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應對美國，與其比嗓門，不如比“內功”
★ 如果我們跟隨美國強硬派的步調，也強調意識形態，肯定會落入對方的陷阱。
★ 中美關係是當今國際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係，但一些外交問題的解決之道，卻未必在於外交。
★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國際競爭勝負的關鍵都在於各國內部。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中美關係日益嚴峻，但並不意味着美國應占據我們全部的注意力。相比於外交上的針鋒相對，以軟基建和擴大開放“練好內功”更為緊迫。在這方面，恰恰是我們的亞洲鄰居，而非美國，更值得我們借鑑學習。
應對美國挑戰宜多強調“同”
當前中美關係的特徵之一是意識形態領域的爭鬥有升温態勢，令人憂慮。美蘇冷戰時期的特徵，除了軍事上的針鋒相對，就是意識形態的較量。但敵對如美蘇，兩國間也存在不少可以合作的共同利益。在疫情肆虐的當下，中美兩個大國在這樣的全球性非傳統安全議題上無法開展合作，不能不令人警醒。
意識形態是認同政治的一部分。認同政治的範疇很廣，早期涉及種族、民族、宗教、膚色，現在又被附加了一些世俗價值觀色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再次要求歐洲國家選邊站，稱不是要他們在中美之間選擇，而是要在所謂“民主”與“暴政”之間選擇。這就是非常典型的認同政治。
認同政治的最大危害，就在於把諸多世俗的價值觀宗教化了。如果對中美的社交輿論稍加關注，不難發現認同政治在撕裂美國社會的同時，也令中美輿論場上不時出現妖魔化對方的聲音。在這方面，社交媒體尤其 “貢獻良多”。但任何一個政治體制都有民主的成分，也有集權的成分，只是程度多少的問題。中國的體制是美國攻擊的那樣嗎？美國的體制是我們想象的民主嗎？都不是。美式民主是最好的政體嗎？也不是。歷史是開放的，每個國家都可能找到最契合自身文明的政體。疫情以來的事實更是表明，什麼政體都是次要的，關鍵是能促使各國以科學的態度應對。
因此，面對美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挑戰，中國應當也可以有足夠的理性和耐心。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在這方面有足夠的歷史經驗。一段時間裏，中國在國內飽受左傾錯誤的困擾，在國際上同時反美反蘇，處境困難。但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這點，尼克松訪華、中美建交……中國最終淡化了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色彩，回到現實主義的軌道上。進入鄧小平時代，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中國融入世界市場成為可能。這段時期，中國十分重視“求同存異”理念。因為正是共同利益的存在，才使世界市場成為可能。中國由此加入世貿組織，取得新世紀以來的經濟騰飛。
圖説：中國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 圖GJ
除了在實際利益方面，中美在價值觀上也有很多“同”的一面。比如民主、人權，儘管雙方因發展階段不同導致理解上有差異，但都是重視的，也是可以坐下來談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功使8億多人脱貧，讓更多的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這也是人權。
多強調“同”的一面，“異”的存在感就沒那麼強。但現狀是，“異”的一面在互動中被格外突出，“同”被大大削弱，甚至被完全忽視。比如，現在有一種商業民族主義，為了盈利，片面迎合大眾，散佈虛假信息，誇大或者轉移事實，誤導受眾，極其有害。
進一步講，如果我們跟隨美國強硬派的步調，也強調意識形態，肯定會落入對方的陷阱，因為中國的國際話語權還不強。嗓門並不等同於話語權，聲音大、能開罵，不是話語權。中國還是要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審視中美關係，不要輕易被激怒，要認識到兩國之間並沒有輿論場上有些人宣揚的那麼大的差異。
此外，中國要主動介入和引導兩國關係走向，而非寄望於某種國際危機使美國迴歸理性。美國會迴歸理性，但若放任不管，無異於放任中美關係自由落體式下墜。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不久前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發表的署名文章表明，中美之外的中小國家雖然不願選邊，也只能視自由落體落到哪一點再作出自己的選擇。但是在安全與經濟之間，多數國家會怎麼選擇呢？
中國並不想成為兩極世界中的一極，世界的多極化有利於中國的長遠利益。歐洲、俄羅斯、印度、日本，都有條件成為多元世界中的一極，這不會完全以我們的意志和偏好為轉移。歷史表明，任何成功的國家都是朋友搞得多多的，敵人搞得少少的。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的精神在當下仍有指導意義，冷戰史藴藏着豐富的經驗與教訓。
中美之爭取決於國內治理
中美關係是當今國際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係，但一些外交問題的解決之道，卻未必在於外交。像中美俄這樣的大國，已經無須擔心別國威脅自己的生存安全。外交是內政的延伸，國際競爭勝負的關鍵都在於各國內部。所謂內憂外患，內憂在前，外患在後。外患只能通過內憂放大危害，如果沒有內憂，外患的威脅性就大大減少，反之亦然。
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長期是全球化最大的推動者和獲益者，特朗普卻借民粹主義上台，並在執政後屢屢破壞原先由美國領頭打造的全球治理體系，給自身和全世界頻頻製造麻煩，徒耗自身的軟實力。
從根本上講，這是美國內部出了嚴重的問題。美國的軍事力量依然獨步天下，但貧富分化日甚，社會不公加劇，才導致今日的虛弱。美國的確從全球化獲取了巨量財富，但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中產階層萎縮至不足50%，低收入家庭上升至30%。對國家來説，資本的逐利性導致產業外移，税收減少，公共福利不振。對民眾來説，就業機會不斷流失，競爭日益殘酷，收入卻沒有明顯增長。
由此導致的惡果在疫情期間非常明顯。一方面，掌握諸多尖端製造業核心技術的美國防疫物資短缺，不得不從別國手裏強行搶購。另一方面，民粹主義崛起撕裂了社會，阻礙了共識的形成，導致美國抗疫表現一團糟。
圖説：美國防疫物資短缺，特種兵加入做口罩行列。 圖GJ
相比美國，中國的優勢就在於有中國共產黨作為政治主體。如果沒有這樣的政治主體，就會像美國那樣政府缺位、兩黨互掐，連最緊迫的抗疫工作也難以有效開展。
但中國也面臨類似的挑戰，即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問題。中國已取得了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巨大成就，但仍和發達國家有明顯差距。誠如李克強總理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説:我們國家還有6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羣。國家東西部還很不平衡，再加上多民族國家的屬性，挑戰依然艱鉅。
如果發展問題解決好，中國的制度優勢將更加凸顯，自然會收穫更多認可，美國炒作的不少問題也轉化不成內部的挑戰。為此，中國在硬基建之外，必須更加重視“軟基建”。
學習亞洲智慧搞好“軟基建”
我認為，“軟基建”的關鍵就是要培育、壯大和鞏固中國的中產階層，這是實現中國經濟由數量擴張向質量效益轉型的必由之路。
我上世紀80年代初在北大上學時，中國的人均GDP還不到300美元。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8億多人實現了脱貧，成就斐然。但難以否認的是，我們的中產階層還很脆弱，低收入羣體也存在返貧的可能。同時，傳統的經濟增長紅利逐漸耗盡。許多地區的基建甚至比西方國家還要先進，已沒必要重複之前大規模的基建。
圖説：新加坡推行“居者有其屋”，建造大量組屋。 圖GJ
4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要堅定擴大內需。擴大內需要培育國內市場，就要把更多的人轉化為中產階層。中國的獨生子女一代已經逐漸成長為社會的中堅力量，但住房、教育、醫療等問題不解決，當前的消費主體就還很脆弱，潛力也得不到充分釋放。
“軟基建”的目標就是以社會改革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製度保障，讓更多民眾共享發展成果。“軟基建”不是單純的經濟概念，還是社會和制度概念。把更多人口帶入中產階層，培育橄欖型社會結構。有了龐大的中產階層，才能保證社會發展方向不會輕易失衡。
相比於美歐發達國家，不少亞洲國家和地區在這方面更值得學習。他們吸取了美歐近代史以來的教訓，主動推進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方面的社會建設，培養有益於社會穩定的中產階層，從而避免重蹈歐洲經歷長期社會暴力和戰爭的覆轍。比如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新加坡“居者有其屋”的公共住房政策，都用適合自己的方式做大了中產階層。
上世紀60到70年代，日本啓動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到該計劃完成時，日本已相繼超越法德等歐洲國家，成為資本主義第二大經濟體。該計劃不是沒有副作用，但是它的確改善了日本的經濟結構，實現了比較充分的就業，最重要的是打造了一個強大的中產階層，有利於日本社會長期平穩。
“軟基建”的另一重意義是激勵創新。中國經濟在發展，但創新不夠。我們的創新主要在管理、運用等商業模式上，技術上的原創還遠遠不夠。沒有原創，就只能依附型增長。華為是我們最好的IT企業，但美國一斷供，還是面臨這麼大的困境。因此，我們要從應用大國更快成為原創大國。
中央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而創新也離不開龐大的中產階層。日本成為科技強國和創新大國的過程，幾乎同步伴隨着中產階層的崛起。地狹人多的新加坡能實現經濟和科技起飛，與合理解決住房負擔也不無關係。創新需要冒險，也需要制度性保障。對於缺少冒險文化的國家來説，更需要社會有一套比較完善的福利保障體系，讓人們將為生計耗費的心力投入到創新創業中。
然而，公共福利不是資本發展本身的邏輯，而是社會改革的產物。要強調的是，經濟轉型中尤其要注意保護農民的合法權益。中國經濟騰飛至今，農民貢獻巨大。在經濟新常態階段，要通過“軟基建”更好地回饋農民，讓他們也能更多地進入中產階層。
必須打造世界級經濟平台
中國必須更加堅定地擴大開放，打造世界級的經濟平台。
黨的十八大重申了擴大開放的決心，這是中國政治領導層智慧和理性的體現。但在新常態下，中國要加強自己的國際競爭力，就必須更加重視對大灣區、長三角、海南島等開放型經濟區的打造。如果沒有幾塊大的世界級經濟平台，是不利於實現經濟轉型的。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迅速縮小。但西方在經濟平台與科學技術上的優勢依然明顯，因為西方最好的技術與人才還都留在西方。疫情後，這些生產要素是否能被吸引到中國，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西方優勢生產要素之所以無法向發展中國家流動，除了發展程度存在差異，西方嵌入式經濟平台的整合優勢是重要原因。如美國舊金山灣區和日本東京灣區，由於政策、人居、文化和開放程度等優勢，資本、技術與人才深深地嵌入和整合到這些地域。一旦離開這塊地域，這些要素就難以發揮既有的作用。
中國目前還沒有這種級別的經濟平台。像珠三角這樣的製造業中心，在今天就面臨實體產業不斷流出的挑戰。中國需要通過擴大開放，打造幾個世界級經濟平台，才能增強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戰國策》記載了相國鄒忌勸諫齊王，使齊王通過明修內政“戰勝於朝廷”的故事。新冠疫情的爆發，客觀上更加凸顯了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性。因此，中國還是要有自己的戰略定力，通過改革開放充實自己的“內功”。
人物簡介：
鄭永年 新加坡東亞研究所教授。先後獲中國北京大學法學學士、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碩士、博士學位，在美國哈佛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歷任中國北京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系助教、講師，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資深研究員，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近年來，先後出版專著數十部，在國際學術刊物發表論文數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