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愚:“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反對派初選有了新變化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若愚】
7月11日、12日,香港反對派組織五區“民主35+初選”,目的在於測試反對派候選人的“民意支持率”,隨之進行內部協調,調整參加9月份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目標是贏得立法會全部70個席位中的半數以上席位、全面控制立法會,進而通過癱瘓特區政府運作來施壓,圖謀實現“五大訴求”、“真普選”等政治意圖。

7月11日,參與反對派初選的候選人在街頭拉票。圖自法新社
這是“香港國安法”頒佈實施後,香港反對派首次組織初選活動。圍繞初選活動是否違法,反對派與特區政府、建制派展開了激烈的攻防,乃至在反對派內部也出現了內訌。
雖然反對派的舉動愈加謹慎,但他們在選舉上的圖謀是堅定不移的。9月份的立法會選舉已進入前哨戰,維護特區管治權正面臨着“體制內奪權”的嚴峻挑戰。
反對派選舉策略愈發複雜且精密
香港立法會選舉區分功能組別、地區直選兩大類。地區直選全港分為5大選區,每個選區均採用名單比例代表制,以最大餘額法的黑爾數額(Hare quota)點票。也就是説,選民無論投票給政黨的哪一個候選人,最後都計入這個政黨的得票;各參選政黨根據在選區所獲得的選票比例而分享該選區的議席。
這種選舉制度,對建制派和反對派的選舉策略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香港地區直選中,反對派和建制派的得票比基本穩定在4:6,得票數相對固定。如果能夠搞好內部協調,就可以讓各個參選政黨獲得最合適的票數、實現當選人數的最大化;如果內部協調不暢,也會出現高票落選的情況。
由於當選立法會議員將帶來豐厚的收入和較大的政治影響力,因此無論是建制派還是反對派,這種內部協調都是很艱難的。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中,曾有政治人物爆料,反對派第一大黨民主黨竟然曾去廉政公署舉報反對派第二大黨公民黨貪污。“人民力量”候選人譚得志,兩次參加選舉,都有反對派候選人與他撞車、分票,導致他均以高票落選。
為加強內部協調,反對派“軍師”戴耀廷於2016年立法會選舉前推出“雷動計劃”。選前,他們通過“雷動聲吶”收集選民投票意向,據此作出候選人勝算分析。在選舉前1天,新民主同盟關永業、公民黨陳琬琛、民協何啓明等候選人紛紛宣佈棄選,呼籲其支持者轉而投票予其他反對派候選人,這就打亂了建制派的應對準備。選舉時,他們在分析掌握候選人得票情況後,指示專門預留的“策略選民”集中投向某一位或幾位最有勝算的反對派候選人。
但首次操作的“雷動計劃”,也出現了很多問題,最突出的是無法精準掌握實時投票情況,讓善於“叫慘”的候選人勝出。比如,在“超級區議員”選區為民主黨鄺俊宇告急,最終鄺俊宇卻以最高票當選,幾乎踢走黨友涂謹申;在港島選區,羅冠聰一度高喊選情危及,但卻高票當選,反而被認定為“穩定”的公民黨陳淑莊差點落選。同時,被列為“最後關頭分票”的反對派老人李卓人意外落選,連任立法會議員失敗。

“雷動計劃”在配票方面存在很多問題。圖自:香港文匯報
2016年至今,在立法會議員補選、區議會選舉等過程中,反對派多次調整選舉策略。特別是戴耀廷針對2019年區議會選舉提出“風雲計劃”,整合反對勢力,通過“配票策略”,取得更多的議席。
這次選舉建制派與反對派的得票比大致為4:6,但反對派及時調控投票指向,實現了對建制派候選人的精準打擊,有的只是以區區數百票獲勝。結果反對派議席佔比從三成多躍升至八成,建制派方面連何君堯、劉國勳等立法會、區議會雙料議員,以及多個區議會主席都落敗。
為贏得2020年立法會選舉“35+”目標,戴耀廷提出了“雷動2.0計劃”,總結2019年區議會選舉的“成功經驗”,修補2016年“雷動計劃”中存在的明顯問題,進一步提高配票效率。與以往組織類似初選相比,這次初選有以下明顯特徵:
一是將初選與“民主公投”掛鈎。
以往反對派的初選,一般是通過內部協調的方式進行。2018年立法會補選時,反對派公開組織初選,但參與投票的人數只有2萬餘人,僅佔選民總人數的2%。此次戴耀廷拿出2天時間組織初選,目標是動員投票人數達到各區選民人數10%,形成一次規模浩大的“民主公投”。這樣就可以提高初選的認受性,為推出來的候選人塗上“民意”的光環,逼迫各反對派政黨承認初選結果,支持率低的自動退出。
7月11日晚,戴耀廷自稱已有23萬人投票,至12日晚“好大可能衝破50萬”,將超額實現44萬選民投票目標。但香港文匯報記者現場調查發現,票站實際投票人數並不多,且存在重複投票的可能性,因此數據造假的可能性較大。

反對派支持者排隊參與初選投票。圖自香港文匯報
二是運用各種資源讓初選更正規。
此次初選,由戴耀廷與17個區議會主席共同舉辦,在全港共設立250個以上投票站,其中超過160個屬區議員辦事處,約40個屬“黃店”借出的鋪面,合共超過八成。投票站運作及電子投票程序,由“香港民意研究所”的鐘庭耀負責。選民到投票站參加初選時,原本是要對照選民冊核實身份的,但考慮到違法風險,改為填寫簡單的資料,而後掃描二維碼進行投票。
三是在外國網站眾籌選舉經費。
反對派在英國著名眾籌網站“go get funding”上,由“民主動力”出面,以“團結‘民主派’,議席過半,‘光復’議會,對抗‘暴政’”為主題,發起了眾籌請願,計劃籌集350萬港元,用於舉辦選舉論壇、初選投票開支等等。為了符合選舉法規的要求,還特意設置每人捐款不得多於1000港元的限制。這樣一旦任務達成,就可以為反對派投入正式選舉“節省”鉅額經費。
四是明確下一步目標。
即在奪取立法會半數以上席位、獲得控制權之後,將癱瘓立法會的運作,否決政府提出的財政預算案等重要議案,以“攬炒”(同歸於盡)的方式,逼迫特區政府乃至中央政府在“五大訴求”、“普選”等議題上作出讓步。
雖然立法會選舉正式提名於7月18日才開始,但隨着11日、12日反對派初選的舉辦,選舉的前哨戰已經正式開打,“雷動2.0”系統也全面投入運作,這為建制派的選情增加了很大的壓力。
“香港國安法”威力初現
“香港國安法”6月30日23時正式在香港頒佈實施,其後不到2周時間舉行的這次反對派初選,受到“香港國安法”的較大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特區政府立場更加強硬。
7月8日,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發出警告,初選有可能違法。他指出,“如果發現初選牴觸本港法例和‘香港國安法’,執法部門就會調查,並根據調查情況作出進一步行動。”
隨後,香港房屋委員會發信給轄下所有議員辦事處租户,表示如發現辦事處用於與議會無關的用途,將採取規管行動;民政事務局聲明,如議員辦事處用於初選,其經費將不獲發還。、
受到壓力後,中西區區議會副主席、民主黨楊浩然,觀塘區區議員王偉麟等人宣佈,“因技術原因”不再將辦事處用於初選投票。一些支持初選的“黃店”,也宣佈為避免商場終止租約,只能取消投票安排。

曾國衞警告初選可能違法。視頻截圖
二是警方突擊調查打亂反對派部署。
7月10日晚,香港警方對負責初選民意調查和投票系統的香港民意研究所進行了突擊檢查,一直搜查到11日凌晨3時才離開。原來,2013年警方曾委託該研究所進行民意調查,按規定應在半年內銷燬相關資料,但不久前一些警員的資料外泄,警方接報後連夜進行了搜查。
受警方調查影響,原計劃於11日9時開始的初選,為了“給投票系統重新加設密鑰”,推遲至中午12時進行。參與協調初選的前立法會議員區諾軒,刻意渲染“警方打壓初選,製造恐嚇效果”,呼籲市民積極參加投票。但部分投票站關閉、投票時間推遲的消息並未及時通知到反對派的支持者,讓不少人撲了個空,造成了短時間的混亂。

反對派支持者在街頭排隊投票。視頻截圖
三是反對派小心規避“香港國安法”。
“香港國安法”雖然不是專門針對立法會選舉出台的法律,但其中有很多內容涉及立法會選舉,如勾結外部勢力對選舉進行操控、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的即屬犯罪;一旦經法院判決犯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即喪失作為候選人蔘加立法會、區議會選舉的資格,已經當選的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即時喪失該等職務,並喪失參選或者出任上述職務的資格。
這些規定給選舉畫出了紅線,也讓反對派的舉動受到了限制。戴耀廷發表聲明稱,組織初選並非為了謀求“獨立”,且否決財政預算案是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權力,因此其舉動不會觸犯“香港國安法”。而此前報名初選的羅冠聰,則是以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證為由,逃往國外並退出了初選。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一旦出現類似2016年宣誓時展示“港獨”標語等行為,將不只是取消議員資格這麼簡單了。圖自港媒
四是反對派候選人被取消資格的可能性增大。
7月,中央駐港國安公署、香港國安委均已成立並開始運轉。至立法會選舉前的2個月時間,顯得十分關鍵。對於反對派初選經費是否有外部勢力支援、候選人是否主張“港獨”理念等,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部門將深入展開調查,一旦證實候選人在“香港國安法”之後實施了違法行為,將取消其參選資格。
對此,戴耀廷聲稱反對派候選人因觸犯“香港國安法”被取消資格的風險大增,甚至不排除有人即使資格審查“入閘”,當選後也一樣被取消。為此,他們將制定“B計劃”,一旦初選確定的重點人員退出,能夠安排其他人員填補,防止被打個措手不及。
由此可見,此次立法會選舉期間,“香港國安法”將成為左右選情的一個重要因素。可以預見,在本輪選舉期間,“港獨”不會再像以往那樣成為公開討論的議題。
建制派選舉前景堪憂
此次立法會選舉,對於未來香港政局發展尤為關鍵。特別是反對派去年底在區議會選舉中大勝,此次立法會選舉一旦實現“35+”目標,將會導致特區政府施政極為艱難,以及反對派在2022年特首選舉中贏得主動權乃至主導權,實現其“體制內奪權”的目標。
綜合對比建制派和反對派兩方面的選舉準備來看,建制派此次選舉前景堪憂,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不利因素:
一是反對派更擅長操控選舉議題。
他們必將動用媒體等資源,大肆炒作“香港國安法”對港人的影響,營造“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鼓動其鐵桿支持者出動進行投票。7月11日至12日,正是香港疫情第三次暴發時期,但其支持者依然冒着風險到街站投票,説明反對派基本盤依然較為穩固。
隨着香港社會政治氛圍的抬高,90後、00後年輕人更趨向於支持反對派,其投票的意向也更為強烈,必將進一步拉高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也很可能改變香港傳統的4:6得票比。
二是建制派內部缺少有力統籌。
相比於反對派大張旗鼓進行初選、協調參選人員,建制派協調更多在內部進行,很少公開其戰略戰術,以及類似“雷動計劃”之類的選舉策略,文宣也比不上反對派那樣可以打動年輕人。
同時,建制派內部缺少有號召力的領軍人物,不同政黨之間也存在一些矛盾衝突,與特區政府也存在一定的距離感,有時為了贏得支持對政府施政進行嚴厲批評。這充分説明建制派在自身定位和優勢挖掘方面的迷茫。

香港市民街頭抗議,批判戴耀廷。來源:東網
三是選舉管理委員會態度比較曖昧。
選舉管理委員會是香港選舉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包括制定及調整選舉規則,審查候選人資格等。但這次選舉,選管委對反對派包容度較大。
雖然早在2016年就對反對派的初選機制表示關注及跟進研究,但此次並未表態初選是否合法合規;選舉主任可以審查候選人資格,但真正因為“港獨”政治主張被取消資格的屈指可數;以及選舉時不設年長者優先通道,且放縱反對派支持者重複排隊、喧囂打鬧,導致建制派中的中老年支持者因無法長時間排隊而被迫棄選;在電子投票方面,亦沒有采取有力舉措。這些選舉中的具體政策,對反對派來説更為有利。

“選舉公平關注組”要求裁撤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馮驊。圖自:香港文匯報
當然,現在説香港反對派能“躺贏”也為時尚早。對於建制派來説,抓住未來2個月時間,打上幾個漂亮仗,有很大的機會扭轉不利局面,贏得這場關鍵之仗。
一是跟進初選對擴散疫情的影響。
從7月1日至今,香港疫情感染人數呈現直線上升態勢,特別是近一週增加100餘個確診病例。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現時是香港疫情最為嚴重的時期,情況比3月份更為嚴重。
在這種嚴峻形勢下,反對派為了一己私利,依然發動數十萬人規模的初選,自然增加了擴散疫情的風險。其中7月12日中午在青衣海悦花園商場的投票站,就有1人因不適送醫。

12日中午,青衣海悦花園商場票站,有不適者送醫。圖自:香港文匯報
建制派應抓住反對派枉顧社會公眾安全的問題,督促警方從調查核實初選是否違反“限聚令”、衞生主管部門核實初選有無發生大規模傳染等方面入手,讓組織、實施初選的反對派候選人承受相應的法律代價,並從輿論上進行深刻揭批。
建制派只要拿到因初選導致疫情快速擴散的有力證據,將對反對派的選情產生重大沖擊。
二是抓住反對派的內訌做文章。
反對派並非鐵板一塊,既有傳統反對派與激進反對派的矛盾,也有大黨與小黨的矛盾。戴耀廷策動初選,更多的是想用“民意”的外衣來推選自己中意的候選人,但這並不能讓其他反對派組織完全信服。

李國麟諷刺有關安排違背初選的原則及初心。社交媒體截圖
在這次初選前,民主黨就向戴耀廷去信,指出投票系統存在重複投票、無法核實選民身份等6大問題;衞生服務界因無法核實選民身份,該界別現任議員、參選人之一的李國麟諷刺違背初選的原則及初心,另一名參選人袁偉傑則表示“既然初選不公平,就大家自作決定”;同時,工黨、街工等的候選人被排除在初選名單之外,引發他們的不滿。
隨着選舉準備的進行,反對勢力內部反目成仇、鬥臭抹黑的戲碼還會不斷上演。“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建制派應充分利用反對派內部的矛盾,一方面揭開反對派的真實面目,另一方面也可以藉機擴大盟友、擴充力量。
三是“香港國安法”將影響選民心態。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全國港澳研究院副會長陳端洪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9月立法會選舉中的民意走向難以預判,不排除短期內,香港社會可能有逆反心理,引發一些人報復性投票,但長遠而言,“香港國安法”對社會心理和風氣會有積極作用,讓選民迴歸理性。
“法律已經告訴你哪些是犯罪的,你也知道有些參選人過去的行為,雖然法律不會追溯,但選民如果稍微理性一點,是否還會硬着支持,或者回避支持?”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認為,建制派的政治士氣會受鼓舞,反修例風波中被“勇武”牽着走的一些中間派,也會重新考慮對抗是否是出路。
隨着“香港國安法”頒佈後的首次立法會選舉日期的臨近,香港政治社會發展走上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對於建制派來説,必須強化背水一戰的決絕,投入到這場艱苦的戰鬥之中,切實阻斷反對派控制立法會的圖謀,為維護香港繁榮穩定作出貢獻。
參考資料:有理兒有面:《陰險!香港反對派的配票策略曝光!》;聯合早報:《不顧港府警告民主派舉行兩日初選 學者:泛民初選或違反“香港國安法”》;香港文匯報:《播“獨”又播毒 “攬炒初選”涉違國安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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