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曉鵬：合肥市與獨山縣的“豪賭”，為何一個狂贏一個慘敗？

【文/李曉鵬】

今年5月14號，京東上架了首款使用國產存儲芯片的內存條，技術規格達到市場主流水平，價格還低。剛一上市，堅挺了兩年多的金士頓內存條馬上就降價，比國產的便宜三塊錢。我在微博宣傳了一下，呼籲大家多花三塊錢支持國產，不然三星工廠起火、鎂光工人罷工等導致內存價格暴漲的事情總消滅不了。

生產這款國產內存芯片的廠家是合肥長鑫。國內做存儲芯片的有三家，一家是武漢的長江存儲，主要是清華紫光和國家大基金投資；一家是福建晉華，主要是福建省政府投資；還有一家就是合肥長鑫，合肥市政府投資。合肥長鑫“級別最低”，合肥市政府通過其控制的投資公司出了大頭，佔了80%的股份。

合肥長鑫

內存芯片是典型的高技術、高投入項目，頂尖的技術和天量的投資少一個都不行。經過幾十年技術和資金的殘酷競爭，德國日本等國的企業巨頭都紛紛倒下，只有韓國三星和美國鎂光等少數幾家巨型龍頭企業存活了下來。日本曾經動用國家力量支撐存儲芯片研發，又組織松下日立等巨頭企業聯合對抗來自美國韓國的競爭，也難免敗北。合肥以一個市級政府的財力，要衝到這個戰場拼殺，不能不説是一場“豪賭”。合肥長鑫從2016年開始投入，到2019年第一個DRAM存儲芯片實現量產，整個項目已經投入了至少超過500億元。合肥市一方面至少真金白銀的投入了幾十億，另一方面也為數百億的投資提供了直接或間接的融資擔保。

五年下來，級別最低、起步最晚最不被看好的合肥長鑫最先實現了技術突破和商業化量產——福建晉華因為依賴台灣和美國的技術，遭遇美國封鎖，遭到了嚴重挫折；長江存儲的投資量遠遠大於合肥長鑫，技術上穩步推進，但至今沒有真正實現商業化量產。合肥市豪賭狂贏，既為國家打破美國技術封鎖做出了巨大貢獻，也為自己新打造了一個掌握關鍵技術和核心競爭力高新技術產業。

這個故事聽起來相當激動人心。不過，與此同時，在遙遠的貴州，另外一場由地方政府主導的“豪賭”卻看起來已經面臨慘敗。獨山縣政府自八年前從沿海調過來一個縣委書記開始，瘋狂負債400億發展地方經濟，先後修建了培養人才的獨山大學城、發展高科技的香港科技園、發展旅遊業的“天下第一水司樓”及其周邊旅遊開發項目等等，每個項目都投入數億乃至數十億元，再加上一些政府企業大樓、小型旅遊項目、道路場館等大型基礎設施，總共投入400億。最後，大部分項目都出現了爛尾——大學城沒有幾家大學入駐、科技園區招不來科技企業、天下第一水司樓及其周邊旅遊開發項目資金鍊斷裂……主導這次“豪賭”的縣委書記本人也因為嚴重違紀而身陷囹圄。

這兩個熱門事件的對比，讓我們不得不去思考：地方政府到底應不應該為了發展經濟而負債花錢去“豪賭”？或者説，什麼情況該“賭”什麼情況不該“賭”？“賭”多大？賭輸了怎麼辦？等等。

大部分理智的人應該都會認可一個結論，就是地方政府負有發展本地經濟的責任，該“賭”還是要“賭”。建設基礎設施、發展產業經濟，這些都是先期大量投入、後期獲得長遠回報的事情，通過融資負債來先投入建設，再用長期回報來慢慢還債，是發展經濟的必由之路。像合肥長鑫，2016年開建，2020年才有商業化產品推出，中間五年的建設，肯定應該融資借錢來建，建好之後產品生產出來了才開始盈利還債。如果兜裏有多少錢投多少錢，一分錢不借，反而做不起來。但對地方政府的融資行為，也不能不加以限制。最直觀的一點，就是負債的總量必須得有個限度，不能超過地方財政的承受潛力。

具體的負債標準是多少，可以留給經濟學家、金融專家慢慢討論計算，比如債務總額不超過GDP的百分之多少、每年還債的錢不超過財政收入的多少，等等。從法律上、政策上設定好一條上限。獨山縣每年財政收入不到10個億，就敢負債400億搞建設，這肯定是太多了。合肥市一年財政收入1400億，負債融資小幾百億支持國產存儲芯片產業發展，不是説沒有風險，但相比獨山縣風險就小得多，在可以承受的範圍內。當然，400億是獨山縣的總債務，而投資合肥長鑫只是合肥市債務的一部分。2018年合肥市債務總額是差不多900億，相對於其GDP和財政收入來説，也還是在合理範圍內。

獨山縣為什麼能嚴重超過其財政承受能力形成400億元的債務？中央政府過去十多年來一直在大力清理地方債務，不管是財政部，還是央行、銀監會、發改委，都多次下文，給地方負債劃定風險承受的紅線，並不是説地方政府沒有限制可以隨便融資的。獨山縣的做法裏邊肯定有很多嚴重違反國家政策法規的問題，也會涉及到有關官員的經濟問題，縣委書記已經落馬，下一步還應該做更深入的徹查，把參與違規操作的主要責任人都挖出來，該怎麼處罰就怎麼處罰，這是必須要做的。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因為獨山縣的違規操作，片面否定中國地方政府積極融資支持本地產業發展的這個路徑，讓我們的地方政府跟西方國家一樣，只負責管點民生服務。如果這樣，那我們就是在自毀長城。地方政府為了發展經濟而展開的政府間競爭，是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一個極為重要的驅動力，中國經濟的一個獨特競爭力。

獨山縣的鉅額債務和龐大的爛尾項目羣，除了融資程序上有違規違法的問題，還有一個很明顯的問題，就是攤子鋪的太大。這跟一個企業瘋狂融資搞多元化發展一樣，不聚焦主業不突出核心競爭優勢，很容易就被多元化投資帶來的失敗拖垮。這種情況在商業領域簡直數不勝數，本世紀初倒下的資本大鱷德隆，還有就是最近剛被債務重組的海航，都是以大規模融資搞多元化失敗的典型。地方經濟發展其實也是一樣。獨山縣的大學城、科技城、甚至天下第一水司樓，每一個項目單獨看起來其實都還不錯，特別大學城已經進駐了好幾家地方院校。一般新建一所專科院校大概20億，引進一所大學大概10個億。400億裏邊拿出十分之一來認真建，足夠把大學城建設的不錯了。八年前，建大學城在貴州還算是很先進的理念。獨山縣距離貴州省會貴陽不遠，提前謀劃大學城，集中資源建設好，成功的可能性是有的。

我舉一個類似的“豪賭”大學城成功的例子，就是山西的晉中市。晉中市的位置緊靠山西省會太原，這個地方歷史上還做過山西地區的行政中心，不過那是一千年前的老黃曆了。太原發展起來以後，它就一直是個比較邊緣落後的地級市。十多年前，山西整體發展水平也比現在的貴州強不到哪裏去，説不定還差一些。那時候晉中市就很有眼光的規劃了一個大學城，目標就是把太原的高等院校吸引過來。也是借錢投入巨資建設，搶在太原市前邊建起來。太原那時候還沒有想到搞大學城，好多大學由於用地緊張，就到晉中去搞了一個分校。幾年下來，等到太原市反應過來，已經來不及了，土地供應和大學聚集程度等方面都落在了晉中後邊，省裏和中央都不給太原另外批地建大學城了，太原的大專院校要擴就只能往晉中走。晉中的大學城就成了山西的人才培養高地。獨山縣400億砸下去，遍地開花，砸出來一大堆爛尾項目，同樣如果只砸40億，集中到有先發優勢的項目上，成功的可能性反倒是更大。

之前也有報道説，新的縣委書記來了之後，一開始也是想通過傳統的招商引資來發展產業，但由於獨山縣條件太差，好的項目總是引不進來，一急之下，決定搞全面的大投資徹底改善獨山縣的經濟發展環境，一下子大學城、科技城、政府大樓、道路交通、地標建築、文旅項目全都一起上馬，這才讓局面徹底失控。產業經濟的發展還是要有耐心。獨山縣這種做法幾十年前國際理論界就有過討論，當時在發展經濟學裏邊專門有個理論叫“大投資理論”，就是有一個流派認為發展中國家基礎差，產業升級全是短板，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一次性的大投資把所有短板補齊，問題就解決了。這個理論早就被證明是徹底失敗的，全方位的短板根本不可能通過一次性的大投資全部補齊，實踐這個理論的發展中國家無一例外最後都被債務給壓垮了，並沒有發展起來。

經濟發展、產業升級的短板必須要有前期的大量投資來解決，但不可能一次性投入去補足所有短板。產業升級與基礎設施、發展環境的改善是“互動”的——修建一部分基礎設施，帶動產業升級；產業升級到一定程度，對基礎設施和發展環境提出新的要求，同時也為下一步投資創造了利潤，於是根據產業升級的需要再投資、再升級。一輪一輪的滾動發展下來，產業升級的過程才能順利進行。不一步一步來，盲目全面上馬所有方面的投資，必然造成可怕的巨大浪費。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地區的經濟要發展，全面大投資解決所有問題不行；同時，不搞大規模投資補短板、指望跟已經站到了產業鏈頂端的發達國家一樣通過“消費拉動、市場驅動”來發展，同樣也不行——這兩種極端的做法都是被歷史一再證明是錯誤的。前者是找死，後者是等死。只有在正確的方向上逐步推動產業升級和基建投資良性循環，經濟起飛才能實現。

中國有很多優秀的學者都研究過這個問題，根據中國實踐提出了許多理論，避免中國走上這兩種極端化發展的錯誤道路。目前最成功的是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什麼叫經濟結構呢，就是你的經濟體系有長處也有短板，長短結合，這是結構，不是説啥都強也不是一片沙漠啥都沒有。把結構搞清楚，知道如何揚長避短，做好自己能做的，改變這個結構當中的一部分，整個結構也會跟着發生變化，然後你再去重新認識這個變化後的新的結構，再去揚長避短或者補短，再往前走。説白了就是“摸着石頭過河”的經濟學版本。這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為世界提供的很好的理論成果。

合肥投資長鑫成功了，這只是一個表象。過去十多年，合肥總體經濟發展強勁，從2003年到2018年十五年間經濟增速位列全國所有地級以上城市第一名。這才是它最厲害的地方。中國持續幾十年的經濟高增長已經是史無前例的經濟奇蹟，國內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在打破了腦袋想要提高經濟增長率，要在中國內部競爭中取得持續十多年高增長的第一名，那絕對是地獄級難度。我在《城市戰略家》（第二卷）裏邊，把合肥的經濟增長經驗研究放到了全書第一篇的位置。寫的時候合肥長鑫還沒有量產，主要關注的是合肥家電產業和京東方為代表的面板產業。像合肥增長這麼猛的城市，它的產業升級也是一步一個台階走過來的，沒有“大投資”的跨越式升級。

合肥歷史上一直沒啥存在感，安徽的名字是安慶和徽州的結合，安慶靠長江，徽州靠近杭州和上海，沒北邊內陸的合肥什麼事兒。太平天國把安慶佔了，清朝才臨時把合肥當安徽的治所。建國以後毛澤東覺得合肥可以帶動皖北山區的發展，才把它定為了安徽的省會。但一五、二五期間也沒往那裏佈局啥重工業，受交通條件限制，主要還是放的輕工業。輕工業就是合肥的底子，從紡織到五金再到家電。改革開放以後，依託合肥第二輕工機械廠和合肥洗衣機廠，發展出來兩個知名的品牌，一個是榮事達冰箱，一個是美菱洗衣機，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時候，這兩個牌子號稱合肥家電雙雄。做家電，合肥是有底子、有根的。這個底子就是建國後幾十年的輕工業基礎，再往深了説，一是交通不便，做不了重工業適合做輕工業，二是皖北地區大量的貧困人羣，為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發展提供了很好的人力資源基礎，三是靠近南京上海，能利用這些地方的市場銷售輕工業消費品，技術引進什麼的也方便。

美菱智能工廠

就靠這三點，合肥把家電產業做起來了，雖然比不上東莞佛山順德青島這些一線輕工家電城市，也起碼是二線家電產業強市。九十年代有這個基礎，等到21世紀初，沿海一線地區勞動力成本上漲、土地價格上漲、產業升級，家電這種輕工業往內地轉移，合肥才大打家電產業牌，搞“產業鏈招商”，結合自己的家電底子，把國際國內一線的家電品牌都給找了過來，形成龐大的產業聚集，到了2014年，合肥冰箱、洗衣機、彩電、空調 “家電四大件”連續五年銷量全國第一，是全球最大的白色家電生產基地，成了不折不扣的全球家電之都。別看家電製造不算什麼高精尖產業，能聚集到這個程度，也足夠支撐合肥這種量級的地級市經濟持續多年增長位居中國前列了。現在各地都在學合肥“產業鏈招商”的思路，但也不是不論什麼產業沿着產業鏈就能招商的，本地有基礎有優勢的才行，起碼要知道合肥的家電產業鏈並不是憑空招來的，而是在之前幾十年輕工業的基礎上形成的，招商只是強鏈補鏈、促進聚集。一片空白想要從天而降打造一套全產業鏈，那是不行的。

發展家電產業的過程中，合肥也看準機會“賭”了兩把，一把賭輸了一把賭贏了。因為它總共就兩個家電雙雄，也就只能賭兩把，就是把這兩個品牌賣給國際國內的一流品牌，換來這些大品牌在合肥建大規模的生產基地。美菱沒有賭好，賣給了顧雛軍的科龍。顧雛軍就是個資本運作高手，並不是搞實業的，科龍的牌子就是他手裏毀掉的。他以科龍為底子進行資本運作，全國到處收購家電品牌，然後拿這些資產去股市圈錢。美菱賣給他，算是倒了血黴。榮事達賭的還可以，換來了一家國際大品牌在合肥投巨資建設家電產業園。説是賭，其實不是賭，還是用有實際價值的資源做生意，只是有風險而已。賭只是一個通俗的説法。

跟獨山縣像全面投資憑空打造一整套投資環境不一樣，合肥一是利用好自己幾十年輕工業特別是家電的底子，而且聚焦家電特別是冰箱洗衣機等白色家電，各種服務基礎設施都圍繞這個產業來投入，這才取得了比較大的成功。獨山縣論各種底子跟合肥沒法比，那就該更踏實點，有啥底子就做好啥，還是就是更專注一點，認真看好一個有基礎有優勢方向就鑽進去苦幹五年十年，總會有辦法。

後來，合肥遇到京東方要找地方建它的第六代液晶顯示屏。合肥再次“豪賭”了一把。京東方剛開始想去深圳，深圳嫌棄它的生產線不夠先進，想跟日本的夏普合作搞個更先進的，結果被夏普忽悠了，最後一氣之下聯合TCL投資搞了個華星光電。京東方被深圳氣走了，合肥這邊看準機會，願意出大價錢換來京東方到合肥建生產線。這個事情當時特別轟動，算是引領時代之先的做法，就是合肥市政府以旗下的國有企業出資60億認購京東方的定向增發股票，來給京東方建生產線。以前都是招商引資，提供各種土地税收優惠，這次是政府直接出錢給建生產線，佔一部分股權，但實際也不圖盈利，虧了要承擔風險，賺了可以保本微利退出，看中的是京東方的發展前景和對本地產業鏈拉動能力。後來重慶也用了這種做法，今天京東方再到哪裏投生產線，願意出錢的地方政府多得很，但當時的京東方不比今日，合肥敢破釜沉舟這麼幹，還是要有魄力的。

眾所周知，這一回合肥“豪賭狂贏”，直接在家電產業之外又建起來一個新的高科技主導產業。不過這其實也不是豪賭，首先京東方是正兒八經老牌國有大型企業，肯定不是江湖騙子，背景沒問題。但更關鍵的還是合肥本身有底子、有根，六代線的液晶顯示器不算特別高端，不能用到高端智能手機上，主要用於像電視這種家電上。合肥可是全世界最大的家電生產製造基地，給京東方的六代線做配套做市場，很多東西都是現成的，很大一部分六代線產量合肥自己就能消化，對京東方的技術實力和產品市場，合肥這邊的家電專家就能看個八九不離十。甚至可以説，京東方的六代線也是家電產業鏈上的一個環節，是產業鏈招商的衍生成果。所以這個錢投進去，其實風險十分可控，外人看起來是“豪賭”，內部人看起來一點也不賭。

所以不管獨山縣，還是其他地方，要想學合肥，起碼要知道人家沒有“豪賭”，是正兒八經的可靠的產業投資。好多地方失敗就失敗在這裏，沒摸清楚門道、光看表面，以為別的地方成功真是靠“豪賭”賭出來的，沒有底子沒有優勢，硬砸錢就能砸出來一個世界級產業集羣、就能砸出來一個國家級龍頭企業。這就涉及到做生意的一個基本原則：這個錢憑什麼你能賺？能説清楚，就是企業家；説不清楚，就是賭徒——偶爾能莫名其妙的賺一筆，最後總難免輸的一敗塗地。一個地方沒底子沒優勢，硬要想出一大筆錢引進一個大企業大產業，最後認真做企業做事業的不會來，來的盡是一幫騙補貼的。就好像南陽花巨資招來一個青年汽車，號稱加水就能跑，被騙了好幾億，最後全打水漂了。

京東方集團

看過很多城市，看過很多地方的產業發展，最後還是得出這個結論：地方發展經濟跟做企業一樣，要有根。有根子、看準了方向，低端慢慢的能發展成高端，剛開始慢，後來會越跑越快；沒底子盲目求大求高，最後總難免留下一個爛攤子。獨山縣差不多就是最典型的案例了，把地方搞產業能犯的錯誤都犯了一遍，攤子鋪的大花錢又多又追求高大上還沒有底子基礎，想不作死都難。

等到合肥長鑫，已經是合肥第三次賭贏了。不過合肥其實也有賭輸的時候，這個就不怎麼為外人所知了。合肥2007年引進江蘇熔盛重工成立熔安動力和熔盛機械，打造船舶機械產業。為了保障低速柴油機的生產銷售，市委、市政府可謂是拿出了“改天換地”的魄力，由安徽省和合肥市共同牽頭出資12億元，組建航道治理公司，改造了從派河到長江的132公里的航道，增加了巢湖、裕溪口兩道船閘，使得船舶低速柴油機能夠直接從合肥運往長江，為熔安動力落户解決了出路問題。但好景不長，2013年前後，世界航運市場急轉直下，造船業陷入低谷，熔安動力、熔盛機械、江蘇熔盛重工等熔盛系企業在債務中相互擔保，深陷連環債務危機，拖欠銀行借款、逾期利息、租金等5億餘元，合肥費盡心思引進的明星企業成了“老賴”，最後只能靠拍賣土地追回欠款。這一回沒搞好，關鍵還是有點太“逆天”了，合肥的天賦就是地處皖北內陸、遠離長江，所以歷史上地位不如安慶，現在想硬砸錢改變合肥水路交通不便的條件，這種大動作沒有國家戰略支持確實有困難。而且重工業一直不是合肥的強項，脱離它輕工家電的底子靠砸錢硬上馬大重工項目，失敗風險很高。

但不管怎麼説，政府投資跟企業投資一樣，總是有風險的，肯定有不少失敗的案例。像日本的孫正義，成功投資一個阿里巴巴就足夠他當日本首富了，之前之後失敗了無數個項目都不影響他的排名。政府不能像孫正義那樣高風險的去投資，但也不能絕對的躲避風險，在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大環境裏邊，科技進步也沒有停滯，看準了外部的機會、結合好自身的優勢，負債投資未來不是賭。合肥要是每次投資都跟京東方、合肥長鑫一樣，每投必中，那才不正常。我們不會因為一個熔盛重工項目的投資失利而否定十多年來合肥市政府投資發展產業經濟的模式，也不會因為一個獨山縣的問題而否定中國地方政府積極推動本地產業發展的基本經驗。

地方政府手裏掌握的的資金資源，不僅是來自税收，其實還有很大一塊就是來自對本地空間資源的持有和經營。空間資源首先的土地，還有交通等基礎設施，這些資源該怎麼高效使用？由地方政府來統籌規劃，再交給願意付錢的企業經營使用，一般來説比單個企業分散的自由選擇更有效率。而且，這些資源長期積累必然形成巨大的財富，這部分財富拿出來融資，投資於發展產業，那是再正當不過的。這次關於獨山縣的報道里邊，最火的應該是馬前卒跑到獨山錄製的那個視頻，他還到獨山縣旁邊的一個縣去看，有個巨大的堪比鳥巢的體育場爛尾了——這種公益設施的投資，比產業投資更需要謹慎。因為這些東西砸錢容易賺錢難。不是説有錢就該搞民生，民生工程也可能會浪費錢。比較粗略的正確做法大體應該是税收用來搞行政開支和民生工程，地方政府掌握的土地等空間資源收益，則最好是用來搞融資建設，投資於基礎設施和產業發展。

不管是民生工程還是產業項目，都要尊重經濟規律、量力而行。獨山這個事兒，如果一不建那麼多形象工程政府大樓，二不鋪開了攤子搞，集中力量幹大學城也好、科技園也好，就算搞砸了，也問題不算大，是政策的決策風險，而且還有改正的機會。像成都高新區南邊麓山國際社區那裏以前規劃了一個文旅特色小鎮，花了大價錢修的歐式風情建築，建起來之後沒人去，幾乎爛尾；但後來根據情況改了規劃，改成基金小鎮，很多基金喜歡那個地方的環境，就搬進去辦公，又給盤活了。科技園如果定位太高，改低一點，換個合適的產業方向，還是有可能招商進來填滿的。大學城招不來國際一流大學，國內二流也可以想辦法，照樣培養人才。鋪開了幹，現金流斷裂，就沒有補救的餘地了。理性決策，幹好了的，要升官；政策決策有失誤，升官當然不行，但還是要給犯錯誤的機會，犯錯誤多了，説明能力有問題，該下要下；中間有經濟問題，該查就查。這是比較正確的處理辦法。但不能允許獨山這種鋪開了違規瘋狂借錢豪賭的非理性決策，賭贏了也不算功勞，賭輸了就更要嚴懲。這才是比較正確的對待地方負債搞建設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