它們還要在醫療衞生和社會福利方面增加開支，這會導致各國政府進一步壓縮生產性投資並提高税率。此外，一些國家甚至會禁不住誘惑訴諸貿易保護主義手段，而眾所周知這樣做是沒有贏家的。

其次，我們不應忽視那些積極因素。這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亞洲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已經對所面臨的風險有了充分的認識，他們在採取措施推進供給側改革以確保經濟的持續增長。中國是其中的領導力量，中國正在推進一些重大方案和項目的實施以實現高質量的經濟增長。具體內容包括：户口制度改革，這有利於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並刺激房地產市場；在高科技領域加強投資，以降低對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技術依賴；多個都市圈的規劃建設；在特高壓輸電、城際交通網絡等“新基建”方面加強投資。中國佔全球經濟產出的16%，中國必將為亞洲其他國家提供強大的增長動力。

面對嚴重的疫情，印度雖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不過疫情也使得印度對推動一些改革產生了新的熱情，而那些改革正是許多觀察家長期以來一直希望印度能付諸實施的。莫迪總理所屬的印度人民黨執政的幾個邦已經宣佈將對勞動法進行全面的修改，而一直以來印度的勞動法的確使很多外國投資者深受困擾；一些邦還會推動土地審批制度改革，今後外國投資者為建設新工廠申請土地將會變得更加容易；此外，如果印度政府能夠在農業領域實施早已承諾的多項改革，那麼印度的農業將發生重大變化，農業將成為印度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印度尼西亞正在勞動力市場方面推動多項改革措施以增強自己的競爭力。此外，總統佐科2015年啓動的基礎設施建設熱潮將有望獲得進一步升級，而他推動的政府機構改革將為印尼創造一個更加友好的商業環境。除了中國、印度和印尼之外，越南和菲律賓也在着手推動多項重大改革方案的實施。

一些實施改革的國家將從全球經濟的有利發展趨勢中獲得更大的競爭優勢。其中一個趨勢便是製造業將持續從中國遷出。中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助推了中國在價值鏈上的不斷躍升，中國工資水平的增長推動了製造業從中國遷出趨勢的形成。隨着美中貿易戰和科技戰的不斷蔓延，這一趨勢的發展將獲得加速。印度、印尼等國的商業環境正不斷獲得改善，從中國遷出的工廠很可能會轉移至這些國家並推動這些國家製造業的發展。

毫無疑問，後疫情時代的世界裏充滿了挑戰。不過亞洲國家的政策制定者正在推動多項戰略的實施以更好地應對那些挑戰，他們將抓住新的機會，全球經濟增長新引擎將有望帶動這些國家的發展。

樊綱（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教授）：在後疫情時代，以中國為核心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將發生怎樣的變化？

此次新冠疫情將促使各大跨國公司重新評估自己對以中國為核心的全球供應鏈體系的依賴狀況。在後疫情時代，外國供應鏈所藴含的“風險”以及供應鏈多元化將成為許多全球性公司需要正視的一個重大挑戰。這個問題不僅涉及媒體最為關注的抗疫醫療物資，還涉及幾乎所有工業領域，日益複雜且極為高效的以中國為核心的全球供應鏈體系為各大跨國公司提供了各種零部件、原料、設備等生產資料。美國的去全球化努力（主要表現在與中國脱鈎、孤立中國）就是美國政府面對這一問題所作出的反應。毫無疑問，以中國為核心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將在後疫情時代進入一個調整期。

在後疫情時代，以中國為核心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將發生怎樣的變化呢？只是把工廠搬出中國遷往別處那麼簡單嗎？不，不會那麼簡單。基於地緣政治考慮（而非經濟考慮）把生產線遷出中國是代價極為高昂的做法，這其中會涉及大量沉沒成本。對各大跨國公司來説，更為理性的做法是制定一種“中國+1”戰略，也就是在中國之外的另一個國家進行投資，當中國的供應鏈出現問題時，此前已經做好的“備份”便可以及時補位。這種“中國+1”戰略的實施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耗時多年才能完成。

在另一方面，即便不是出於對中國供應鏈過度依賴的憂慮，許多跨國公司也會因為生產成本日益上漲而把生產線遷出中國。中國製造業的工資水平正不斷提高，這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簡而言之，與10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國在低工資、勞動密集型產業裏的競爭力已經大大下降了。此次新冠疫情將加速此類產業的外遷，這些工廠將從中國遷往越南、孟加拉國、斯里蘭卡等國。以中國為核心的供應鏈體系將逐漸放棄上述低端產業，不再保留在那些領域的生產能力。

此外，對於許多跨國公司來説，在他們決定是否撤離中國時還需要考慮一個事實，那就是中國正在許多領域裏成為全球最大的市場，中國將穩步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進口國。即便受到美國政府“與中國脱鈎”的壓力，各大跨國公司還是很難忽視中國市場的重要性。

從中國方面來講，中國也會加強自身供應鏈的多元化。由於受到美國製裁措施或其他政策的影響，許多中國公司也希望能夠在某些受制於美國的技術領域與美國實現脱鈎。中國公司在這一過程中的確是非常艱難的，不過這也構成了它們加強研發、減少對外國（尤其是美國）技術依賴的動力。

我的基本看法是，以中國為核心的全球供應鏈體系在後疫情時代的確將發生變化，中國製造業將向高科技含量、資本密集型轉變，而且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製造業將應用更多本土科技創新成果。為了分享中國不斷擴大的市場，各大跨國公司將繼續留在中國。從這個角度來説，全球產業鏈將繼續以中國為中心。

前原康弘（日本證券分析師協會首席執行官）：來自日本的觀點——在後疫情時代，我們在世界各地將看到更多的政府幹預行為

人們在全球金融危機時曾頻頻使用“黑天鵝”這個説法，而現在的新冠疫情是一隻更大的“黑天鵝”，它將對世界各國造成更加嚴重的破壞。在傳統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裏，消費者尋求商品效用的最大化，而商家尋求利潤的最大化；那隻看不見的手能夠高效地配置資源；當市場失靈時，政府將發揮關鍵作用。然而面對極度複雜的後疫情時代，上述傳統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將難有招架之力。為了確保社會大眾的身體健康，政府將不得不對私營經濟部門實施更加積極的干預。

在日本，政府呼籲民眾應實踐一種“新的生產生活方式”：避免在密閉空間裏停留，避免大規模人員聚集，避免密切的人際接觸。為了遏制疫情蔓延，政府要求人們改變以往的人際互動方式。

上述“新的生產生活方式”將使消費者和商家雙方的行為模式都發生改變。作為消費者，人們將不再能夠像過去那樣隨意聚餐、購物、出國旅行，這意味着消費者將很難再實現效用的最大化。而公司也需要改變以往的運營模式：會議將轉移到網絡上進行，人際接觸將減少，一些員工將居家辦公。不過這其中也會有許多問題。例如，製造業企業該如何實踐上述“新的生產生活方式”呢？一切以員工的健康為優先就意味着企業將不得不放棄利潤最大化的思維方式。

此外，在後疫情時代，人們還不得不應對經濟學裏所謂的“奈特氏不確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這個問題，即人們缺乏對可能結果的定量評估（與不確定性不同，風險是可以定量評估的）。在這種情況下，確保公共健康的社會成本是極高的，市場機制可能因此崩潰。用通俗的語言來説，看不見的恐懼感將導致那隻看不見的手無法再繼續發揮作用。

許多日本家庭都因疫情陷入了困境，日本政府給每個人發放了10萬日元收入補貼。當全社會都受到疫情影響的時候，從收入角度着手似乎是維護社會凝聚力（social cohesion）的一個大家都能夠接受的做法。因此可以説，政府的觸角已經伸向了此前曾被廣泛認為屬於私人領域的一些事務。

世界經濟論壇的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指出：“這場全球公共健康危機使我們保持社會凝聚力的既有體制的不可持續性暴露無遺，人們缺乏平等的機會，這套體制缺乏廣泛的包容性”。

最後而且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新冠疫情揭示了世界各國之間的關係是多麼緊密。為了應對此類“黑天鵝”事件，為了維護全人類的健康，開展全球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把疫情政治化將給我們帶來無法承受的惡果。

不過，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國際清算銀行今年1月曾警告稱，與氣候變化有關的“黑天鵝”事件即“綠天鵝”可能會到來。這是一個大概率事件，此類事件將對人類產生更加複雜的影響，而且其影響將更具破壞性。未來，我們將不得不學會與各種“黑天鵝”打交道，此次新冠疫情不過是給我們敲響了警鐘。面對即將到來的“綠天鵝”，我們已經沒有時間再去浪費了。

西蒙·奧格斯（香港DSG亞洲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新冠疫情之後的香港，不變的是什麼？

雖然曾有諸多有案可查的麻煩纏身，後疫情時代的香港仍將是北京手中不可或缺的一條資金進出中國大陸的可控管道；對於人民幣貿易結算和吸納離岸人民幣存款來説，香港仍將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口岸；對於許多中國大陸公司來説，香港仍將是發行股票、債券以及進行股票、債券交易的重要市場。

雖然實現完全可兑換仍然遙遙無期，不過人民幣作為一種可投資性日益增強的貨幣在國際貿易和金融領域的角色將繼續獲得鞏固，這意味着香港對中國的戰略重要性也會相應繼續上升。香港具備國際一流的金融和法律體系，同時具備有專業能力、對中國內地有深入理解而且與中國內地保持廣泛聯繫的不可替代的充裕的人才資源。

北京即將推出的國安法當然會給香港的商業環境引入一些新的複雜因素，不過一切還要看這部法律的具體內容和實施細節。細節是關鍵。對於此刻的我們來説，這部法律的具體內容和實施細節還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那些關於香港的“末日預言”都是建立在非常極端的假設基礎之上的，因此此時我們只能説那些對香港未來的悲觀預測都是缺乏根據的。

關於美國宣佈將取消對香港的特殊相關待遇這件事，我認為拿捏好度對各方都有好處。過於極端的做法不僅會對普通香港人造成傷害，還會對金融穩定等美國自身利益帶來損失。我的基本觀點是，只要國安法具體內容和實施細節的各種可能性中最壞的一種不出現，只要美國把香港當作“對自身角色茫然無知的足球”（an unwitting football）加以利用去懲罰中國的做法不產生最糟糕的結果，那麼香港就會在後疫情時代裏繼續維持其優勢地位、發揮其獨特作用。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20年6月16日美國《福布斯》雜誌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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