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淺析新冠疫情下中國與全球新結盟勢力之間的鬥爭形勢(一)
**編者按:**自黑人喬治·弗洛伊德遭遇白人警察暴力執法遇害,在美國引發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後,美國陷入自越戰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弗洛伊德事件的餘波不僅影響到美國內政,也影響到世界地緣政治。
美國民眾這次發起的抗議示威活動規模之大是自越戰結束以來首次出現,而這客觀上左右了美國大多數政治當權派的立場。因為自1972年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美國政治精英與普通民眾爆發如此大規模的衝突尚屬首次。
為此,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觀察者網特約作者羅思義撰寫三萬字長文,旨在準確分析美國此次事件的規模及其對中國地緣政治的影響。
為説明美國應對疫情不力陷入危機對國際地緣政治格局的影響,本系列將主要圍繞三個部分進行論述:
1. 美國政治危機的短期影響。
2. 中國中期經濟增速將遠快於美國所帶來的影響。
3. 美國對新危機的積極反應,以及其對全球不同地區社會力量調整的影響。
本文為系列的第一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思義】
美國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產生了一個最直接後果——徹底打亂了共和黨和民主黨領導層的計劃。他們原本打算藉助今年夏天和11月的總統競選造勢攻擊中國,從而在國際社會上抹黑中國。這項計劃是在香港國安法出台後就立即啓動了——典型的例子是美國兩黨均支持召開一個以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美國前國務卿約翰·克里(John Kerry)、亂港頭目黃之鋒的支持者為主的國際會議的決定。而在此之前,共和黨和民主黨均指責對方“對中國軟弱”。
美國兩黨的這項計劃,幾乎完全被種族主義警察殺害喬治·弗洛伊德所引發的席捲美國的抗議浪潮打亂。這波運動繞過了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領導,幾乎完全把美國公眾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國內問題上——香港不再是美國和國際關注的焦點。

美國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跪殺,成為美國民眾情緒爆發的導火索。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世界經濟將發生一場有利於中國的轉變
國際公眾就美國應對新冠危機的看法極為消極,但更重要的是,美國的形象在全球範圍內遭受了進一步的挫折。 由前北約秘書長安德斯·拉斯穆森領導的德國知名民調公司達利亞研究所(Dalia Research)和民主聯盟基金會(Alliance of Democracies Foundation),就全球52個國家和地區的12萬受訪者的抽樣調查聯合公佈了一項全球民意調查:幾乎所有國家都認為中國應對新冠疫情的表現好於美國。當被問及評估中國和美國應對新冠疫情的表現時,幾乎所有國家都認為中國的表現要好得多。只有日本和美國自己認為美國的表現更好。
英國《衞報》對此結果進行了總結:
“在應對新冠疫情的世界輿論爭奪戰中,中國擊敗了美國……全世界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認為美國應對新冠疫情的表現良好,而超過60%的人認為中國的表現良好。這是美國在國際輿論上遭遇的最徹底的失敗之一。”
但除了眼前發生的這些事情之外,美國應對新冠疫情不力的後果也讓美國政治精英意識到,未來兩年,世界經濟將發生一場有利於中國的轉變,中國的經濟增速將遠超世界任何其他地區,與此同時美國經濟增長將幾近停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最新預測是,在未來兩年,51%的世界經濟增長將源於中國,而僅3%的世界經濟增長將源於美國。
但同樣重要的是要明白,美國對中國的短期攻勢所遭受的這些重大挫折,是美國國內和世界新結盟政治力量長期角力的產物,這將成為下一個時期的特點。這種新組合的世界社會力量意味着,美國政治機構必須同時對付兩個主要敵人——美國人民和中國。這對世界來説將會產生一個難以避免的後果。與中國相比,美國經濟增長停滯不前,但同時美國要求各國聽從於美國而非中國的經濟指令,導致美國與幾乎所有國家的人民發生經濟衝突。
出於下面將要分析的原因,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不會同意美國的這一要求,即他們對付本國民眾,以便配合美國對付中國。但是,一些發達國家的領導人將採取違背本國經濟利益的行動,並配合美國對付中國,從而使他們與本國人民發生衝突。這使得1972年尼克松訪華40年後的國際社會力量的分化組合有所不同。
本文近完成時,我津津有味地拜讀了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傅瑩的大作《新冠疫情後的中美關係》。當然,她的觀點是從中國人的角度寫的,而我的觀點是從非中國人的角度寫的,但我認為,不管從中國的角度,還是從全人類的角度來看,中國戰勝美國的挑釁都至關重要。本文的經濟分析與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新冠疫情經濟影響與對策”課題組來所做的研究,有重合的地方。由於未來幾年對中國乃至全人類都至關重要,我希望本文對這些問題的分析,有助於大家對全球形勢做出最準確的認識。
美國針對中國發動的攻勢遭受雙重挫敗
對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反華計劃遭受的短期重挫的評估很容易做出總結。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事先在簡報和推特上,公開宣揚美國在5月/6月攻擊中國的意圖。這次攻擊是以香港國安法為藉口,再配合國際輿論雙管齊下。特朗普和民主黨領導層均鼓動整個美國媒體發起針對中國的攻擊,並在國際上要求美國同盟國政府和媒體予以配合。但美國針對中國的這波攻勢卻在國內外遭受雙重挫敗:
-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沒有撤回國家安全法,明確表示企圖破壞中國香港的做法將受到法律的重罰——這一堅定的行動穩定了香港的局勢。
- 美國針對喬治·弗洛伊德遇害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使香港不再成為美國公眾關注的焦點。正如美國所計劃的,西方輿論的關注焦點仍是香港,但相對於美國的騷亂,西方媒體對香港的報道微不足道——至少90%的西方媒體和輿論關注的是美國本土事件。不提香港騷亂者獲得的支持有多少,在沒有任何重大的動員行動的情況下,至少50個國家的成千上萬的民眾走上街頭支持美國的抗議活動——包括美國的傳統盟國,如澳大利亞、比利時、巴西、英國、加拿大、丹麥、法國、德國、希臘、愛爾蘭、意大利、荷蘭、新西蘭、西班牙和瑞士。
總之,由於中國採取堅定的行動和美國民眾發起的席捲全美的大規模抗議活動,美國在戰術上遭遇重大失敗。
瞭解美國這種新結盟的社會力量至關重要。需要明白的是,喬治·弗洛伊德遇害後,美國民眾的大規模動員行動規模之大足以潛在地改變其國家政治的進程,而不僅僅是因為這種種族主義殺戮的個人行為。美國警察的種族主義殺戮在美國經常發生。因此,美國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不僅源於喬治·弗洛伊德謀殺案,而且源於美國應對疫情不力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超過12萬美國人死於疫情,以及2000多萬美國人失業。也即是説,喬治·弗洛伊德遇害事件是點燃火藥桶的導火索。
但由此引發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意味着圍繞新冠疫情的第一波國際鬥爭,已經令美國陷入自越戰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其影響之一,但絕非唯一的影響,是美國人民的這種傾訴,打亂了美國兩黨領導人近期的反華計劃。
當然,美國民眾自發而起的這一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並不是在其有意識地認識到會破壞美國對付中國的計劃的後果的情況下發生的。它的客觀影響也不取決於美國人民是否對中國有了更正確的認識——事實上,大多數美國人尚沒有,而只是美國民眾在繞開共和黨和民主黨領導層的情況下就自己的優先事項做出的正確表達——本質上他們採取行動是根據“我們對有關中國的討論不感興趣,這根本不是我們最關心的,我們的敵人不在中國,而是在美國。”這一宗旨。
用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説,就是美國民眾認為“敵在內部”——他們對美國的局勢感到憤怒,他們不想聲稱“敵在中國”。美國傳奇偶像穆罕默德·阿里關於越南戰爭有一句名言:“我和越共沒有任何爭吵”。他稱:“他們沒管我叫黑鬼,沒對我動過私刑,沒有放狗來咬我,也從未槍殺你們的領導人。”簡言之:“我的敵人在美國,別告訴我它在越南”。在喬治·弗洛伊德遇害引發的示威活動中,美國民眾實際上是在優先就美國對中國的進攻企圖做出回應:“別告訴我,我的敵人是中國,我的敵人在美國境內。”
從滑板小子到韓流粉絲,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政治動員
中國有必要準確瞭解美國支持這些抗議活動的規模到底有多大,以及美國內對特朗普應對這一形勢的反對聲浪達到何種程度。民調顯示,81%的美國人認為對喬治·弗洛伊德使用武力是不正當的,只有2%的人認為這是正當的。相比以前,美國人對美國警方所採取的政策的態度幾乎完全逆轉。2014年12歲黑人少年塔米爾·賴斯被白人種族主義者槍殺後,33%的美國人表示,警察更有可能對黑人嫌疑人過度使用武力;58%的人不同意。兩年後,明尼蘇達州聖保羅附近的菲蘭多·卡斯蒂爾遭槍擊身亡,也產生了類似的結果。但是在喬治·弗洛伊德遇害後,57%的美國人開始相信美國警察更傾向於對黑人過度使用武力。
總的來説,74%的美國人稱他們支持全國各地的抗議活動。反對特朗普處理方式的人佔了絕大多數——66%的美國民眾不贊成特朗普處理抗議活動的方式,相比之下,只有32%的人贊成,多數超過2比1。
比起示威者引發的暴力事件,美國人更擔心警察的暴力行為。布魯金研究所發佈的報告指出:“當被問到‘警察對喬治·弗洛伊德的行為,還是演變成暴力的抗議活動,哪個更讓你擔心?’時,大約60%的美國人,包括54%的白人,認為警察的行為是他們更關心的問題。”該報告總結道:“底線是:現在不再是1968年了。”現在有很大一部分美國白人贊同布魯金研究所關於種族關係的報道的觀點,而種族關係曾經主要侷限於非洲裔美國人。當所有黨派和種族的美國人繼續反對暴力抗議時,只呼籲“法律和秩序”,而不承認嚴重的不平衡、不公平現象,將缺乏半個世紀前的共鳴。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國人支持特朗普總統處理種族關係的方式,以及為什麼53%的美國人認為,在他任期內,白人和黑人兩者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糟。
美國公眾輿論也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轉而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維權運動。民意調查顯示,2018年美國公眾對“黑人的命也是命”維權運動的淨反對率為5%。截至6月10日,“黑人的命也是命”維權運動獲得了28%的支持率——自這波抗議浪潮開始以來,支持率有了11%的改善。

“在過去的兩週,美國選民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比例急劇上升”
民調顯示,多達2500萬美國人蔘加了美國的抗議活動。值得注意的是,通常缺席美國政治的社會力量也參與了這場衝突,這反映了這場衝突的規模。舉幾個例子,在聖迭戈,有成千上萬的滑板運動員參加了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維權運動的大規模示威活動——關於這場活動的視頻在推特上的點擊率超過140萬次。

抖音短視頻國際版(TikTok)的用户和韓流(K-Pop)粉絲動員起來,他們預訂了數千張門票為特朗普6月20日在塔爾薩舉行的首次選舉集會製造嘲笑,從而愚弄特朗普競選團隊,讓他們相信集會會非常受歡迎,並發表誇大其詞的言論,但事實上參加集會的人卻很少。TikTok用户和K-Pop粉絲此舉,令他們在美國大出風頭。

這種通常不深入參與政治的社會力量進入鬥爭的模式,是一種非常深刻的社會動員的跡象。
其他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輿論模式。例如,在英國,一項民意調查問道:“從你最近的所見所聞來看,你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或反對英國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維權運動?” 答案是支持的為49%,反對的為22%。正如預期的那樣,黑人和少數民族的支持率是壓倒性的,前者給出67%的支持率和後者給出7%的反對率,但是白人也給出49%到23%的支持率。
反對黑人維權同時力挺港獨,“馳名雙標”還能玩多久?
因此,相比對美國騷亂的關注度,西方媒體對香港的關注微不足道。正如《紐約時報》指出的那樣:“在弗洛伊德遇害後,全國政治對話主要是圍繞警察對美國黑人的暴力行為展開激烈的辯論。” 甚至從戰術上講,美國警方針對本國人口的暴力行為比香港警方在對付暴亂者時的剋制嚴重得多,這嚴重破壞了美國譴責“香港警察過度使用暴力”的戰略企圖。例如,美國領導的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名譽主席——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將軍(General Brent Scowcroft)承認:
“當美國人走上街頭,抗議一名非裔美國人被一名白人警官殺害的驚人事件時,全球新聞頻道突出顯示了許多針對和平示威者的過度警力展示,以及對記者的現場攻擊和逮捕。美國警方激進地使用催淚瓦斯和閃光手榴彈為白宮對面的總統合影讓路,招致全球廣泛批評……
這些事件讓美國最親密的盟友感到震驚,並有可能削弱美國領導自由世界的道德權威。俄羅斯、中國和伊朗發動了一場宣傳政變,抓住機會把美國描繪成侵犯人權的人……
抗議活動標誌着民族失和。種族不公和過度警力的形象正在強化許多美國人的觀點,即美國不再是民主和人權的可靠倡導者。”
美國政治當權派擔心,即使其最親密盟友的民眾對美國的看法也嚴重惡化,而國際民意調查研究完全印證了他們的擔心。總部位於柏林的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ECFR),近日發佈了一份由數據分析公司“數據實踐”(Datapraxis)和英國民意調查機構輿觀公司(YouGov)在4月底和5月的第一週進行的一項聯合民意調查。調查對象為人口占歐盟三分之二的9個歐盟國家。民調發現,歐洲公眾對美國的看法嚴重惡化。在德國、法國、西班牙、丹麥和葡萄牙,超過60%的人表示,他們已經失去了對美國作為全球領導者的信任。幾乎每個國家的大多數人都表示,自疫情爆發以來,他們對美國的看法已經惡化。對美國的消極看法在丹麥(71%)、葡萄牙(70%)、法國(68%)、德國(65%)和西班牙(64%)最為明顯。法國有46%的人和德國有42%的人表示,他們對美國的看法在疫情期間“惡化了很多”。
還有一個事實是,最反對“黑人的命也是命”維權運動的美國政客們與香港暴亂者之間有着密切的聯繫。黎智英等反華分子及亂港頭目譴責了席捲全美的抗議美國警察種族主義與暴力執法的示威活動,而這一舉動有助於人們看清亂港分子的真面目及其所奉行的世界馳名雙標。

因此,美國民眾自發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徹底打亂了共和黨和民主黨領導人的計劃,他們原本打算把美國的政治資源來集中對付中國,但美國人民的注意力幾乎完全集中在美國內政問題上。
美國新疫端情危機的第一波鬥爭尚未結束,且如何結束尚有待觀察。但這次美國民眾大規模介入美國內政,徹底打亂了特朗普政府和民主黨領導層近期的反華計劃。
美國人民通過自己的行動正確地認識到他們的敵人在美國而非中國,以及國際公眾對美國看法的任何嚴重惡化,都是絕大多數美國統治階級無法容忍的。因此,今天,共和黨和民主黨領導層的最核心目標是必須説服美國人民,他們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大量的人死於新冠疫情、大規模失業、大部分民眾缺乏醫療保障、種族主義並非源於美國內部的力量,而是源於中國。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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