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雲：美國陷入困境，中國向何處去

【文/ 許倬雲】

這是《説美國》的最後一章，在此我想將前文所説的美國的現象，與中國的處境互相對比，作為對中國前途的警示。

起筆寫這一章的時候，恰巧有一本新書出版，乃是哈佛大學美國史教授拉波爾（Jill Lepore）所寫的《如此真理：美國的歷史》（These Truths: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這本書幾乎長達千頁，對於美國的過去有深刻的反省。從“如此真理”這四個字，可以看出其以反諷的筆法來檢討美國立國的理想和實際之間的落差。該書思想深刻，文筆流暢，使人欣賞其文采，但也令人心情沉重。

這本書一開始就説到美國立國：二百五十萬歐洲白人，進入了這一片“新大陸”，擄掠、奴役了兩千五百萬的非洲人，幾乎逐滅了五千萬新大陸的原住民（以上人口數字，與大家理解的數字稍微有參差）。在這塊廣闊肥沃的新土地上，白人無所不用其極，奴役其他種族來開拓土地，大量開發礦產和森林資源。作者認為，這種機遇歷史上史無前例，將來也不會再有新大陸供人類揮霍。她也指出，這種機會使得白人在近代世界史上佔盡了優勢，成為世界的霸主。

電影《亂世佳人》

從該書一開頭就可以見到，白人的優越感實際是美國文化的盲點。於是她指出，美國曆史充滿了矛盾和衝突：在號稱自由的土地上，奴役他人；在征服的土地上，宣告主權；在奴役他人時，宣稱自由；永遠在戰鬥，把戰鬥當作自己的歷史和使命——於是，美國曆史呈現為一個織錦的圖案，上面有信仰、有希望、有毀滅，也有繁榮，有技術的進步，也有道德的危機。

到了 18 世紀初，雖然有許多教派進入新大陸，然而真正信仰宗教的人大概只有20%。到了 18 世紀末葉，也就是美國獨立建國的時候，則已有 80% 的人經常上教堂。因此，在美國建國的理念中，對神的仰望和依靠成為新國家立國的宗旨；人類的自由與平等是神的恩賜。一個排斥其他信仰、文明系統的國家，竟自以為是在神的恩寵之下，得到特殊的地位。美國所崇奉的人間的平等和自由，雖然是神賜予人類的，但是這賜予的對象卻是經過選擇的，也就是在單一神信仰之下的“選民”，才配得到平等和自由。這也是反諷：不證自明的自由和平等，只是在“我們”自己人之間自由平等，對於外人卻是另外一回事。

從這種語氣上我們能夠理解，該書的書名“如此真理”乃是明顯的反諷。不少人相信“自由、民主、平等、人權”是適用於所有人類的“普世價值”。不久前弗朗西斯·福山宣稱，美國的制度就是市場經濟下的自由經濟，也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和民主選舉的政治體系，乃是歷史的終結。福山的意思是指，人類的演化到了一個近乎完美的狀態，從此只需時時微調而已。然而，拉波爾的這部著作，卻指陳了美國曆史中無窮無盡的衝突和矛盾、對立和分裂。

18世紀以來，這一新國家締造之後，很快因為這個新土地上幾乎無限的發展空間，取得無窮資源，進而累積巨大的資本，開啓了工業化，以機器代替人工勞動。因此，人類創造了嶄新的文化。這一迅速開展的工業文化體系，經歷一個世紀的繼長增高，將美國的地位推向巔峯。

電影《摩登時代》

在最近二三十年內，我們所見到的是機器的不斷更新，把管理機器的工人也拋出了生產線。生產能力增加的同時，沒有職業也沒有產業的人羣增加了。追求快樂，追求福祉，慢慢替代追求生產和追求財富。拉波爾這本書的結論是：國家在分裂，城鄉在分離，社會在分化，人羣在離散，到最後，“個人”陷入“粒子化”—這些現象，我在前面各章都已有敍述。

拉波爾宣稱，面臨這種對立和分裂，雖然美國在不斷嘗試、不斷創建新的理念空間，但這究竟是能夠解決問題，還是註定遭遇到了一個衝突矛盾之下的難題，終於難以避免彷徨與迷茫？她特別指出，19 世紀中葉是另一個轉變的關口，已經面臨過如此的困難，那時候是理性和信仰、真理和宣傳、黑和白、奴役和自由、移民和公民的對立——凡此種種的矛盾，終於導致了美國的內戰。內戰終結後重建的過程，其實至今沒有完成。從內戰到今天，種種民權運動都是為了要掙扎、擺脱上述幾乎已經視同“命定”的矛盾。

今天，我們也看見世界走向全球化，但是，“羣眾”擁護的僭主，卻將美國啓動的全球經濟一體化當作災害，寧可向全世界挑戰，以保持美國優越的地位。這一種現象，也正是希臘歷史上柏拉圖所指出的、幾乎難以避免的困擾：在五種政治制度之中，羣眾專政是最沒有理性的一項。這一個現象，也正是美國開國元勳之一麥迪遜在起草美國憲法時非常擔憂的情況，而今天“僭主政治”居然出現了。

“僭主政治”之外，我們也看見這幾十年來，財富越來越集中，佔總人口中 0.1% 以下的富人，卻掌握了美國一半以上的財富。實質上，富人早已統治了美國：從殖民時代開始，就已經有號稱“波士頓婆羅門”的豪門大族，掌握了財富，掌握了權力，同時也掌握了教育。中產階層雖然經過二百年來的發展，但終究無法代替前者掌握政治影響力。柏拉圖當年提出的五種政體之中，美國建國理念的設計號稱“民主政體”。實際上，美國的政治體制是富人政治為體，寡頭政體為用，加上目前羣眾擁護的僭主政體，至今美國只差還沒有出現軍人政權。從目前情況看來，柏拉圖盼望的哲人、賢能政體，在美國大概不可能出現了。

電影《林肯》

最近還有一篇刊登於《大西洋雜誌》的文章，提了嚴重的問題，即美國的民主是否正在死亡？這位作者提出，理性和情緒應該可以互補，但卻是兩個相沖突的因素。在美國的政治上，羣眾人多勢眾，卻因為判斷力不足，憑着直覺的情緒往往否定了理性，以至出現怪異現象：總統譁眾取寵、倒行逆施，卻自詡為羣眾謀福祉，為國家護霸權。這篇文章，毋寧是在呼應拉波爾同樣的擔憂：理性與情緒之間無可解決的矛盾，終於會將美國原本出自善意的立國理念、這一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實驗扭曲，陷入難解的困境。這是拉波爾引用希臘神話中俄狄浦斯左右兩難的困境，終究難免淪落於毀滅。

行文至此，我自己的心情非常沉重。六十年前，我滿懷興奮進入新大陸，盼望理解這個人類第一次以崇高理想作為立國原則的新國家，究竟是否能夠落實人類的夢想。六十年後，卻目擊史學家、社會學家正在宣告這個新的政體病入膏肓。回顧故國，自從清朝末年以來，一代又一代中國賢俊盼望找到方向，將中國改革為庶幾能與西方國家並駕齊驅的狀態。現在，西方原本最接近理性的美國政治體制，居然淪入如此困境！中國將來的途徑應是如何？我願意在檢討美國曆史之時，向台海兩岸的中國人，一抒個人的感想。

中國文化曾經有過長期演變，自先秦以下有過幾次大修改，但其根源還是在春秋戰國時代儒家、道家的基礎上，再加上印度傳來佛家的因素；而在最近，又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科技和自然哲學的影響。中國秉持的文化營養豐厚，上面所説的主客、內外因素，已經涵蓋了世界主要的文化體系。甚至於最晚起的伊斯蘭教系統，在中國的影響雖然不大，但在明朝以後也進入中國的文化系統之內。

總結一句話，中國取精用宏，最後組成至今仍在人心的文化體系：一個以“人”為中心的社會倫理觀。括而大之，由人的世界擴張到對宇宙的理解。以時間軸上想，個人接受了許多過去的積累，也許是包袱，也許是資產；向後看，由“我”開始，將我所取得的交給我的子女、後代。從社會空間、自然空間和時間軸線三個向度上，人類組織了一個“恕”的境界，一個將“心”比“心”的巨大系統。我們尊重自己，所以也尊重別人；人與自然共存，所以不能蹂躪自然。人與人、人與自然的聯繫，在中國人心目之中，不須有名有姓的神明作為保證，而是以人的理性和情感交融，構成自己心中內在的神明。這個神明是過去的歷史替我們培養而得，“人”有責任在這神明的指導之下，也就是“良知”的指導之下，以“良心”對待他人，以“良能”與自然共存。凡此，亦即根據中國人的知識論、倫理觀及宇宙觀，謹此提出一些觀察所及，讓我們從美國曆史的成敗興衰擷取教訓：學習其成功的經驗，避免其失誤的軌跡。中國正在從傳統走向現代的世界，由此警惕，或能避凶趨吉，走出一條順利通暢的路徑。

產業扶貧播撒新希望，圖自新華網

第一點，最近幾十年，台海兩岸工業化和城市化突飛猛進。尤其最近二十年左右，幾乎已經將所有的田園都轉變成為城市。在本書前面屢次談到，美國都市化現象導致社會的解體、個人粒子化以及社區之間的分裂和對立。最可怕的是在水泥叢林之中，每個人都是迷失的個人，孤獨而迷茫。

台灣曾經自豪於“無米樂”，拋荒耕地，購糧他方；大陸各地的農田一片一片地轉化為工廠和住宅，也就是農業消失的時候—天地之間不再有植物的遮蔽和水土的保持，肥沃的土壤一層一層剝落，隨風而去。其實農業與工業並非不能共存，以農產品加工的過程而論，一樣可將工業生產這一部分與農業結合，植根於土地之上，而不是剝削土地。人類應該適應自然，而不是蹂躪自然。

美國的經驗是，過去開發內陸，將河流拉直、處處築壩——今天，我們看見的新聞，大雨一來就洪水遍地。美國本來擁有世界上最大的林區，然而，最近山火整年不斷，就是因為高山融雪和森林地下蓄水，都已被截流轉移為城市的用水，以至於森林沒有足夠的水源，一到乾季，山火隨風而走，連片的林區，數十萬、數百萬的樹木化為灰燼。如此浪費水資源，使大自然蒙受嚴重傷害。美國使用機械深耕，大量使用化肥與殺蟲劑傷害土壤、剝去表土，每收穫一次，一尺到三尺深的表土隨風而去。我們擔心，五十年之內，美國內陸的大片平原將變成巨大的沙漠。中國不應該一味跟隨所謂現代化的世界，將城市作為主要的居住形態。中國人口居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不能不考慮食糧自給自足。台灣地區的可耕地面積甚小，更不應不珍惜土地資源，儘量保持適當的食糧自足率。

第二點，在中國的文化體系之內，人有生存的價值，每個人都應該有生存的機會。自己希望能夠存活，就不要剝奪其他人存活的權利。因此，人的生存權利應當有所保障，公權力必須在財富的分配上，使最窮困、最無助的弱者也有活下去的機會。誠如《禮運·大同篇》所説，幼有所養，壯有所用，老有所終，鰥寡孤獨窮困者，都可以存活—這也是近代全世界都在注意的社會福利。美國的社會福利制度，從羅斯福新政以來不斷在改變，然而至今還趕不上歐洲，尤其是北歐國家的周全。

台海兩岸，最近幾十年來財富成長了，但是窮富之間的差距巨大，窮困者生計艱難。內陸農村和邊緣地區，一般百姓生活條件嚴重不足。中國廣土眾民，如果將社會福利都集中處理統一籌辦，其實未必合適。美國經驗表明，幾十年來，社會福利已可給每一個無業者或是無收入者，提供基本生活的費用；然而，社會沒有適當的工作可以安置他們。他們仰仗社保基金補助，活得沒有尊嚴也沒有意義。北歐的制度是將這些最需要幫助的窮困人口置於社區照顧，數千人的社區就地安置窮困人口。社區可以向中央要求撥款，由社區支配照顧區內需要幫助的弱者。如此授權，可以按照個別情況直接處置。這一富有彈性的措施，即可避免美國已經出現的窘況：將近 30% 的人口想要工作沒有機會，而其他地方需要勞力卻無人填補工作缺額。

中國大陸目前的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內有若干不同級別的少數民族的自治區。每一級地區——省級、縣級及市級，都有相當的自治權，就地處置只有當地能理解、監督的問題。在如此安置之下，港、澳、台等地區都能在不同程度自治下，得到因時、因地，因應各區歷史背景、文化特色和獨特理念的治理方式。

第三點也是有關政體的問題。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之後，實質上施行的是國有資本和自由市場並行的經濟體制。中國許多的鉅富，有的是憑着自己的努力，例如阿里巴巴的馬雲。然而不可諱言，有些財產的累積，卻是經過假公濟私獲得了致富的機會。

我以為，未嘗沒有預先防堵之法。若干人民生活必需的公用事業，例如交通、能源及補助收入不足者的共有住宅建設，應當收為公有，由國家以各個層次的公權力，組織管理這些與民生有關的各種事業。公家尤其不能將土地輕易地釋放，作為私人致富的本錢。其他行業可以讓私人經營，憑本領取得合理的利潤。政府可按着利潤的比例徵收所得税，這些與民生有關的各種企業納税以後，如果還有巨大的盈餘，應當由國家設置“信託基金”投入社會福利，補充公家承擔之經費。

或者，私人企業合理利潤之外的盈餘，都應當存入這個基金。該類信託基金乃是產業所得，用於進一步發展這一產業：由公家與民間企業合組的管理機構，聘請專業人士管理支配，支援有關行業進一步發展。又例如可以設立“創業基金”，支持創業的年輕人放手施展。風險創業基金可以讓有志開創者借用本錢，在他成功後，將盈餘相當一部分歸還基金。又例如“開發基金”，用來支援開發新資源，開發過程中需要設施。以上各項，不外舉例言之而已。主要構想是開發新利基，都由公權力通盤籌劃，支援各種投資需要項目。台灣省在 1970—1990 年代，設有紡織業、信息工業等項目的發展基金，支援同業開拓事業，這種方式的行之有效即是例證。

土地或建築的價值，可以仿照孫中山先生的原意，土地的增值按值徵税，過分漲價的部分都應該歸於公有。這部分的錢累積作為公有住宅的建築，只租不賣，供應年輕人和收入不足者，使得居者有其屋。新加坡在這一方面的實行，已有相當的成效—如此措施，才能夠使得百姓享受安居樂業的福祉。這一部分收入即可儲備，用於都市更新經費。

孫中山

第四點，中國目前的政治體制，和西方標榜的民主體制頗為不同。中國人的人身自由，應該有憲法的保障。只是，管理國家應當是相當專業的工作，美國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在立國之初並沒有普及於全民；民權運動到今天，確實已經落實到每個成年人都有一票。然而，柏拉圖早就警告：羣眾政治會產生僭主的困局。無可諱言，“羣眾”並不一定理性，如何避免非理性的選票，選出來非理性的人物，這是需要考慮的問題。不但總統選舉如此，選舉各級代議員或者地方首長都會有這種“僭主現象”出現。例如美國芝加哥的市政，幾乎有五六十年一直被戴利家族獨霸。我居住的匹茲堡，也有幾個政治世家代代出市議員、州議員甚至國會議員。這種現象，都是在羣眾盲目地按慣例行事而致。“特朗普現象”也是一個明顯的個例。

美國總統大選，有所謂“選舉人會議”制度。當初設計時有兩個理由，一則因為當時不少地區與首都之間距離遙遠，各處的投票結果難以及時送到首都，遂由選舉人將各州的選票數字帶到首都開票，決定當選人。另外一個理由則是立國之初設計時，麥迪遜等人曾經考慮選舉人代表，實際上可以被選民授權，在最後投票時改變該州選擇的人選。這一考慮，即是將羣眾的選舉，委託一羣知識程度較高也得到羣眾信任的人物，代表該區選民調整各處選票的選擇。孫中山先生當年設計中華民國的民主體制時，有“國民大會”作為選舉總統的單位，他的用意可能就從麥迪遜等顧慮得到啓迪。這種間接民主的方式，在特殊情況下能匡救不足，例如兩位候選人所得票數非常接近，即可以由“選舉人代表”當場再投票決定勝負。間接投票確實也有弊端，可能有一批人長期盜用民意，以貫徹他們私人的意旨。這一個弊端和羣眾盲目投票的弊端，兩相比較，間接選舉未嘗不是補救之道。前文所説，在理性和情感之間如何做抉擇，就在如此關鍵處，在設計時預設補救的考量。

第五點，政治是處理大眾意志和處理大眾委託事務的制度。今天的社會，尤其是國家層級的複雜社會，許多政務牽涉到專業的考量。以美國製度而言，選擇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必須考慮到候選人的法學專長是否夠格。聯邦儲備委員會，也是選擇在經濟學、市場學、貨幣學各方面都有特別專長的專家，送請國會認可，請總統任命。有關國家安全的聯合參謀總部，是軍人之中最有能力、最有專門知識的人合組。

除了這三個單位以外，美國的國會議員並沒有專業要求。國會議員組成的各項專業委員會，要處理全國專業問題，往往荒腔走板。中國傳統思想體系中，法家這一家實際上就是以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的理論知識，落實於“賢能政治”。法家着重的是專家的知識，以及專家知識施行的考核。

第六點，美國的制度是總統制，而且有一定的任期，一個適任的總統，做了八年也夠累了；如果總統不適任，只忍耐一年於國於民也非常痛苦。英國的制度是內閣制，立法部門的代表中對於某一項目具有專業能力，即被首相選擇作為有關部會首長。於是，政務的執行和立法的原意可以融合無間。首相的任期沒有一定的規定，做得好可以一直做下去，做得不好隨時可以因為民意的反對，迫使國家元首英王下令，重新選舉改組內閣。這兩個制度之中，英國的制度確實是有彈性，也有效率。法國制度是英美兩制的混合，不上不下，至今法國已經五次更換“共和”國體，其內閣未曾安定。法國的政治功效，也從未獲得好評。

凡此議論，乃是野叟獻曝，以備將來參考。我年已八八，僑居海外，故國種種，我已經沒有發言的資格。只是塞馬依風，越鳥棲南，總盼望中國一天一天更好，也希望這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民族，能在世界上採取列國體制之長處，創立一個最好的綜合體制，為億萬百姓求福祉，為天下萬世開太平：建設一個大同世界的楷模——願以“過客”個人管見，結束六十年的見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