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這就是中國》第63期：中國心勝-張維為、範勇鵬
張維為：“中國心勝，很像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就像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討論，使我們擺脱教條主義束縛，開啓改革開放大潮；就像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我們擺脱發展理念緊箍咒，極大地解放生產力。
今天中國人民通過戰疫而獲得的心勝，使西方世界、西方模式、西方話語在大多數國人心中走下神壇，所以這場偉大的思想解放必將有力地推進中華民族走向世界經濟和政治舞台的中央。”
範勇鵬：“從啓蒙運動至今，西方的政治理念、政治價值觀的生命力基本已經耗盡，對今天這個世界的問題已經提不出答案，對5G，新媒體，大數據這些東西，西方的政治制度已經沒有能力來回應。
那麼我們現有的這套東西，是不是一定就能夠回應未來的挑戰呢？我想也未必。但是我們有個好處，中國人講究維新、改革，所以在改革過程中，我相信我們可以提出一種適應於未來世界的新的價值觀、新的制度。這個東西我們沒有必要糾結它是中國的還是西方的，我們在乎的是它是適用於當代這個世界的，是適用於未來的。”
6月29日，在東方衞視《這就是中國》第63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範勇鵬教授，圍繞中國心勝展開討論。觀察者網整理節目內容，以饗讀者。
張維為：
不久前習近平總書記談到我們疫情防控的成績時，他説我們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的勢頭，用三個月左右的時間，取得了武漢保衞戰、湖北保衞戰的決定性成果，對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來説，這樣的成績來之不易。無疑這是一個震撼世界的成績單，來之不易，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無數普普通通的中國人身上，展現出來的許多品質，這些品質體現了中國人所信奉的許多非常寶貴的價值。與世界範圍內各國抗疫模式相比較，我越來越認為這些價值不僅是中國的，也應該是全人類的，它們應該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人類價值。
我們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西方一些國家抗疫潰敗，極大禍害本國人民，但仍然以西方價值觀為由，指責中國抗疫模式侵犯人權，侵犯個人自由。就這個意義而言，我覺得從這次中國人戰疫過程中所體現的品格，提煉出一些對全人類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很有必要。不僅可以極大增強中國人民的價值觀自信和文化自信，也可以為人類普遍價值做出中國人的貢獻，同時形成對西方價值的壓倒優勢，形成一種價值觀上的心勝。
首先這次抗疫中，我們提出“生命至上”“人民的生命高於一切”，這就可以成為普遍價值。通過中西方抗疫模式的對比，我們才發現，原來天天高喊人權和“普世價值”的那些西方國家，居然沒有中國人人都懂的“人命關天”的理念，居然不認同“人民的生命高於一切”。我們不惜成本地搶救每一個生命，這是最感人的，也是最令我們國人感到自豪的。
疫情中，最令國人、乃至很多外國人感到震驚的是，很多西方國家，對老年人生命的漠視，以及一些國家提出的所謂“羣體免疫”的概念，有些地方要求老年公民簽署放棄治療的同意書，有些醫院根據年齡、是否有基礎性疾病等狀況打分，來決定是否進行搶救。養老院死亡人數在很多西方國家佔到死亡人數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一些國家相當長時間內，根本不統計養老院的死亡人數。所以，俄羅斯《新觀點報》4月15號發表一篇文章説：這些西方國家急速退回到真正的中世紀，這不光是指駭人聽聞的醫療救助質量的問題，還指的是倫理道德規範的問題。
中國文化敬天愛人，尊道貴德，中國傳統倫理價值觀以家庭為本位，而非西方以個人為本位，中國人重視親情，和睦、孝敬文化，淵源流長，中國人的生命觀是整體性的，每個人都有童年、青年、老年，如何對待生命、如何對待老人，就是如何對待你自己，如何對待你未來的生命。早在2000多年前，儒家經典《禮記·禮運篇》中就提出：“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用今天的白話講，就是人不只是敬愛自己的父母，不只是疼愛自己的子女，要使老年人能終其天年，中年人能為社會效力，兒童能健康成長，使失去配偶的老人、使幼年喪父的孩子、使老而無子的個人、使殘疾人都能得到供養。我們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要求“尊老愛幼”，“使所有老年人能夠老有所養、老有所依、老有所樂、老有所安”。最重要的是，老中青三代都能夠身心安頓，社會安定富裕，人人過上比較美滿幸福的生活，是古人和今人的共同理想，這也是中華文明的血脈，五千年生生不息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在這次疫情防控中，中國人的這些價值觀與西方國家的商業利益優先、社會達爾文主義、毫無人性可言的羣體免疫理念以及放棄老人救治的做法，形成鮮明對比。無數中國人切切實實地感受到，生活在這個最尊重生命的國家，是多麼幸運。對整個世界來説，還有比這更好的人權教育嗎？連生命權都不尊重的國家，居然有資格給中國上人權課，這是國際玩笑。坦率地講，中國民眾都獲得一種久違的價值優越感，使中國自信和文化自信獲得一種新的境界。這是我講的第一點
第二，抗疫中，中國人民展示出的眾志成城的團結精神，感動了無數中國人和外國人。我們再次發現，一旦國難當頭，中國人“眾志成城、共赴國難”的價值觀，早已內化在我們的血液中。我們使用最多的詞彙是“逆行者”，四萬多醫護人員第一時間奔赴疫區，召之即來，來即能戰，戰即能勝。其他國家很難做到，一是他們往往只有“一方”，沒有“八方”，二是他們一般沒有支撐中華民族團結精神的家國情懷。中國戰疫過程中，展現出來的團結精神，再次感動了國人自己，也感動了世界。
我的好朋友，英國學者馬丁·雅克説，中國人的團結，這種精神發自內心，是骨子裏的一種精神。我特別想提及，這次戰疫中，年輕人所展現出來的那種“國家有難、衝上去”的家國情懷。這次逆行的醫護人員中有近一半都是90後，他們有一句話感動了無數國人：2003年非典的時候你們保護了我們，今天輪到我們來保護你們了。整個疫情期間，我在上海，我説過很多次，今天的上海是一個比今天的紐約更現代、更發達、更普遍富裕的城市。但國家遇到劫難的時候，我們的年輕一代照樣第一時間衝上去，湧現了無數的逆行者。在一個開始普遍富裕起來的社會，年輕人還有這種眾志成城的團結精神，一種為了他人可以衝上去的精神，令人感動之至。
相比之下，在許多其他國家，特別西方國家，社會是分裂的，除了黨爭不斷之外，民眾不相信政府，個人權利至上，政府不關心人民，人人只顧自己，當然整個社會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我們也看不到西方國家之間，或者西方國家內部的團結精神，美國已經成了世界上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但是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張，各州州長抱怨採購的醫療物資被聯邦政府劫走。在馬薩諸塞州，政府負責人撥款為醫護人員提供大量個人防護設備，但就在物資即將抵達時，被聯邦政府控制了這些物資。 這樣的國家要人民團結起來共同抗疫，怎麼可能？所以中國人的團結精神，也賦予我們價值優越感。
第三，中國人展現出來責任心，中國人對家人、對他人、對社會、對國家、對世界，都有絕大多數西方人難以企及的責任感。在西方社會，不要説十幾億人，哪怕要讓一個小區的人宅在家裏或者戴上口罩，都是相當不容易的。因為個人權利至上的文化深入骨髓，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的核心概念，也就是所謂普世價值的自由觀，這次受到了嚴峻的挑戰。當疫情在中國暴發的時候，西方政府和媒體都對中國採取的“限制外出”、“封城”等管控措施橫加抨擊，認為“違反人權，侵犯個人自由”。當新冠疫情在西方蔓延，造成重大代價之後，西方政府也不得不推行類似中國的管控措施，但很多民眾繼續以“人權自由”的名義，譴責他們政府頒佈的舉措。很多民眾繼續行使個人自由的權利，自由外出，自由聚會，多少西方國家民眾搞不負責任的新冠病毒派對，走上街頭抗議禁足令等等，一些所謂的公民社會組織以人權自由的名義，抗議政府要求佩戴口罩的命令。傳説中的西方公民社會的自治能力，顯然違背了多數公眾的利益。
西方思想界雖然多數人還是固守自由主義，但也有人開始質疑過度的“自由”了。《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就説，世界上應對新冠肺炎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嚴厲社會”，一種是“鬆散社會”，嚴厲社會應對疫情的效果，大大好於鬆散社會。“只有嚴格的規則和秩序才能拯救生命”，他認為“鬆散社會”似乎有更多的自由，但應對災難的表現實在不佳，導致大眾利益受損，所以他呼籲美國，要從“寬鬆”變成“嚴厲”，要對“寬鬆”的程序設定做出巨大的修改。“越是讓我們的文化變得嚴厲，越是能夠讓人們的錢袋子變得寬鬆，我們的社會通過疫情後才會變得更加強大、更加友好。”他希望這場疫情大流行能夠“徹底改變美國的文化和美國的政治。”
確實，新冠疫情挑戰着人類的健康，同時也挑戰着人類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理念，在這場挑戰中，西方最引以自豪的自由主義，從理念到文化，到制度安排，到實踐，都受到嚴峻挑戰。
中國人崇尚自由和自律的統一，權利與責任的統一，這種重視責任的價值觀，既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延續，也是一種非常具有真正現代意義的精神，中國人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尊重生命，尊重科學，相比之下，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絕對化的西方國家，這次承受了巨大的生命損失。經過這次劫難後，我希望西方有識之士能夠反省西方文化中這種許多極端化的傾向。從中國人的視角來看，個人權利至上的文化將無法適應未來社會的挑戰。
第四點，就是這次抗疫中，命運共同體作為一種價值觀，得到了比較好的體現，某種意義上這是中國人責任價值觀在國際交往中的體現。全球蔓延的疫情，以一種突如其來、更為直觀的方式，讓人們更加真實地感受到了各國命運休慼與共，互相緊密相連。疫情是人類共同的災難，國際社會本就應該團結一致，共同應對，一起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來進行全球的合作抗疫，這才是人間正道。
但一些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不願意承擔國際責任，只想着美國優先，最近又退出世界衞生組織，自己戰疫潰敗，絲毫不反省自己的責任，而是急着甩鍋，甩鍋中國，甩鍋世衞組織，甩鍋媒體，甩鍋各州州長，這樣的治國理政水平不走衰也難。其實回頭看，如果美國能夠按照世衞組織要求去做，疫情防控不會如此之潰敗，如果能夠按照中國標準去做，就可以做得更好。病毒沒有國界，不分種族，是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國際社會只有形成合力，才能戰而勝之。
過去我們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指的是我們要有一種自覺的努力，大家一起推動建立一個人類命運共同體。但這次疫情襲來，我們突然發覺，這個“人類命運共同體”，或者説是某種“命運共同體”的感覺，已經變成一種客觀的存在，一種自在的存在。請大家注意，習近平總書記在3月12號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通電話的時候講了這麼一番話，他説：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再次表明人類是一個休慼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這樣的重大突發事件不會是最後一次，各種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問題，還會不斷地帶來新的考驗，所以國際社會應該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守望相助，攜手應對風險和挑戰，共建美好地球家園。我認為這種“命運共同體”的這種自在的存在感，可以成為我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個寶貴的基礎。從長遠歷史發展趨勢來看，各國形成某種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最終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可能是一個正確的選擇，是人間正道。
美國特朗普政府聲明要退出世衞組織
最後還想講一點，這次抗疫過程中，“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性”在中國得到充分體現。可以説中國人從“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出發，擁抱新工業革命，擁抱信息文明，某種意義上正在重新界定什麼叫現代性。5G、AI（人工智能）、基因技術，整體信息水平等等，在中國都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這是全球最大規模的宅生活、宅工作，中國人的體驗完勝所有西方國家，背後是中國這些年社會生活基礎設施的整體信息化水平領先世界，中國是世界唯一做到“一部手機、全部搞定”的國家，也是世界上產業鏈最完整的國家，和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
“以人民為中心”，源於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源於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徵，與西方許多國家把高科技技術，特別互聯網政治化的做法截然不同，“以人民為中心”，使新技術發展在中國獲得了世界最大、最廣、最深的應用市場，使人民感到巨大的獲得感，使企業獲得了無限的商機。我們從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出發，以信息文明的眼光來看待信息文明，而不是像許多西方國家那樣，以工業文明的眼光來看待信息文明，我們認為信息文明是不可阻擋的歷史大潮，我們需要順勢而為，趨利避害，在發展的過程中解決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讓工業革命最大限度地服務於人民。
世衞組織此次高度肯定中國的抗疫經驗，它認為是創造了世界抗疫的新標準，這本身也隱含了對中國價值觀的肯定，如果沒有這些價值觀，就不會有中國創造這些新的標準和新的標杆，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説，中國今天正在以某種形式重新界定現代性。大家知道現代性過去一直是西方的專利和特權，但隨着中國抗疫模式得到越來越多的國際肯定，這意味着新的現代性開始湧現。
一個21世紀的現代國家，它的政治制度，就是要具有迅速反應的能力、領導指揮的能力、綜合協調的能力、社會動員的能力，否則它的國民就無法享受真正的、完整的自由和人權。同樣，一個21世紀的現代國家，它信奉的價值觀就應該包括“人的生命高於一切”，就應該是精誠團結、自由與自律的平衡，就應該相信人類命運共同體，相信“人民為中心的現代性”等等，否則就很難被看作是一個真正意義的現代國家。
中國已經和世界融為一體，向世界介紹中國，我們不能滿足於各種分散的中國元素，如功夫、旗袍、綠茶、茉莉花等等，這些很重要，但是不能分散地去討論這些問題，我們要更注重整體的、深層次的、精神層面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東西，特別是我們崇尚的一些價值觀。
我剛才講到的這些中國抗疫過程中體現出來的中國價值觀，彌足珍貴，這些價值觀的背後都有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基因和強大的現代意義，我想對整個人類精神文明都是寶貴的貢獻。這些中國人的價值觀非常有利於我們擺脱長期以來許多西方價值觀對國人的影響，解構西方所謂的道德優越感和價值觀的優越感，形成自己道德上的一種心勝，使我們不只是平視西方價值觀，某種意義上還可以俯視西方價值觀。這不是傲慢，而是實事求是，我們發自內心認為，中國人這些價值觀比西方人崇尚的許多價值觀，更具有人性，更符合人類的整體利益，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有中國文化的基因，也屬於整個人類。
為了便於對外交流，我剛才講的這個五種價值觀，也可以用一些英文關鍵詞來提煉一下，比方説“生命至上”，可以用英文“Life”一詞來提煉，“團結精神”可以用“Unity”，“責任心”可以用“Responsibility”，“命運共同體”可以用“One human community”，“人民為中心的現代性”，則是“People-centered modernity”。
中國人的敍事應該進入理念層次，文化精神作品要文以載道，這些中國價值觀及其對人類的普遍意義，可以打動我們自己，也可以打動世界上很多人，成為中華文明對人類文明的寶貴貢獻。當然，體現這些價值的文化產品和精神產品，一定要做得有品位、有温度，有國際視野，就像《這就是中國》這個節目這樣，唯有如此才能達到比較好的效果。
我還有一種感覺，中國的這種心勝，很像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就像1978年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討論，使我們擺脱了教條主義的束縛，開啓了改革開放的大潮。就像1992年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我們擺脱了發展理念上的緊箍咒，極大地解放了中國的生產力。今天中國人民通過戰疫而獲得的心勝，使西方世界、西方模式、西方話語在大多數國人心中走下了神壇，所以這場偉大的思想解放必將有力地推進中華民族走向世界經濟和政治舞台的中央。
今天就談這些，謝謝大家。
範勇鵬：
大家好，剛才張老師講了中國心勝所依賴的價值觀，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源頭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文化，第二個源頭就是非常悠久的人本主義文化傳統，二者的結晶形成了我們的價值觀體系。
我今天舉兩個例子，跟大家講兩個字，第一個是“人”字，張老師剛才也特別強調“以人為本”。西方文明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面，是一個神本文明，以神為本，現代是一個資本社會，這裏面很有意思，你發現有神、有資，但是唯獨沒有人，包括近代歐洲啓蒙運動，人從宗教、神學的陰影裏面解放出來以後，很快又掉入資本主義火坑，始終沒有實現真正的以人為本。所以這次西方很多國家搞羣體免疫，一點都不奇怪。
何尊銘文上的中國(紅線標記)二字，圖片來自寶雞新聞網
中國的人本主義是從哪兒來的呢？我覺得它是長期歷史經驗的一個產物。歷史經驗裏邊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長期大規模定居，今天很多民族性格，崇尚平等、勤勞節儉、愛好和平、規劃未來、居安思危，家庭喜歡儲蓄，喜歡在孩子教育上投資，都與此有很大關係。
我們發現的一些重要文物，比如周成王的何尊，上面有一句銘文“宅茲中國”，就是中國歷史的一個寫照。人們在一塊土地上生生不息，世世代代在這兒生活，安土重遷的觀念強大到什麼程度呢，我們的科幻作品都要揹着地球去流浪。
這種定居文明產生了什麼特點呢，就是不同的代際之間，會產生一種空間聯繫。簡單講就是祖祖輩輩是在一塊土地上生活過的，產生了祖先崇拜。因為祖先曾經是活着的人，去世了，變成鬼神，所以人能變成鬼神，就打通了人和神的界限，這是我們產生人本主義的一個很重要的切入點。人本主義體現在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從古到今，中國人講人命關天，這是我們文化和道德的一個基本原則，也是今天抗疫中，中國和西方最大的一個區別。
從定居的傳統，還產生了一種大同觀念。比如早期，每個家、每個國，因為祭祀自己的祖先，推而廣之到別人的祖先，所以就產生了同理心、寬容心，最後就是大家熟悉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基於這種祖先崇拜，產生了“興滅繼絕”的觀念。比如周取代商之後，把堯舜禹商的後人，同樣分封。在中國實現大一統之後，看起來好像興滅繼絕沒什麼實際性意義，但是這種精神在中國文明基因裏邊一直流傳下來。比如歷史上的正統王朝，從來沒有侵略周邊小國，甚至還要幫助周邊國家平定動亂。孫中山曾在一篇演講中講道，濟弱扶傾是中華民族的天職。大家想想這四個字，濟弱扶傾其實和興滅繼絕是高度呼應的，反映的是中國人骨子裏的一種正義感。從新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今天的互利共贏，人類命運共同體，所有這些理念背後，都是非常深厚的人本主義精神。中國對全球抗疫的大力支持，也反映了這種文化。
第二個字是“公”。一位日本歷史學家，溝口雄三，他寫了一本書，開篇就説，中國的“公”字和日語裏的含義不一樣，在中文裏邊很早就產生了兩組含義，第一組是指公共性、公平性，第二組是指公共的場所、建築，後來就演變為國家、君主這些統治機關的代名詞。在日語裏邊，公字只有第二組含義。這確實是我們很獨特的一個東西，我們很早就提出“天下為公”的觀念。
西方政治從古到今，都是以私權為本的，特別是羅馬帝國解體之後，歐洲從封建制度過渡到近代資本主義，其實是從封建的私權過渡到了資產階級的法權，仍然是一種牢不可破的私權為上、“天下為私”的體系。直到今天，我們看西方法律體系，仍然是以維護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為最高原則。
歐洲國家都是到了近代，相當於明朝末期，才開始陸陸續續走出封建時代。像章太炎，他很早就發現，西方的制度是“非承封建末流弗能”，像代議制、多黨制、聯邦制、自由主義、憲政等等，去挖它的歷史根源，都是從封建貴族政治裏邊產生出來的。
在世界各文明裏邊，中國是最早走出封建時代的，所以也是最早產生公共性追求的文明。跟所有的民族一樣，我們也經歷過非常漫長的私權政治階段，像周代封建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秦的統一，開始了消除封建制度的過程，就是政治制度演變的邏輯在中國文明裏邊產生了“天下為公”的制度發展方向，此後兩千年，始終朝着這個方向發展。
新中國建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天下為公的時代。這次疫情又一次彰顯了我們天下為公的制度和文化，顯示了我們的公有制，我們的公共事業，包括心理上、精神上的公共性的力量和重要性。這次疫情給我們的一個很大的啓示就是，未來的改革和發展，顯然應該繼續向着天下為公的這個方向努力，去追求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大同夢想，去追求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謝謝大家。
圓桌討論
**主持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劉伯承將軍有一句著名名言，五行不定，輸得乾乾淨淨。我們這段時間也一直在觀察西方抗疫的狀態，是不是也屬於五行不定、不清？
**張維為：**這次美國疫情防控，從一開始，至少在兩個多月時間內，根本就沒有想打這麼一場抗疫戰爭，這是它最大的問題。可以説它輕視，也可以説它無知，反智。
這就可以用到劉伯承這句話了，沒有知己知彼。背後就我講的，太傲慢了，不光是文化傲慢，還有政治傲慢，他麼覺得中國這樣做，一定是集權專制，中國這麼落後的國家，也能做到這個水平——除武漢、湖北以外，致死率連1%都不到，那美國這麼好的醫療水平，肯定要比中國做得好，所以導致現在的結果，真的荒腔走板。
**主持人：**從西方抗疫來講，我們如果説是中國心勝的話，它們是心什麼呢？
**範勇鵬：**我覺得叫心亂比較好吧。就像劉伯承將軍這句話，從這五個方面對比了一下美國倒蠻有意思的。第一條就是任務，我們中國人特別講究做問題要提綱挈領、綱舉目張，你要知道我要解決什麼問題，美國這次的亂，就是體現在從一開始到現在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重心放在哪兒，就猶豫，是保股市還是保人命，所有的目標是衝突的，所以是腳踩西瓜皮，滑到哪裏是哪裏。第二就是我情，美國人應該對自己的醫療儲備、物資、聯邦權、州權互相之間的權力關係很清楚，所以它應該能預想到後來發生的一系列事情。
第三敵情，倒是有一個客觀情況，我們中國研究院的雜誌《東方學刊》，這期刊登了王紹光教授的一篇文章，他就講深度不確定性條件下的決策。從管理學上來講，決策有很多不同的條件，那麼這次新冠疫情絕對是深度不確定，但即使在這個情況下，中國在信息、統計、舉措上，對敵情是有一個從不確定到逐漸確定的過程，而美國就顯得非常零亂。
**主持人：**他們到底有沒有意識到價值觀的力量，其實這種隱形力量在背後起非常大的作用？
**張維為：**我覺得特別重要，心勝，實際上是金一南將軍提得比較多的一個概念。我之所以很喜歡這個概念，就是我們在跟西方話語交鋒時，我老講你一定要自信。因為西方對你進行話語攻擊的時候，它是自信的，它可能出於宗教原因，可能是意識形態原因等等。但是，我經常説，一點就破，不要害怕，可以向它亮劍。背後就是你也有信心，你有你的價值觀，我有我的價值觀，兩個價值觀都可以存在，但是如果你要把你的價值觀強加給我，我説對不起，我這個恐怕比你這個更好，經過交鋒之後才能更好的交流。
西方對你的價值觀或者整個抗疫進行攻擊的時候，它從它的價值觀出發的，怎麼可以違反人權呢？怎麼可以把人限制在家裏？為什麼要強迫人家戴口罩呢？這就是從個人主義權利絕對化的價值觀出發的，那麼你要給它解釋，你有這樣的自由但是你也有責任，這是中國人的價值觀。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好的經驗總結，因為背後是我們的偉大實踐都是有價值觀的，心勝之後，會產生真正的自信心。
英國劍橋大學政治和國際研究系高級研究員馬丁·雅克
**主持人：**西方世界是否能夠真正的認識，這次我們在抗疫中，做的那麼多事情，背後是我們真正的價值觀，這個力量它們有沒有感受到？
張維為：我自己感覺是這樣的，對中國真的有點了解的人，比方馬丁·雅克這樣的學者，他是發自內心地佩服。他在倫敦就説，哎呀，要是現在在中國就好了，但現在在倫敦，怎麼辦？不過，大部分西方人到現在為止，還是嘴硬，就是不願意承認中國的成功，背後是他們的價值觀還是放不下，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博弈的過程。我們過去講過很多次，如果你看不到中國價值觀的意義的話，最後受損失的是你自己。
**範勇鵬：**就高處不勝寒嘛，這個層次不是那麼容易上去的。比如第一層系統思維，西方人特別擅長因果思維，遇到一個問題，就去解決這個具體問題。中國人從我們老祖先《易經》開始講究系統思維，當然近代西方科學家，也提出了非常先進的系統理論，但是在實際應用裏邊，中國人更擅長。這次武漢抗疫，如果把它比喻成一場戰爭，就特別像一個圍點打援，我們共產黨在戰爭史上、革命史上常用的一個手段，其實背後就是系統思維，我不是解決這一個問題，我要有一個總體框架，把所有這個系統問題能夠解決掉，針對什麼樣的問題用什麼樣的手段。
第二就是對立統一，比如我美國人一開始就心很亂，究竟要什麼，這個也想要，那個也想要，其實有些東西放在對立統一的角度來看，不是互相矛盾的。有一個西方學者研究過西方思想的根源，他發現古希臘人有一個習慣，談什麼問題都喜歡提出兩個相對的概念，然後往兩端去推，推到極端，展開很多邏輯演繹。這對訓練思維是有好處的，但是做事情不是那樣子的。
這次，我們是要保人命，生命第一，我們也要保經濟，但如果抓到重點，把人命保住了，經濟就恢復了，所以現在我們經濟完全正常了，但美國還是陷在泥潭裏邊。
第三點就是我們的舉國體制，這一點我覺得是即使西方人明白，也很難做到，一是我們有長期的歷史傳統，再一個是我們的黨在革命和戰爭建設過程中積累的重要經驗。但是，要讓美國人打人民戰爭，好像感覺怪怪的。當然我們相信它的制度裏邊有有用的東西，能夠應對疫情。
**主持人：**張老師説了兩個字叫嘴硬，一方面可能在言語上，議題設置、輿論上，另一方面是具體行動上，前段時間白宮出了長達幾十頁的一份報告《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方針》，在這份報告當中，明確承認過去幾十年的和平演變、接觸已經失敗了，接下來要進行明確施壓，從政治、經濟、軍事等多個維度進行，以前可能是滲透式的，那現在提到桌面上來，這會給我們造成多大壓力？
**張維為：**我讀了這個所謂戰略報告，感覺今天美國好像沒有真正的一流、二流戰略人才了，至少是沒有參與到這個決策中來，可能在其它一些學界什麼的有，但是沒有融入政府決策系統。看得出來，他們沒有一個整體的戰略思考。你究竟要把中國怎麼樣？提出來在經濟、價值觀、國家安全、軍事方面跟中國遏制、抗衡，那麼如果你抗衡不住怎麼辦？它沒有這個規劃的。
**範勇鵬：**我覺得這個所謂戰略，更大程度上就是一個甩鍋藉口。我聽到了一個説法很有意思，有一些朋友説，中國政府特別像直男，有時候女朋友就是發泄發泄，未必要解決問題，但是隻要美國一發泄，中國政府就去解決問題了，但是自己也很累，問題都解決好了，有時候還不招人歡心。而美國政府就特別像渣男，平時哄你高興，各種漂亮詞説得一套一套的，但是出了問題就甩鍋。
我剛在網上看了一篇文章，講智商高的人不快樂，其中第一條原因就是智商高的人容易自省，總想我是不是哪做錯了。中國人很習慣於思考，我是不是哪錯了，我要去改進。但是，從這個戰略報告看出來，美國人遇到問題後，不去想我哪錯了，他總想你哪錯了。前段時間美國發生騷亂，總統就發一個China，他也不講具體原因，就先找一個鍋甩出去再説。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國戰略界，在過去大概十年以來，沒有產生特別有頭腦、特別有戰略能力的戰略家或者思想家，其實也反映了它整個制度、文化在走下坡路。
**主持人：**所以儘管它可能會在全方位對我們施壓，來進行所謂的遏制、制裁等等各種各樣的手段，我們當然也要嚴肅對待，但是用兩位的觀點來説，就不用那麼害怕和緊張，對吧？
**張維為：**我們過去講戰略上藐視我們的對手，戰術上重視我們的對手，現在我可以加一句，戰略上徹底藐視我們的對手。
問答環節
Q1：三位老師好，我叫徐珏，現在是一名大一的在校生。我學習的是新聞傳播專業，我有一個問題，5月24號，CNN記者向外交部部長王毅提問，有人覺得現在中國的外交越來越咄咄逼人，甚至有媒體稱其為“戰狼外交”，我想請問一下，是不是中國已經放棄了韜光養晦的原則？三位老師怎麼看中國新時期的韜光養晦。
**張維為：**我先講韜光養晦，我記得去年1月7日我們做《這就是中國》第一期，就討論這個問題，我當時打了個比方，你已經長成姚明的個子了，還想躲在潘長江後面，這是很難的。就跟現在華為5G到這個水平了，你説我沒有這個水平，我只有3G水平，沒人相信。所以你的利益已經覆蓋全世界了，你不自己來保護自己的利益，誰來保護你的利益？
至於我們外交被一些人或西方媒體描述成戰狼外交，他們當然是帶有貶義的，我覺得這個就是你心中有數就可以了，總體上中國外交現在變得更加堅定，更加自信，非常好的事情。要讓西方習慣起來，我老是説，要給他們立規矩，包括給美國人立規矩。當時外交部發言人在推特質疑美國疫情的很多問題，我們當即表示堅決支持，這是一種堅定自信的外交。上次駐英大使劉曉明講得挺好，他説什麼叫戰狼外交？因為世界上有狼啊，你要跟狼做鬥爭啊，所以對這樣的人講話要講直白一點，否則他聽不懂。
**範勇鵬：**我個人感覺，韜光養晦這句話不完整，後邊還有四個字叫“有所作為”。如果你把它作為一個整體來理解，其實今天並不存在是不是拋棄了韜光養晦這個問題。
因為韜光養晦表達了幾個核心觀念，第一當時中國領導人提出這個話，是我們要集中精力發展好自己，今天這一點顯然沒有變，我們還是要集中精力發展好自己。第二點，當時有一個背景是國際風雲突變，意識形態鬥爭很厲害，領導人的意思其實就是不參與爭論，不去參與那些麻煩，今天我們還是不去參與不必要的口舌之爭，我們是在講自己的故事，在做自己的事情，你要不要抱着冷戰思維，那是你的問題。第三，反映了中國的一個政治智慧“剋制”，國家行為、國家政策要有一種基本的剋制，這對於一個國家來講是萬古長存的，任何一個時代，你使用自己力量的時候都需要剋制，所以這個基本的精神也是沒有變。
那麼變的是什麼呢？變的就是同樣有所作為，我在不同的時期，用不同的方式來作為。我們今天叫奮發有為，就是在有為的方面更側重一些，所以用比較完整、綜合的這樣一個方式來理解，就不會提出是不是拋棄韜光養晦這樣的問題了。
Q2：我叫李東哲，是一名大二的在校生。範老師您曾經有一期節目説過，西方給自己設立了反權威人設，把政府和人民對立起來，但從不考慮這種對立和反抗之後的新秩序建立，這次疫情，很大程度上向西方和其他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展示了中國的制度優越性，那麼未來，我們是否會在國際上引領一種新的政治思想上的新秩序？如果是的話，我們又該怎麼做呢？
**範勇鵬：**西方政治思想，背後有一些潛在原則，比如對權威的警惕和懷疑。今天美國在抗疫，黑人騷亂裏邊，就能反映出它確實有很多方面在國家能力上是有缺憾的。就像張老師剛才講到的，美國在有些方面變得越來越像中世紀了，那種權力分散、虛弱無能的狀態。
至於西方的這套政治價值觀是否已經破產，我們將來能不能提供一套替代性價值觀，這個我個人是比較樂觀的。因為從啓蒙運動至今，可以看到西方的這套政治理念、政治價值觀的生命力基本已經耗盡了，對今天這個世界的問題已經提不出答案了，像5G，新媒體，大數據這些東西，西方的這套政治制度已經沒有能力來回應了。那麼我們現有的這套東西，是不是一定就能夠回應未來的挑戰呢？我想也未必。但是我們有個好處，中國人講究維新、改革，所以在改革過程中，我相信我們可以提出一種適應於未來世界的新的價值觀、新的制度。這個東西我們沒有必要糾結它是中國的還是西方的，我們在乎的是它是適用於當代這個世界的，是適用於未來的。
**張維為：**我就補充一點，要不要以中國思想來引領這個世界，我覺得至少可以從這個層面來講，就是西方的智慧肯定是不夠用了，所以我們東方要大膽提出自己的智慧。我去年在香港做過演講，後來到澳門也講這個觀點，就是提出中國理念，英國人根深蒂固的是Divide and Rule，分而治之，國內這樣，世界上也這樣的，就把你分好的、壞的、反民主的、熱愛民主的等等，後是為了控制。我説，中國理念不是這樣的，中國是Unite and Prosper，團結繁榮。我覺得類似這樣的理念，會逐步構建出來，可以形成一整套東西，經得起歷史檢驗，我們可以在任何地方、跟任何西方學者辯論都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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