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成良：“洪魔肆虐，家鄉告急”！村裏人都去哪裏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劉成良】

“洪魔肆虐，家鄉告急！”

近日，隨着南方洪水席捲湖北、江西、安徽等多個省份，不少地區出現救災人員告急的窘境。江西省九江市江洲鎮更是寫信呼籲18至60週歲之間在外父老鄉親速回抗洪，甚至有人發出感慨：1998年抗洪時也沒見村裏人手這麼緊缺啊。

洪災面前，誰來保衞家鄉？空心化的村莊究竟承載的是鄉愁，還是農民的退路？在鄉村振興戰略下，村莊發展向何處去，空心村如何實現有效治理？這些都是橫亙在轉型期中國社會中的一道難題。

不完整的村莊社會結構

對於生活在中西部大多數普通農業型地區農民而言，其在本地發展主要受制於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在人均耕地面積相對有限的背景下，依靠傳統的大田作物種植的收入遠遠難以支付家庭發展的各項支出；二是縣域經濟不發達，本地務工機會相對稀缺；三是教育、醫療等基礎公共服務難以滿足農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等。基於此，農民不得不選擇離土離鄉的發展模式。

農村勞動力大量外出對村莊帶來最直接的影響就是社會結構的不完整，這種不完整性又深刻改變了傳統鄉村社會的生活和交往模式。老人照料、子代教育等由於缺乏年輕人的參與而容易產生一系列的危機，尤其是對於那些空心化較為嚴重的地區來講，一些關於留守者自殺或犯罪等惡性事件也深深地刺痛了社會神經。

過去村莊社會的婚喪嫁娶等集體性活動主要通過鄰里互助而得以自主性完成，其中的禮俗秩序因為村莊社會結構的完整得以有效傳承。而村莊空心化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這些儀式性活動，因為缺乏有效的勞動力參與而不得不停辦、簡辦，或者通過市場化的一條龍服務來尋求支持。除此之外，村莊治理因為社會結構的不完整而面臨着治理精英匱乏、羣眾參與不足、發展乏力等問題。

由於村莊空心化程度的不同，以上問題的表現也存在差異性的特徵。基於家庭發展目標以及勞動力技能的差異，農民也會對家庭勞動力進行更有針對性的分工。比如，有的地方對於子女的教育更為重視，因此男性是外出務工的主力，婦女則承擔起照料老人、教育子女的任務，而有的地方更為注重經濟資源的獲取，因此夫妻同時外出務工的現象會比較普遍，由此帶來的留守問題則會更加突出。

高速城鎮化的另一面

長期以來，城鎮化快速擴張與村莊空心化日漸嚴重是中國城鄉關係變遷的一體兩面。如果以常住人口為標準進行統計，截止到2019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突破了60%，實現了從鄉土中國向城市中國的轉型。而在1949年建國初期，我們的城鎮化率僅有10.64%，一直到1998年，城鎮化率都在緩慢的增長，近20年來，中國的城鎮化率可以用狂飆突進來形容，這在世界城市化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奇觀。

進城是改革開放以來城鄉關係的核心主題。城市社會更多的就業機會、完善的公共服務、豐富的教育和醫療資源等構成了強大的吸引力，使得農村人口源源不斷地向城市遷徙，過去鄉村社會勞動力過密化的問題因此得到很大的紓解，進城的內涵也隨着時間的變化在不同年齡段的農民身上展現出別樣的意義。

在2000年以前，農民進城主要是為了務工，鄉村社會的發展機會較為稀缺，大量的勞動力只有在城市中才能找到合適的工作。因此，從改革開放之後，隨着社會管制的放鬆，農民漸漸走出鄉村社會到外面尋找發展機遇。

然而，儘管進城逐漸成為主流，對於第一代農民工而言，其生活的面向終究還是鄉村，打工收益取代農業收益而成為支撐家庭發展的重要資源。雖然不排除一部分羣體趁着改革紅利實現了從村莊人到城市人的身份轉型，但是大多數人在奮鬥多年後還是回到了故鄉繼續生活。也正是因此，從數據上來看，在2000年之前，城鎮化率增長幅度並不是特別大。

在2000年之後，隨着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製造業迎來了更大的發展契機。由於農村社會仍然有大量的勞動力需要轉移，人口紅利使得中國在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時有着無可替代的優勢，正是這些優勢助推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

對於2000年以後進城務工的農民而言，其生活和發展目標已經逐漸開始轉型，不同於父輩僅僅將城市作為獲取收入的重要場所，進城買房生活成為了大多數家庭的發展目標。與此同時，伴隨着國家的分税制改革以及90年代末的城鎮住房市場化改革，地方政府將經營與發展城市作為重點工作，在土地財政的助推之下，城市版圖迅速擴張。在此背景下，中國的城鎮化速度實現了快速的增長，短短二十年間就已經較為徹底地改變了以往厚重的鄉土中國底色。

農民進城的基本路徑

村莊空心化的問題其實就是中國城鄉結構發生轉型之後衍生出的階段性治理難題。從宏觀數據來看，雖然城市常住人口已經達到了60%以上，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這些人口已經徹底實現了從農民向市民身份的轉型。

基於城鄉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及農民進城的路徑來看，農民進城總體上主要呈現出漸進式的特徵，其進城軌跡大體可以分為以下三種情況：

一是通過個人奮鬥而較為徹底地實現了市民身份的轉型，例如農村大學生羣體普遍是通過讀書掌握專業知識的途徑在城市中獲得了較為體面的就業崗位，實現了身份轉型，農村在城市經商務工中的佼佼者，則是因為通過個人奮鬥的同時抓住市場機遇，因此獲得較為豐富的資本而實現了身份的轉型。

二是由於區位優勢在城市版圖面積擴張中被動實現市民身份的轉型，城中村、城郊村就是這種類型的典型代表。區位優勢使得這些地方的農民已經較早的實現了非農化生產，即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早已脱離農業，家庭生計模式深深地嵌入到城市發展軌跡中，並且一些地方，尤其是大城市的城郊農民由於徵地拆遷等政策紅利，在房價上漲的浪潮中實現了身價的快速飛躍。

三是由於在大城市進城失敗而退守到縣城生活以實現市民身份的轉型，雖然説進城可以用來概括城鄉關係的變化，但是由於城市的級別不同，其所對應的進城難度也各有不同。難度最大的莫過於北上廣等老牌一線城市，除此之外，被列為新一線城市的一些省會城市以及東部地區一些經濟發達地級市難度也很大，這些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非常完善，教育和醫療資源更加優質，高薪酬、高福利的就業崗位對於人才的吸引力也非常大。要實現這些城市的市民身份轉型，則是一系列人力資源稟賦的綜合比拼。

綜上所述，由於農民的進城路徑呈現出漸進式特徵，且城市越來越成為新生代農民的主要選擇，使得鄉村社會的空心化也呈現出了階段性的治理難題。

7月14日，江西省九江市永修縣，潰堤後的三角鄉各村（無人機照片）。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李雋輝/攝

空心村治理不能成為無奈的鄉愁

當前階段中國農村問題的核心仍然是農民問題。解決村莊空心化問題僅僅將政策目標瞄準如何讓村莊勞動力迴流、村莊不空心是遠遠不夠的。由於中國區域面積廣闊，地方發展差異極大，僅從城鄉關係來看，很難完整而準確地描繪出地方發展面貌。同樣是農村，一些地區因為產業發展集聚了較大優勢，不僅可以保持村莊社會結構的完整性，還可以吸引大量的人員前來務工。村莊空心化問題的根本還是地方經濟空間薄弱而造成的發展機遇稀缺，公共服務難以滿足農民需求的問題。

從發展趨勢來看，實現全部村莊的空心化治理顯然是不現實的。儘管國家可以通過鄉村振興戰略給村莊社會發展注入大量的資源，但是隨着人口增長的放緩以及大量人口向城市集中，一些地區的村莊空心化問題也會越來越嚴重，甚至註定會消亡。這種影響不僅侷限於鄉村，就連當前一些正在擴張的中西部縣城也有可能要面臨着收縮的命運。

因此，政府要合理定位村莊的發展方向，尤其是要認識到農民漸進式城鎮化的發展軌跡，採用審慎的公共政策來應對當前村莊發展的困局。在資源投入方面，當前並不適宜將資源無差別地投入到所有村莊的空心化治理，而且往往是欠發達地區，由於農民外出務工而造成的村莊空心化問題就越顯著，而這些地方的財政實力也更薄弱，甚至由於近年經濟增長放緩，一些地方連基層幹部的工資都發不出來。

對於空心村過多的資源投入不僅容易透支政府有限的財政資金，而且由於投入後取得的效果比較有限，更容易造成浪費等問題。因此，在鄉村振興的戰略背景下，地方政府應該保持冷靜、理性的思維，更要警惕打造不可複製的亮點工程而造成的債務危機問題。貴州省的獨山縣因為過度舉債打造亮點工程而步入發展泥潭的案例教訓就非常深刻。

在空心村的治理方面，當前階段也不適宜迅速展開大刀闊斧的集中居住改革。伴隨着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提升，農民進城的成本也越來越高。為了實現在城市中定居的發展目標，往往需要幾代人的合力才能完成，這種進城模式也被稱為接力式進城。

雖然對於年輕人來講，在家庭資源的支持下可以實現市民身份的轉換，但是受制於城市狹窄的居住空間，高昂的成活成本以及老年人對社會交往的需求，老年人更願意在生活在農村。與此同時，伴隨着產業結構調整、經濟波動等影響，年輕人如果缺乏文憑、技能等關鍵要素的支持，還容易面臨着進城失敗的風險，空心化的鄉村社會可以為這些羣體提供兜底保障作用。山東省的合村並居政策就是因為一些地方執行過於激進而引起了較大爭議。

解決村莊空心化的思路也不全部侷限於農村，並不一定要空心化的村莊實現人口迴流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鄉村產業興旺、生活富裕、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固然是好，但是所有的鄉村都實現這樣的目標並不現實。

事實上，對於相當一部分鄉村而言，美麗的鄉愁僅僅停留於想象之中。缺乏區位優勢、又沒有產業支撐、基礎公共服務還不完善，耗費了大量的項目資金又沒有實現治理績效，又該如何留下鄉愁呢？中國的城鄉關係正處於快速的轉型之中，真正降低農民進城的門檻，遏制過熱的地產投機驅動，完善基礎公共服務，通過更合理的政策設計，讓城市不僅僅是打工之地，更重要的是生活之地，也是解決村莊空心化的重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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